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天池 李书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是一部不足十万字的小册子，但在鲁迅研究史上却是赫赫有名的传世之作。
它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部体系的专著，是唯一经过鲁迅披阅的批评鲁迅的专著，也是迄今在研究鲁迅的学术领域中引文率最高的专著。
与作者坎坷的人生经历一样，它也经过了艰辛屈辱。《鲁迅批判》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岁月，被视为左派读物予以排斥；在日伪统治时期，它被列为禁书查封；新中国成立伊始，它被人深文周纳地暗示为“某一时间，某一地区，某一部分人”的观点。五七年之后，随着作者被划为右派，它更是成为黑书被封存于图书馆。文化大革命中，一工宣队队员指着李长之的鼻子说：“是你写的《鲁迅批判》么？鲁迅是可以批判的么？就冲着‘批判’，你就罪该万死！”随着改革开放和文艺界春天的到来，《鲁迅批判》渐次抹去尘封，恢复了它在学术界应有的地位，而作者李长之却早已在1978年作古。
老实说，《鲁迅批判》并不是李长之的成熟作品，甚至不是很成功的作品，就李长之的批评著作而言，它不如《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沉潜成熟，体大思精；就对于鲁迅的认识评论而言，它也不如作者后来写的《文学史家的鲁迅》等作品凝练深刻，学识渊深。对于《鲁迅批判》，李长之自己也不甚满意，早在《鲁迅批判》1943年发行第三版时，他就表示要“另写一部鲁迅再批判”（《鲁迅批判》“三版题记”，1943年，东方书社）。1950年李长之在《鲁迅批判的自我批判》一文中，又一次表示“对于本书，愿意重写”的愿望。站在21世纪的今天，回首观照《鲁迅批判》，它不如人意的地方的确不少，它毕竟是李长之25岁尚未从清华大学毕业时的作品，资料的采集，理论和学识的积累，观点的推敲，文意的表述，都有可以进一步完善的余地，而且，根据《鲁迅批判》的后记，称它为急就章似乎也不甚为过（《鲁迅批判》“后记”，1943年，东方书社）。
但为什么在作者不甚满意，在大半个世纪的鲁迅研究史上历尽坎坷的情况下，《鲁迅批判》依然一直拥有广大的读者呢？
这不能不归之于《鲁迅批判》一书特有的魅力和特有的价值。具体说来，它有不可替代，不可抹杀，卓然独立的三个方面。
所谓不可替代，是《鲁迅批判》表达的是亲历五四运动的文学青年对于鲁迅的感受。
李长之生于1910年，比鲁迅小19岁，五四运动爆发时他刚刚9岁。按照常理，在小学读书的他本不应该有什么深切的感受，可是他是一个早熟的文学少年。加上他的班主任王世栋热心提倡新文化运动，此时期他对于胡适、陈独秀、鲁迅已不陌生。他也很早就开始阅读鲁迅的作品，他读《呐喊》是在1923年，13岁，刚上中学。“当时青年受鲁迅的影响实在深”，李长之回忆说：“我记得，有位姓郭的朋友，因为读鲁迅的文章，而感到社会的不满太多了，曾主张过要提倡‘怒的文学’，终至于在一个期间作了精神病患者。还有位姓沈的朋友，性子是和平些的，但对社会也仿佛感慨甚深，一遇见事情，每每有他锐利的冷然的观察，这结果就使各处对他也不满起来了，他赚下的，乃是‘苦闷’和‘牢骚’。根源呢，是因为他常读鲁迅的杂感。这都是中学卒业前后的事，大家不过是十六七岁的孩子。”李长之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他说：“我受影响顶大的，古人是孟轲，我爱他浓烈的情感，高亢爽朗的精神；欧洲人是歌德，我羡慕他丰盛的生命力；现代人便是鲁迅了，我敬的，是他的对人对事之不妥协。不知不觉，就把他们的意见，变作了自己的意见了。”“不但思想，就是文字，有时也有意无意间有着鲁迅的影子”（《鲁迅批判》“后记”，1935年北新书局出版）。李长之是在新文化运动导引下踏上文学道路的，私淑的导师之一就是鲁迅。他对于新文化运动，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巨匠鲁迅之认识自是具有特殊的感受。
在《鲁迅批判》中，固然李长之是站在批评家的立场上评论鲁迅的，但更确切地说，他是站在“养育于五四以来新文化教育中的青年”批评家的立场上对于鲁迅进行评论的。他有其独特的视角，倾注的重心，激扬的文采，他把鲁迅纳入新文化运动中去审视，尤重鲁迅之于青年的期望和青年对于鲁迅的崇敬，他一则说“生存这观念，使他的精神永远反抗着，使他对于青年永远同情着，又过分的原宥着，这也就是他换得青年的爱戴的根由。在生活上，我们有时麻木，或者妥协，拯救了我们的，就是鲁迅的那支笔”。“科学的精神，却永远没离开他过，而且那辐射着的光芒，也无时不从他的小说，尤其是他的杂感里，而到达读他的作品的为他所鼓舞着的青年人的心。”再则说“因为鲁迅在情感上的病态，使青年人以为社会、文化、国家过于坏，这当然是坏的，然而使青年锐敏，从而对社会、世事、人情，格外关切起来，这是他的贡献。因为鲁迅在理智上的健康，使青年人能够反抗，能够前进，能够不妥协，这是好的。同时，一偏的，不深于思索的习惯之养成，却不能不说是坏的。”“他在战士方面，是成了一个国民性的监督人，青年人的益友，新文化运动的保护者了，这是我们每一思念及我们的时代，所不能忘却的！”他对于鲁迅，对于新文化运动爱得深，故也看得真切，透辟，并有着青年人判断特有的冲击力。他评价鲁迅创作的意义是，“从此，新文化运动便有了最猛勇的战士，最妥实的保护人，中国国民也有了最严厉的监督，青年则有了不妥协，不退缩的榜样，而新文艺上开了初期的最光彩的花。这重要不止在鲁迅，而且在中国！”那是他真切的感受，并道出了鲁迅价值的真谛。
我们常讲文学批评是有时代性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世序”；同时我们说批评也是有阶层意识的，就是说不同教养、年龄、文化背景下的人对于同一事物的批评会有千差万别。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所提供的不仅是同时代人对鲁迅的批评，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养育于五四以来新文化教育中的青年”的批评，它新鲜、锐敏、富于朝气。
鲁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伟人，是永恒的；但他又是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下，读者的解读和观照会因时空的推移而有所进展或迁移。从这个意义上，在鲁迅批评史的长河中，代表着鲁迅同时代的，“养育于五四以来新文化教育中的青年”的批评所具有的真实和切近，就具有不可替代性。
所谓不可抹杀，是指《鲁迅批判》受德国文艺理论影响，采用精神分析方法辨析鲁迅之思想性格，并由精神人格进而解读其作品的评论体系。
相对于当时大多数人采用的社会学批评方法而言——这也是整个20世纪以来鲁迅学研究的主流方法——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采用的精神分析方法，无疑具有新颖性、叛逆性。研究方法与文化观念是相联系的。如果说，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可以容忍精神医生的诊断无避忌的话，那么，对于评论家之于人的精神人格无顾忌地解剖，容忍度就有限得多。因为中国社会太习惯于用忠奸善恶这类社会学字眼去进行评判，太习惯于笼统模糊，太习惯于绝对，太习惯于舆论一律，尤其是当对象是社会名流的时候就更是如此，更难以容忍用病理生理式的剖析去对待。
在精神分析的导引下，李长之认为鲁迅在情感上是病态的，在灵魂的深处“粗疏、枯燥、荒凉、黑暗、脆弱、多疑、善怒”，尽管这“无碍于他是一个永久的诗人和一个时代的战士”（《鲁迅批判》五“总结：诗人和战士的鲁迅：鲁迅之本质及其批评”）。
他在解释鲁迅善于写农村题材而不善于写城市题材的原因说：“他那性格上的坚韧，固执，多疑，文笔的凝练，老辣，简峭都似乎不宜于写都市。农村，恰恰发挥了他那常觉得受奚落的哀感，寂寞和荒凉，不特会感染了他自己，也感染了所有的读者。同时，他自己的倔强，高傲，在愚蠢、卑怯的农民性之对照中，也无疑给人们以兴奋与鼓舞。都市生活却不同了，它是动乱的，脆弱的，方面极多，局面极大，然而松，匆促，不相连属，像使一个乡下人之眼花缭乱似的，使一个惯于写农民的灵魂的作家，也几乎不能措手”（《鲁迅批判》四“鲁迅之杂感文”）。为什么鲁迅不能写长篇小说呢？他认为原因之一是“写小说得客观些，得各样的社会打进去，又非取一个冷然的观照的态度不行。长于写小说的人，往往在社会上是十分活动，十分适应，十分圆通的人，虽然他内心里须仍有一种倔强的哀感在。鲁迅不然，用我们用过的说法，他对于人生，是太迫切，太贴近了，他没有那么从容，他一不耐，就愤然而去了，或者躲起来，这都不便利于一个人写小说。宴会就加以拒绝，群集里就坐不久，这尤其不是小说家的风度”（《鲁迅批判》五“总结：诗人和战士的鲁迅：鲁迅之本质及其批评”）。而鲁迅杂感之多，他认为则有精神方面的原因：“在当代的文人中，恐怕再没有鲁迅那样留心各种报纸的了吧，这是从他的杂感中可以看出的，倘若我们想到这是不能在实生活里体验，因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的补偿时，就可见是多么自然的事”（《鲁迅批判》五“总结：诗人和战士的鲁迅：鲁迅之本质及其批评”）。
他尤其善于把鲁迅的精神人格和作品中的人物进行比较，深入开掘，使鲁迅的人格精神和作品中的人物互相辉映阐发。他评《阿Q正传》时说“鲁迅那种冷冷的，漠不关心的，从容的笔，却是传达了他那最热烈，最愤慨，最激昂，而同情心到了极点的感情。阿Q已不是鲁迅所诅咒的人物了，阿Q反而是鲁迅最关切，最不放心，最为焦灼，总之，爱着的人物。别人给阿Q以荒凉，别人给阿Q以精神上的刺痛和创伤，可是鲁迅是抚爱着他的，虽然远远的。别人可以给阿Q以弃逐。可是鲁迅是要阿Q逃在自己的怀里的；阿Q自己也莫名其妙，荒凉而且悲哀，可鲁迅是为他找着了安慰，找着了归宿；阿Q的聪明、才智、意志、情感、人格，……是被压迫得一无所有了，有为之过问、关怀、而可怜见的么，没有的，除了鲁迅。阿Q还不安分，也有他生活上糊涂的幻想，有人了解，而且垂听，又加以斟酌的么，也没有的，除了鲁迅”（《鲁迅批判》三“鲁迅作品之艺术的考察”）。他评《伤逝》则说：“无疑的，这篇托名为涓生的手记，就是作者的自己，因为，那个性，是明确的鲁迅的个性故。他一种多疑、孤傲、倔强和深文周纳的本色，表现于字里行间。在书中，涓生和子君刚刚同居，子君是‘和她的叔子，早经闹开，至于使他气愤到不再认她做侄女’了，而涓生，却也记道：‘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彷徨》页一八五），看这么清楚，而至于刻画了的地步的吧，这是鲁迅！一种常感到奚落，讽嘲的压迫，也是鲁迅所特有的，在文中记叙常到通俗图书馆的情形道：‘好在我到那里去也并非为看书，另外时常还有几个人，多则十余人，都是单薄衣裳，正如我，各人看各人的书，作为取暖的口实。这于我尤为合适。道路上容易遇见熟人，得到轻蔑的一瞥，但此地却绝无那样的横祸，因为他们是永远围在别的铁炉旁，或者靠在自家的白炉边的’（页一九七）。特别不能忘怀于别人的轻蔑，这是鲁迅！后来涓生愿意和子君别去，因为子君在生活上并不奋斗了，只给涓生以失望和痛苦，这时涓生又记到：‘我和她闲谈，故意地引起我们的往事，提到文艺，于是涉及外国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诺拉》、《海的女人》。称扬诺拉的果决……。也还是去年在会馆的破屋里讲过的那些话，但现在已经变成空虚，从我的嘴传入自己的耳中，时时疑心有一个隐形的坏孩子，在背后恶意地刻毒地学舌’（页二〇一），在失望的忧虑中，有一种倔强之态，这是鲁迅！多么真切的一篇记录”（《鲁迅批判》三“鲁迅作品之艺术的考察”）。
这些分析，在长于或习惯于用社会学批评鲁迅的研究学界不啻有些旁门左道，特别是那些有碍于鲁迅伟人形象的字眼更是刺人眼目。
不能说李长之的精神分析方法是评论鲁迅最为高明的方法，也不能说他运用的就一无瑕疵，像他认为鲁迅初期的小说“抒情的成分很大，似乎是当时由于他的寂寞之感作用他吧”（《鲁迅批判》“鲁迅之生活及其精神进展上的几个阶段”）就显然失之于简率。然而，你不能不承认这种研究方法打破了传统研究方法的板结，是有益的尝试，而且，那意义不仅仅是对于鲁迅的研究。
所谓卓然独立，是指《鲁迅批判》不因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巨匠而虚美，也不因热爱鲁迅而饰非，本着求真的目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保有着批评家可贵的风骨。
李长之在文艺批评上非常讲究批评精神，他说：“文艺批评最要紧的是批评精神”。“批评是反奴性的。凡是屈服于权威，屈服于时代，屈服于欲望（例如虚荣和金钱），屈服于舆论，屈服于传说，屈服于多数，屈服于偏见成见（不论是得自他人，或自己创造），这都是奴性，这都是反批评的。千篇一律的文章，应景的文章，其中决不能有批评精神。批评是从理性来的，理性高于一切，所以真正批评家，大都无所顾忌，无所屈服，理性之是者是之，理性之非者非之。”“批评需要分析，不但好坏分明，就是好之中的坏，坏之中的好，也要分明。……严羽说‘吾论诗若哪吒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这是批评家的真精神”（《批评精神》南方印书馆1942年出版）。
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也是这么做的：“尽力之所能，写出我一点自信的负责的观察，像科学上的研究似的，报告一个求真的结果而已”。“因为求真，我在任何时都没有顾忌，说好是真说好，说坏是真说坏”（《鲁迅批判》“三版题记”，东方书社，1943年）。
他评论鲁迅的作品，特别单列了一章指出“鲁迅在文艺创作上的失败之作”。明确指出哪些是好的，为什么好；哪些是不成功的，为什么不成功。既不是全盘肯定，也不是全盘否定。
他认为在《呐喊》和《彷徨》中，《孔乙己》、《风波》、《故乡》、《阿Q正传》、《社戏》、《祝福》、《伤逝》和《离婚》“有永久的价值”，即使“在任何国外的大作家群里，也可以毫无愧色”，因为它们“都是完整的艺术”。而《头发的故事》、《一件小事》、《端午节》、《在酒楼上》、《肥皂》、《兄弟》“写得特别坏”，原因则或是“故事太简单”或“独白而落于单调”，而根本原因是鲁迅“不宜于写都市”（《鲁迅批判》三“鲁迅作品之艺术的考察”）。
对于鲁迅的杂文，他分析说：“他的杂感文的长处，是在常有所激动，思想常快而有趣，比喻每随手即来，话往往比常人深一层，又多是因小见大，随路攻击，加之以清晰的记忆，寂寞的哀感，浓烈的热情，所以文章就越发可爱了。有时他的杂感文却也失败，其原故之一，就是因为他执笔于情感太盛之际，遂一无含蓄”。“太生气了，便破坏了文字的美”（《鲁迅批判》四“鲁迅之杂感文”）。
从哲学思辩的标准出发，他认为“鲁迅不是思想家，因为他是没有深邃的哲学头脑，他所盘桓于心目中的，并没有幽远的问题。他似乎没有那样的趣味，以及那样的能力。”“倘若以专门的学究气的思想论，他根底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常说不能确知道对不对，对于正路如何走，他也有些渺茫。”“他的思想是一偏的，他往往只并发他当前所要攻击的一方面，所以没有建设。即如对于国故的见解，便可算是一个例。”“他缺少一种组织的能力，这是他不能写长篇小说的第二个原故。因为长篇小说得有结构，同时也是他在思想上没有建立的原故，因为大的思想得有体系。系统的论文，是他所难能的，方便的是杂感”（《鲁迅批判》五“总结：诗人和战士的鲁迅：鲁迅之本质及其批评”）。
抛撇这些观点的是非正误不谈，李长之在这里显露的正是他一贯倡导并实践着的可贵的批评精神：不虚美，不隐恶，不因批评对象的权威或利害而扭曲批评的风骨。
本来，对于作品文学价值的判断，对于作家气质能力的判断，见仁见智，在文学批评史上是司空见惯浑常事的。但在功利的，非学术的批评方法甚嚣尘上的氛围中，李长之的观点不再被当作学术上的问题平心讨论，而是由视为惊世骇俗，衍变为离经叛道，直至作出大逆不道的宣判。长期以来对于李长之的批判，对于《鲁迅批判》的封杀，已经不是简单的针对某些观点的拨乱纠谬，而是变成对于批评家独立人格的剥夺，对于独立批评精神的践踏。《鲁迅批判》的不幸在此，然其可珍视之处也在此。
《鲁迅批判》的价值和魅力当然不仅只是这三个方面，但有此三个方面，也就极其难能可贵了。
《鲁迅批判》虽是一个小册子，但由于影响大，似乎很有些文坛晴雨表的模样。李长之是在1978年年底去世的，斯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一个新的时代的曙光已经在地平线上显露。某出版社曾找到李长之接洽再版事宜，条件是将书名“批判”改为“评论”或“分析”之类云云，李长之坚持不改，他不无苍凉地说：“批判其实就是分析评论的意思。我为《鲁迅批判》遭了一辈子罪，不改，不出，也罢！”书虽然没有出成，但用得着雪莱的话：“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李长之重写的意愿，由于斯人已逝，无法实现，给今人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可他期待别人“系统的批评鲁迅的书”的出现，在今天，大概可以跂予望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