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秦之兴亡
所谓秦汉之秦，指秦代言，欲了解秦代，必先了解秦国。秦国之先代至秦之立国，时间亦很长。
一、秦之起源及其发展之前期秦孝公以前
（一）秦民族以鸟为图腾
约在一百年前，美国人摩根（Morgan）在美洲研究土人生活，著有《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一书指出印第安人之祖先与图腾有关。二十年前之中国学者李则纲亦据此研究中国之古史，亦发现我国先民与图腾有关。[1]
1.传说颛顼之后裔曰女修，女修织，吞玄鸟陨卵乃生大业，为秦始祖。
2.大费佐舜调驯鸟兽，可见亦与鸟有关。
3.大费有二子，其一名大廉，称为鸟俗氏。
4.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未知是一人或二人，鸟身人言。[2]
可见在神话上，与鸟有关。
（二）最初根据地——渭水上流
在甘肃东南部，称为鸟谷秦谷。上文所谓“鸟俗”疑即“鸟谷”。《索隐》[3]曰：“俗，一作浴。”汉《殽阬君神祠碑》“谷”作“浴”。可能谷、俗、浴，古字相通，或本为“鸟浴”而误书“鸟俗”。秦谷在甘肃天水，其后秦人渐东移。
（三）前期发展情形
1.非子邑于秦为附庸。非子为周孝王牧马，王封他为附庸，为秦代之始，然仍不能称为诸侯，因其身份仍为奴仆。
2.秦仲辅宣王伐戎，战殁。秦仲子庄公大败戎人，封地遂东逾陇山至犬丘今兴平，此为一大发展，其后则在陇山东西两旁定居，不再返回最初之根据地。
3.秦襄公。周平王东迁，秦襄公助力甚大，平王感之，且亦无力兼统山之西为犬戎所占，乃将之赐襄公，襄公以武力逐走犬戎，势力遂远至岐山之西。
4.秦国都屡迁，至秦德公，居雍今陕西凤翔。
5.秦穆公势力再扩大，东至黄河与晋缔婚穆公娶晋公之女，两国邦交甚好。然穆公最主要之目的，仍在向西发展，后灭西戎十二国，称霸西戎，使秦无后顾之忧。
春秋时期有一特殊现象，即诸侯在中原者，皆无特殊发展，发展者皆在边地。如齐、秦、楚是也。因中原诸国文化相若，力量亦相若，彼此互相兼并牵制，故无暇发展。边地诸国发展较便，如秦穆公之向西发展是也。
6.秦献公。穆公死后，秦国因内乱而削弱由继承问题引起，国势衰颓，献公时复强，徙都栎阳咸阳以东，今陕西临潼东北，可见已向东发展。
二、秦国发展之后期——孝公以下
（一）孝公即位时之形势
《秦本纪》：“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即六国，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小国十馀鲁、宋、邾、滕、薛等。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自上文看，当时秦之领土并不大，秦本扩至黄河边，但此时自北洛河以东则归魏。
秦本西戎之一，而自以为华夏之士，在此领土褊狭之际，自然要发奋图强。孝公下诏求贤，得公孙鞅，遂行变法，国势乃强。
（二）秦逐步蚕食六国之经过详见《秦本纪》
秦孝公以下，经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在位达五十多年之久，昭襄王时国势最强，并吞最烈，再经孝文王、庄襄王而至始皇帝。
（三）抑贵族，用客卿
此为秦强之一个原因，另一原因，则为变法。春秋之际，各国均实行贵族政治，贵族专权。因此贵族之间时有争执，而诸侯亦因贵族之专横而厌恶之。
秦之继统问题，自始便无一正常之制度，择勇猛者而立之，选择之权即在贵族，尤以“大庶长”之权为最重。
孝公即位，乃用抑贵族、重客卿之政策客卿在本国无基础，故多能服从君主，此制度直至秦始皇仍实行，宰相均任用客卿，唯“将”则用本国人。
秦用客卿变法，故强，六国虽亦用客卿，但变法俱不成功。
客卿能听命于王，故政令统一，能彻底执行，若贵族则不能完全听命于王侯。
（四）法家政治
秦施行法家政治，一切唯法是行。
1.法家起于三晋
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法家思想已实行。当时学派甚多，齐、鲁行儒家、墨家、阴阳家重社会人群，楚行道家为了理想，三晋行法家、兵家及纵横家为了功利与现实，秦、燕二国因文化落后，无甚本国文化，但秦用法家，故强。秦本身无学术、无人才，但能善用客卿，在三晋之人才，多为秦所用。故秦行法家思想，即秦成了法家之实验场。
2.商鞅变法
商鞅之最大成就，在能组织全国人民，既耕且战。因为耕为经济，国家最重要者为经济资财，有了资财，才可支持战争。
（1）政治方面
①废除贵族特权；②行郡县制以前行采邑制，国家领土被分成东一块、西一块，行郡县制度则统一了；③划全国为三十一县，设县令，全国税收归中央，使国富庶；④制军爵二十等，以“彻侯”为最高。
（2）社会方面
①禁大家庭制，父子须分居，以消除依赖心，父子均须工作，男子成年时，必须与父分居，使各男丁可过独立生活；②什伍相系连坐，即将国人组织起来，使互有关联。
（3）经济方面
①废除阡陌封疆，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制。古代行公田制井田制，虽是井田制，但不一定如“井”般划分。此时既承认私有制，即废除井田制。此法乃有助于扩大耕地面积。土地私有，人民则努力竞争生产。
②奖励耕织，免税、免役。耕织成绩佳者，可免税免役，不佳则没为官奴婢。
③奖励外国人移民垦殖，可免三年兵役。
④统一度量衡制，使交易趋于方便，纳税亦方便，均有一定标准。
秦因变法而变得富强。商鞅因功封为商君。商君实行法治，固有利于秦，然亦因此而得罪太子。因太子犯罪，商君必须罚，然太子不可罚，罚其师傅。太子乃深恨之。太子即位后，借故捕商君，处以车裂之刑，但商君死而法仍行于秦。
（五）灭六国前秦国之国情
《荀子·强国篇》范雎秉政时，荀子入秦。荀卿赵人，亦籍三晋，然游学齐之稷下，精儒业，得当时东方文化之深义。范雎问荀子意见，荀子答之：“应侯范雎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
六国则百姓腐化，风气坏甚。荀子之言，诚为美秦之论。然又云此非王道，不以此等政策为然。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是荀卿亦许其法治而讥其无儒。可见秦至昭王时，尚未受齐、鲁东方文化之感染。
三、秦王统一天下后之政治措施
秦之所以能统一者，除本身条件，政治、军事及经济上轨道外，六国则常生政变，以及贵族争权、游侠专横恣肆，此对国家有极大影响。与秦国相交，秦强自不待言。
且当时有统一之趋势，战国末年，一般人之思想，已无宗主国之见。出仕不限于己国，已无国家观念，只有天下观念。此种思想实不易形成。
就经济方面言，战国末年，全中国已成为一大经济单位，而非地方自治。齐之产物可销售至全天下，亦可由天下购回己需之物。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记，全国已经济统一。然引用此文有一危险，即《货殖列传》所记，乃西汉中叶之情形，未必与秦初情形相同。兹另引更佳之材料说明之。《荀子·王制篇》谈及北海有犬马，中原人可购买；南海出羽翮、齿革，中原人亦可买之；东海有鱼盐之利，与西边各地均可互通有无。
荀子撰此文时，秦仍未统一，可见战国末年，全中国经济已趋于统一。由于全中国人民的观念和经济均趋统一，又值秦国强大，自然走上统一之途。全中国统一后，秦王采取之统治方法要目如下：
（一）制帝号——秦王自称皇帝。
（二）废封建行郡县——以增强中央集权。
（三）制定完备之官制。
（四）建首都——此亦一大政策，代表精神统一。
（五）筑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东至燕河北省、齐，南至吴、越江苏、浙江，北至九原。有一千八百里之遥，途中多经山脉。[4]宽五十步，可见工程之浩大。目的在军事控制。
（六）销兵器，坏城防。
（七）徙豪强——徙六国豪强及六国后人百万至关中。[5]
（八）统一度量衡及货币——商鞅统一秦国之度量衡，秦灭六国后，更统一天下之度量衡及货币。
（九）统制学术——包括统一文字，焚书坑儒。以吏为师，以达至政教统一，即教育以政治为中心。
（十）拓疆土，严守御——平南越两广及北越，阻匈奴。战国时领土，南不过五岭广东北部，始皇则越过五岭山脉，北开云中之地呼和浩特。
（十一）修筑长城。
四、秦亡之原因
（一）不量民力抽赋税，招致人民反对。
秦之赋税，其确数已无可考据。《汉书·食货志》记载秦“收泰半之赋”，可见其重。董仲舒云，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秦以前山海之利，归于百姓，秦则收归国有。
（二）力役繁重。
董子云，秦“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建都动用劳工数十万，筑驰道，南北攻伐，只其中一项，已为国家一大负担。然秦于短短十多年中，却数项并举，可见百姓之苦。始皇订“七科谪戍”，甚至画出“闾左”，居闾左之民皆须服从。
秦地广大，遣卒戍边，当时交通极困难，故有“三十斛而致一钟六斛”之说，即运粮至边疆，抵达时仅得五分之一而已。是以人人自危。然秦法极严，又不得不去，过期则判死刑。因此秦末年遂有叛变之事。且土地集中在富人手上，平民无立锥之地。从前人民不多，行井田制，土地分配尚可平均。自商鞅废井田制，土地集中了，富人可多置地，贫者则无立锥，于是土地私有制形成。由于贫无立锥，政府又免富人服役，所以到处有犯罪之人，于是有人揭竿而起，此乃势所使然也。
（三）废封建太骤。
秦以前，封建制度已有数百年之悠久历史，六国时代已渐废此制度，但大体上并不彻底。秦灭六国后，行中央集权制。秦未灭六国，其土地最多时，不过占全天下土地三分之一。统一天下以后，土地增加二倍。且秦向南发展，经济上无实利，但在军事、政治方面，反成为秦之累。倘仍用封建制，则可能较为和缓稳定。此盖为间接之统治方法也。然李斯以为直接统治更为方便，始皇接纳其建议，推行郡县制，集权于中央。然直接统治，倘地方叛乱，一下子不能平定，则易招致中央瓦解。若秦用封建制，则其国祚或可延长也。
（四）东西学术之冲突，而无适当之调和。
秦事事压抑东方思想，因而招致东方之反感。东方文化较西方文化为高，东方人既为西方人所统治，内心自然不服，一有机会自会乘时而起。孔鲋，孔子之后裔，本非倡言革易之人，然陈涉起事，即投身军中，可见反感之深。此可代表东方学者之愤慨。[6]
（五）始皇与李斯联手统治之时间过短，予东方贵族、平民以揭竿而起之机会。
上述两人均为有才干之政治家，联手治国，民众不敢异动，然治法太严，民众不免反感。有一事可证之：秦刻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由此可知人民对始皇之恨意。然在其统治时期，未敢起事。不久，始皇死，继承问题招致祸变。二世为无能之君，赵高又为无能者，更杀李斯、蒙恬，民变一起，乃莫可制矣。
汉人斥秦最烈，然汉之初，俱为承袭秦而来。秦以后之中国，受秦之影响极大。
五、秦代在中国史上之地位
秦统治中国仅十五年而已，但影响极大，此为后世所无。
（一）统一帝国之实现。
周天子名义上为最高统治者，实际上东周已分裂，周天子的权力极为孱弱。真正统一，应自秦代始。二千年后之今日，中国仍沿秦之统一规模而扩大。
（二）开疆拓土，建设事业，皆大大造福于汉人。
秦在南北方皆开拓大幅土地，汉则坐享其成。
（三）建立之制度为二千年来所遵用。
如政治制度、法令、财政制度等各方面，汉几全袭秦制，汉以下虽略有改变，然皆在秦制基础上略加修改，而非批判。中央集权制自秦始，至今仍然。秦分郡，至清亦大致沿秦制而定省，中央之有首相，亦为秦制所有。
（四）希腊文称中国曰“Sina”，此名由来在公元前百年，西方已称中国为“Sina”，明末卫匡国（Martini）著《中国新图志》谓希腊文“Sina”即秦也。法国人伯希和（Pelliot），近代汉学家，亦认为卫之说法为正确。
又，匈奴人称中国人为“秦人”，以后称中国人为汉人。《汉书·匈奴传》：“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颜注云，“秦人”乃指秦时有人逃至匈奴者。[7]此说颇牵强，盖此时秦亡已百余年。故此处所指秦人，当为中国人，或为秦之后裔，后说勉强可通。
《汉书·西域传》记，武帝末年轮台之诏有云：“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尔马。’”颜注云，此处秦人指中国人前后矛盾。[8]由此观之，足证秦人即指中国人。
又《史记·大宛传》记，贰师将军伐大宛，“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汉书》则改“秦人”为“汉人”。[9]
可见当时匈奴人及中亚细亚人皆称中国人为秦人。印度则称中国人为“支那”“至那”“脂那”“摩诃至那”（Mah cīna).
玄奘《大唐西域记》谓古时印人称“摩诃至那”，即当时之大唐也。
可见秦当时声威远播，秦统治仅十余年而声威远扬异国。伯希和有一想法，秦之声威外播，未必自始皇始，秦穆公曾称霸西戎，可能此时已扬名海外。可见秦之能声名远播、扬名异国，绝非短短十余年可达至者。综上所言，足见秦在中国史上之地位甚为重要也。
* * *
【注释】
[1] 钱按：见《始祖的诞生与图腾》。
[2] 编按：以上诸条见于《史记·秦本纪》。
[4] 编按：《汉书·贾邹枚路传》云：“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道广五十步”，又命蒙恬修直道，《史记·蒙恬列传》：“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
[5] 编按：《史记·秦始皇本纪》：“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6] 编按：钱穆说的“东方”和“西方”是相对于当时的“天下”观念而言，秦国地处陇西，故为西方，齐、鲁等国则为东方。
[7] 编按：颜注即颜师古注，颜师古，唐初经学家，训诂学家，著有《汉书注》《匡谬正俗》等。颜师古《汉书注》说：“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
[8] 编按：颜师古《汉书注》：“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
[9] 编按：《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贰师闻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
第二讲 汉初政治状况
一、空前的平民政府
就组织成分言，汉为平民政治。汉高祖本人固无须论，即其大臣，除张良，皆平民，即萧何亦小吏出身。如樊哙以屠狗为生，周勃为人家丧事吹箫，灌婴贩缯，娄敬挽车，此数人皆为刘三邦之直系部属。樊、周、灌诸人尚有可说，娄敬则甚奇，眼光极远大，如劝高祖定都长安，力数洛阳之不可守，长安则进可攻，退可守云云。
上述诸人未发达前，皆为人才，然一贵达，即非人才了。此与今之政坛相若。是为汉政府之大毛病。因彼等长居要津而不肯退让后生。又樊、周诸人，多为今江苏北部人，其他人物，皆未能参与机要之政。
二、社会民生状况
秦灭六国，社会并无多大破坏，因秦与六国强弱悬殊，秦能迅速进行建设。汉则不同，盖秦末大乱，社会因之衰败，最少经过五年，始能稳定。衰落现象可就二者言之。
（一）户口耗减
《汉书·陈平传》记陈平献计，自平城突围，南至曲逆县，问其人口若干？答在秦时，此县有三万户，今只五千户。可见汉初户口大减。曲逆为上县，故封平为曲逆侯。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云：“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
（二）经济困竭
《汉书·食货志》云：“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即同一毛色的四匹马，而将相或乘牛车。”
三、汉初政治措施之一——制度承秦之旧
除特殊者外，如封建，汉初政治，一切皆承秦旧制，然政令则能反秦之弊。
项羽入关中，烧宫室粮食，亦不准备留关中而回故乡，且大杀关中秦民。
刘邦则与关中之民约法三章，尽收秦府图籍，此乃高明之道，一则收服人心，二则收图籍以备将来统治之用。迨天下统一，臣下多属平民，并无多大知识，不可另创新制度，乃将秦之图籍典章制度用之于汉。
（一）政府组织
全依秦制，天子、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皇之秘书、九卿，俱无改变。
（二）律令
战国时，魏李悝著《法经》六篇，商鞅用之于秦，高祖入关，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即为法家思想。萧何作《九章律》，于《法经》六篇外，另加三篇，大致因循秦制。
（三）朝仪
叔孙通制朝仪，大抵袭用秦制，其制乃交杂法、儒两家思想而制定规程。首次用于十月庆典，秩序井然，高祖云，自此始知天子之可贵。由此可知，未制礼仪前之混乱，亦可见高祖虽平民出身，然此时在意识中已有贵族思想，即皇帝要保持其尊严，臣下不得放肆。
（四）财计
每年十月，郡国上计报告财政，此亦秦制。《史记·张苍传》：“萧何为相国，而张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吏，明习天下图书计籍……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
（五）历法
全袭秦制。古者，推翻前代，必改正朔，另立历法，以示非前代传统。汉则不然，如以十月为岁首，水德尚黑秦为水德，尚黑，汉初亦如此。此均表示汉承秦统。
四、汉初政治措施之二——政令反秦之弊
秦推行政令甚急，汉则反之。盖汉初大臣皆秦百姓，只以秦令太繁，始起而抗秦。故汉得天下，得此教训，但求安定。
（一）施政原则——简化政令，与民休息
此外又安定军吏，使能生活。萧规曹随，即说明汉初政治，不轻言改变。曹参为齐相时，有盖公治黄老之学，尝对参云：“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参纳其说以治齐，数年大治。及萧何死，参为相，终日饮酒不治事，相府之吏，亦用谨厚木讷之人，而天下乃大治。民谣云：“萧何为法，斠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可见其原则为“无为而治”。
萧何之作法，实则本秦之图籍，“无为”并非全不作为，一般言，秦制本不错，汉行之，但以不扰民为主。
（二）政治之具体事项
1.招徕与大赦
汉统一，户口大减，一则由于死亡，另则多逃亡为盗以避秦虐。汉登大宝，乃招徕之以安定社会。《汉书·高帝纪》云：“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
“其赦天下殊死以下”，因此，逃亡者多愿归故里。
2.减税轻役
秦收泰半之赋，汉则轻田租为十五分之一，文帝本人极俭，尝诏免税，景帝时为三十分之一。古代民为官服役，每年皆须出力若干日。文帝时，定丁男三年才一事，赋税徭役皆轻，百姓自爱戴之。
3.安辑军吏
战后，不论大小军吏，均赐爵给予地位，赐复，有罪则视轻重减罪或赦免。
4.封爵功臣
分王、侯二等，大功臣如韩信、彭越、黥布等封王，其余直系部将等一百多人如曹参、樊哙等封侯，大侯万户，小者六百户。百姓兵丁、大臣均有好处，自不愿叛。
5.轻商以止兼并
以商人本身不事生产，故轻之。重其税，禁穿丝绫，以免商业发达。盖发达则兼并生。
6.免奴婢
高祖时下令，免官奴婢为庶人。
在上述措施下，社会自安定，政绩甚佳。
五、政绩成效
文、景至武帝初年，政绩甚好，社会极繁荣安定。《史记·酷吏列传》：“汉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
《汉书·刑法志》：“衣食滋殖，刑罚用稀。”文帝时，户口大增，其时有一年仅四百件案，可见罪案之少。[1]当时米粮多，仓库不能容，钱贯为之霉烂，而民间则多牛马。《汉书·食货志》云：“民遂乐业。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
然在文景时代，有远见之政治家如贾谊，以为将来必有危机发生，因尚有政治、社会方面之问题未解决也。
殷周实不能称为统一之大帝国，特诸侯只举一共主耳。秦为一统之始，然在行政上，一方面无社会基础，一方面制度始创，兼又暴起兴作，故十多年而亡。汉兴与秦困难同，故只能因循无为。
到武帝时，才算是中央集权政府刺史制；到西汉后半，汉政府才有真正社会基础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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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编按：《汉书·刑法志》云：“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寖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颜师古注“断狱”云：“谓普天之下重罪者也。”
第三讲 西汉政权集中化之过程
一、汉初封建王国情形
（一）封王功臣之必然情势
或谓汉鉴秦不封建而速亡，故重封建。实则高祖之封王功臣为不得已之事。如韩王信之王颍川，徙王太原，乃因韩王已先自称王，及汉兴，乃重封之而已。至赵王张耳王赵，都邯郸；淮南王黥布都六；楚王韩信都下邳江苏；梁王彭越都定陶；燕王臧荼都蓟；长沙王吴芮都临湘；闽越王无诸都东冶，类皆出一己之力攻占城邑，非由汉力。其中尤以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楚王韩信，势力最大。汉高祖率先许以封地而后藉三人之力灭项羽，则汉高祖特一盟主耳。诸王之名号、官制、服饰与汉皆同类，则汉初之封建，实为形势所逼也。
时中国六十二郡，汉不过十五郡，其他皆在诸功臣侯王手，故汉初未可称为统一政府。汉高祖自不满，更不放心当前局面，平项羽后遂用政治手段逐一消灭此等功臣。
（二）以同姓代异姓
高祖末年结同姓王：楚王交弟、荆王贾从弟、代王喜兄、代王桓子、赵王如意子、梁王恢子、淮阳王友子、淮南王长子、齐王肥子、燕王建子，且立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诛之。”其意盖欲以同姓亲属镇服天下，然后其诸侯王日与中央疏远而祸起。年代一久，诸侯王与中央之关系自不免疏远。
（三）文景时代以亲制疏
诸王与中央既疏，且蔑视诏令，盖彼等已握财政军权，其封疆之广，财力之雄，任人之权，制同中央。至景帝时，诸王皆为长辈，掣肘实难，景帝乃行以亲制疏之策，即以己之子弟代诸王。然年代一久，亦复疏远如前矣。
正因侯王之日疏，故不得不册立亲者以代疏者也。
（四）汉初封建制度下之政情
《汉书·诸侯王表》：“汉兴之初……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自雁门以东，尽辽阳，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转，度河、济，渐于海，为齐、赵。谷、泗以往，奄有龟、蒙，为梁、楚。东带江、湖，薄会稽，为荆吴。北界淮濒，略庐、衡，为淮南。波汉之阳，亘九嶷，为长沙。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颇邑其中。而藩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观此可见当时情势，且诸侯相结以自重，景帝削藩之命始起，遂有吴楚七国之乱，可见其政权不稳，贾谊知其祸之必发，于是提出解决之法。
王国有完整之行政权，其他名分亦与汉同。[1]
（此篇为钱穆先生1955年讲于香港新亚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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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编按：因讲课年代久远，笔记有脱漏，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