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光真过得飞快，从《呐喊》刚刚出版，我听得一般人都议论着这作者鲁迅生疏的名字，那时我还是师范附属小学的小学生，看怕还看不懂，就如在目前的事，已经是十几年了。
之后，我入了中学，记得借过同学的《呐喊》，印象顶深的，是书的红封面，觉得可爱极了。看是看了的，不过也有一个不很好的印象，便是感到其中有一篇太长，为憎恶其“长”，便略而没看，因而对全书也冷淡起来，——这篇呢，自然就是后来百读不厌的《阿Q正传》了。
青年受鲁迅的影响实在深，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我记得，有位姓郭的朋友，因为读鲁迅的文章，而感到社会的不满太多了，曾主张过要提倡“怒的文学”，终至于在一个期间作了精神病患者。还有位姓沈的朋友，性子是和平些的，但对社会也仿佛感慨甚深，一遇见事情，每每有他锐利的冷然的观察，这结果就使各处对他也不满起来了，他赚下的，乃是“苦闷”和“牢骚”。根源呢，是因为他常读鲁迅的杂感。这都是中学卒业前后的事，大家不过是十六七岁的孩子。苦闷、牢骚甚而患精神病，委实不是好事情。但我总以为比无所用心，作木偶强。使只可以无所用心，作作木偶的中学生而苦闷，牢骚，患精神病，换一句话说，就是究竟有一点活气，这也便是鲁迅的好处。正因为这，那些不愿意中学生有一点活气的人，就憎恶鲁迅，而且觉得可怕了。说真的，真正卫护了新文化的命脉，时常对旧势力开一开火，青年还并不悉数作了驯羊者，正是鲁迅那泼辣、剽悍、战斗的笔所使然。
事情往往过后才知道，受一个人的影响越深，当时往往越发不觉得。我知道有许多意见，以为是自己观感所得的，但一往过去的生活上追溯下去，尤其是精神方面的教养，则其根源都历历可考。我受影响顶大的，古人是孟轲，我爱他浓烈的情感，高亢爽朗的精神；欧洲人是歌德，我羡慕他丰盛的生命力；现代人便是鲁迅了，我敬的，是他的对人对事之不妥协。不知不觉，就把他们的意见，变作了自己的意见了。例如我总感觉到中国的儿童，是被泡制成歪曲的小“大人”，尤其是当“文库”、“丛书”盛行的时候；我总感觉到中国的女子，是始终没争到奴隶以上的地位；我总感觉到大学中的教授诸公，是有点装腔作势，大都荒谬；对古书，总以为其中不少毒质，所以一般人还是不涉足的好；对社会，总以为人们的精力是浪费于人情的周旋和运用，所以只有停滞、退步，而没有太大的改革；人的目的是生；现在的急需是科学；……这些一触即发的观感，其实便是鲁迅的观感，经过化装或者不经过化装，而呈现于我们日常的生活的。
不但思想，就是文字，有时也有意无意间有着鲁迅的影子。
恐怕不仅是我，凡是养育于“五四”以来新文化教育中的青年，大都如此的吧。——我们受到鲁迅的惠赐实在太多了。
二
因为这，我常冲动着提笔，要写对于他的批评。但是开头是零碎的，而且常常并不是纯粹的批评。这限制一则是机会，二则是能力。恐怕后者更其重要些。
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我写过一篇散文《猫》，其中有关于鲁迅的话，是：
近来多了一层毛病。晚上不喜欢早睡。
当时已经十二点钟了，无意地又抽过鲁迅的《热风》来。我底朋友向勉从前告诉我的，人要止住笑时，那妙法是用牙咬住舌头。这时我因为祖父及小弟弟都睡得浓了，单怕笑出声来，便采用了向勉的法子。
当我读到那些最热烈的最有趣的一针见血的句子时，笑虽然止住了，却赚得肚子好痛。
“鲁迅”这两字，我一见了，我便觉得是滚圆的活跃的血似的长虫所盘拢的躯体，也就仿佛热沸的温泉所奔流着的路径。
中国的社会，不错，有了曙光了，但是积厚沉阴的暗霾，那是需要雷和闪的，——纵然是隐隐然的小雷，萤火似的微弱的电花。
我并不悲观，也不咒骂，我只觉得背上所负的重了起来，青年们，干吧，彻底吧！
这是我第一次写着关于鲁迅的文章。我住的地方是济南，文章是发表于迁在泰安的省政府所办的《山东民报》上。省政府为什么不在济南呢，因为那时济南是被日军占领了。这点亡国之痛的感觉，不想竟是早早尝到了的。济南自从张宗昌去后，人才有自由看白话文的书，写白话文的文章，但大家似乎肢体拘久了，刚放开，都不知如何伸展，从前接触过的白话文，都似乎不知如何着笔。这时帮助我恢复了表现的能力的，便是鲁迅的作品，而开头是这里提到的《热风》。我开始又写白话文字，也就是起自这篇散文《猫》。当时用的署名是尝之。
同年二月十四日，我写过一篇《读鲁迅在广东》，因为很短，也抄录在下方：
鲁迅之冲锋陷阵的战绩，对于宗法社会封建思想的肉搏，也可以说赫赫然大白于天下矣。
无论粗浅的，细微的，热烈的，和平的，对于鲁迅也算都有一番认识了。
幼稚的我，也有一番幼稚的景慕。
我很惭愧，从前不曾仔细读他底作品，现在我要决意努力一下。
他看到广东的社会与从前没有什么差异，这是多末令他不痛快的事。
同样地他又说广州青年的精神的表现太少了；不过我们正好因此知道文艺的价值。
“有声的发声，有力的出力”，这是我们底责任。“不怕幼稚，不怕挨骂”，这是我们必须有的勇气。
“四十年”长久的时间，那是相当的忍耐和毅力。
我们的责任很大，恐怕不是便宜的、敷衍的行动所可解决的。
旧社会的骨子，“还没有人向他们开火”，粗黑的胡须的老头儿焦急了！
这是我第二篇写的关于鲁迅的文章，虽然全文是在谈鲁迅，却还不能算是批评，不过就我自己说，却在证明了那时对于鲁迅的向往和理解的。发表的地方，是北平的《华北日报》副刊。这回很老实，用了本来的名字长植。此后却差不多一律用长之了。
我运用白话文字的能力一恢复，颇写了不少东西。但没有多久，我决意从事自然科学了，文学方面的书渐渐读得少起来，有意见也很少发表。一九三〇年的前后，算是又搁笔。也写过东西，乃是《怎样研究数学》，《火山和地震》，《从陈桢普通生物学说到中国一般的科学课本》……完全不是文学的内容了。
一九三一年的夏天，用成语说，便是“技痒”，把自然科学又忽略了，重又归到文学的阵地来，于是又写着关于鲁迅的文章。于六月二十一日写了一篇《十年后刮目相看的阿Q》，其实是隔了两天又写了的一万五千字的《〈阿Q正传〉之新评价》的初稿而已。后者发表在第一卷六期的《再生》上，原先是投给《北平晨报》的，但被编辑移入了《再生》，因此倘有些人以为我和张君劢、张东荪诸公有些干系了，因此而急进的评论家就把我攻击迷信辩证法者食之而不化的罪过更加扩大起来，居然再进一步，我便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了，真是开头所意料不及的。但我也不去辩解，因为我相信不盲从的读者还是看作品的，神经过敏不过是发懒。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作《评〈三闲集〉》，《评〈二心集〉》，都投在《北平晨报》，但关于《二心集》的一篇没能发表，原稿也无下落。
一九三三年五月四日，作《评〈两地书〉》，发表于《图书评论》第一卷第十二期。十月二十六日，作《评〈伪自由书〉》，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
在去年，天津的《庸报》和北平的《觉今日报》上，在一月之内，几乎天天有攻击我。诬蔑我的翁翁声中，就宣传我要写《鲁迅批判》了，在那些“剪影”、“塑像”的天才们，意思不过是一方面派我一种罪过，说我好名，预备和大人物打笔战，好“登龙”；另一方面则似乎是一种告密和挑拨，仿佛说：“鲁迅先生，这里有人要骂你了，你赶快骂他呵。”但我的《鲁迅批判》并没有着笔。这些天才，其实是只介绍了自己的嘴脸。
就我写过的这八篇文字论，在《读〈鲁迅在广东〉》中，我说明了鲁迅是青年的鞭策者，在《〈阿Q正传〉之新评价》中，我说明了鲁迅的贡献是抓住了中国国民性的本质，在《评〈三闲集〉》中，我说明了鲁迅的技巧是属于抒情，在《评〈两地书〉》中，我说明了鲁迅之铸造于传统和环境中的个性，在《评〈伪自由书〉》中，我说明了不只鲁迅，所有杂感文的作者的贡献和得失，隐约间我示出思想家和战士之别，……所有这一切，都是现在我写《鲁迅批判》的张本，但都不完全，每一点也没发挥尽致，所以就悉数弃之了。
三
照着我写文章的习惯，先写成序，在今年的三月十一日，我写了这《鲁迅批判》的序文。
我开始打算这文章如何写法了。在我最早的批评文字，是印象式的，杂感式的，即兴式的，我有点厌弃，此后的一期，是像政治、经济论文似的，也太枯燥，我总觉得批评的文章也得是文章，我的批评老舍的《离婚》（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三日作，发表于《文学季刊》第一期），就是一个新的尝试。自从读了宏保耳特（Wilhelm Von Humboldt）的《论席勒及其精神进展之过程》（über Schiller und den Gang seiner Geistesentwicklung），提醒我对一个作家当抓住他的本质，并且须看出他的进展过程来了，于是写过一篇《茅盾创作之进展的考察及其批评》（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五日草完），这就是现在这序里所谓的关于茅盾的文章，现在仍没有踪影，本文是四万五千字，但我却还有牺牲掉的二万字的初稿，为改正，我是不惜牺牲的，但改正好了的，别人再给牺牲，却有些不高兴。现在批评鲁迅，当然仍是承了批评茅盾的方法，注意本质和进展，力避政治、经济论文式的枯燥。
起了好几回愿，其中之一而不忍扔掉的，便是发表在《国闻周报》上的《鲁迅文艺中表现之人生观》，这标题是后来加上的，起初只是统笼的全文的总冒而已。另起的头，是现在采用了，加上题目的：《鲁迅之思想性格与环境》，这一篇写于本年的四月。
五月去旅行了，没有动笔。六月接着写《关于鲁迅作品之艺术方面的考察》，当时拟定了十二个题目，便是：
一 鲁迅之思想性格与环境
二 鲁迅作品之艺术的考察
三 《阿Q正传》之艺术价值的新估
四 鲁迅作品中的抒情成分
五 鲁迅在文艺创作中表现之人生观
六 鲁迅在文艺创作上的失败之作
七 《热风》以前之鲁迅
八 从《热风》到《准风月谈》：鲁迅在思想斗争上之进退观
九 鲁迅杂感文之技巧与杂感文中之抒情
一〇 鲁迅著译工作的总检讨
一一 鲁迅之生活及其精神进展上的几个阶段
一二 诗人和战士的鲁迅：鲁迅之本质及其批评
原先是不想定这些题目的，因为当时正主编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打算一次发表一段，有题目时，读者可以清晰些。分段也没有大道理，是看字数，总之凡五六千字上下就予之以题，算是一段，也有预料不过五六千字的，便也早定出题目。前者是行通了，后者却出了意外，往往五六千字不行了，得一万，得两万，占了副刊的全版，也还登不下，也渐渐失掉了起初拟题的作用。
在打算在这十二篇文章中的，有几篇已经写就，第五篇，我说过，是不想用而又留恋着的稿子，根本与全文不连贯，它的次第是勉强的。第六，第七，可以顺着写。
要写第八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应当先整理鲁迅的生活了，于是先写了第十一，这是七月的事情。因为写他的生活，就得统统看他的作品，于是第十二的结论也冲动着要写了，果然一涌而出的写就了，这是八月的事情。不过关于鲁迅的思想，似乎已在这两篇里流露了，于是第八篇反而为是否着笔而踌躇起来。在踌躇中，我参考了国外的对于一个人的论评的成书，把全文的阵容又整如下方：
导言
鲁迅之生活及其精神进展上的几个阶段
在思想斗争上之鲁迅
鲁迅文艺创作之内容与审美观
鲁迅杂感文之技巧
鲁迅著译工作的总检讨
总结：诗人和战士的鲁迅——鲁迅之本质及其批评
我觉得很合理想。《导言》就是上面的第一篇，《在思想斗争上之鲁迅》，是打算包括原来的七、八两篇，《鲁迅文艺创作之内容与审美观》乃是包括二、三、四、五、六，一共五篇，不过想把第五篇置在头里。反正我对于第五篇还在爱惜，对于第八篇总在踌躇。
《鲁迅杂感文之技巧》，是没有问题的，应当写，于是写成了，在九月。《鲁迅著译工作的总检讨》，也觉得必需，于是先写，而且又分了七个小题目，是：
鲁迅翻译的文艺论
鲁迅翻译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的艺术观
鲁迅翻译的剧本与小说
鲁迅翻译的散文随笔
鲁迅翻译的童话
鲁迅对旧籍之整理著作
鲁迅之杂著与杂译
其中之一、二、五、七各部分皆定稿，第六部分也成了一半，已经在三万字以上了。这是十月的事。
原来打算的六万字可以全稿完全结束者，由六万而八万，而十二万，看光景是非十五万字不可了。
到现在为止，原拟定的十二标题是只有一个空着，一个还差一小半了。
但我要停笔。因为我惦记着许多别的文章和书，好在重要的已经写出了。为完整，我删掉《鲁迅在文艺创作中表现之人生观》，它与整个文章不衔接，我删掉《〈热风〉以前之鲁迅》，它是与次篇相连，单独没有什么意义，我删掉《鲁迅著译工作的总检讨》，它不全，而且究竟是鲁迅的“身外之物”。这样就又变成七八万的光景，也就是现在的面目。以后有机会，我也许在增订本时，恢复本来所要完成的规模的吧。
四
在删掉的那些文字中，为读者参考方便起见，我把比较重要的意见，略记于此。
我本来已经说过鲁迅在作品中常常关心到生命的死亡了，例证却是在《鲁迅创作中表现之人生观》里举得尤其完全：
鲁迅的小说的结局差不多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往往关于死。阿Q不用说了，是在“耳朵里嗡的一声”里，“团圆”了；《孔乙己》是“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药》里瑜儿死了，虽然坟上凭空有了花圈；小栓吃了人血馒头，也终于死；《明天》里单四嫂子的宝儿“也的确不能再见了”，结局竟是那么寂静而且凄厉，“只有那暗夜为想变成明天，却仍在这静寂里奔波；另有几条狗，也躲在暗地里呜呜地叫”；《白光》里县考失败的陈士诚，金子似乎没掘到，也终于在万流湖里成了浮尸，“十个指甲满嵌着河底泥”，因为他曾在水底里挣命；《祝福》里祥林嫂先是阿毛被狼吃了，结局她在全鲁镇祝福的空气中，却也在奚落和辱笑里死掉了；《示众》当然是一个囚徒的被杀；《狐独者》里的魏连殳，也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伤逝》里子君，不用说，又是“你那，什么呢，你的朋友呢，子君，你可知道，她死了”；就是在两篇只是散文的东西里，也依然是弱小生命的夭亡，《兔和猫》，死的是小兔；《鸭的喜剧》，死的是小蝌蚪，——所有这一切不是偶然的，乃是代表着鲁迅一个思想的中心，在他几经转变中一个不变的所在，或者更可以说，是他自我发展中的背后的唯一的动力，这是什么呢？以我看就是他的生物学的人生观：人得要生存。
因为我觉得鲁迅的中心思想在此，所以本来打算从这里起头的。此外，在本文中我说《长明灯》所要表现的，就是《狂人日记》里所要表现的，时候虽然隔了七年。所以我的话有：
这里是改革者的迫害，和稚小者的可怜：七年前的狂人，现在还是被人称为疯子，受的待遇也还是幽囚，七年前所要救救的孩子，现在却还是没救得着。
我在那文的结论是：“鲁迅的中心思想是生存，所以他为大多数的就死而焦灼。他的心太切了，他又很锐敏的看到和事实相去之远，他能不感到寂寞吗？在寂寞里一种不忘求生的呼唤和叹息，这就是他的文艺制作。”
《〈热风〉以前之鲁迅》的一篇，要义在阐明鲁迅思想之雏形，以及他早年思想上受的渊源的所自。生物学、尼采、拜伦，是这时候他精神上的粮食。我说他这时是带一种浓重的浪漫色彩，因为他抑物质而崇精神，排社会而崇个人，天才。我顺路发表了我对于浪漫主义的向往和理解：
浪漫主义的特色是重在人的，重在情志的（也就是精神的），并且重在个性的。现在鲁迅一则说“其根柢在人”，再则说“非物质”，三则说“重个人”，所以我说他是带一种浓重的浪漫思想，推崇天才，不信任群愚，这也恰恰是浪漫思想下的见地。
在人们生活好的时候，思想、文艺是浪漫的，生活坏的时候，人们的思想、文艺，就表现为写实的。我们看，“五四”以后的文艺，无论创作或理论，大部分是写实的了。其中的鲁迅也没作了例外，原故很简单，就因为中国所受的压迫渐渐地大起来，一般人的生活，是愈益陷于艰苦了，生存还不一定保得住，那里有理想？那里有情志的、精神的活动？那里有个性的尊重？那里有人的价值的肯定和提高？所以不容有浪漫思想。在一九〇七年，情势没有这末显，鲁迅个人，也在青年时代，所以有浪漫的倾向，倒是当然的。
人总是在生活好了的时候，所有的态度是健康的，对的，所以不能以为重人，重精神，重个性是错的，换言之，浪漫主义是正当的，譬如吃饭，在有了饭吃的人，当然要吃好饭，没有饭吃的人，却只好急不暇择，自然，我们不能责难那急不暇择者之不道德，然而，恐怕只有要“吃好饭”，这才是人类真正的味觉，人们的幸福，也只有在这点“求好”的理想上，才可以增进。因此，我是宁赞成浪漫主义的。即在我们以表现为实主义为必然现象的时代，对于浪漫主义的价值的认识，也是在所急需。
不过，养育于资本主义社会下的浪漫主义，并不是全然无缺的，倘若因为重在人的缘故，而弃置了对于大自然的利用，这无疑是堕落；倘若重在人的情志、精神的缘故，而忽略了理智的发展，这无疑是颓废；倘若因为重在个性的缘故，而只允许了一部分的人的自由，同时却把多数人的自由给剥夺，这无疑是横暴；所有这些，统统可说是弊端。鲁迅这时的思想，却是很容易走入这一途的。
殊不知重在人的价值，并不一定放弃了大自然，反而更应该善利用之；重在情志、精神，也并不一定不顾理智，反倒是更应该以理智为导引，把情志、精神发挥到效能更大的目标上去；重个性，尤其不应当把人类划分了尊卑，却是当认定那些才智没得到健全的发育的人们为不幸，而思予以方便，予以机会，而解放之，培养之，世界一定可以因此更光明起来。这种浪漫主义没有毛病！话说到鲁迅，他自己那时是未必知道蒙了浪漫主义的色彩的，所以也更不会分辨到这地步。
在《鲁迅著译工作的总检讨》中，我并不是拿出原文来对字句的，自然也有那样的专门的批评家；我也并不是讨论硬译软译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这里没有问题，硬译有时是技术还没有纯熟时不得不然的一种小心，软译是有时是偷懒的借口，恐怕没有人主张要译得不懂，正如没有人主张要译得错。所以我不管这些，我是看那翻译的原物，究竟有没有介绍的价值，以及那原物的缺陷和优长。这样，在鲁迅翻译的文艺论中，《苦闷的象征》究竟也还浮薄；在鲁迅翻译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的艺术观中，以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为最有价值，散见于其他书中的卢氏的意见，也最精彩；在他译的小说中，内容技巧兼到的是《毁灭》；在他译的童话中，只有《表》是真正为了现代的儿童；在杂类书中，他译的《近代美术史潮论》，略有专家的见地，恐怕在同类书中，这是中文本最优胜的一种，自然，也还免不了肤浅和不周全。至于鲁迅对于旧籍的著作，则见出他仍不脱旧学者的方法，但像那《中国小说史略》到现在竟还没有再强的著述。
删掉的四万多字的内容已如上述，为自己，为读者，算是多少放心了一件事。就是将来无机会重新组织起来，也没有什么遗憾了吧。
五
我不能不感谢天津《益世报》，倘若不是纯文学副刊，感到稿件之少，这篇东西怕还得迟些时日才能动笔。在这里我证实了文章是逼出来的一事之可靠。但报馆给的压迫也不是没有，因为神经过敏，常把原稿加以删改，因为触犯宗教，常在稿上批上“刺目”。还有无妄的限制，苏俄的字样得避讳，因为苏俄反对宗教，当然也反对天主教了。当然也反对天主教所设的《益世报》了，为“刺目”，或者为报复，苏俄的字样便最好是少见。不许称“上帝”，得称“主”，这就是即便不反对天主教，而称谓也得受一受统制。好在原文快要发表完了，我对于副刊也就歇手，更幸运的是二百多页的可爱的原稿都在，这次付印，就又照原样给添补出来了。至于是否再受限制，这也仍不能乐观。
在朋友方面，我感激的很多，他们有的给收罗书籍，甚至一九〇九年鲁迅兄弟印的《域外小说集》的第一册第一版也找到了；有的则是在着笔之先，我把意见告诉他们，求一个纠正，或者写完了，我炫然自诩地向他们说我写作的经过，当他们开颜而且加以慰劳的时候，我便在精神上觉得我那因写文章而牺牲了的吃饭和睡眠得到补偿了。我写到高兴的时候，觉得我的朋友也应当感到幸福，但到了百思而一字不得的时候，则呆坐，沮丧，而至于一天的整个生活失了主宰。这些快乐和苦闷，我的几个朋友也都和我共之，尤其是羡林和文华。一般的朋友，则都对我这回的批评有着兴味和热心。
每到星期三，是文学副刊出版的日子，我一到阅报室，就看到有不少人在伸着脖子，挤着看那从首至尾，往往万字以上的排一整版的长文了，我很惭愧和不安。有时候，我没有兴味再写下去了，常有随时罢笔之感，但当我一重读我写过的片断，我就又勇气百倍，像爬一个山头，小峰既过，大峰也坦然了的光景。
我很感谢鲁迅先生，他寄赠给最近的像片，又给了好几封信，使我对于所列的著作时日等有所补正。他不像一般人所以为的猜忌刻薄，从他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他反而是并不世故，忠厚而近于呆子的地步。人与人的相处，也不见得像一般人所想的那么必须怀了戒心，然而或者这就是“剪影”、“塑像”者之流所失望的。
很奇怪，这篇批评的文章，是正在我常常失了理智的恋爱的旋涡中而动笔的，但我却只受了丽丽，我的朋友，的抚爱，而没影响了我的理智工作。现在看，爱仿佛要是一个幻影了，还得剩下我自个，去作那寂寞的思索，然而在爱潮的挣扎中的文字，却留下了，这也算是和本文不相干的一个纪念。
临了，十分谢谢赵景深先生，由他此书得以在北新出版。本来想自己印的，因为没有钱，曾想先征求预约，广告已经出去了，幸亏是登的地方人家不注意，而且只一天，却被文华劝止了，他常是救了我诗人气息的荒唐。但是也竟被一位热心的堵述初先生看见了，寄钱来要预约两册，当时我真感动得要哭了，因为我常是觉得我的文章不会有人看的，看的只是朋友，为是熟人而已，日常纵然自信，但也还觉得诬蔑和鄙责倒是应当的。我未尝不觉得自己所写的不是随便的人也能写出来的，但能怎样呢，文章发表也受限制，出本书也没有人肯收印，惯常的还是文绉绉的绅士们的讥讽，愚妄者的压迫和玩笑。我的朋友羡林看了《花开时节》（The Blossom Dates）的电影，便告诉我像舒伯尔特（Schubert）那不被社会承认的时候，音乐天好，动动这里的钢琴也遭禁止，动动那里的钢琴也遭诃责，要演奏，人也不许他演奏，朋友们要为他开一个演奏会了，但也竟不能成功，直到他一个成了名的朋友的演奏会临时不能出台了，他才有被邀了算是充数的资格。起初群众见他出来，都要退票，但慢慢却不让他走了，乃要求他演了再演。“只要被他们有机会承认就好了”，这是羡林安慰我的话。但是我能说什么呢，说不定我的书出来了，也还是大家要退票的时候吧。不过那位那么信赖我的读者（因为上回我要自印《长之文学论文集》时，他也来预约了，书到底出不来，钱也还没退回去，常想起来是歉疚的），我却太感激了，而且他是在定县平教会作事的，也常见有文章发表，可见并不是一个盲目者。现在北新既然要印这书了，那么我要等着看这次音乐会的揭晓。
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长之记于北平清华园孤寂的小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