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一八年，是鲁迅在思想斗争上最重要的一年，从这一年为始，他的杂感《热风》起了头，他的文艺创作《呐喊》以《狂人日记》作了一发而不可遏的开端；他之使用白话文字，自此始；他之献身于新文化运动，作一个最忠实最勇猛的战士，也自此始。这时他三十七岁了，一直到现在他已有了十七年的奋斗生活，在此中当然颇有许多起伏，变化，进取和退缩可说的，可是这是次一章的文字的内容了，现在要说的却不是这。
现在却是要看一看在一九一八年以前的鲁迅的思想之轮廓，为的是使我们好知道他此后的态度并不是偶然的，乃是有一个一贯的线索。
二
就我们现在所有的材料论，实在很不充分。
在一九二七年，鲁迅个人印行了一本《坟》，其中收存了四篇在一九一八年以前的作品。今年（一九三五年）别人为鲁迅编了一本《集外集》，其中只有两篇文字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前的，而且一篇是科学的译文，所以有用的就只有一篇了。
在《集外集》中余下的一篇是《斯巴达之魂》，看光景也是译文，文字是拙劣的，时候是一九〇三年，大概是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时代所译的，不过倘若这篇多少有点意义的话，则是代表了鲁迅早期的一点爱国热，不然不会选了这种东西来译。
《坟》中的四篇，是《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都作于一九〇七年，这时鲁迅二十六岁了，我却认为乃是较可以代表鲁迅青年时代的思想之面目的。
我在不少的地方说过，鲁迅的思想的中心是生物学的人生观，这点历久不变的人生观，在这时也已经形成。《人之历史》一文，是诠释德国生物学家黑克耳（E.Haeckel）的一元哲学的，不用说是代表了他的向往了，即在这时其他的文章中，也屡屡流露：
吾中国爱智之士，独不与西方同，心神所注，辽远在于唐虞，或迳入古初，游于人兽杂居之世；谓其时万祸不作，人安其天，不如斯世之恶浊阽危，无以生活。其说照之人类进化史实，事正背驰。盖古民曼衍播迁，其为争抗劬劳，纵不厉于今，而视今必无所减；特历时既永，史乘无存，汗迹血腥，泥灭都尽，则追而思之，似其时为至足乐耳。傥使置身当时，与古民同其忧患，则颓唐㤞傺，复远念盘古未生，斧凿未经之世，又事之所必有者已。故作此念者，为无希望，为无上征，为无努力，较以西方思理，犹水火然；非自杀以从古人，将终其身更无可希冀经营，致人我于所仪之主的，束手浩叹，神质同隳焉而已。（《坟》，页六一）
生物学的进化论的人生观，给他以立论的基础。我们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文化的前锋，已经在中国的思想界，表演了序幕了，鲁迅，像其他这时代的知识分子梁任公，严幾道似的，是作了这序幕中不可缺的一员了。
同时，鲁迅所崇拜的人物便是尼采，和摆伦。他在文学中屡屡提起尼采，他对尼采之反抗十九世纪的物质文明，也极为称赞：
……明者微睇，察逾众凡，大士哲人，乃蚤识其弊而生愤叹，此十九世纪末叶思潮之所以变矣。德人尼佉（F.Nietzsche）氏，则假察罗图斯德罗（Zarathustra）之言曰，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返而观夫今之世，文明之邦国矣，斑斓之社会矣。特其为社会也，无确固之崇信；众庶之于知识也，无作始之性质。邦国如是，奚能淹留？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聊可望者，独苗裔耳。此其深思遐瞩，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又无望于今之人，不得已而念来叶者也。（页四一）
关于摆伦，他尤其倾倒：
吾今为案其为作思维，索诗人一生之内閟，则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故其平生，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瞻顾前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而复率真行诚，无所讳掩，谓世之毁誉褒贬是非善恶，皆缘习俗而非诚，因悉措而不理也。……裴伦善抗，性又率真，夫自不可以默矣，故托凯因而言曰，恶魔者，说真理者也。遂不恤与人群敌。世之贵道德者，又即以此交非之。遏克曼亦尝问瞿提以裴伦之文，有无教训。瞿提对曰：裴伦之刚毅雄大，教训即函其中，苟能知之，斯获教训。若夫纯洁之云，吾人何问焉。盖知伟人者，亦唯伟人焉而已。裴伦亦尝评朋思（R.Burns）曰，斯人也，心情反张，柔而刚，疏而密，精神而质，高尚而卑，有神圣者焉，有不净者焉，互和合也。裴伦亦然，自尊而怜人之为奴，制人而援人之独立，无惧于狂涛而大儆于乘马，好战崇力，遇敌无所宽假，而于累囚之苦，有同情焉。意者摩罗为性，有如此乎？且此亦不独摩罗为然，凡为伟人，大率如是。（页八三，八四）
这种思想是中国人至今不能理解或熟悉的，这是西洋人的思想的特色。歌德在《浮士德》里谓人有两种力，一向上，一向下，托尔斯泰在《复活》里说明人可以犯罪，但同时可以忏悔，这都是了解的真真正正的人类的话。也唯独天才能充分作一个这样具体的代表者！拜伦就恰是如此而已。鲁迅也正仿佛似之。所有鲁迅那种反抗的精神，不惜与群愚战，与虚伪的社会战，与古老的文明战，正恰恰像这里形容了的摆伦。
生物学，尼采，摆伦，是鲁迅思想的渊源。鲁迅此后奋战的动力和规模，是在这里立下了端倪了。
三
他这时候的思想，可以说是一种浓重的浪漫思想。他并不重坚甲利兵，他却是抑物质而重精神，他也并不提倡民权，或者赞扬大众，他却推崇个人。“五四”运动时的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正是他所攻击的，不过他之攻击二者并不是代表封建文化的保守，恰恰相反，他之攻击，乃是代表了养育于资本主义下的文化的别一面目。这时他所主张的，不唯不是落伍，反而是太新了，太早了，他这时作《文化偏至论》，是介绍欧洲正流行着的最新思潮的，他的认识是：
然则十九世纪末思想之为变也，其原安在，其实若何，其力之及于将来也又奚若？曰言其本质，即以矫十九世纪文明而起者耳。盖五十年来，人智弥进，渐乃反观前此，得其通弊，察其黯暗，于是浡焉兴作，会为大潮，以反动破坏充其精神，以获新生为其希望，专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掊击扫荡焉。（页四一）
这时他对于国内的文化界，认为：
夫方贱古尊新，而所得既非新，又至偏而至伪，且复横决，浩乎难收，则一国之悲哀亦大矣。（页四二）
所以他作这篇文章：
今为此篇，非云已尽西方最近思想之全，亦不为中国将来立则，唯疾其已甚，施之抨弹，犹神思新宗之意焉耳。故所述止于二事，曰非物质，曰重个人。（页四二）
他攻击物质文明的话有：
递夫十九世纪后叶，而其弊果益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唯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页四七）
重要理由，可说在于：“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他重个人的论调，则一转而崇拜天才，他先介绍叔本华：
至叔本华，则自既以兀傲刚愎有名，言行奇觝，为世希有；又见夫盲瞽鄙倍之众，充塞两间，乃视之与至劣之动物等，愈益主我扬己而尊天才也。（页四四）
这是他最同情的。因此，他最致慨于天才的受压迫：
窘戮天才，殆人群恒状，滔滔皆是，宁止英伦。中国汉晋以来，凡负文名者，多受谤毁，刘彦和为之辩曰，“人禀五才，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胜涌，涓流所以寸析者。”东方恶习，尽此数言。（页七五）
重个人，崇天才，其必然的结论，是反对民治。鲁迅在这时也是的：
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唯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则在英哲。嗟夫，彼持无政府主义者，其颠覆满盈，铲除阶级，亦已至矣，则建说创业诸雄，大都以导师自命。夫一导众从，智愚之别即在斯。（页四六）
他的总判断是：
今敢问号称志士者曰：将以富有为文明欤？则犹太遗黎，性长居积，欧人之善贾者，莫与伦比，然其民之遭遇何如矣？将以路矿为文明欤？则五十年来美澳二洲，莫不兴铁路矿事，顾此二洲土著之文化何如矣。将以众治为文明欤？则西班牙葡萄牙二国，立宪且久，顾其国之情状又何如矣？若曰唯物质为文化之基也，则列机括，陈粮食，遂足以雄长天下欤？曰唯多数得是非之正也，则以一人与众处，其亦将木居而茅食欤？此虽妇竖，必否之矣。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其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页五二）
我在《宏保耳特逝世百年纪念》一文中说过，浪漫主义的特色是重在人的，重在情志的（也就是精神的），并且重在个性的。现在鲁迅一则说“其根柢在人”，再则说“非物质”，三则说“重个人”，所以我说他是带一种浓重的浪漫思想。推崇天才，不信任群愚，这也恰恰是浪漫思想下的见地。我在《论人类命运之二重性和文艺思潮上两大巨流之考察》一文里说过。
在人们生活好的时候，思想，文艺是浪漫的，生活坏的时候，人们的思想，文艺，就表现为写实的。我们看，“五四”以后的文艺，无论创作或理论，大部分是写实的了，其中的鲁迅也没作了例外，原故很简单，然因为中国所受的压迫渐渐增大起来，一般人的生活，是愈益陷于艰苦了，生存还不一定保得住，哪里有理想？哪里有情志的，精神的活动？哪里有个性的尊重？哪里有人的价值的肯定和提高？所以不容有浪漫思想。在一九〇七年，情势没有这么显，鲁迅个人，也在青年时代，所以有浪漫的倾向，倒是当然的。
倘若照了我的意见，我以为人总是在生活好了的时候，所有的态度是健康的，对的。所以我不以为重人，重精神，重个性是错的，换言之，我觉得浪漫主义是正常的。譬如吃饭，在有了饭吃的人，当然要吃好饭，没有饭吃的人，却只好急不暇择。自然，我们不能责难那急不暇择者之不道德，然而，恐怕只有要“吃好饭”，这才是人类真正的味觉。人们的幸福，也只有在这点“求好”的理想上，才可以增进。因此，我是宁赞成浪漫主义的。即在我们以表现写实主义为必然现象的时代，我认为对于浪漫主义的价值的认识也是在所急需。
不过，养育于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浪漫主义并不是全然无缺的。倘若因为重在人的缘故，而弃置了对于大自然的利用，这无疑是堕落，倘若因为重在人的情志，精神的缘故，而忽略了理智的发展，这无疑是颓废，倘若因为重在个性的缘故，而只允许了一部分的人的自由，同时却把多数人的自由给剥夺，这无疑是暴横，所有这些，统统可说是弊端。鲁迅这时的思想，却是很容易走入这一途的。
殊不知重在人的价值，并不一定放弃了大自然，反而更应该善利用之；重在情志，精神，也并不一定不顾理智，反倒是更应该以理智为导引，把情志，精神发挥到效能更大的目标上去；重个性，尤其不应当把人类划分了尊卑，却是当认定那些才智没得到健全的发育的人们为不幸，而思予以方便，予以机会，而解放之，培养之，一定可以因此更光明起来。这种浪漫主义没有毛病！话说到鲁迅，他那时是未必知道蒙了浪漫主义的色彩的，所以也更不会分辨到这地步。
四
从看重精神出发，鲁迅看重了文艺的价值。他说：
盖使举世唯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唯牛顿已也，亦希诗人如莎士比亚；不唯波以耳，亦希画师如拉菲尔；既有康德，亦必有乐人斐多汶，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人如喀莱耳。凡此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嗟夫，彼人文史实之所垂示，固如是已。（页三一）
这是见之于《科学史教篇》一文的，所以说“史实之所垂示”，这论调恰恰像十八世纪德意志的浪漫主义者的论调：重人们审美上的训练和教养。文艺的功用不是直接的，他这时也深为了解：
严冬永留，春气不至，生其躯壳，死其精魂，其人虽生，而人生之道失。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页六八）
他对于文艺的价值和作用，可说认识极为清楚。据他的《自叙传略》，在日俄战争时，他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查日俄之战起于一九〇三，他这几篇文章，又作于一九〇七，所以正恰恰是提倡新文艺的时候了。
他这时一心要作精神界的战士：
夫中国之立于亚洲也，文明先进，四邻莫之与伦，蹇视高步，因益为特别之发达；及彫今日虽肜苓，而犹与西欧对立，此其幸也。顾使往昔以来，不事闭关，能与世界大势相接，思想为作，日趣于新，则今日方卓立宇内，无所愧逊于他邦，荣光俨然，可无苍黄变革之事，又从可知尔。故一为相度其位置，稽考其邂逅，则震旦为国，得失滋不云微。得者以文化不受影响于异邦，自具特异之光彩，近虽中衰，亦世希有。失者则以孤立自是，不遇校雠，终至堕落而乏实利，为时既久，精神沦亡，逮蒙新力一击，即砉然冰泮，莫有起而与之抗。加以旧染既深，辄以习惯之目光，观察一切，凡所然否，谬解为多，此所以呼维新既二十年，而新声迄不起于中国也。夫如是，则精神界之战士贵矣。（页一〇九—一一〇）
后来鲁迅所大声疾呼的思想革命，正是这时就已要求了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职守。他这时也已经和时代潮流相抵了：
故震他国之强大，栗然自危，兴业振兵之说，日腾于口者，外状固若或然觉矣，按其实则仅眩于当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谛。（页二八）
夫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先王之泽，日以殄绝，逮蒙外力，乃退然不可自存。而辁才小慧之徒，则又号招张皇，重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个人之性，剥夺无余。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乌乎，眷念方来，亦已焉哉。（页五三）
用“乌乎”，用“亦已焉哉”，战法当然和后来不同了，然而这已经明确在“战”。他又攻击国民的一般弱点：
故推而论之，败拿破仑者，不为国家，不为皇帝，不为兵刃，国民而已。国民皆诗，亦皆诗人之具，而德卒以不亡。此岂笃守功利，摈斥诗歌，或抱异域之朽兵败甲，冀自卫其衣食室家者，意料之所能至哉？
这种借文艺为武器，要献身于思想革命的宿愿，后来可说是完全见之实际了。作一个“精神界之战士”，是《热风》以前的鲁迅所准备着，又曾跃跃欲试着的。
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