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高尔基六十岁生辰的时候，曾有一位德国的文人，纪念他说：高尔基是由生活到作品，又由作品到生活的。这话是对的，但我想这倒不限于高尔基，恐怕任何作家都不曾例外；并且，打算了解一个作家的话，也只有顺了这条路子走。我们现在，即以鲁迅的生活，和他的作品，取作一个例证。
鲁迅，谁都知道是周树人先生的笔名，据他的《自叙传略》，是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辛巳）生，到现在（一九三五），恰恰是五十四岁了。依了他的精神进展（Geistesentwicklung），我认为可以划分六个时期，每一时期，外在的环境都有一种非常的变更。他自己的生活上也都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和显然的影响。这是：
自一八八一至一九一七，就是他从一岁到三十六岁的时间，这是一个成长和准备的时期。这一个时期包括的大事件是不少的，有甲午之战（一八九四），有戊戌变法（一八九八），有庚子事件（一九〇〇），终至于还有似乎总结这一切事情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国外则有日俄的战争（一九〇三）。鲁迅在这期间，熟悉了农村的生活，受到了科学的洗礼，拿定了以文艺改造国民性的志愿。这时期是他精神进展上的第一个阶段。
自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四，他从三十七岁到四十三岁，是他实践了作“精神界战士”，开始向封建文化攻击的时期。这时期的开始，是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以及《热风》里头一部分杂感的时候。他的攻击，在这时还比较空洞，敌对的东西也多半不在身旁。但他已经抓住了国民性，不过终于比较后来是笼统的，不大具体。这时的大事件，国外是欧战，国内就是“五四”运动。这时期是他精神进展上的第二个阶段。
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的八月底，到他四十五岁，时代背景是“五卅”，“三一八”，北方的军阀段祺瑞在北京还支持着残局，广州国民政府已经成立，鲁迅于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离开北京，把攻击“现代评论派”的工作，告一段落。这时期的开始，是女师大的校长事件。人情世故，作了鲁迅斗争的目标。所以这回是较为具体了，而且更切身些了。这是他精神进展上的第三个阶段。
自一九二六的九月至一九二七的九月，是他生活上感受了异常不安定与压迫的时期，他赴厦门，又赴广东，这种变动使他对人生的体验更深刻了；虽然使他沉默，然而在他是一个次一阶段的潜伏期，酝酿期。时代背景就是宁汉分裂，国民党党内实行一种清党运动。鲁迅在感情上当然异常激动，可是这时他的“爱的问题”也得到解决，所以他已是在有人抚爱之中，而慢慢度入他的次一个阶段的进展了。而这短短的一年乃是他精神进展上的第四个阶段。
自一九二七的九月至一九三一，他从四十六岁到五十岁，这是他精神进展上达于顶点的一个时期。他在一九二七年的九月回到上海，在“革命文学家”的笑骂和奚落中，他先以同样的态度回敬，终于慢慢地吸收了那种新的方向的理论，从理解和同情，他作了最忠实的一员。这一个时期，是表现他最健康，最有生气的时代。这时的大事，就是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这是鲁迅精神进展上的第五个阶段。
自一九三一年到现在，鲁迅的精神进展，入了第六个阶段。他重又攻击国民性了，但是比前此所了解的更深刻些了，这是他从新的理论里而加以应用的时期，同时，他的反封建文化的使命，已更明显地表现为反帝国主义的抗争了，不过，他在有些地方已显出了困乏，现在却不知道这是一个衰歇的结束呢，还是一个更新的酝酿。这时的大事件，不用说，就是“九一八”和“一·二八”。国家之感激他，这时时见于他这期的作品中。
在下面，我们将对于他每一个阶段，再试作一个详细的考察。
二
在鲁迅的早年，是中国外患甚深，而维新的空气颇浓的时代。他的家是在绍兴城里。据他的《自叙传略》，母亲姓鲁，是乡下人。在他小说中屡屡提及的鲁镇，恐怕就是他外祖家的地方，这是《社戏》一篇散文里已经告诉我们的。这个地方一定给鲁迅印象十分深，他说他每年跟了他的母亲住在外祖母的家里。看他自己的叙述：
那地方叫平桥村，是一个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的小村庄；住户不满三十家，是种田，打鱼，只有一家很小的杂货店。……他们合村都同姓，是本家。
——《呐喊》，页二四〇
他既然常去，所以他从小对于农村就很熟悉了。他母亲虽是乡下人，却“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能力”（《自叙传略》）。父亲，不用说，更是读书的。
到了一八九四，是甲午之战的那一年。也是兴中会起来的那一年。他家中起了一个很大的变故，这时他十三岁。他一无所有了，寄居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被人称为一个乞食者。他在《呐喊》序里所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就是指的这个。我以为他后来在文字中时时流露的常像被奚落和排斥之感，就是这早年在情感上受了损伤的结果。
他决意不要寄居了，而回家，同时，他的父亲也患了重病。病了三年多（据《自叙传略》），就死了，这时他应该是十六七岁。这期间，照了《呐喊》的序文：
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这里所谓“年纪可是忘却了”，并不是真的忘却，这由他的《自叙传略》可证，只是太伤心了，不愿意去回忆吧。他之痛恨中国旧的医药自此始。因为：
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所以，他此后“渐渐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这是他后来学西医的一个根由。此际正是康梁活动的时代。鲁迅十四岁的时候（一八九五），康有为上书，次年梁启超创《时务报》，又次年，康有为请变法。一八九八年，鲁迅十七岁，就是有名的戊戌政变的那一年，同时，京师学堂也成立了，并且我们知道，在一八八七，是鲁迅六岁的那一年，国家已经加算学一科取士了，所以这时是科学与维新的空气正在鼓荡的时代。
鲁迅十八岁，即一八九九，到了南京。这时他没有入学的钱，只好入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幕友或商人，他又不肯做，虽然这倒是他们地方“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他的母亲没有法，为他筹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他的自便吧，然而她就哭了。鲁迅到南京，先入的水师学堂，分在机关科。在《朝花夕拾》里，他有一篇《琐记》，说到第一个进去的学校，在光复后，似乎有一时称为雷电学堂，他说“可爱的是桅杆”，却又说把名字忘掉了，但从后文看来，他说“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作半个水兵”，可见就是在《自叙传略》里的水师学堂的。之后是考入路矿学堂，在水师学堂不过半年。路矿学堂的功课不同一点，不复是英文了，而是德文，中文则除了《左传》，还加上《小学集注》。在这校里，他接触了科学。即当时所谓“格致”，这时他的学校已经有了新党，《时务报》和《译学汇编》也已经在流行。鲁迅这时，还买了一本《天演论》。精神上有了新的粮食了，庚子这一年（一九〇〇），他十九岁，大概正在路矿学堂读书。
路矿学堂毕业后，鲁迅是校中被派留日的五人之一。先在东京的预备学校，因为同情于被中医所骗的病人，又知道新的医学是日本维新的一个助力，于是入了乡间的仙台医学专门。在这里学了两年，给他印象甚深的，有解剖学教授藤野严九郎先生，是非常认真教学而不修边幅的人物，他后来在《朝花夕拾》里还有专文纪念他。一九〇三年，日俄战起，鲁迅这时二十二岁，我们有他这时寄往《浙江潮》发表的文字两篇，一是《斯巴达之魂》，一是《说鈤》，分别载于《浙江潮》第五，八，九期上。现在收入《集外集》中。这是我们见的鲁迅最早的文字，看光景是翻译，他自认受了严又陵的影响。他之决意从事文艺运动，却是因为这期间用电影来说明微生物学时夹了些日俄战争的画片，其中竟“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那是：
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精神。据解说，则绑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本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呐喊》，序
这一年，他就弃了学籍，跑回东京了，觉得医药并不急切，要着还在改变国民的精神，因此他要提倡文艺运动。纠合了三五个同志，要出杂志，定名为《新生》，但也竟没有成功。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
他说是二十九岁回的国，那么，是在一九一〇年。在此前，于一九〇七年作的文言论文，现在收到《坟》里的，还有四篇，便是：《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这时他二十六岁。一九〇九年印行的《域外小说集》，其中有鲁迅的译文，是三篇，这时他二十八岁。他在国外，对于文学的涉猎，是注意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兴趣在短篇。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里说：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于东欧，因此所看以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
——《南腔北调集》，页一一〇
回国以后，办学校，先是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在孙福熙作的《我所见于“示众”者》文中，说：“鲁迅先生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想尽量的爱人，然而他受人欺侮，而且因为爱人而受人欺侮。倘若他爱人，不给人以轻气瓶中混入空气燃烧时就要爆烈的知识，他不至于炸破手。”随后有一个注，说这是在两级师范学堂时的故事：
他在教室试验轻气的烧燃，因为忘记携带火柴了，故于出去时告学生勿动收好了的轻气瓶，以免混入空气，在燃烧时炸烈。但是取火柴回来一点火，居然爆发了；等到手里的血溅满了白的西装硬袖和点名簿时，他发见前两行只留着空位；这里的学生，想来是趁他出去时放进空气之后移下去的，都避在后面了。
——一九二五年五月，《京报》副刊
这真是一个好对照。鲁迅的忠厚，却往往换来了人们的卑劣。
次年，他改就绍兴中学堂的教务长。一年又离开，没地方可去，便想在一家书店做编译员，但也被拒绝了。这时革命就起了，绍兴光复后，他做了师范学堂的校长，南京革命政府成立，他被教育部长招呼了去，作了部员。这时他三十一岁了。在《两地书》里，他说：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页一九）
可以代表他那时的观感。
政府移入北京，他也还在教育部。此后就是他在会馆里住着，抄古碑的时期。他这时恐怕在异常的寂寞和无聊，他的古碑，抄是抄，但却明知道是“没有什么用”，也“没有什么意思”。这便是林语堂所谓的他的第一回蛰伏的时期，一直到他的老朋友钱玄同来催促他开手写小说。这就到了一九一八年的事了，他已经三十七岁。
在他这精神进展的第一个阶段里，因为他熟悉农村，所以后来才有那许多以鲁镇、咸亨酒店为背景的小说；因为他恨中国的医药，所以后来才扩大了而向那以旧医药为代表的封建文化猛烈攻击；他接受了科学，所以他确定了人得求生存的人生观；他被刺戟于国家之感，所以他愿意献身文艺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他早年所受的奚落、侮蔑，是使他永远锐感着，而同情于被迫害的弱者了；他在日本电影里看到的被示众和鉴赏示众的同胞，是使他永远不能忘却那些模糊而残忍的群愚了，这里已经有了阿Q及其周围的人物的影子；他在会馆的寂寞和无聊，就又使他有一种似乎驱除不净的哀感，表现为类似《伤逝》之类的创作。所有这一切，在这时却只是感受、储蓄，并没有表现出来，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成长和准备期。
三
一九一八年的四月，鲁迅创作了《狂人日记》，发表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号出版的四卷五期的《新青年》上，是鲁迅生活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关键。他之作白话文字，自此始，他之用“鲁迅”作笔名，也自此始。仿佛源泉开了闸，此后乃是他一发而不可遏的创作时代了。从此，新文化运动便有了最猛勇的战士，最妥实的保护人，中国国民也有了最严厉的监督，青年则有了不妥协，不退缩的榜样，而新文艺上开了初期的最光彩的花。这重要不止在鲁迅，而且在中国！
开始怂恿他写文章的是钱玄同，这在他的《自叙传略》里已经提明。但在《呐喊》的序上，却标为金心异，据玉狼的《鲁迅的〈呐喊〉》一文（载一九二四年十月《时事新报》的《学灯》），则是袭用了林琴南的《蠡叟丛谈》的，大概这时他还不愿意以自己的真名和朋友的真名为世所知吧。
《新青年》的创办是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号出版了第一卷第一期。到鲁迅为他们写文章，已是四年了。《新青年》的编辑者是陈独秀，我们知道，是那时一位锐不可当的急进思想家，他之办《新青年》，表示着他最大的热诚和责任心。所以鲁迅说“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南腔北调集》，页一一一）。
如鲁迅自己所说，他之开始写小说，是抱着一种“启蒙主义”，以为必需“为人生”。然而我们看他写出来的东西，却仍是抒情的成分很大，似乎是当时由于他的寂寞之感作用他吧，使他没堕入浅薄的说教的典型里。
他不只写小说，还写诗，在发表《狂人日记》的同期《新青年》里就有他的三首新诗，这是《梦》，《爱之神》，和《桃花》。以后又作了些，却终于不多。
也是一九一八年开始，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些讽刺的短评，却就是我们现在予一个统一的名称的杂感。现在是十余册了，超过了他写的其他任何体裁的文章的数量。这开首写的那些杂感，就收入在大家所熟悉的《热风》里。
一九一八年的次一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的一年。那情景，在鲁迅一九二五所作的《热风》的题记里，还有一点小小的痕迹：
现在有谁经过西长安街一带的，总可看见几个衣履破碎的穷苦孩子叫卖报纸。记得三四年前，在他们身上偶而还剩有制服模样的残余；再早，就更体面，简直是童子军的拟态。
那是中华民国八年，即西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对于山东问题的示威运动以后，因为当时散传单的是童子军，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机家的注意，童子军式的卖报孩子就出现了。
由投机家的仿拟，可见当时的声势是很大的。从这小小的记载里，还可以令人想像当时示威运动的情况的仿佛。
鲁迅的杂感，一如这时其他学者的言论，是这个运动的助成者。
示威，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而且实际上也并没因此制止了敌人。然而，在文化上的意义，却是重大的。一种对于旧制度旧文明的弃绝之念是成熟了，同时一种空洞的新文化的向往的热狂燃烧起来。鲁迅，就是这一时期里一个最煊赫的代表者。
他在杂感里，向旧的攻击；他在小说里，也向旧的攻击。《狂人日记》，可说是向封建文化声讨的一个最有力量的檄文。同时，他夹杂了自己的寂寞的情感，便专作一些旧社会的暴露的文章了，这就是他收在《呐喊》里的大部分的小说。《呐喊》包括自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的短篇小说，是印行于一九二三年，同年他印行了俄国爱罗先珂作的童话剧《桃色的云》的译本，以及《中国小说史略》的上卷，这一年的前一年，则印述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曲《一个青年的梦》的翻译，和《爱罗先珂童话集》的译本。一九二一，他出版了翻译的俄国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据他自己订的译著书目看，似乎是他出版的第一部书（见《三闲集》，页一九五）。出版《呐喊》之后，一九二四年，他印行了日本厨川白村作的论文《苦闷的象征》的译本，以及《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包括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四的杂感集《热风》，则出版于一九二五。这结束了他精神进展的第二个阶段。
四
他精神进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始于一九二五年的春天女师大的风潮，而终于一九二六的八月二十六日他的离开北京。
这时南北的空气已经很不同，在一九二四年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议决容共了，思想是那么新，北方却入了段祺瑞的“临时执政”的手掌。一九二五，孙中山先生逝世，不久广东就立了国民政府。这一年的大事件，是上海的“五卅”惨案。不过我们很看得出来，似乎这些变动还没到能够使北方的民众特别兴奋的地步。反映在鲁迅的杂感中的，也就似乎淡淡的，远不如“三一八”给他的感印之大和深切。
这时触动他的，却是女师大的学潮，即由于校长杨荫榆而起的事件。据《两地书》里三月二十六日景宋给鲁迅的信，说：“到开学以后，目睹拥杨的和杨本身的行径，实在不得不教人怒发冲冠，施以总攻击”（页一六），在四月十日景宋再给鲁迅的信，又说：“风潮闹了数月”（页二八），可见这一年之开始，学潮就已经发生了。鲁迅之出来说话，就收在《华盖集》里的杂感看，最早的乃是五月二十一日写的《碰壁之后》。由女师大学潮而牵涉到陈西滢身上了，自此，他便费了不少的精力，用以攻击“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
这时，他在教育部的佥事，为章士钊革了职。他便只剩下作北大、师大、女师大等校的国文系讲师的事情了。这一年的三月，他开始与景宋通信。景宋，名许广平，是女师大跟鲁迅上课的一个学生，从通信集看，是一个像男性的女子，她自己说是“刚率十二万分的人”（《两地书》，页四），“无日不被人斥为骄傲与玩世不恭”（页九），“生来倔强，难与人同”（页十二），并且，“加以先人禀性豪直”，所以她“亦不免粗犷”（页十九），这样的女性与鲁迅来往，倒是再适合也没有的。他们同是反抗性很强的人，也同样关心社会的事物，柔弱和缠绵，是彼此所无的。他们也似乎都不醉心于纤巧的美。景宋是广东人，口才，笔力，和作事的本领，可说都有些。是鲁迅的一个好助手。
北京的出版界在此际也十分兴旺。刊物已有《猛进》，《现代评论》，和《语丝》，但鲁迅当时对这些刊物的批评并不好：
北京的印刷品现在虽然比先前多，但好的却少。《猛进》很勇，而论一时的政象的文字太多。《现代评论》的作者固然多是名人，看去却很显得灰色，《语丝》虽然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
——《两地书》，页二一
所以，他不久，就主编《莽原》。为的是“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华盖集》题记）不过“来说话的竟很少”。在报纸方面，有《晨报》副刊，有《京报》副刊，都是大家发表言论之地。《京报》副刊第一号，出版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五日，第三号（十二月七日）便开始有了鲁迅的译文，即是《出了象牙之塔》的片断。《京报》副刊的编辑者是孙伏园，原先他是编《晨报》副刊的，后来被现代评论派的人挤掉了，《晨报》副刊的编者就换了徐志摩，《语丝》的创立即是对《晨报》副刊而起的。这时的对立越发明显了：一方面有《语丝》和《京报》副刊，一方面却是《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北新书局和未名社，也先后成立了。所以这时北京的出版界，不能不说是一个升腾活跃的时代。这都给鲁迅以方便，使鲁迅放送了他那些对于“人情世故”的攻击。
像在杂感方面，鲁迅此际的对象更具体些，更切近些，也就是《华盖集》题记里所谓“偏遇到”的“几件小事情”了，他在创作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更取材于现实的资料了，这是我们试一比较《呐喊》和《彷徨》的题目就可以十分了然的。在《呐喊》里，几乎只有《端午节》是写的都市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在《彷徨》里却就差不多除了《祝福》，《长明灯》，《离婚》之外，全都是都市生活的记录了。而且，实生活的压迫之苦，也特别出现于他的笔端了，《在酒楼上》的吕纬甫，是被实生活打击得“敷敷衍衍，模模胡胡”（页四二）了，《幸福的家庭》里的主人公也为经济压迫而文章的构思被破坏了（页六五），《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则是明显地被记着生计十分不堪，“窘相时时显露”（页一六〇），《伤逝》的涓生就直然说“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痛苦”（页一九六），这都不像《呐喊》里那些创作只是回忆之海里的渣滓，仿佛与现实可以无关的了。以艺术论，他这些写现实生活的作品大抵没有写回忆中的农村的成功，不过他的取材之由远及近的趋向，却是显然的。这乃是他精神进展上的第三个阶段里的特色。
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事件，警醒了鲁迅对于私人的攻击，他渐渐放弃了这种较小的目标，他的情感强烈地惹动起来，他觉得更可痛恨的是另有所在了。他已没有作从容，幽默的杂感的余地，却只是“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华盖集续编》，页八八）！寥寥的几个字，多末浓烈的标语！这样，他结束了第三个阶段的精神进展了，于八月二十六日离开了可咒诅的北京。在一九二六年，国民党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三一八”之后，张吴合作，段祺瑞下野，而蒋介石先生在广东誓师北伐。鲁迅此际所印行的书籍，是在《彷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之外，还有附录的《小说旧闻钞》，以及选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
五
离开了十五年来所未曾离开的北京，这不能不说是鲁迅生活上很大的一个变迁。从一九二六年的八月二十六日，到次年的九月底，鲁迅几乎处于一种莫明其妙的困难之境，自然，是使他颇为懊恼的，然而这回不像在写《狂人日记》以前的时候所感到的寂寞和无聊了，倘若说上回是使他悲哀，这回乃是使他愤怒，上回的环境是空虚和寂静的压迫，这回乃是动乱与驳杂的戟刺了。
他离开北京以前，政府要通缉那所谓五十位过激教授，其中当然有鲁迅，许多人都离开了，鲁迅答复林语堂问的应付办法时，却是“装死”，因此林语堂认为这是鲁迅的第二回蛰伏的时期。不过并没有完全做到。他南下了，应了厦门大学的聘。
他大概和景宋一块从北京出发的吧，不过到上海后，鲁迅赴厦门，景宋便到了广东。鲁迅到厦门的日子是九月四号。到厦门以后，种种不随心的事都来了，首先是看到人物的不耐：
在国学院里的，朱小根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好像都是朱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一到这里，孙伏园便要算可以谈谈的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面目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夜间还要玩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
——《两地书》，页八九
我在这里不大高兴的原因，首先是在周围多是语言无味的人物，令我觉得无聊。他们倘肯让我独自躲在房里看书，倒也罢了，偏又常常寻上门来，给我小刺戟。
——《两地书》，页一一七
学校里则是一种挤轧的局面：
我看这是的确的，这学校，就如一部《三国志演义》，你枪我剑，好看煞人。北京的学界在都市中挤轧，这里是在小岛挤轧，地点虽异，挤轧则同。
——《两地书》，页一二九
加之，他讨厌的“现代”派，还在眼前活动：
你看“现代派”的小卒就这样阴鸷，无孔不入，真是可怕可厌。不过我想这实在难对付，譬如要我去和此辈周旋，就必须将别的事情放下，另用一番心机，本业抛荒，所得的成绩就很有限了。“现代派”学者之无不浅薄，即因为分心于此等下流事情之故也。
——《两地书》，页一四六
同时，又有高长虹的攻击，要推倒《莽原》，广销《狂飙》。这时他的感愤为何如！他开始对青年失望了，所以他说：
我想，我先前的种种不客气，大抵施之于同年辈或地位相同者，而对于青年则必推让，或默然甘受损失。不料他们竟以为可欺，或纠缠，或奴役，或责骂诬蔑，得步进步，闹个不完。我常叹中国无“好事之徒”，所以什么事也没有人管，现在看来，做“好事之徒”实在也大不容易，我略管闲事，就弄得这么麻烦。现在是方针要改变了，地方也不寻，丛书也不编，文稿也不看，也不烧，回信也不写，关门大吉，自己看书、吸烟、睡觉。
——《两地书》，页一九八
后来他就对青年也攻击起来。这在他一定是十分痛心的事！他本来是想在厦门致力于学问的，可是学校只是省钱，并不能痛痛快快地为他印书，环境又那么不随心，在心情则这么不平静，所以他只有幻灭之感了。不错，在厦门也得到一部分青年的信仰，希望他办刊物，“和社会闹一通”（《两地书》，页一二〇）。而且，他之到厦门，就有为他而转学去的，他一走，便又有二十多个学生也走（《两地书》，页二一二），不过，他终于不耐了，他说：
我前回辞国学院研究教授而又中止者，因怕兼士与玉堂觉得为难也，现在看来，总非坚决辞去不可，人亦何苦因为别人计，而自轻自贱致此哉！
——《两地书》，页一一四
无怪景宋也说：“我看你在那里实在勉强”了（《两地书》，页一三五）。然而也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和景宋的爱情，有了长足的进展，这是自然的，因为两人不在一起了，所以彼此越发系念起来。我们从他们的通信集里看，第一部分包括以一九二五年七月为止的，比较平淡的多。第二部分即是鲁迅在厦门，与景宋在广东的通信，就完全露出一对爱侣的关怀来，景宋在第一部分里讨论学潮文章的热心是为鲁迅之饮食起居的挂念所代替了，鲁迅此际的激忿、怨尤、不安、与焦急，却就恰恰有景宋为之解慰。
……不要太认真。况且你敢说天下就没有一个人是你的永久的同道么？有了一个人，你就可以自慰了，可以由一个人而推及二三以至于无穷了，那你又何必悲哀呢？如果一个人也“出乎意表之外”……也许是真的么？总之，现在是还有一个人在劝你，希望你容纳这意思的。（页一六六）
所以我认为只有在这个阶段之中，是有人在抚爱着，而使他慢慢地度入次一个阶段的精神进展里去。
在厦门的时候，他十分向往于南方的国民革命。鲁迅在通讯集里，差不多每次报告着北伐的军事消息，而他一则说“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页八八），再则说“今天本地报上的消息很好，……总而言之，即使要打折扣，情形很好总是真的”（页一一七），可以想见他那时的心情。
在一九二六年的十二月，国民政府已经都于武汉了，但是革命策源地的广东总在吸引他。不过他这时又有创作呢，教书呢，两歧的徘徊，因为他认为二者不能兼。
然而终于他应了广州中山大学的聘了，自然景宋也在劝诱。于是他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离开了厦门，于十八日到了广东，前前后后在厦门的时光却不过四个月。在这一次教训中，他说：“虽或受着各方面的斫刺，似乎已经没有创伤，或者不再觉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也并不觉着一点沉重了。”（《华盖集续编》，页二六二）可见他在几经打击之后，慢慢有一种脱卸之感，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他转变的时机是已经不远了。
他到了广东以后，情景和自己起初所想的不十分相符起来。他本来还有“一个野心”，就是“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再向旧社会进攻”（《两地书》，页一四九），可是他将要去的时候，情形已经是：
自郭沫若做官后，人皆说他左倾，有些且目之为共党，这在广州也是排斥人的一个口头禅，与在北京无异。创造社中的人的连翩而去，不知是否为了这原因。
——《两地书》，页二一九，景宋一月五日与鲁迅信
我们后来就可以知道，这便是有名的“清党”的序幕。一九二七这一年，正是宁汉分裂的一年。不用说，鲁迅联合战线的梦想，是落空了。而且，即被他攻击的绅士们，也不少在这时成了要人。
可是如他在厦门一样，广东的青年异常欢迎他，为他写文章，请他写文章，要他演讲，又要他编刊物，情形非常热闹。他一到，是住在中山大学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所谓大钟楼；其中老鼠是成群的，夜间就驰骋起来，到清晨则有工友们唱那他所听不懂的歌。白天他便接见当地的青年。在楼上住的第二月，他当了中山大学的教务主任，这种生活对他是太不适合了，他记这时候的情形，有这样的话：
是忙碌的时期。学校大事，盖无过于补考与开课也，与别的一切学校同。于是点头开会，排时间表，发通知书，秘藏题目，分配卷子，……于是又开会，讨论，计分，发榜。工友规矩，下午五点以后是不做工的，于是一个事务员请门房帮忙，连夜贴一丈多长的榜。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于是又写榜。于是辩论：分数多寡的辩论；及格与否的辩论；教员有无私心的辩论；优待革命青年，优待的程度，我说已优，他说未优的辩论；补救落第，我说权不在我，他说在我，我说无法，他说有法的辩论；试题的难易，我说不难，他说太难的辩论；还有因为有族人在台湾，自己也可以算作台湾人，取得优待“被压迫民族”的特权与否的辩论；还有人本无名，所以无所谓冒名顶替的玄学底辩论……。这样地一天一天的过去，而每夜是十多匹，——或二十匹——老鼠的驰骋，早上是三位工友的响亮的歌声。
——《三闲集》，页三二
真有教人哭笑不得的光景。照了鲁迅自己的说法，初到广东时，也未始没有“一点小康”，以为不至于像在北方所看见的压迫党人，扑杀青年，可是“后来才悟到这不过是奉旨革命的现象”（《三闲集》，页二一七），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欢欣之感了。并且，局面也并不那么和平，他在《两地书》的序言里有一段回忆说：
五年前，国民党清党的时候我在广州，常听到因为捕甲，从甲这里见到乙的信，于是捕乙，又从乙家里搜得丙的信，于是连丙也捕去了，都不知下落。古时候有牵牵连连的“瓜蔓抄”，我是知道的，但总以为这是古时候的事，直到事实给了我教训，我才分明省悟了做今人和做古人也一样难。
——并见《南腔北调集》，页四三
慢慢对他自己的迫害，也来了。我们知道，是专有一本小书叫《鲁迅在广东》的，可是据他所说，则看了后，并不足以知道那实况，除非书后加上几十页空白的纸。这时，要他作序的书，往往托故取回了，期刊上他的题签也经撤换了。报纸上故意不使有鲁迅二字出现，有的报上则称之为杂感家，并且主张他应该和“现代评论派”人合作。他的处境非常危险，所以他愤慨地说：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缧绁之忧了（《而已集》，页五五）。所以他退出了中山大学，在广州城里头，另找一个地方居住，这时空气为残杀所充满。他也隐不下，总有人来探问他的意见，也迫他讲演，以便拿他的错。但他却用支吾的办法，使人们不得要领，他的讲演也避免谈现实，现在收在《而已集》里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是一个例子，他的话，很曲折，而且很幽默，使听者能够把主旨模糊过去。他造成一个使人以为不过是又要钻在故纸堆的人物了，于是得到逃脱。林语堂便称这回是他的第三次蛰伏时期，也是以装死得生。
像结束了一场噩梦似的，他于一九二七年的九月底到了上海。
感情的起伏和不安；既愤慨，又自危，以往往久居一地的人，竟从北平到了厦门，到了广东，又到了上海，这末漂泊，流徙，然而这仿佛西洋历史上的中世纪似的，乃是酝酿一个较有意义的生活的到来。他在这一阶段里，也印行了几本著作，是：《坟》，《朝花夕拾》，和《唐宋传奇集》。《而已集》大都是这时期写的，不过印行却是在次一年。
六
作为鲁迅精神进展上达于顶点的第五个阶段，是始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底鲁迅之赴上海。这时他四十六岁。因为他眼见过革命策源地的实况了，所以他对于革命已取一种讽笑的态度；因为他受的迫害太大，而见的别人的危难也太多了，所以他感到了“救救孩子”的口号终于不免空虚，攻击社会也太冒险，这时他深深地致恨于文字的无用；因为三经香港，知道压迫中国人更深的是帝国主义者了，所以他慢慢有了攻击的新对象：总之，他是在憎恶与愤慨之中，有所厌弃，有所倦怠，却又有所跃跃欲试的新目标了。他是以这样的心情到了上海。
一九二八这一年是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一年，南北统一了，可是外人的欺辱也特别加甚起来，具体的事件便是“五卅”。在文化上，则为左倾的思想十分蓬勃，然而也十分草创的时代。照了鲁迅的叙述，当时的情形是：
我在“革命文学”的战场上，是落伍者，所以中心和前面的情状，不得而知。但向他们屁股那面望过去，则有成仿吾司令的《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蒋光（恕我现在还不知道已经改了那一字）拜帅的《太阳》，王独清领头的《我们》，青年革命艺术家叶灵凤独唱的《戈壁》；也是青年革命艺术家潘汉年编撰的《现代小说》和《战线》；再加上一个真是“跟在弟弟背后说漂亮话”的潘梓年的速成的《洪荒》。但前几天看见K君对日本人的谈话（见《战旗》七月号），才知道潘叶之流的“革命文学”是不算在内的。
——《三闲集》，页一三三
这可以想见那时的文化界的一斑。他那时是一个受攻击的时代，从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是他极少写稿，也几乎写出没处投的时代。当时，有所谓“围剿”：
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太阳社，“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
——《三闲集》，序言
向来反抗的鲁迅，他这时也没沉默，于是他也反攻起来。他先说：
然而各种刊物，无论措词怎样不同，都有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
——《三闲集》，页六二
后来直接指出成仿吾、李初梨的论调来，给了一句“横竖缠不清”的结论，接着便说：
最好还是让李初梨去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让成仿吾去坐在半租界里积蓄“十万两无烟火药”，我自己是照旧讲“趣味”。
——《三闲集》，页六七
可见他是在偏颇不驯的神情里，抵挡了当时的幼稚的攻击的。对于当时“革命文学”的货色，他也没有客气：
但中国之所谓革命文学，似乎又作别论。招牌是挂了，却只在吹嘘同伙的文章，而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作品虽然也有些发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或则将剧本的动作词令都推到演员的“昨日的文学家”身上去。那么，剩下来的思想的内容一定是很革命底了罢？我给你两句冯乃超的剧本的结末的警句：
“野雉：我再不怕黑暗了。
偷儿：我们反抗去！”
——《三闲集》，页九〇
当时左翼文坛的幼稚，是不容讳言的，而且，空虚和不健全，也在所难免。所以，大家虽然围剿，和鲁迅的反抗比较起来，依然无疑显出单薄。然而，就当时幼稚的论调中，我以为钱杏邨的攻击，却有时颇中要害。尤其是他发表的第一篇论鲁迅的文章，名字是《死去了的阿Q时代》的，我以为有不少地方，颇能一针见血，例如他说：
除开他的创作的技巧，以及少数的几篇能代表“五四”时代的精神外，大部分是没有表现现代的。
这是说到鲁迅作品的内容的。又说：
这种人若不把领袖思想英雄思想从他们的脑中赶掉，总归是没有希望的！再进一步说，鲁迅所以陷于这样的状态之中，我们可以说完全是所谓自由思想害了他，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矛盾，自由思想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骗人的名词，鲁迅便是被骗的一个。
这是说到鲁迅的思想的。他更说：
现在的时代不是阴险刻毒的文艺表现者所能抓住的时代，现在的时代不是纤巧俏皮的作家的笔所能表现的时代，现在的时代不是没有政治思想的作家所能表现的时代！
——载于一九二五年五月的《太阳》
我不信鲁迅不受这些话的影响，在文字上，以《二心集》和以往的杂感集比较，就果然是爽朗开拓的了，阴险刻毒和纤巧俏皮可说确收敛了许多。政治思想，在一向空洞而没有立场的鲁迅，不久也就形成了，这都是属于这一个阶段里的事。
鲁迅是认真而且聪明的，在他未熟悉的东西，他就直然认为不懂，决不强不知以为知。所以他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给人的信，还依然说：“我对于唯物史观是门外汉，不能说什么。”（《三闲集》，页一三八）在同年编辑的《奔流》的后记里，也说：
世间大约该还有从集团主义的观点，来批评Ibsen的论文罢，无奈我们现在手头没有这些，所以无从介绍。
——《三闲集》，页一三五
这都是他未转变以前的话。
以后却是觉得攻击他的人大都是空虚了，所以他感到译书的迫切：
有马克思学识的人来为唯物史观打仗，在此刻，我是不赞成的。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许多话。
——《三闲集》，页一四〇
否则，“解剖刀既未中腠理，子弹所发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二心集》，页二九），在他是不满足的。所以译书的责任，他也就负担起来了。他承认是受了别人攻击的影响，所以他说：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三闲集》，序言
这是多大的转变！他一向信任的进化论，是认为不够了，必得有所补充，这是什么呢，却就是他所谓：
接着这自然科学所论的事实之后，更进一步地来加以解决的，则有社会科学在。
——《二心集》，页七三
这种大转变，我认为都是在从他自己所译的书中而得到的正解的结果。
一九三〇年，他签名于自由运动大同盟。同年，三月二日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在成立大会上，他曾去讲演。我们知道，在一九二九年的二月七日，创造社是被封了（见郭沫若《创造十年》），所以此刻的左翼作家，已另换了阵线，而鲁迅乃是其中最为忠实的一员。在中国，自己敢于公开承认是左翼（《南腔北调集》，页四六），而又能坚持其立场的，恐怕很少很少。许多怕落伍，又怕遭殃，就作出一种依违两可的妾妇状了，即此一端，也可见鲁迅的人格。
鲁迅在这一个时期里，虽然有一度想歇歇（《三闲集》，页一一〇），这是一九二八时的事，也想“隐姓埋名，到什么小村里去，一声也不响，大家玩玩吧”（《两地书》，页二五八），这是一九二九时的事，可是到了一九三〇以后，他却不会松懈了，所以然者，他思想上有了归宿。
他这时批评了梁实秋，批评了成仿吾，批评了钱杏邨，对于左翼，他有了指示；对于右翼，他有了剖解，他从前只是为青年辩，现在他为大多数劳苦大众辩了，但他却也并不忘记攻击他们的短处。在理论上，他为忠实的翻译辩，他为阶级性的存在辩。在从前，他有所攻击，是因为“关己”，现在是不触着自身，也来战斗了，从前他的战斗为个人，现在是为受压迫的大部分人了。
文章与内容相衬，他这时的作品也最是在浑浑厚厚之中，而有一种生气，所以我认为这是他最健康，而精神进展达于极点的时期。
他于一九二九，曾经短期到过北平，大部生活却是在上海。这几年来的著译工作是，童话《小约翰》的译文，日本鹤见祐辅作的《思想山水人物》的选译，《野草》，《而已集》，都是一九二八出版的，《壁下译丛》，日本坂垣鹰穗《近代美术思潮论》的译文，日本片上仲《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的译文，卢那卡尔斯基《艺术论》的译文，皆出版于一九二九；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批评》，苏俄的《文艺政策》，这些翻译皆出版于一九三〇。雅各武莱夫作的长篇小说《十月》，为神州国光社收稿，但在一九三二年鲁迅自定的译著书目中却说尚未付印。
七
自一九三一以后，到现在，我认为是鲁迅精神进展上的又一个阶段了。这一个阶段里重要的事情便是国难的临头，于一九三一而有“九一八”。于一九三二而有“一·二八”，这都不是小事件！再一件事，就是中国左翼作家的消沉。鲁迅在这一个阶段里，一方面是转变后的新理论的应用了，一方面却是似乎又入于蛰伏的状态的衰歇。在这一个时期，他的著作是不多的，他的文章，也又改了作风，并没能继续在上一个阶段里所获得的爽朗开拓的气度。
因为国难的关系，他写着许多关于时事的文章。首先，他有一篇《答文艺新闻社问》，题目是《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他的答复是：
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处的方针的第一步。
——《二心集》，页一四七
这是他在国难后发话的第一声，在这时候的鲁迅，无疑对帝国主义的愤恨是格外加强了，对本国的当局也责难深起来，然而对于国民性的攻击并没有放松。他说一般人之惯于说谎和造谣：
笑里可以有刀，自称酷爱和平的人民，也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谣言。但一面害人，一面也害己，弄得彼此懵懵懂懂。古时候无须提起了，即在近五十年来，甲午战败，就说是李鸿章害的，因为他儿子是日本的驸马，骂了他小半世；庚子拳变，又说洋鬼子是挖眼睛的，因为造药水，就乱杀了一大通。下毒学说起于辛亥光复之际的杭州，而复活于近来排日的时候。我还记得每有一回谣言，就总有谁被诬为下毒的奸细，给谁平白打死了。
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
——《南腔北调集》，页二〇七
因为他住在上海，所以也就特别攻击上海；他介绍上海的“吃白相饭”：
要将上海的所谓“白相”，改作普通话，只好是“玩耍”……
“吃白相饭”在上海是这么一种光明正大的职业。
我们在上海的报纸上所看见的，几乎常是这些人物的功绩；没有他们，本埠新闻是决不会热闹的。但功绩虽多，归纳起来，也不过是三段……
第一段是欺骗。见贪人就用利诱，见孤愤的就装同情，见倒霉的则装慷慨，但见慷慨的却又会装悲苦，结果是席卷了对手的东西。
第二段是威压，如果欺骗无效，或者被人看穿了，就脸孔一翻，化为威吓，或者说人无礼，或者诬人不端，或者赖人欠钱，或者并不说什么缘故，而这也谓之“讲道理”，结果还是席卷了对手的东西。
第三段是溜走。用了上面的一段或兼用了两段而成功了，就一溜烟走掉，再也寻不出踪迹来。失败了，也是一溜烟走掉，再也寻不出踪迹来。事情闹得大一点，则离开本埠，避过了风头再出现。
——《准风月谈》，页一九
鲁迅总是反抗的，所以可敬。
在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是胡也频柔石等被害的日子。鲁迅因而悲愤，因而自危，因而沉默，大概也是自然的吧。
不过鲁迅自从接受新的理论后，他的观感多半更深入一层了，而且他处处忘不掉社会机构的背景，例如他对于“谚语”：
粗略的一想，谚语固然好像一时代一国民的意思的结晶，但其实，却不过是一部分的人们的意思。现在就以“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来做例子罢，这乃是被压迫者们的格言，教人要奉公，纳税，输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闲事；而压迫者是不算在内的。
——《南腔北调集》，页一四二
所以我说这一时期是他运用他的理论的时期。
大体上看，鲁迅时时刻刻在前进着，然而，这第六个阶段的精神进展，总令人很容易认为是他的休歇期，并且他的使命的结束，也好像将不在远。到现在为止的成书的东西，充其量是包括一九三三年的作品；现在很少见他发表东西了，自然，没有合适的地方发表的原故也是有的。包括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杂感集《三闲集》是出版于一九三二的，他在书后有一个后记。先是把从来的作品列了列，成为一个“译著书目”，随后便有许多自责、自慰的话，令人很容易想到他是自己意识到可以告一段落的了。并且说：
当我被“进步的青年”们所口诛笔伐的时候，我“还不到五十岁”，现在却真的过了五十岁了。（页二一〇）
因为他这时五十一。他又说：
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但灯下独坐，春夜又倍觉凄清，便在百静中，信笔写了这番话。
这是一种什么滋味！读者大可以去想像的吧。鲁迅在一九三一年的译书有《药用植物》（日本刈米达夫作，分别发表于商务印书馆《自然界》中），有三闲书屋印苏联A·法捷耶夫作长篇小说《毁灭》一册，一九三二年出版《三闲集》、《二心集》，一九三三年出版《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一九三四年出版《准风月谈》。今年则有别人代他出版的《集外集》，以及生活书店出版的L·班台莱耶夫作的童话《表》，和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到执笔时为止，现在还没有更新的成书出来。
八
这一章的文章到这里本可以完了，但我们从鲁迅的生活和他的精神进展上看出一件事情来，就是：一个人的环境限制一个人的事业，但一个人的性格却选择一个人的环境。这其间有一点神秘，这神秘我们可以鲁迅为代表。
我们可以这样说，倘若不是陈独秀在那里办《新青年》，鲁迅是否献身于新文化运动是很不一定的；倘若不是女师大有风潮，鲁迅是否加入和“正人君子”的“新月派”的敌斗，也很不一定的；一九二六年假若他不出走，老住在北平，恐怕他不会和周作人的思想以及倾向有什么相远，他和南方的革命势力既无接触，恐怕也永久站在远处，取一个旁观、冷嘲的态度，是不会太向往，也不会太愤恨的；一九二七年假若他不是逃到上海，而是到了武汉，那么，也许入于郭沫若一流，到政治的旋涡里去生活一下；一九二八年一直到一九三〇年，假若他久住于北平，则也敢说他必受不到左翼作家的围剿，那么，他也决不会吸取新的理论，他一定止于是一个个人主义的不驯的战士而已，也不会有什么进步；——然而，这一切都不是的，事实乃是陈独秀办了《新青年》，女师大有了风潮，一九二六年他离开了北平，一九二七年从广州到了上海，一九二八到一九三〇他没有打算再久住北平，所以，他成就了现在的鲁迅。环境的力量有多大。
然而，我们更必须清楚，就是倘若不是鲁迅的话，他不会把环境这样选择着！不是鲁迅，不会在会馆里寂寞地抄古碑，已经作佥事了，他满可以心安理得地作官，然而他不，他感到寂寞，他偏驱除不净那些少年时受自农村社会的悲凉的回忆，他于是呐喊！不是鲁迅，他可以安稳地教书，学潮可以不理，然而因为是鲁迅，他又不耐了，绅士们的纸冠，他也必得戳一戳，结果被迫，结果得出走。随便逃走也就好了，但他还有新的梦想，要治两年的学，于是到了厦门，在厦门能耐的话，他可以像林语堂似的，在那儿停一停，然而他不，他终于是鲁迅，他痛恨于“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苦恼于一般人之“语言无味”，他以“离开了那些无聊人”，“心就安静得多了”，所以他就又被广州的情形所诱引，而到了广州。在广州，别人也许可以住得下去的吧，否则也不能受那样的迫害，然而又依然是鲁迅之故，他不妥协，他反抗，他以为他的话很巧，可以无所触犯，然而他说这地方是“奉旨革命”，然而他说：“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三闲集》，页三一）。他能不遭到迫害吗？无怪乎他又得出走。到了上海，倘若在别人，当时的左翼作家一定不如此大举，又因为他是鲁迅，所以围剿特别加紧，然我们还敢说，倘若在别人，反攻也许是薄弱的吧，而且反攻之后，也许不必要看清敌人的理论的吧，然而仍因为是鲁迅，猛烈的反攻，却又慢慢很勤快地译出敌人的理论根据来了，他于是从中却又变革了自己。一九二九他到过北平，但他说：“为安闲计，在北平是不坏的，但因为和南方太不同了，所以几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来此已十天，却毫不感到什么刺戟，略不小心，确有‘落伍’之惧的。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两地书》，页二四〇）求刺戟，要生气，这也只有鲁迅那样的人才如此，所以他就终于久住于上海了，因此，他始终没脱离了作战士。一个人的性格，对于环境的选择又多末明显！
所以像其他天才一样，环境却终于完成了他自己了！
二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上午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