一
阅读《孟子》，可取两种本子。一种是宋代朱熹的《孟子集注》。一种是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两种都有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基本丛书本（《孟子集注》与《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合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也有；又，这四种是宋代以来至今通行的读本，各地都有木刻本），后一种又有世界书局的诸子集成本，定价不高，而且容易买到。《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一生心力所萃，其发挥处表示宋学的精神——宋学，指宋代的道学，也就是现代所谓哲学。朱熹是宋代的大哲学家，他注这四部儒书，实即发挥二程（程颢、程颐）与他自己对于儒家思想的认识，所以表示宋学的精神。他的训诂考证虽不免有粗疏阙略之处，还待后来好些专家给他正补；但就一般说，简单扼要，篇幅不多，便于省览。《孟子正义》是依据后汉赵岐《孟子章句》的注，逐一给它作详密的疏，所采清代顾炎武以下六十余家之说：“于赵氏之说或有所疑，不惜驳破以相规正；至诸家或申赵义，或与赵殊，或专翼孟，或杂他经，兼存备录，以待参考。”（见《孟子篇叙》篇末疏中）这是集大成的工作，一般批评都说它当得“精博”两字。但篇幅繁多，训诂考证又偏于专门，初学者未必能够消化。现在不妨把《孟子集注》作为大家案头阅读的本子，而从图书室中检出一部《孟子正义》来，供偶尔的参考；能力较强，素养较深的同学，自可兼看正义。
参考书不拟多举，只提以下四种。一是历史课内所用的本国史课本。要读《孟子》，不可不明了孟子所处的时代；关于这一点，无论何种本国史课本，多少总有述及。二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本）。这部书的第六章讲孟子思想极简要。阅读古代所谓诸子，必然牵涉思想问题，这就关系到哲学。哲学不一定微妙难知；就简单方面说，只是哲学家所抱的一种见解，“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已。所以，国文课内的阅读，也可取关于哲学的书籍来作参考。三是钱穆的《论语要略》（商务印书馆本）。这是一本研究《论语》也就是研究孔子的书；孟子自负继承孔子，他的思想与孔子关系最密切，理解《论语》当然可以帮助理解《孟子》。但所以提出这本书，尤其重要的，在它的方法。《论语》只是散乱的记述孔子的言行，这本书却从其中采辑相关的材料，分题研究；因为材料是本身的，排比在一起，其结论也就显然可知，没有穿凿附会的弊病。这种研究方法，对于《孟子》也极为合式。四是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商务印书馆本）。《孟子》一书，虽与后代的文言相差不远，但还有若干虚字，是后代文言所不常用的。这种虚字的训释，《孟子正义》收集得很齐备；恐怕一般同学无力看《正义》，所以提出这一本书。其体例与字典相似；对于每一个虚字，从实例中归纳出若干训释来，在每一个训释之下，就列举古书中的那些例句。只是各字的排列次第，与寻常字典不同；它不依各字的形体，按部首排列，而依各字的声音，按音母编次。起初使用它，不免感觉不便；但音母实在并不难辨，少加注意，渐即熟悉，若是记得注音符号注音的人，一经指点便明白了。
以上所举，除第一种外，通常认为大学适用的；拿来给高中同学参考，似乎是躐等 [1] 。但所谓某种书适宜于某种程度的读者，原是大概的说法；高中二三年的同学，距离大学的阶段已经不远，若能多努力，多用心，便是大学用书，又何尝不可参考？况且这三种书都是现代人编撰的，条理明白，文字流畅，比较参考从前人编撰的书，阅览上可以省力不少，理解上也有亲切之感。这是提出它们来的又一层理由。
二
《孟子》一书，记载孟子一家的思想言论，与《荀子》《庄子》等书同类，应当归入“子”部。《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都把它列在儒家，正是认孟子为诸子之中的一家。但是到了宋代，《孟子》一书却被选拔出身，升到了“经”部。清代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集》中有《寄题丁俭卿新获嘉祐二体石经册》七言古诗一首，题目下记道：“丁俭卿舍人凡新得宋嘉祐二体石经三百七十余纸，为《易》《书》《诗》《春秋》《礼记》《周易》《孟子》七经。《玉海》等书述汴石经，不言有《孟子》。表章亚圣，自此刻始。是足补史志之阙。”以前的石经不收《孟子》，这嘉祐石经却收了，可见把《孟子》归入经部是从宋仁宗时候开始的。而南宋陈振孙作《直斋书录解题》，把《孟子》列入经类，是目录家对孟子移易观点的开头。“经”字原指六艺（诗、书、乐、易、礼、春秋）而言（这样用得最早的，当推《礼记》中的《经解》）。六艺都是孔子以前的旧籍，孔子教人，这些就是他的教科书。他教的时候，也许加点儿选择，又或随时引申，算是他的讲义。后来人所说孔子删正六经，情形大概如此。孔子以后的儒家效法孔子，继续用六艺教人，而他家却只讲自己的思想学说，不讲旧籍，因此，六艺就似乎是儒家所专有。到汉武帝时候，罢黜百家，专尊儒术，立诗、书、礼、易、春秋于学官（或说乐经其时已亡失，或说乐本没有专书），定名为五经；于是“经”字开始含有特别高贵的意味。唐代以三礼（《仪礼》《礼记》《周礼》）三传（《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含《诗》《书》《易》为九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又把《孝经》《论语》《尔雅》加进去，为十二经。到了宋代，如前面所说，《孟子》又被加进去，便成十三经。现在用平心的看法，经部书实在就是儒家的书；孟子虽是诸子之中的一家，但如陈振孙所说：“自韩文公称‘孔子传之轲，轲死不得其传’，天下学者咸曰孔孟，孟子之书，固非荀杨以降所可同日语也。”那末被列入“经”部确是应该的。
《孟子》又是《四书》之中的一部。朱熹取《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以配《论语》《孟子》，为作章句集注，定名为四书。他在《大学章句》的开头记道：“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他的《中庸章句序》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可见他编辑四书，宗旨在供给研究道学的人一套有系统的教科书。他的意思，先读《大学》，懂了为学次第，才可以尽《论》《孟》的精微；对于《论》《孟》既能融会贯通，再读《中庸》，才可以穷道学的旨趣（现在四书次第，《中庸》在《大学》之后，乃以篇幅多少排列，并非朱熹的原意）。这套教科书，元仁宗延祐年间开始据以取士，明代清代因仍不改，凡读书的人必须诵习，势力最为广遍。因此，四书几乎成为知识分子的常识课本，无论习行方面、思想方面、言语方面，都不免与它发生关系。现在读《孟子》，这一层也是应该知道的。
《孟子》一书，汉人都以为孟子自作。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里说：“孟轲……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赵岐《孟子题辞》里说：“孟子闵悼尧舜汤文周孔之业将遂湮微……于是则慕仲尼，周流忧世，遂以儒道游于诸侯，思济斯民。由不肯枉尺直寻，时君咸谓之迂阔于事，终莫能听纳其说。……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这都说孟子如现在的教师一样，自编讲义，自订学生所作的笔记，集合起来，成为一部学术讲录。到唐代韩愈，始以为其书出于弟子之手。韩愈《答张籍书》里说：“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殁，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这是说《孟子》一书只是学生的笔记集，孟子自己并没有动笔。后人给后一说找证据，提出两点。一点是：《孟子》书中，对于孟子所见诸侯大都称谥，而诸侯之中，有可断言死在孟子之后的（如鲁平公），孟子决不能豫知他死后的谥；可证其书并非孟子自作。又一点是：《孟子》书中，对于孟子弟子大都称“子”，这是尊称，非师对弟子所宜用；可证其书并非孟子自作。对于前一点，有人解释说，书是孟子自己所作，但后来又经弟子编定；当编定的时候，于当时诸侯，就其可知的，一律加谥，以便识别。对于后一点，有人解释说，“子”是男子的通称，不一定是尊称，师对弟子也常用；在《孟子》书中，就有“子诚齐人也”“我明语子”的话，都是孟子称他的弟子可以为证。前一解释是可能的，后一解释是确凿的；但只能证明那两个证据不很坚强，并不能就此证明《孟子》书确系自作。大概自作的确据是找不到的；清代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里说：“《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也只是想象之辞——不记容貌，岂便是自作的确据？现在只能信从较古且较可靠的材料，如朱熹一样，认为“史记近是”（见《孟子集注》卷首的《孟子序说》）。但有一点可以断言的，就是：无论是孟子自作或弟子所记，其编撰工作总之出于一人之手，不像大多数的子书那样，是一派中前后许多学者的著作的结集。这从文字方面看，便可以知道。朱熹说：“《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门弟子集，则其人亦甚高。”（《朱子语类》）首尾文字一体，读过《孟子》的人都有这种感觉；若不是出于一人之手，怎能一体呢？朱熹答人疑问，又说：“熟读七篇，观其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缉所就也。”（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引）非缀缉所就，也说明出于一手的意思。还有一层，私人著作的古书，据现在所知，最早是《论语》。《论语》是记言体，极为简约。及到《孟子》《庄子》等书，便由简约的记言进而为铺排的记言，更有设寓的记言；这是战国诸子文体的初步。此后乃有不用记言体而据题抒论的，如《荀子》书中的一部分；这是战国诸子文体演进的第二步（以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引傅斯年说）。这也是文字观点上的话；要把《孟子》与其他子书比较，应先有这样的概念。
现在的《孟子》凡有七篇，是赵岐作《孟子章句》以后的本子。以前所传的《孟子》却有十一篇。赵岐《孟子题辞》里说：“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也。”后来传孟子的都依据赵本，外书四篇于是亡失。但他书中称引《孟子》的话，为七篇中所没有的，现在还可以见到。清代顾炎武《日知录》里说：“《史记》《法言》《盐铁论》等所引《孟子》，今《孟子》书无其文，岂俱所谓外篇者邪？”大概是不错的。至于七篇编排的次序，赵岐以为具有意义的。他在《孟子篇叙》里说：“孟子以为圣王之盛，唯有尧舜，尧舜之道，仁义为上；故以梁惠王问利国，对以仁义为首篇也。仁义根心，然后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之以公孙丑问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也。政莫美于反古之道，滕文公乐反古；故次以文公为世子，始有从善思礼之心也。奉礼之谓明，明莫甚于离娄；故次之以离娄之明也。明者当明其行，行莫大于孝；故次以万章问舜往于田号泣也。孝道之本，在于情性；故次以告子论情性也。情性在内，而主于心；故次以尽心也。尽己之心与天道通，道之极者也；是以终于尽心也。”这样从散乱之中看出个条理来的办法，大概模仿《易经》的《序卦》，说得通时，未尝不新奇可喜。但这完全依据主观，只是读者的一种看法，绝非作者当时编排的原意。现在不用主观的眼光，那么，《孟子》每篇中的各章以及七篇的次序，只能说是大概以类相从，从政治经济的实迹方面进到心性存养的抽象方面。《梁惠王》篇、《滕文公》篇中，大都是与当时诸侯人士的谈话；《万章》篇中，大都谈尧舜禹汤以及孔子的故事；《离娄》篇、《尽心》篇，汇集许多短章：所以说它大概以类相从。在前面的几篇中，谈政治经济的话居多，一贯的宗旨在阐明“王政”；到第六篇《告子》，却有许多章发挥对于“性”的见解，第七篇《尽心》开头一章便说尽心知性：所以说它大概以政治经济的实迹方面进到心性存养的抽象方面。而第七篇《尽心》的末了一章，说从尧舜到孔子，每“五百有余岁”而有“知”道的圣人出世；以下接说孟子自己所处的时地：“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结末说：“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叹息没有人继孔子而起，隐然以继承孔子之业为己任。这一章表明自家宗旨，与他书的“自叙”性质相近；编在末了，却不能说它没有意义。总之，《孟子》书的编排，并没有严密的逻辑的次序，所以不必按着次序一章章的读；为充分了解起见，还是颠乱了次序，把相关各章（如论“王政”的各章、阐明“民为贵”的各章）作一次读，来得有益。
三
孟子的出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得很简略，生卒也不详。后来经许多人考证，其说互有异同。大概他先事齐宣王，后见梁惠王、梁襄王，又事齐宣王；年寿很高，在八十岁以上，卒于距今二千二百三十年前后。他那时代是所谓战国之世。我国古代，从春秋到汉初，是社会组织的大改变时期。在春秋以前，社会上显分两个阶级，一是贵族，一是庶人。贵族之中又有层层阶级，都握有政治权与经济权，而且世代相袭；庶人只是贵族的奴仆，平时替贵族服种种劳役，战时便替贵族打仗拼命。这在当时人的意念中，认为当然之事，故而大家相安过去。可是到了春秋之世，贵族阶级开始崩坏了。其时诸侯上僭于天子，卿大夫上僭于诸侯，陪臣也上僭于卿大夫；贵族阶级不能各自守其阶级的制限，本身就大乱起来。同时庶人崛起而为大地主、大商人，他们有了经济上的势力，也便有政治上的势力，足以威胁贵族。这是个全新的局面，以前不曾有过。有心人遇到了，自然要精思深虑，求得一个有条理的理论，以为自己及他人应付这新局面的标准。所谓诸子书，就是这样来的；诸子都是处在新局面中的有心人。社会组织的大改变，到汉代而渐渐停止，对于由自然趋势产生出来的新制度，大家又能相安；于是诸子也就没有了。以上说明我国古代特别有“诸子争鸣”这个现象的原因。再说处在新局面中的有心人，孔子是最早的一个；他却是拥护旧制度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里说：“在一社会之旧制度日即崩坏之过程中，自然有倾向于守旧之人，目睹‘世风不古，人心日下’，遂起而为旧制度之拥护者，孔子即此等人也。不过在旧制度未摇动之时，只其为旧之一点，便足以起人尊敬之心；若其既已动摇，则拥护之者，欲得时君世主及一般人之信从，则必说出其所以拥护之之理由，与旧制度以理论上的根据。此种工作，孔子已发其端，后来儒家者流继之。”“为旧制度之拥护者”“与旧制度以理论上的根据”，这两语说明了孔子的精神，也就是儒家的精神；现在读《孟子》书，应当特别记住。孟子距离孔子一百多年，其时思想界情形，与孔子时候有所不同。在孔子时候，还没有其他有势力的学派，与孔子对抗；及到孟子时候，思想派别已极复杂。他唯恐“孔子之道不著”（《滕文公下》“外人皆称夫子好辩”章），所以对于他派的学说，尽力攻击；除他自己明说的“距杨墨”（同在前章）以外，又驳斥“为神农之言者许行”（《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崇拜公孙衍、张仪的景春（《滕文公下》“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章）、讥讽他的淳于髡（《离娄上》“男女授受不亲”章、《告子下》“先名实者为人也”章）、主张薄税自夸有水利经验的白圭（《告子下》“吾欲二十而取”章、“丹之治水也愈于禹”章）等人的主张或议论；对于法家、名家、阴阳家、兵家等，也都有反对的论调（“省刑罚”——《梁惠王上》“晋国天下莫强焉”章——抵拒法家言；“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欤？”——《告子上》“生之谓性”章——抵拒名家言；“天时不如地利”——《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章——抵拒阴阳家言；抵拒兵家言的篇章尤其多，这里不列举了）。《孟子》书几乎是一部辩论集，这是孟子所处的时代使然。而他辩论的一贯精神，只是拥护旧制度，“与旧制度以理论上的根据”。
孟子以为旧时的政治经济制度都是要得的，他把它称为“仁政”或“王政”或“王道”；而当世的各国纷争，民生困苦，全由于诸侯不能行那种“仁政”，一般“游事诸侯”发言立说的人不懂得那种“仁政”。在事实上，旧时的政治经济制度只是自然趋势的产物，不一定含有什么道理；可是，他要把它作为当世的标准，自当说出道理来。这种道理是他想象出来的，推论出来的，不尽是旧制度的本真；用现在的说法，是他个人的“心得”，而不是“客观的叙说”；他讲尧舜禅让（《万章上》“尧以天下与有诸”章），井田制度（《滕文公上》“滕文公问为国”章），以及解释故事，称引诗书，无不如此。“仁政”为什么要得？因为王者“以德行仁”（《公孙丑上》“以力假仁者霸”章），一切施为都为民众着想，顾到民众的全部利益。民众为什么这样怠慢不得？因为“民为贵”（《尽心下》“民为贵”章）。他用这些道理来解释旧制度，这些道理其实是他的新理论。在孔子并不看轻霸者，对于齐桓公与管仲，曾经深表赞美（《论语·宪问》篇）；孟子却不惜说得歪曲一点，“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梁惠王上》“齐桓晋文之事”章），而把政治分为“王”“霸”两种，贵王而贱霸。在孔子主张正名，只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篇），处什么地位的人各尽他应尽的本分；孟子却更进一步，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汤放桀”章），不尽君的本分的人简直不是君，不妨诛灭他。从他“民为贵”与“仁政”为民的观点，自不得不达到这样的结论。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论语·述而》篇），孟子师法孔子也是述而不作；其实他们并非不作，并非没有自己的新见解；只是以述为作，在称说古制，传述旧闻的当儿，就将自己的新见解参和其中而表达出来。孔子把春秋的“书法”归纳为“正名”两字；孟子把旧时的政治经济制度描写成为民的“仁政”。从他们依据旧材料之点来说，那是“述”；从他们将旧材料理论化之点来说，便是“作”了。儒家给予后代的影响，在其“述”的方面小，在其“作”的方面大；换句话说，古制与旧闻的本身，对后代并没多大影响，其影响后代极大的，乃是儒家对古制与旧闻所加的理论。自从孟子把政治分为“王”“霸”两种，直到如今，谈政治的人的心目中常常存着这种区别：无论国体是什么，政体是什么，总觉得“王道”是值得仰慕的，“霸道”是不足齿数的。可见孟子理论影响后代的大了。
“仁政”为什么必须施行？又为什么能够施行？这是孟子所必须说明的。他主张“仁政”，目的原在遏止当世的纷乱，解除民生的困苦；用现在的说法，他抱着一腔救世的热诚。若不说明这两点，怎能得到人家的信从？若不能得到人家的信从，又怎能达到他的目的？他说明这两点，把根据完全放在人的心理方面。他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社会纷乱，民生困苦，是“不忍人之心”所难堪的；所以“仁政”必须施行。这种心是人人皆有的，只要根据了这种心，发挥出来便是“不忍人之政”，便是“仁政”；所以“仁政”能够施行——非但能够施行，而且容易得很，一定办到，“可运之掌上”。他因齐宣王不忍见一条牛“觳觫而就死地”（《梁惠王上》“齐桓晋文之事”章），便断定他可以“保民而王”，意思就是如此。这可以说，他要说明他的政治见解才有他的心理见解；也可以说，他根据他的心理见解才有他的政治见解。总之，他的政治见解与心理见解是一贯的。在心理见解方面，他发挥得更为深广。因“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自然见得人性都善。从性善之说推行开来，便构成了他关于修养方面以及崇高人格的一套理论。
孟子说：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公孙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怵惕恻隐之心”就是现在所谓同情心，并无所为，而自然流露。以下接着说：
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对于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没有如对于恻隐之心那样举出例证；但他的意思，必以为这三种心也是并无所为，而自然流露，看“由是观之”一语便可推知。他说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离娄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章），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便是那“几希”的部分。所以说没有这四种心就不是人。以下接着说：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也。
这“端”字可以比作萌芽，植物有萌芽，乃是自然机能，只需营养得宜，不加摧残，自会发荣滋长；人的“四端”正与相同，像四体一样，“我固有之也”（《告子上》“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章），只须“扩而充之”，不为“自贼”，自会完成具有仁义礼智四德的崇高的人格。人人皆有“四端”，是《孟子》性善之说的根据。但事实上确有不善的人，这由于他们不能扩而充之，不把“四端”积极发展的缘故。所以他说：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同在前章）
“才”就是现在所谓本质，指人人有善性而言；一般人不能发展他们的本质，“舍则失之”，便流于恶；善与恶之间，才有倍蓰乃至计算不清的距离，因此，光是有这“四端”，而任其自然，是不行的；人要合于所以为人的道理，而不致同于禽兽，必须“尽其才”，扩充这“四端”。这是孟子对于修养的根本观点。修养到了极致，当然是崇高的人格；可是，依他的说法，“圣人与我同类者”（《告子上》“富岁子弟多赖”章）；“尧舜与人同耳”（《离娄下》“王使人夫子”章），圣人具有崇高的人格，尧舜是他心目中的标准圣人，却说得这么平常，毫不稀奇，见得圣人也不过扩充到了家，无论什么人原都可以扩充到家的。
以上所说，大部分根据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为篇幅所限，只能扼要提出；诸同学要知道得详细，可以参看原书。但读《孟子》一书，有了上述的一些概念也就够了。孟子的政治见解与心理见解是一贯的，无非从人性本善的观点出发。记住了这一层，读他的二百几十章便能左右逢源，而不至于迷离恍惝，不明白他何所为而云然。不过，刚着手读过三遍，只能知道孟子思想的大概而已，决不能说已经读通了《孟子》；往后每多读一回，必将多一分了解，多一层领会，其了解与领会的增多且将永无止境。这不但读《孟子》书如此，读古典或具有永久价值的文学作品，大都如此。因为这些东西不比数学的定理或化学的方程式，除非不懂，要懂就完全懂；这些东西是要用生活经验去对付的，生活经验愈丰富，愈能够咀嚼其中的意味。一个人的生活经验没有止境，所以一部古典或文学作品，可以终身阅读而随时有心得。《孟子》书是宋代以来势力很广遍的一部古典，几乎成为知识分子的常识课本，诸同学现在读它只是个开端，将来自当随时读它。抱着拘泥的态度读它当然流为迂腐（如相信今世必须有仁者出来王天下才行），但抱着融通的态度读它却是真实的受用（如相信人必须合于所以为人的道理）。
《孟子》七篇，据今本共三万五千二百二十六字，诸同学要以两个月的课外略读时间完全仔细读过，事实上恐怕办不到。那只好取尤其重要的来读，如与当时诸侯人士论仁政的，以及发挥性善之说的若干章。读的时候，须认定两个目标：一是知道孟子思想的大概；一是借此养成阅读虽古而并不艰深的文言的能力。知道某人的思想，当然不就是信从某人的思想；但知道得既已真切，把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印证，又觉此时此地仍还适合的时候，便不妨信从。古典之中，《孟子》的文字较易通晓，议论的发展，语调的呼应，都与现在人相近；超旷飘逸的文字如《庄子》，简奥费解的文字如《墨经》，尽可以让具有哲学兴趣的文学者与考据者去研究，一般人不一定要阅读；而如《孟子》那样的文字，却是受教育的人所必须通晓的。若还不能通晓，就可以说不懂文言，吃亏自不必说。——以上是对于两个目标的说明。
前面说过把相关的各章作一次读的话。所谓相关的各章，就是各章同属于某一个题目的意思。题目由读者的观点而定；对于《孟子》的二百几十章，可取的观点无数，所以题目也无数，各章的组合方式也无数。现在只能举一个例子来说。孟子对于修养，根本见解在扩充“四端”，其扩充的条目怎样呢？这便是一个观点，一个题目。假如择定了这个题目，至少得把以下各章排比起来读。《公孙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说明人皆有“四端”，《告子上》“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章也说明人皆有“四端”；前章以“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作结，仅说及能否扩充的后果；后章却有“弗思耳矣”与“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的话，见得那些不能扩充的人，其病在于“弗思”。能思便能扩充，《告子上》“公都子问曰”章即说明此意。那章里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人有与禽兽同具的“耳目之官”，又特别有禽兽所不具的能思的“心之官”；“心之官”当其职而能思，“耳目之官”就不为外物所蔽，善端自能尽量扩充了。因此，讲求扩充，从消极方面说，必须寡欲，必须求放心。前一层意思见《尽心下》“养心莫善于寡欲”章，后一层意思见《告子上》“仁人心也”章。从积极方面说，必须慎于择术，存心为仁；这可看《公孙丑上》“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章。必须把“有所不忍”“有所不为”的心推广开来，遍及于“所忍”“所为”；这可看《尽心下》“人皆有所不忍”章。必须在伦常之间实践，使善端自然扩充，各方面都无欠缺；这可看《离娄上》“仁之实事亲是也”章。必须在实践上辨别人的“所欲”“所恶”到底是什么，抱持着“舍生而取义”的精神；这可看《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章。而《万章下》“一乡之善士”章所说的“尚友”古人，《公孙丑上》“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章所说的“与人为善”，也是讲求扩充的人应有的事儿。在扩充的过程中，要在“自得”才可以“取之左右逢其源”；这可看《离娄下》“君子深造之以道”章。又要在继续不间断，才可以积久而成熟；这可看《尽心下》“孟子谓高子曰”章。扩充而不得所欲，譬如我爱人而人不爱我，我敬人而人不敬我，那不必怨人，只当向自己方面加功，“反求诸己”；《公孙丑上》“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章，《离娄上》“爱人不亲反其仁”章，《离娄下》“君子所以异于人者”章，都说到这层意思。“反身而诚”，如《离娄上》“居下位而不获于上”章所说，“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到得这个地步，便如《滕文公下》“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章与《尽心上》“孟子谓宋句践曰”章所说，无论“达”或“穷”，“得志”或“不得志”，总之无往而不善；又如《尽心上》“万物皆备于我矣”章所说，人生的“乐莫大焉”。——与前面所举的题目有关的，除了这里所指出的各章，当然还有；这里只是个简约的组合罢了。这样把若干章贯串起来读，比较单读一章易于了悟，且也富有趣味。贯穿起来必须有一条线索，那线索便是读者的理解力，理解若不透切，贯穿起来就将流于穿凿，那非但不能增进了悟，反而把自己搅糊涂了。因此，读的时候该分两个步骤：每章仔细体会，理解它的要旨，是前一个步骤；然后把相关各章贯穿起来，看出它们彼此照应、互相发明之点，是后一个步骤。古典原不妨阅读一辈子；现在阅读《孟子》，取两个步骤，实在不是徒劳无益之举。
四
前面说过，《孟子》书是铺排的记言体，其中更有设寓的记言。所谓铺排，就是说得畅达详尽；唯恐对方不感动，不了解，不相信，故用畅达详尽来取胜。这在较长的各章都可以看出。其所用方法，一种是逐层疏解。如《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章中“万乘之国弑其君者”“不夺不餍”若干语，只是上文“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意思，不过说得更明白一点。又如《告子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章开首提出“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三个判断，以下便逐一说明，说明完毕而文字也完毕。又如《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便接上“当尧之时……”一段，这不过是“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的实例，为上文“劳心者治人”的解释；以下说了陈相倍 [2] 他的师，便接上“昔者孔子没有……”一段，这不过说倍师是要不得的，借以衬托出陈相的荒唐。
第二种方法是不惮反复——说了正面，再说反面；说了反面，又回到正面。如《梁惠王下》“庄暴见孟子”章曰论乐，“今王鼓乐于此……”“今王田猎于此……”，先从“不与民同乐”的方面说；接着反过来，“今王鼓乐于此……”“今王田猎于此……”，又从“与民同乐”的方面说。又如《公孙丑上》“仁则荣”章先提出“仁则荣，不仁则辱”的原则，以下“今恶辱而居不仁”与原则不相应，是反面；“如恶之，莫如……”才与原则相应，是正面；可是“今国家闲暇……”，又说到反面去了。
第三种方法是多用排语。如《梁惠王上》“齐桓晋文之事”章的“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列举种种嗜欲。又如《梁惠王下》“所谓故国者”章从“左右皆曰贤”到“然后杀之”，语作三排，其意无非说任贤诛罪，一切得从民意。又如《公孙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从“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到“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从“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书中说及仁义礼智的地方，往往作排语，不可尽举。
第四种方法是插入譬喻——用具体的事例来显明抽象的理论。如《梁惠王上》“齐桓晋文之事”章的“缘木而求鱼”，《梁惠王下》“为巨室”章的“教玉人雕琢玉”，《公孙丑上》“仁则荣”章的“恶湿而居下”，《滕文公上》“滕定公薨”章的“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都是单纯的譬喻。又如《梁惠王上》“寡人之于国也”章以战喻为政，同篇“齐桓晋文之事”章以力举百钧，明察秋毫喻仁心足以王天下，《公孙丑下》“孟子平陆”章以受人之牛羊喻牧民，《滕文公下》“戴盈之曰”章以攘鸡喻关市之征，都用譬喻来启发对方，使对方自然领悟，不得不首肯作者所持的理论。
第五种方法是重言申明。如《梁惠王上》“王曰叟”章的答语，开头说“何必曰利”，结尾又说“何必曰利”。《滕文公下》“外人皆称夫子好辩”章的答语，开头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结尾又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应用以上五种方法，文字自然见得畅达详尽，与日常谈话差不多了。现在，一个善于谈话的人的言辞，或一个善于演说的人的讲辞，听者觉得畅达详尽；如果留意一下，便知道多少与这里所说的五种方法有关。至于所谓设寓，与上面所举譬喻例子两类之中的后一类相近；但并不明白表示说的是譬喻，仿佛那故事真有似的；这便是寓言。《公孙丑上》“夫子加齐之卿相”章的“宋人揠苗”，《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章的“齐人乞墦”，都是例子。说了宋人揠苗的故事，以下便说“助长”无益而有害；说了齐人乞墦的故事，以下便说求富贵利达而不以其道的可羞。这样把设寓的意思点明，是寓言的原始的形式。
《孟子》文字倾向于铺排，而其书是记言体，可见孟子当时的说话本来就那么铺排。这是时代的影响。那时候游说之风大盛，游士立谈可以取卿相，全靠辩论的技术，畅达详尽，说得人动听。孟子虽自视甚高，不屑将自己排在游士的队伍里；可是他要“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滕文公下》“外人皆称夫子好辩”章），就不得不与游士一样，利用辩论的技术；一利用，自然走入铺排一路了。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可见他自己也承认，他的说辞与游士的辩是相仿的；不过游士的辩为的富贵利达，他的辩为的“不得已”，是二者的分别。大概辩论不会十分浑厚，多少要露点儿锋芒。朱熹《孟子集注》卷首的孟子序说里，记着程子的话说：“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这是在修养的造诣上所下的批评。现在不比较二人修养的造诣，单说《孟子》的文字，其英气是极易感觉到的。英气何从而来：就在于孟子好辩，具有游士的舌锋。
就学习语文的观点说，畅达详尽的具有英气的文字，与简约浑厚的文字，虽不能说二者有优劣之判，入手却有难易之不同，读了见效，也有迟速的分别。这就是说，前一类文字，阅读比较容易；要增进语文方面的素养，也以阅读前一类文字比较方便。现在读《孟子》，如果不是敷衍塞责的读，而是认认真真的读，其效果至少可以使思路开展，言辞顺适，没有枯窘、梗阻的毛病。尤其因为《孟子》文字与现在人说话相近，如果翻译为白话，大都与口头的白话差得不远，所以易于得到上述的效果。最好能够熟读，不去强记，而自然背诵得出。通体熟读也许不容易办到，选定其中较长的若干章，把它熟读，却是必要的。
《孟子》文字虽说与现在人说话相近，却也有些字句是后来文言中所不常用的。如“愿比死者一洒之”（《梁惠王上》“晋国天下莫强焉”章）的“比”字，作“为”字、“代”字解；“君为来见也”（《梁惠王下》“鲁平公将出”章）的“为”字，作“将”字解；“夫子加齐之卿相”（《公孙丑上》“夫子加齐之卿相”章）的“加”字，作“居”字解；这些都不可滑过，致文义含糊；若仔细看注释，体会语意，自也不致含糊。又如“则苗淳然兴之矣”（《梁惠王上》“孟子见梁襄王”章）的“之”字，不作代名词用而与助词“焉”字相当；“吾不惴焉”（《公孙丑上》“夫子加齐之卿相”章）的“焉”字，不作表决定的助词用而与表反诘的助词“乎”字相当；“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的“舍”字，作“止”作“不肯”解都很牵强，而作“任何”作“什么”解，同于现在的“啥”字（见《责善》半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李行之《孟子书中之方俗语》），便非常顺适；这些也须仔细揣摩，才能得其神情。又如“苗则槁矣”（《公孙丑上》“夫子加齐之卿相”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苗可枯了”或“苗却枯了”；“木若以美然”（《公孙丑下》“孟子为卿于齐”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棺木仿佛太好了一点似的”；“人之有道也”（《滕文公上》“其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同于“人之为道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的情形是这样的”；这样用贴切的今语来理解，便见得较生的句式都是生动有致的了。
杨树达《高等国文法》的总论里说：“从孔子到孟子的二百年中间，文法的变迁已就很明显了。孔子称他弟子为‘尔’‘汝’，孟子便称‘子’了。孔子时代用‘斯’，孟子时代便不用了。《阳货》称孔子用‘尔’，子夏曾子相称亦用‘尔’‘汝’，孟子要人‘充无受尔汝之实’（《尽心下》“人皆有所不忍”章），可见那时的‘尔’‘汝’已变成轻贱的称呼了。”这是读孟子书注意到文法方面的例子。又如称名，《论语》中无论他称自称，往往于单名之下加个助词“也”字，以表提示，“回也”“赐也”“由也”“雍也”，不一而足；《孟子》中却极为少见，仅有“求也为季氏宰”（《离娄上》“求也为季氏宰”章）、“轲也请无问其详”（《告子下》“宋牼将之楚”章）等几处。在对话里，自称名字的有“克告于君”（《梁惠王下》“鲁平公将出”章）、“丑见王之敬子也”（《公孙丑下》“孟子将朝王”章）、“比非距心之所得为也”（同篇“孟子之平陆”章）、“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同篇“充虞路问曰”章）、“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告子下》“丹之治水也愈于禹”章）等例子；可是称呼对手，便用代名词“子”字而不直呼其名。这可以看出语气与称谓的变迁。又如“然”字、“如”字同样可以作形容词副词的语尾，但论语以用“如”字为多，孟子以用“然”字为多。《论语》中这种用法的“如”字，最多见于《乡党》篇，他如“翕如也……纯如也，嗷如也，绎如也”（《八佾》篇）、“申申如也，天天如也”（《述而》篇）、“阖訚如也……行行如也……侃侃如也”（《先进》篇）都是。用“然”字的，只有“斐然成章”（《公冶长》篇）、“颜渊喟然叹曰”（《子罕》篇）、“硁硁然小人哉”（《子路》篇）等少数几处。《孟子》中这种用法的“然”字，如“填然鼓之”（《梁惠王上》“寡人之于国也”章），“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淳然兴之矣”（同篇“孟子见梁襄王”章），“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梁惠王下》“庄暴见孟子曰”章），“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公孙丑下》“孟子谓蚳鼃曰”章），“予然后浩然有归志”“悻悻然见于其面”（同篇“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章），“使民盻盻然终岁勤动”（《滕文公上》“滕文公问为国”章），“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同篇“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夷子怃然为间曰”（同篇“墨者夷之”章），“如其自视欿然”（《尽心上》“附之以韩魏之家”章）都是。用“如”字的，只有“则皇皇如也”（《滕文公下》“周霄问曰”章）、“欢虞如也……嗥嗥如也”（《尽心上》“霸者之民”章）等少数几处。两书用这两个字，规律实相一致，就是：在语中用“然”，在语末用“如”，又加上个助词“也”字。但从多用少用上，也就可以看出孟子时代的语言习惯与孔子时代不尽相同了。以上不过略发其凡。诸同学如能自定观点，将《孟子》书作文法方面的研究，是很有意思的事儿；而且可研究处不会嫌少的。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里说：
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公孙丑下》“孟子致为臣而归”章）此不须重见而意已明。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良人之所之也。”（《离娄下》“齐人有一妻一妾”章）
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万章上》“诗云娶妻如之何”章）此必须重叠而情事乃尽。此孟子文章之妙。
这是读《孟子》书注意到文字技巧方面的例子。
又如“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梁惠王上》“寡人愿安承教”章），“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梁惠王下》“王之臣”章），都是远远引起，渐入题旨，对方感愧而无所逃遁。又如“伊尹以割烹要汤”章（《万章上》）描写伊尹对于出处的心理，“伯夷目不视恶色”章（《万章下》）描写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四人各不相同的品格，都有抓住要点、传神阿堵的好处。诸同学如能按此类推，也将会有不少的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