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倘若我们试一留神的话，将见鲁迅的小说的结局差不多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往往关于死。阿Q不用说了，是在“耳朵里嗡的一声”里，“团圆”了；孔乙己是“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药》里瑜儿死了，虽然坟上凭空有了花圈；小栓吃了人血馒头，也终于死；《明天》里单四嫂子的宝儿“也的确不能再见了”，结局竟是那么寂静而且凄厉，“只有那暗夜为想变成明天，却仍在这寂静里奔波；另有几条狗，也躲在暗地里呜呜的叫”；《白光》里县考失败的陈士诚，金子似乎没掘到，也终于在万流湖里成了浮尸，“十个指甲里满嵌着河底泥”，因为他曾在水底里挣命；《祝福》里祥林嫂先是阿毛被狼吃了，结局她在全鲁镇祝福的空气中，却也在奚落和辱笑里死掉了；《示众》当然是一个囚徒的被杀；《孤独者》里的魏连殳，也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伤逝》里子君，不用说，又是“你那，什么呢，你的朋友罢，子君，你可知道，她死了”；就是在两篇只是散文的东西里，也依然是弱小生命的夭亡，《兔和猫》，死的是小兔，《鸭的喜剧》，死的是些小蝌蚪；——所有这一切不是偶然的，乃是代表着鲁迅一个思想的中心，在他几经转变中的一个不变的所在，或者更可以说，是他自我发展中的背后的唯一动力，这是什么呢？以我看就是他的生物学的人生观：人得要生存。
二
他的一切奋斗，一切抗战，一切同情，都似乎出发自这个思想中心。
他攻击旧礼教，他攻击封建的传统文化，为是“吃人”。换言之，就是为它反生存。以和旧的毒害的搏斗论，他确乎是战士。用文艺的形式，而开始其战绩的，似乎就是现在弁首于《呐喊》这集子的《狂人日记》，他明明白白地是站在生物学的观点来说教！
我只有几句话，可是说不出来。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呐喊》，页一五）
我偏要对这伙人说，“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呐喊》，页一七）
这骨子是进化论。以这为出发，他的战法就采一种扫射的了，在吃人的社会中，历史是吃人的纪录，道德是吃人的借口，医药和政治，不过是吃人的护符和圈套。
这时他开始攻击这养育于吃人的社会中的国民性：残忍，卑怯，模糊，以及那掩过饰非的狡猾的世故。“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接下手”，这是他顶咒恨的。“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此后便成了鲁迅惯常的用语了。
在积久的重压之下，志士的愤慨，大概谁也可以想像得出的。然而倘如我们攻击的是刀枪，倒也罢了，因为无论如何，胜负总有个分晓。甚而倘若我们攻击的是水，是火，纵然失败，也还壮烈。独独倘若我们的敌人有而若无，是棉花，是皮球，是腐土，并不和你对阵，不过有的是弹力或韧性，这就使你最为沮丧了：
“对么？”
“这等事问他什么。你真会……说笑话。……今天天气很好。”
天气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问你，“对么？”
他不以为然了，含含胡胡的答道，“不……”
“不对？他们何以竟吃？！”
“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狼子村现吃；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斩新！”
他便变了脸，铁一般青。睁着眼说，“有许有的，这是从来如此……”
“从来如此，便对么？”
“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
我直跳起来，张开眼，这人便不见了。（《呐喊》，页一三）
就这一端，能不令人感到寂寞么？先不用说伙伴们的单薄。“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悲哀，是智者的悲哀呢，还是仁者的悲哀？我想恐怕倒是后者的。
鲁迅以他的极大的同情，而领略着这些可诅咒的残忍，卑怯，模糊，狡猾者的灵魂的深处。
三
然而，《狂人日记》是作于一九一八年的四月的，过了七年，就是一九二五年的三月，他创作了《长明灯》，愚妄的人们对于改革者的迫害却并没有两样。
这时，不用说，鲁迅在怜悯与咒恨的交织之中，是更陷于悲观了。然而这却是无可责难的，因为文艺要求真，无病呻吟固然要不得，有病而不呻吟，也是无需的。
反而，在真的文艺之中，我们可以给改革者以勇气和安慰，虽然这不一定是一篇文艺在执笔时所企求的。
愚妄的人们对改革者是玩弄的，他们不惜用种种方法，挡了改革者的眼，以维持旧局。《长明灯》无疑是有种象征的意味在，这就是中国的精神文明，为鲁迅所久已攻击着的。改革者要吹熄它，愚妄的人们的办法，却先是把明灯用厚棉被一围，围得漆黑了，再领他去看，看不是吹熄了么！这样就似乎彼此相安下去，直到现在对中国古文明所要以被围之的恐怕也还数不在少。因此我们知道要维持旧局，走上死路的人，头脑倒不是简单的，然而总用之于阻遏改革的方面。同时，也颇勇猛，例如阔亭说：“去年，连各庄就打死一个！这种子孙。大家一口咬定，就是同时同刻，大家一齐动手，分不出打第一下的是谁，后来什么事也没有。”自然，这种勇猛是专施向弱者的，而且终有所怕，所以我们终不能不仍称之为残忍中的卑怯。
《长明灯》的改革者到底因为祖父捏过印把子，所以没受到这种待遇，却是被关起来，又因为谁对于地方也是不肯借用的，结果就关在庙里。这就真真正正没有事了，这便只有改革者的口号被孩子编入儿歌里，唱耍去了。
这里是改革者的迫害和稚小者的可怜：七年前的狂人，现在还是被人称为疯子，受的待遇也还是幽囚，七年前所要救救的孩子，现在却还是没救得着。
鲁迅在七年前的感慨：“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处，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现在依然是可用于作《长明灯》时的心情的。鲁迅的中心思想是生存，所以他为大多数的就死而焦灼。他的心太切了，他又很锐敏地看到和事实相去之远，他能不感到寂寞么？
在寂寞里一种不忘求生的呼求和叹息，这就是他的文艺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