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这样想,一个人的作品,在某一方面最多的,就往往证明是一个人的天才的所在。往古的例子多极了,李白杜甫,便是在诗的方面特别多的,所以他们是诗家;反之,韩愈柳宗元,乃是在散文的方面特别多的,所以他们是散文家。这原故很简单,天才的所在,乃是他最容易表现的所在,当然这方面就会表现的多起来。

倘若我们试一检讨鲁迅的著述的话,则在四十册上下的数目中,有一半是翻译,下剩的除了三四册纂辑的古书,一本小说史,两本仅有的创作小说,就是杂感集了。鲁迅的杂感集,自一九一八写的《热风》为始,没有一年停过笔,到现在止,是在十余册以上了,就中正式的杂感集便有九个,这是:《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包括了杂感论文,合而为一,但大部仍是杂感的,是:《坟》;名为诗,其实不过是凝炼的杂感的,是:《野草》;名为散文,其实依然不过是在回忆之中杂了抒情成分的杂感的,是:《朝花夕拾》;为鲁迅自己所有意或无意删却,又经别人集起来,称为《集外集》的,其中有几首诗,有几则编辑后记,但大部分,也还是杂感。

鲁迅在有的机会很不乐意人称他为杂感家(《而已集》,页五四),后来还特地把这件事记忆着(《三闲集》,序言页一),但我看他所以厌憎这个称号,完全是因为这样称他的人是在一种鄙夷态度之下的,倘若心平气和地讲,鲁迅确乎很长于作“杂感”,也无妨称之为“家”。

就鲁迅自己而论,杂感是他在文字技巧上最显本领的所在,同时是他在思想情绪上最表现着那真实的面目的所在。就中国十七年来的新文学论,写这样好的杂感的人,真也还没有第二个。现作家之中,写杂感多的,没有超过鲁迅的,鲁迅自己的作品之中,为量之多,也没有超过他的杂感的。因此,我觉得有专把他的杂感论一论的必要了。

鲁迅的第一部杂感集《热风》(一九一八—一九二四),不用说,技巧还没到十分纯熟的地步。有不少文字,是平铺直叙的,话常是太直接,而且很多虽然是讽刺,却依然夹杂一些正面主张,这便往往成为减却力量的根源。

话虽如此,但很利害的文章却也已经出现了,一篇是《来了》(页五四),一篇是《即小见大》(页一一五)。前者他说明中国人并无主义,中国人也接受不到什么主义,至于统治者则只有残暴,也无所谓主义,于是昭示于人的,便只有那种糊里糊涂地对于某一种主义的“来了”之感而已;后者他乃是从北京大学因为反对讲义收费风潮而开除了一个学生,却并没有为这一个牺牲者说什么话的事说起,而指出了在祭坛上沥血的,所留给大家者,实在只有“散胙”。在那样短小精悍的文章里,便已包括了对于愚昧的人们的怜悯和咒诅。对于残暴者的燃烧着的反抗的火焰,同时,对改革者之寂寞,迫害的同情,都一泻而出,大抵只有深刻的内容才可望有深刻的技巧的话,是证实在这儿了。

收在《坟》里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另一篇好的讽刺文章。即在鲁迅的《坟》的后记里,也认为只有那论几个诗人的文章是可以推荐给读者的。好的文章总得从容,无论哀或乐,爱和憎,都不能例外。鲁迅之论“费厄泼赖”,生着气是无疑的,然而他从从容容地把落水狗分为三种,以为有自己落水者,有别人打落者,有亲自打落者,于是他说:“倘遇前二种,便即附和去打,自然过于无聊,或者竟近于卑怯;但若与狗奋战,亲手将其打落,则虽用竹竿又在水中从而痛打之,似乎也非已甚,不得与前二者同论”(页二八六),他从打落水狗,说到打落水的叭儿狗,说到蹋台人物之并非真是落水,在痛恨之中,他指示了改革者对于反改革者一种应有的警备,和彻底的战法,我想这一点恐怕永远是有用的吧,只要反改革者一旦还存在的话:试看他把这贡献给读者了,意义是多么隆重,而当时和章士钊、陈西滢的笔战也正酣,情势又是多么危急,可是那笔下竟是那么从容,所以我们又有了一篇好文章了:是雍雅、清晰而深沉的文章。

在一九二五年的杂感集《华盖集》、在一九二六年的杂感集《华盖集续编》,作风是有些不同了。比较更能够曲折,细微而刻画了,他的风格也到了确立的时期。

《华盖集》里好的杂感文是《牺牲谟》(页二七),《战士和苍蝇》(页三四),《捧与挖》(页一四五)。

《牺牲谟》是非常幽默的一篇讽刺,它是一幅愚妄的人们的自画像之代笔。愚妄者要别人牺牲,自己收实利;愚妄者有所作,得有好理由;愚妄者讲面子,讲风化,自己对一切责难,不雅,得逃掉。他赞成别人清高,但以为还穿着一条裤,就是一点白璧微瑕,最好呢,便是送给他的丫头。他有丫头,却不是人身买卖,乃是大旱灾时候留下的,不过与她父母几文钱罢了,为的免得卖入妓院,所以他是十分人道的。他要人家的裤子,但自己不下手拿了去,怕人们说他贪,所以得那人穿着爬了去,又不许爬烂了,还得爬得快,到门口的时候也不许停留,因为这人饿了九天了,怕死在那儿。他对乞丐,是让听差的痛打,因为乞丐不读书,不作工;他对他所要裤子的人,说本想用人力车送去,然而他不了,又是因为人力车不人道。最后是催人家快爬。愚妄者的面目多末清晰,毫发也可以算不遗了吧。《战士和苍蝇》则是像尼采作的那种短文,很直接,然而很有力量,他说苍蝇以为战士有缺点和创伤,“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所以,“去吧,苍蝇们!虽然生着翅,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笔底下的情感是很浓烈的。《捧与挖》是说中国人的奴性和惰性的,对于上官,只知道捧,越捧而他们的欲求越增大起来,这好像治河,堤是越来越高的,倒不如起初就来一个挖底的办法,鲁迅总是在提示人,对敌人是放松不得的。

《华盖集续编》里,则我认为《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有趣的消息》,以及三篇日记:《马上日记》,《马上支日记》,《马上日记之二》,四篇通信:《上海通信》,《厦门通信(一至二)》,《厦门通信(三)》,《海上通信》最成为杂感中完整的艺术。此外,载着的那首诗颇不坏。这时期最令他痛心的,当然是“三一八”的事件,这时他激昂极了,感情极盛极盛的,他有的是沉痛的咒语:

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乌乎!

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则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页八六—八九)

力量不能不说没有,但统起来看,不是好的文章。同时,他写了不少好的文章,也依然因为情感太盛了,变为太质实,而失却了文字的巧。这时纪念“三一八”的牺牲刘和珍君的文章,是远不如后来那篇《为了忘却的记念》纪念柔石的文章的,这原故就在后者的执笔乃是距死者已经三年了,遂从容得多。只有从容,才能流利通畅,活泼跳动,这,也就是《杂论管闲事》和《有趣的消息》的好处。那些“日记”,虽然是杂感,然而非常冲淡,闲着无事的光景,那些“通信”,也因为是信笔所写,毫不矜持,反而有一种随时观照人生,颇为周详的趣味。鲁迅的诗,我不承认有好的,然而载在这《华盖集续编》里的一诗,我却认为是鲁迅唯一的好诗。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我不觉得这诗打油,我却觉得在内容上极其充实,在技巧上极其完整。

在鲁迅的作品里,形式略为奇怪,含义较为深邃,使一般人多少认为难懂的,是《野草》。在我觉得,本书的形式是很不纯粹的,有的固然写得很隐约了,有的却也很明显,《风筝》一篇,就是十分明显的例;大体上是深刻的,但也有的便颇肤浅,《好的故事》和《失掉的好地狱》,就是十分肤浅的例;甚而有的无聊,《我的失恋》可算一个例子。至于那种:“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页一)。我认为简直堕入恶趣。

我所以这样挑剔,实在因为爱好这本小书,实在因为拿出希望它是更完整些的心思而然的。在这包括二十三篇短文的小书中,有七篇东西特别出色,这是:《影的告别》,《复仇其二》,《希望》,《立论》,《死后》,《这样的战士》和《淡淡的血痕中》,就中《复仇其二》,《死后》,和《淡淡的血痕中》,我认为尤其占有艺术上最高的地位。

在《影的告别》里,是表现一篇向往和舍弃的,但却带上了一层甚深的悲哀的色彩,还有一种幽怨的光景,“影”在临了的话是:

我愿意这样,朋友——

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页七)

孤寂,愁苦的气息是在扩散着。《希望》也是写寂寞和空虚的:

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页二二)

不过他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衰老,却是因为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他空虚到极处了,他说:“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因此他深深地体味到了: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页二四)

这恐怕是他最为伤感的文字。《立论》是在为言论争自由的,它将幽默与讽刺,合而为一。一个人生子了,有的说要作官,要发财,这是谎话,可是得到好报,有的说会死,这是实话,便遭了痛打。既不谎人,又不遭打的说法,就只有是:

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Hehe!he,hehehehe。(页六八)

委曲求全的人的言论势必是如此的。《这样的战士》是描绘一个理想的奋斗人物,他有鲁迅所常谈到的韧性,什么好名目也不听,他却有“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举起来就攻击。他的敌人是无物吧,他也不管,他得举起他的投枪;这无物之物的敌人逃脱称胜,说他是有了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名了吧,他也不管,他得举起他的投枪;最后,他死在无物之物的阵里,他不足为战士,无物之物则永为胜者了,但他仍不管,他举起了投枪。技巧像内容一样,是毫无空隙的朴实渊茂的一首战歌。

这四篇已经好了,但我以为那其余的三篇却更好些。在那《复仇其二》里,是借耶稣的故事,说人们对于改革者的迫害的,因为悲悯和诅咒,那改革者对于自己的痛苦,却有一点快意。篇幅虽小,是一篇颇为伟大的作品。其庄严,沉痛,壮美,应当认为鲁迅有数的杰作之一。《死后》用了一种扫射式的攻击,讽刺的方面是多的,但却极其轻松,像流水一样,他写着那些愚妄者们对于他的迫害和高论,他并且很幽默地记述着勃古斋的小伙计,还跟着来请他留下嘉靖黑口本的《公羊传》的古书。在淡淡的苦笑里,写出一个精神界的战士在创伤了的心上所不能拂拭去的暗影。《淡淡的血痕中》,是一反他向来的虚无色彩,而礼赞一个强的叛逆的猛士的。他诅咒造物主,他说:

他暗暗地使天变地异,却不敢毁灭一个这地球;暗暗地使生物衰亡,却不敢长存一切尸体;暗暗地使人类流血,却不敢使血色永远鲜秾;暗暗地使人类受苦,却不敢使人类永远记得。(页八七)

同时,他诅咒怯弱者。就中国一般的作家论,是大抵没有甚深的哲学思索的,即以鲁迅论,也多是切近的表面的攻击,所以求一种略为深刻的意味长些的作品就很少,根源不深,这实在是中国一般的作品令人感到单薄的根由。鲁迅这篇文字之有一种特殊意义者,却就在它多少有一点哲学的思索的端绪故,事实上,这篇东西也确乎因此看着深厚得多了。

我附带要说的,我不承认《野草》是散文诗集,自然,散文是没有问题的,但乃是散文的杂感,而不是诗。因为诗的性质是重在主观的,情绪的,从自我出发的,纯粹的审美的,但是《野草》却并不如此,它还重在攻击愚妄者,重在礼赞战斗,讽刺的气息胜于抒情的气息,理智的色彩几等于情绪的色彩,它是不纯粹的,它不是审美的,所以这不是一部散文诗集。——要说有一部分是“诗的”,我当然没有话说。

我很爱《朝花夕拾》,并不减于我之爱《野草》。作为斗争的礼赞的《野草》,和这美妙的回忆的《朝花夕拾》之不同是很显然的。

因为是回忆,因为是说个人的事情,所以我们感觉到亲切,像是当着春秋的佳日吧,在森林里被轻风吹拂着一般,我们所见的便是安详、平和。只是也常像在耳朵里送来了清泉的湍响似的,这就是鲁迅在文字中常不能忘怀的对于那些伪善、奴性、繁复和乖巧的攻击。

诚然如鲁迅自己说:“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小引》,页一),这真是大可悲哀的事。然而究竟在写这些回忆的文章的时候,却还没到连回忆也没有的地步;不过,也够无聊赖的了,所以,我们虽然可以颇带了消闲的意味地来欣赏这些好的散文,但在当时的作者却是十分难过,这是可以想见的。

这也是常见的一种例子了,大凡在某一方面情感极盛,又不得宣泄时,那故作平静,也用以安定了自己的,就是回返到自己的世界里去逃躲,这便是:回忆。“目前是这末离奇,心里是这末芜杂”(《小引》,页一),只有这才是这些散文背后的一字一句的骨髓。

然而只就文章看,头一篇《狗·猫·鼠》就是一篇好文章。里面所包括的东西那么多,可是非常有力量,非常调和,文字极简短,又带感情,令人只觉得宁帖,而毫无窘迫之感,他的笔,真是活动极了,像在山峰上跳跃似的,我们看他把那些很不容易关连的印象,加以关连,时而说到已往,时而重归到现在,时而是对“正人君子”还击,时而又是童心的美梦,我们却决没有看出他那文字的驳杂。他从自己的仇猫说起,说到别人之拟之于狗,说到狗猫交恶的传说,说到自己仇猫的原故,说到猫在配合时的嗥叫,说到可爱的小鼠,最后是被长妈妈告诉,小鼠是猫给吃掉了,于是才正式仇猫,然而终于知道小鼠倒是因为缘着长妈妈的腿要上去,被长妈妈一脚踏死了。狗,猫,鼠,像作了三个驿站似的,中间是贯串着鲁迅的一路的杂感而没令人觉到“杂”,这就是他的“巧”。

第二篇《阿长与山海经》,乃是一篇平淡一些的好的抒情文字,长妈妈的功罪,是常为更迭的,但到底那顽皮的“哥儿”,是得到一部最心爱的四本小书了!带图的《山海经》。

在这许多亲切的回忆文字中,我尤其觉到亲切的是第六篇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百草园是鲁迅小时候玩的一个荒园,三味书屋却是他以后不常到百草园后所入的一个书塾。他形容书塾最真切,印象是那么具体。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蜡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人都到那里去了?!”

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页六九)

又如: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象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页七一)

第七篇《父亲的病》,是如他其他的反中国的医药的文字一样,但形容那些骗人的医生却更活现。此外,则是说到中国旧的风俗习惯中,其不近人情的残酷。人死了,也不让平静:

“叫呀,你父亲要断气了。快叫呀!”衍太太说。

“父亲,父亲!”我就叫起来。

“大声!他听不见。还不快叫?!”

“父亲!!父亲!!”

他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苦痛。

“叫呀!快叫呀!”她催促说。

“父亲!!”

“什么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说,又较急地喘着气,好一会,这才能恢复了原状,平静下去了。

“父亲!!”我还叫他,一直到他咽了气。

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页八二)

这文字里有一种深远的力量,那力量是沉痛,又沉痛的。

接着这篇,第八篇的《琐记》,是记述不入书塾以后,入了学校,到了南京,又转往日本的经历的。他那种特别清晰的记忆,是和处处迸发的讽刺,组而为一了:

……日本是同中国很两样的,我们应该如何准备呢?有一个前辈同学在,比我们早一年毕业,曾经游历过日本,应该知道些情形。跑去请教之后,他郑重地说——

“日本的袜是万不能穿的,要多带些中国袜。我看纸票也不好,你们带去的钱不如都换了他们的现银。”

四个人都说遵命。别人不知其详,我是将钱都在上海换了日本银元,还带了十双中国袜——白袜。

后来呢,后来,要穿制服和皮鞋,中国袜完全无用;一元的银元日本早已废置不用了,又赔钱换了半元的银圆和纸票。(页九五)

中国人向来是模糊的,通常是,总没有人会说准时刻,别的也就可想,你果然听了,就一定吃亏。从鲁迅那样记忆清晰的文章看来,真令别人也容易勾起往事来,便颇欲试为执笔了。十篇的回忆杂感中,单以技巧论,我便尤其爱上面所说的这五篇。

在一九二七年的杂感集是《而已集》。因为这时受过的迫害是更深些了,眼见的哭不得,笑不得的事情也太多些了,所以他的文章便又一变,虽然讽刺,但有时也情不自禁地流露些正面主张了,例如书的开首,是《黄花节的杂感》,他便说:

……黄花节很热闹,热闹一天自然也好;热闹得疲劳了,回去就好好地睡一觉。然而第二天,元气恢复了,就该加工做一天自己该做的工作。这当然是劳苦的,但总比枪弹从致命的地方穿过去要好得远;何况这也算是在培养幸福的花果,为着后来的人们呢。(页四)

这很有一种训话的意味在。此外,在《读书杂谈》里,先说到只看重自己所从事的一门的不当,次分别创作和研究的殊途,又介绍到实际读书的方法,从选本找到一人的爱好,再在文学史上看那作家的地位,并及于评传等,最后归结到得用活脑筋,和接触实生活,这便是老老实实的“常谈”了,几乎无所谓“杂感”。鲁迅是很少论文的,因为他的笔下,总是侧击的时候多,正面迎人的时候少,但是像这《读书杂谈》一类,我却认为确是论文,另一篇《革命时代的文学》,要义在“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我觉得也的确是正解,再加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可称得是三篇论文,都已经不止于是杂感的了。

论文字,自然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为最,我以为这是《而已集》里的第一篇文字,虽然本来却是讲演。这的的确确看出是发自一个有脑筋的人的。处处是人话,处处是从活人的观点,来介绍了古代文人的真面目,把种种不近人情的幕给揭穿了,却露出实际的赤裸的悲哀和苦闷来。他的文学观也已经是从大处看,他说曹操因为在政治上的尚刑名,影响到文章上就是“清峻”;又因为反抗当时固执的清流,影响到文章上是“通脱”,这都是从一个整个的时代精神上去了解文艺的,不能说不给初研究文学者以一个好的榜样。从鲁迅的眼光看,何晏之流的“服药”,是为的想逃掉当时文人被杀的畏惧,阮籍嵇康的疏狂,是真正把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表现,陶潜之故作达观,乃是并不能忘掉“死”,自然,鲁迅所以选择这样题目,发这样论调,是抒写自己当时所受的压迫之苦的,当时既不能明说,单怕压迫者找到了口实,又势不能不说,一般人在要求着说,自己也气闷得要命,逼迫着说。他这样说法,却是多么巧!然而同时,他确指示了古代文坛的一部分的真相了,并不限于单单为自己出一口气算完。

在杂感之中,讽刺的意味更为纯粹,文字上又最有技巧的,则是《略论中国人的脸》,《通信》和《再谈香港》。《通信》是九月三日寄给李小峰的,可说再率真没有了,再亲切没有了,顽强与愤怒,也活跃在纸上:

以上算是牢骚。但我觉得正人君子这回是可以审问我了:“你知道苦了罢?你改悔不改悔?”大约也不但正人君子,凡对我有些好意的人,也要问的。我的仁兄,你也许即是其一。我可以即刻答复:“一点不苦,一点不悔。而且倒很有趣的。”

隔了一段,又有:

但那广告上又举出一个曾经被称为“学棍”的鲁迅来,而这回偏尊之曰“先生”,居然和这“文艺批评界的权威”并列,却确乎给了我一个不小的打击。我立刻自觉:呵呀,痛哉,又被钉在木板上替“文艺批评界权威”做广告了。两个“权威”,一个假的和一个真的,一个被“权威”挖苦的“权威”和一个挖苦“权威”的“权威”。呵呵!(页五九)

造语自然,而含义不尽,尤其在收尾的那“呵呵!”上。《再谈香港》,是在冲淡中而描绘了那鬼鬼祟祟的“查关”的。到了文字的最后,却像乐曲的激越之音似的,把松散一变而为凝整:

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页一六五)

而情感非常浓,态度非常真的,乃是《答有恒先生》。他在这篇通信中,说了他最大的转变,以及陷于十分悲观的原故,他又预感着极坏,为自己,则仍是麻痹与忘却。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略论中国人的脸》,《通信》,《再谈香港》和这《答有恒先生》,是我在《而已集》中认为最出色的杂感文字。

继续《而已集》之后,有《三闲集》(一九二七—一九二九),《二心集》(一九三〇—一九三一)。

像内容上之近于《而已集》一样,《三闲集》的文字也近于《而已集》。我常说,鲁迅是长于抒情的,尤其长的是写寂寞之感,在这《三闲集》,便又给我一个例证了,我不能不抄下去:

……记得还是去年躲在厦门岛上的时候,因为大讨人厌了,终于得到“敬鬼神而远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白天还有馆员,钉书匠,阅书的学生,夜九时后,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楼里,除我以外,没有别人。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玻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

莫非这就是一点“世界苦恼”么?我有时想。然而大约又不是的,这不过是淡淡的哀愁,中间还带些愉快。我想接近它,但我愈想,它却愈渺茫了,几乎要发见仅只我独自倚着石栏,此外一无所有。必须待到我忘了努力,才又感到淡淡的哀愁。

那结果却大抵不很高明。腿上钢针似的一刺,我便不假思索地用手掌向痛处直拍下去,同时只知道蚊子在咬我。什么哀愁,什么夜色,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连靠过的石栏也不再放在心里。而且这还是现在的话,那时呢,回想起来,是连不将石栏放在心里的事也没有想到的。仍是不假思索地走进房里去,坐在一把唯一的半躺椅——躺不直的藤椅子——上,抚摩着蚊喙的伤,直到它由痛转痒,渐渐肿成一个小疙瘩,我也就从抚摩转成搔,掐,直到它由痒转痛,比较地能够打熬。(页一一—一三)

这是多末美,而近于诗的呢!不过鲁迅不常有这样的文字,这没有别的理由,只因为热情驱使他,对于社会的关怀逼迫他,使他常忘了自己的寂寞,而单是挺身而出、作战士去了。刚才所引的一段文字,就只是他的一篇《夜记之一》的《怎么写》的一小部分,通体上却是讲到别的事情,以一段论,这一段是极佳的抒情文字,以整篇论,却并不完整。

《三闲集》里一篇完整的文字是《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但那不是写寂寞了,却是一篇应战的文章。应战就完全应战,一口气下来,其通畅流利,一无阻滞,这是《三闲集》里顶令人爱读的一篇东西。

我在论《鲁迅之生活及其精神进展上的几个阶段》里说过,《二心集》时候的思想,乃是鲁迅在精神进展上顶高的一个阶段,与这相当,文字上也是最有活力的一个时期。像在思想上,《三闲集》是《二心集》的一个序幕似的,在文字上,《三闲集》也似乎只是《二心集》的一个献辞。

《二心集》里的好文字实在多。《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是一篇又有生气,又有条理的文章。从来鲁迅不大写长篇的论文,杂感也很短,讲演是例外。转变后先有了这末一篇活而有力的长文,不能不说已是一个可喜的收获了。和这篇类似的,有《上海文艺之一瞥》和《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后者在结末尤其爽朗,宏阔,极有力量。他说,只有在另一个时代的到来,“才能脱出这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页一六六),似乎所有鲁迅这时的杂感,已不是用匕首,而是大炮了,文字已脱却尖刻,变为倾注的光景,深厚多了。

短文章也够利害的,例如《好政府主义》和《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而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里,尤其表现着极其健康的态度,即是短文,也一点不俏皮,不苛薄了。可以并观的是《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对于中国受压迫的文艺和压迫人的文艺,分析得十分透到,不少地方很是一针见血,不能不令人称快。

鲁迅的文章向来在攻击上有一种“除恶务尽”的习惯,决不让什么东西漏落,凡他所写出的,只有使读者认为较自己丰盛、周详,却从不能使读者有不足之感。可是他现在便是在不漏之外,又加上含蓄了,这是他在杂感上的新技巧,就如《沉滓的泛起》吧:

那是连病夫也立刻可以当兵,警犬也将帮同爱国,在爱国文艺家的指导之下,真是大可乐观,要“灭此朝食”了。只可惜不必是文学青年,就是文学小囡囡,也会觉得逐段看去,即使不称为“广告”的,也都不过是出卖旧货的新广告,要趁“国难声中”或“和平声中”将利益更多的榨到自己的手里的。

因为要这样,所以都得在这个时候,趁势在表面来泛一下,明星也有,文艺家也有,警犬也有,药也有……也因为趁势,泛起来就格外省力。但因为泛起来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过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们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运命,也不过是仍旧沉下去。(页一七一)

含蓄有余韵,我认为这是鲁迅的杂感文在技巧上,一个显著的进展。

在为国难而发的杂感中,《宣传与做戏》是说国人过于爱面子,而到了欺己的地步。称之为“简直是提着青龙偃月刀”,进了后台,“一路唱回自己的家里来了”(页一八七)。《友邦惊诧论》是为学生请愿辩的,以明真正的国家责任之所归。前者很短悍有力,后者颇开拓、明朗。他的曲折渐少,而力量加增了。仿佛一棵树吧,先前是小枝非常之多,所扩张的是空间,现在一变而粗厚的大干了,所增强的,乃是生命力的浓度。与其说是加广,不如说是加深,这是鲁迅在此期杂感文的特色。末了,还可以举出一篇反对顺而不信的翻译的文字《风马牛》。

《三闲集》里,我取的文章是一篇,在《二心集》里,我取的文章,是十一篇。在上面都已提到了。

在《南腔北调集》(一九三二—一九三三)里的文字,风格是多端的。有的很简辣,有的很沉痛,有的很甘脆,有的很幽默,和《二心集》里的一味豁朗、爽利是不同了。

一个常常使用文字的人,他是如何满意于自己的工具之更有效能些呢,这不是不常使用文字的人所能想像的。所以,文字越写得好的人,越不能放松技巧的精益求精,和尽善尽美。从鲁迅的杂感集看,他的文字,可说无时不在进步着。

同是对于国事的感慨,在这集子中的《非所计也》,就更其简劲了,结末的句子,分量又是那么浓重。同是对于国民性的攻击,在这集子中的《捣鬼心传》,《家庭为中国之基本》,这方面更其多,而文字是更其凝整紧凑了。在《捣鬼心传》里,他说明捣鬼之须有含蓄,但又忌入模糊,不过二者是相邻的,所以“揭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页二三二)。在《家庭为中国之基本》里,他指出中国人生活之退缩,即不满于现状,也是抽鸦片、叉麻雀了事,无非躲在家里。接着,便是:

……檐下放起爆竹,是在将月亮从天狗嘴里救出;剑仙坐在书斋里,哼的一声,一道白光,千万里外的敌人可被杀掉了;不过飞剑还是回家,钻进原先的鼻孔去,因为下次还要用。这叫做千变万化,不离其宗。所以学校是从家庭里拉出子弟来,教成社会人才的地方,而一闹到不可开交的时候,还是“交家长严加管束”云。

“骨肉归于土,命也;若夫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一个人变了鬼,该可以随便一点了罢,而活人仍要烧一所纸房子,请他住进去,阔气的还有打牌桌,鸦片盘。成仙,这变化是很大的,但是刘太太偏舍不得老家,定要运动到“拔宅飞升”,连鸡犬都带了上去而后已,好依然的管家务,饲狗,喂鸡。

我们的古今人,对于现状,实在也愿意有变化,承认其变化的。变鬼无法,成仙更佳,然而对于老家,却总是死也不肯放。我想,火药只做爆竹,指南针只看坟山,恐怕原因就在此。现在是火药蜕化为轰炸弹,烧夷弹,装在飞机上面了,我们却只能坐在家里等它落下来。自然,坐飞机的人是颇有了的,但他那里是远征呢,他为的是可以快点回到家里去。(页二三四)

这样的文字,是《华盖集》,《而已集》……里所不能有的文字。

同样的,是一篇《谁的矛盾》,从一般人之对待萧伯纳说起的,这篇文字,完全像诗的,总是说他怎么样,而别人偏要怎么样,果然怎么样了,而别人又不怎么样了,把伟大和渺小,给出了许多绝好的对比,真是“一唱三叹”的本领。这篇的凝炼紧凑,和同是谈萧伯纳的《论语一年》的疏落雍容,是颇可以一块看的。这也是《华盖集》、《而已集》……里所不能有的文字。

我常说的鲁迅那篇抒情最好的文字《为了忘却的记念》,也就是收在这集子里的。从鲁迅的文章看,他是时常压抑着自己的深厚的热情的,不错,他不喜欢风花雪月,不错,他不喜欢悱恻缠绵,然而他情感的浓烈与真挚,是远出于风花雪月,悱恻缠绵之类之上的。他要少写,然而意味是更深长些: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吸呼,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页八六)

至于那《祝中俄文字之交》,是在沉静中而有一种幽深的力量;那《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则在不失为幽默里犹透出锋利的讽刺;就是《谚语》一篇里,也极其甘脆而畅远。说过的这九篇东西,都是比先前更高一等的完整的杂感文。

和《南腔北调集》的后一半的作品,在年月上并行的,是《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南腔北调集》已经收着了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的作品了,而《伪自由书》是这一年的上半年的,《准风月谈》却是这一年的下半年的。

不过以文字论,这两本书都不如《南腔北调集》好。《准风月谈》,犹不如《伪自由书》。

在《伪自由书》里,当以《大观园的人才》一文为最佳,讽刺性最大,其次是:《文章与题目》,和《王化》。在这一本书里的文字,长处就是一个干净利落,有时候含蓄,而隐约了,却往往似乎不十分充实。有的简直入了魔道,如《透底》一篇,并不如直接排斥虚无主义的好。

在《准风月谈》里,好的文章只有《看变戏法》。其余的不过通体上很轻易,结末有时利害而已。不知道是说话太难,顾忌太多呢,还是写同一类的文字太频繁了,而有些困乏。

《集外集》里,没有完整的文字。

总起来看,这里所论到的杂感集是十三册,随路指出的典范的文字,是五十八篇。

说到他的文字的进展,先是平铺直叙,虽然思想是早有些。此后便转入曲折,细微,和刻画,仿佛骨骼是有了,但不丰盈,再后则进而为通畅,有了活力。最后则这两种优长,兼而有之,就是含蓄了,凝整了,换言之,便是,不光有骨头,不光有血肉,而且有了精神。

和他的精神进展的阶段相当:在他第一个阶段里,一如他的启蒙思想还没形成,他也还没有什么新的白话文字;所谓平铺直叙的时期,就是《热风》(一九一八—一九二四)的时期,是他的精神进展的第二个阶段,他的思想空洞些,所以文字也单纯;曲折,细微,而刻画的时期,是《华盖集》(一九二五),《华盖集续编》(一九二六)的时期,他这时的思想是攻击到古文明国的人情世故了,事情是琐小,而有种待人扬发的意味,所以文字也便出之以尖酸;中间有一个次一阶段的酝酿期,文字上大体是沿上一时期的余绪的,便是《而已集》(一九二七),《三闲集》(一九二七—一九二九)的时期,在精神进展上乃是他的第四个阶段;新的思想的成熟,是在他的精神进展的第五个阶段,文字上就是《二心集》(一九三〇—一九三一)的时期,健康,深厚,而有活力,是那一期文字和思想的共同点;到了他精神进展的第六个阶段,便是《南腔北调集》(一九三二—一九三三)的时期,在思想上是由理论而入了应用的时期了,文字就含蓄,而凝整,但是同时他的精神生活似乎停滞在某一个地点了,文字就又有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中所偶尔流露的困乏。也许有新进展的吧,文字上也一定会不同起来。

他的杂感文的长处,是在常有所激动,思想常快而有趣,比喻每随手即来,话往往比常人深一层,又多是因小见大,随路攻击,加之以清晰的记忆,寂寞的哀感,浓烈的热情,所以文章就越发可爱了。

有时他的杂感文却也失败,其原故之一,就是因为他执笔于情感太盛之际,遂一无含蓄,例如:

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实在应该不信它。……这些“流言”和“听说”当然都只配当作狗屁!

——《华盖集》,页七七

太生气了,便破坏了文字的美。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些文字在结尾时松下去,甚而模糊起来,例如《热风》里的《随感录第三十七》,《三闲集》里的《怎么写》,《醉眼中的朦胧》,《南腔北调集》里的《听说梦》,《伪自由书》里的《文学上的折扣》,《以夷制夷》,《言论自由的界限》,这些尤其显然。鲁迅的杂感文是不大有什么毛病的,有之,也就是这一点而已。

谁都知道鲁迅的杂感文有一种特殊的风格,他的文字,有他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倘若说出来,就是他的笔常是扩张又收缩的,仿佛放风筝,线松开了,却又猛然一提,仿佛开水流,却又预先在下流来一个闸,一张一弛,使人的精神有一种快感。读者的思想,先是随着驰骋,却终于兜回原地,也即是鲁迅所指定之所。这是鲁迅的文章之引人的地方,却也是他占了胜利的地方。

他用什么扩张人的精神呢?就是那些:“虽然”,“自然”,“然而”,“但是”,“倘若”,“如果”,“却”,“究竟”,“竟”,“不过”,“譬如”,……他惯于用这些转折字,这些转折字用一个,就引人到一个处所,多用几个,就不啻多绕了许多弯儿,这便是风筝的松线。这便是流水的放闸。可是在一度扩张之后,他收缩了,那时他所用的,就是:“总之”。举一个例看:

“然而”那是盛世的事。现在是无论怎么索,早已一文也不给了,“如果”偶然发薪,那是意外的上头的嘉惠,和什么索丝毫无关。“不过”临时发布亲领命令的施主“却”还有,只是早已非善于索薪的骁将,而是天天画到,未曾另谋生活的不贰之臣了。所以,先前的亲领是对于没有同去索薪的人们的罚,现在的亲领是对于不能空着肚子,天天到部的人们的罚。

“但”这“不过”是一个大意,此外的事,“倘”非身历其境,实在有些说不清。“譬如”一碗酸辣汤,耳闻口讲的,总不如亲自呷一口的明白。近来有几个心怀叵测的名人间接忠告我,说我去年作文,专和几个人闹意见,不再论及文学艺术,天下国家,是可惜的。殊不知我近来倒是明白了,身历其境的小事,尚且参不透,说不清,更何况那些高尚伟大,不甚了然的事业?我现在只能说说较为切己的私事,至于冠冕堂皇如所谓“公理”之类,就让公理专家去消遣吧。

“总之”,我以为现在的“亲领”主张家,已颇不如先前了,这就是“孤桐先生”之所谓“每况愈下”。而且便是空牢骚如方玄绰者,似乎也已经很寥寥了。

——《华盖集续编》,页一九五

这便是他常用的表现方式,已成为一种调子。只从表面看,学习和模仿是很容易的,但是我只点出一件事,学习和模仿的人就可以慎重了:这是,鲁迅之所以能够用那些转折的字者,是因为他思想过于多,非这样,就派遣不开的缘故。倘若你没有那些思路,单单转折,转折什么呢?只有空架子,便会招来了“枯涩”,这是一般的学鲁迅的文章而不知道根本的人所吃的亏。

鲁迅的文章,在告一个段落的时候,总是紧缩一下的。用“总之”,是一例了。但有时,便用一种补充的方式,例如:

……待到别人的围裙全数破旧,他却穿了绣花衫子站出来了。大家只好说:“呵!”可怜的性急的野蛮人,竟连围裙也不知道换一换,怪不得锐气终于脱尽;脱尽犹可,还要看那“笑吟吟”的“讽刺”的“天才”脸哩,这实在是对于灵魂的鞭责,虽说还在辽远的将来。

——《华盖集续编》,页一九

“虽说还在辽远的将来”就是一种作紧缩用的补充。他这种补充,所凭借的是他的精神的贯注,思想的迅捷,文章不论跑多远,风筝放开去吧,线总可以牵回来。这便往往构成他的文章的一种美。其次是,利用记忆力的强,他每每用旧话来收场:

……这种拉扯牵连,若即若离的思想,自己也觉得近乎刻薄,——但是,由它去罢,好在“开审”时总会结帐的。

——《三闲集》,页四二

“开审”,是用顾颉刚给他信上的“暂无离粤,以俟开审”的,如他记忆上的不放松一样,在文字上形成一种紧张的有力的结尾。用“总之”,用补充,用旧话,是鲁迅把文章扩张了之后,又加以紧缩的法门。

读者之一张一弛的快感,有时就是我们在鲁迅的作品里所得到的幽默。他的幽默,有他的幽默的特色。他的幽默,往往是用现成的观念和名词,在人冷不防的时候忽然冒出来的,使人恢复一种在潜意识里的同感。“绍兴师爷”,“正人君子”,“跳在半天空”,“放冷箭”,是常出没于他的笔端的,有时令我们见到而会心,而发笑了,就是如此。还有一种幽默,乃是他在十分生气的时候,而故意不露主观的字样,却在那里冷冷地刻画,这也往往令我们失笑,像他写在广东住在钟楼上,那些校务辩论,老鼠的驰骋,以及工友的歌声等,便是一例,我们失笑固然失笑了,同时却知道他是在压着一口气。不放松的“记忆”,和故作冷静的“憎恶”,是鲁迅幽默的根源。

从幽默上看,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特点来。老舍的幽默是理智的成分多些的,那幽默往往是出发自一个居高临下的知识分子的知识,他是把事情看松活。鲁迅却是彻头彻尾是情感的,“记忆”和“憎恶”,见出他的决不放过和并不释然。他紧抓着,他有他的韧性,这表现于他思想上的斗争了,却也表现于他的杂感文的艺术!

二十四年九月七日下午八时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