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词在句中的位置
依18世纪法国语言学家波塞（ Beauzée） 的说法，词在句中是应该有合理的位置的。例如我们只应该说 Alexander vicit Darium（“亚历山大战胜大流士” ——拉丁文） ，主格在前，宾格在后，动词表示主宾的关系，所以它的位置必须在主格和宾格的中间。如果你说 Darium vicit Alexander，就是违反自然，等于画家把树根画在上头，枝叶画在下面。如果你说 Darium Alexander vicit，更为不妥，因为主格和宾格之间失了联系了。①
这显然是一种主观的谬论。语言是思想的反映，词的次序该是和概念的次序相当的，拉丁语既然有 Darium vicit Alexander 和 Darium Alexander vicit 的说法，就可以证明这种次序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拉丁语有名词词尾变化，固然可以有此次序（主宾格词尾有定，位置就可以随便了） ，即以没有名词词尾变化的语言而论，也未尝不可以有此次序。彝语是和汉语一样地被称为“孤立语”的，但是，在彝语里，名词宾格却正是放在动词的前面的。例如撒尼语（彝语的一支） 把“他拿小鱼喂猫”说成［k‘i ŋa za vi mæ næ la tʂa］，直译应该是“他鱼小拿猫喂”（ mæ næ是猫， tʂa是喂， la是助词） 。② 我们没有什么理由说撒尼语这种次序不合理。我们不能武断某一种次序为唯一合理的语言形式。
不但名词、动词的次序没有一定，形容词、副词的次序也是没有一定的。形容词固然可以放在它所形容的名词前面，例如英语 a white horse（“一匹白马”） ，但也可以放在它所形容的名词后面，如法语 un cheval blanc（“一匹白马”，直译则是“一匹马白”） ，又如上文所举撒尼语（“小鱼”说成“鱼小”） 。副词固然可以放在它所修饰的动词前面，如汉语“慢慢地走”，但也可以放在它所修饰的动词后面，如英语 to go slowly。
但是，语言的词序虽无所谓合理不合理，至于具体语言本身的词序，在某些情况下，却是需要固定的。大凡缺乏某一类的词尾变化或附加成分，就需要词序的固定作为抵偿。例如英语缺乏名词的词尾变化，就只能说 Alexander vanquished Darius，不能再说 Darius vanquished Alexander，否则意义恰恰弄成相反了。
大家知道，汉语没有西洋语言表示名词变格、动词变位的那一类语尾变化，所以词在句中的位置，自然该比屈折语更为固定。大致说来，句子的构成，可以有下列的十条规律。
（一）主语放在动词的前面，宾语放在动词的后面。——如“他来了”不能说成“来他了”，“他吃饭”不能说成“饭吃他”。我们知道，俄语因有名词变位，主语和宾语的次序可以不固定。平常虽然是主动宾的次序，例如Доктор Ван лечит его（“王医生医治他”） ，但为了特殊的需要（譬如答复“谁医治他”这个问题） ，也可以变为宾动主的次序，例如 Ero лечит доктор Baн（逐字翻译变成了“他医治王医生”） 。汉语不可能这样做。有些语言虽有固定的词序，但是次序和汉语恰恰相反。例如“反对战争”，在日本语和彝语里都应该是“战争反对”（动词在宾语的后面） 。在这里我们应该知道，词的次序并没有什么一定不易之理，而是按照具体语言的内部规律来决定的。
在特殊的情况下，主语也可以放在动词的后面。如：“多漂亮啊，这个小孩儿！”“这个小孩儿”应该认为倒装的主语。
不过应该注意“倒装”的看法。凡在同一时代的同一语言里，和经常的词序相反的造句法，叫作倒装。对于不同的语言，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我们对于日本语把“反对战争”说成“战争反对”，不该认为倒装，反该认为顺装。同理，对于不同的时代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例如上古汉语里否定句，代词宾语放在动词的前面（“不我欺”“不己知”等） ，那是上古经常的词序，就不该认为倒装，否则是缺乏历史观念了。
（二）领位放在其所限制的名词的前面。——如“中国的人民”和“人民的中国”意义的不同，完全是由词序来决定的。在“中国的人民”里，“中国”处于领位，表示“人民”是属于中国的，不是属于别国的；在“人民的中国”里，“人民”处于领位，表示中国是属于人民的，不是属于反动分子的。
（三）形容词放在其所修饰的名词的前面。——例如“大国”“好天气”“英勇的解放军”。试比较“国大”“天气好”“解放军英勇”，就可以看出，形容词用作修饰语只能在前，在后就变了谓语了。词序的作用在汉语里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一点上，汉语和其他汉藏语系的语言是不同的。就中国境内来说，藏语、彝语、苗语、僮语等，一般说都把形容词放在名词的后面（领位也往往放在其所限制的名词的后面，但不那么普遍） ；就中国境外来说，越南语、暹罗语等也是这样的。
（四）副词、用作状语③ 的形容词或仂语，放在其所修饰的动词、形容词或另一副词的前面。
1．被修饰的是动词。如“快 走”“静 坐”“充分 利用”“全面 发展”“明确 规定”“好好地 学习”等。
2．被修饰的是形容词。如“不 小”“很 好”“大 红”“浅 蓝”“非常 美丽”等。
3．被修饰的是另一副词。如“不 很大”“绝 不悲观”等。
某些副词可以放在其所修饰的形容词的后面，例如“大极 了”“好极 了”；甚至有些副词只能放在其所修饰的形容词的后面，例如“大些 ”“好些 ”。但这一类的副词是很有限的。
用作状语的形容词或仂语，如果变更了位置，不是放在其所修饰的动词之前，而是放在那动词之后，那么它就不再起修饰语的作用，而是起一种更重要的作用——谓语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之下，必须加上一个“得”字，如“走得 快”“利用得 充分”“规定得 明确”等。汉语在这些地方更显示出词序的重要性，因为当我们把用作状语的形容词或仂语移到突出的地位去了之后，它们在句中的职能也就发生变化了，它们不再用作状语了，而是起着比状语更大的作用了。
另有一种结构和上述的结构相近似，就是极度的描写语，如“跑得 他喘不过气来”“打得 美国侵略军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等。上述结构和这种结构不同之点是：上述结构“得”字后面不能有主语，而这种结构“得”字后面能有主语。从意义上说，前者表示一种状况，后者表示一种后果。
（五）处所状语，一般放在其所修饰的动词的前面。——例如“苏联在古比雪夫 建造水电站”“美国在亚洲和欧洲许多国家境内 建立军事基地”“他在家 吃饭”“我在图书馆 看书”。
但是，如果要表示动作的方向，处所状语就放在动词的后面。如果这动作是由上向下的，处所状语通常放在动词后面，例如“扔在地上 ”“掉在水里 ”。如果这动作是由甲方到乙方的，一般也可以把处所状语放在动词后面，如“走向光明 ”，但是放在前面也是可以的，如“向光明的大道 前进”。
有时候，是残留的古代语法和现代一般口语发生差别。例如“来自广州 ”是古代语法的残留，处所状语放在动词后面；但是现代一般口语只说“从广州 来”，处所状语是在前面的。
（六）方式状语，一般也是放在其所修饰的动词前面。——例如“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武装头脑”“拿共产主义道德 来教育青年”。
有时候，也是残留的古代语法和现代一般口语发生差别。例如“责以大义 ”，方式状语在动词后面，这是古代语法的残留。
（七）时间状语，一般也是放在其所修饰的动词前面。——如“他今天 到城里去”，甚至放在句子的开头，如“今天 他到城里去”。但是，如果是指某段时间，而动词后面又没有宾语，就往往放在动词后面，例如“他病了三天 ”。如果动词后面有宾语，就有两个办法：（甲） 把动词重复一次，例如“他念书念了三年 ”；④ （乙） 把动词修饰语（状语） 改为名词修饰语（定语） ，例如“他念了三年的 书”或“他念了三 年 书”。
（八）在处置式里，宾语被提到动词的前面。——在现代汉语里，用“把”字或“将”字把宾语提到动词的前面，叫作处置式，因为这种形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表示对于某人或某物加以处理。例如“一定要把 淮河修好”。
（九）在被动式里，承受行为的人或物处于主语的地位，它的词序是“被动者—‘被’—主动者—行为”。——例如“美国侵略部队被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败了”。
（十）在复合句中，从属句放在主要句的前面。——例如“帝国主义虽凶，它只是一只纸老虎”“如果敌人敢来侵略，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
语法，本来是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但是，就一般说，口头语言的词序要灵活得多。例如下面的两种说法，在北京人嘴里是常说的，然而在北京人的笔下还是不大看见的：
他们没来呢还 。（等于说“他们还 没来呢”。）
我们老了都 。（等于说“我们都 老了”。）
又如下面的两种说法，在苏州人嘴里是常说的，但也没有人把它们写在纸上：
俚笃来哉刚刚 。（“刚才 他们来了。”）
俚笃来哉财 。（“他们全都 来了。”）
上文说过，词的次序应该是和概念的次序相当的。说话人说完了“俚笃来哉”四个字之后，脑子里才来了“刚刚”这一个概念，就把它补在后面。补的次数多了，渐渐成了习惯，像北京的两种说法就不再令人感觉得是“追加”的了。但是，当人们写文章的时候，还是依照固定的位置。这样做是对的，因为语言应该规范化，特别是书面语言应该如此。
第二节 词是怎样构成的
汉语的词可以分为两类：（一）非派生词；（二）派生词。所谓派生词，是由别的词形成的词，好像是别的词生出来的支派。所谓非派生词，它们不是由别的词形成的，而是独立地被创造出来的。例如“天”字，它是非派生词，因为人们并没有依靠别的词来创造这“天”字。像“天下”就是派生词，因为它是依靠“天”和“下”这两个词来形成的。
非派生词一般总是单音节的。⑤ 它们大部分都是从上古汉语中继承下来的，例如“人”“手”“水”“火”“天”“地”等，许多是有几千几万年的历史的了。这一类的词表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概念，它们在现代汉语中广泛地使用着，大量派生词都是由它们生出来的。它们在口语中，特别在日常生活的口语中，占着重要的地位。
非派生词大部分属于基本词汇，并且占基本词汇的极大部分。什么是基本词汇呢？斯大林说：⑥
大家知道，语言中所有的词构成为所谓语言的词汇。⑦ 语言的词汇中的主要东西就是基本词汇，其中包括所有的根词，⑧ 成为基本词汇的核心。基本词汇是比语言的词汇窄小得多的，可是它的生命却长久得多，它在千百年的长时期中生存着并给语言构成新词的基础。
基本词汇是在千百年的长时期中生存着并给语言构成新词的基础的，因此，所谓派生词，极大部分就是从基本词汇的基础上产生的。
派生词的形成，主要有两种方式：（一）利用仂语的形式；（二）利用同义词的并列。
关于第一种方式可以拿“天下”做例子。“天下”的原始意义是“天底下”，本来是一个仂语。《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可见最初的时候，“天”和“下”是可以分开来讲的，因为它是用两个词表示的；后来“天下”渐渐发展为一个整体，“天下”表示整个领土，甚至表示整个世界。《孟子·离娄上》：“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那时“天下”已经不是两个词，而是一个双音词了。这个名词一直沿用下来，甚至拿来代表全体人民，例如范仲淹《岳阳楼记》说：“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这是古代的例子。至于现代，我们可以举“火车”为例。最初的时候，人们看见这种车要靠着升火才能开动，所以叫作“火车”。当人们说“火车”的时候，如果脑子里还清楚地存在着“火”的概念，那么，“火车”这个新词还不算完全形成。等到人们说“火车”就感觉到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脑子里不再有“火”的概念，也就是不再唤起火的印象，“火车”就是“火车”，那么，这个新词就不再是仂语了。“天”“下”“火”“车”，都是非派生词；“天下”和“火车”都是派生词，前者是古代派生词；后者是现代派生词。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新词，极大多数也就是以旧词为基础的派生词，它们的最初形式是仂语，然后由仂语发展为单词。下面的例子可见一斑：
火车 汽车 轮船 铁路 飞机 机器 电话 电报 报纸 杂志 火柴 肥皂 电影 话剧 汽油
关于第二种方式，可以拿“讨论”为例。“讨”是“寻究”的意思，“论”是“评议”的意思。可能在最初的时候，确曾有“先寻究后评议”的意思，但是很快就发展为一个整体，是“共同评议是非得失”的意思，这个意义一直沿用到现在。从“讨论”这一个例子上可以看见，所谓利用同义词的并列，并不一定是完全同样的意义，“寻究”和“评议”的意思只是相近，不是相同。再举一个现代的例子，就是“思想”。“思”和“想”本来是独立应用的，并且都是动词，现在把它们联合起来，变了名词了。⑨ “思想”是派生词，它是从非派生词“思”和“想”联结而成的。利用同义词的并列，现代汉语里有大量的复音词被形成了，这些复音词都是派生词，例如：
制度 基础 时期 状态 任务 行为 范围 氏族 阶级 资产 形式 社会 经济 差别 基本 完全 错误 特殊 正确 敌对 密切 经常 丰富 粗暴 和平 建筑 结构 产生 消灭 破坏 发展 改革 创造 满足 代替 需要 集合 停止 危害 排挤 崩溃 指导 扩充 占领 侵略 按照 根据
派生词的形成，除了上述的两种方式之外，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方式。现在拣两种比较常见的来说。
第一种是并合法。并合法是一种吞并作用。本来是拆得开的两个词，由于它们常常连在一起，某一词的意义渐占优势，另一词的意义渐渐被侵蚀了，于是变为表示单一意义的复音词。在古代汉语里，例如“国家”。上古“国”指诸侯的领土，“家”指卿大夫的领土，所以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 。天下之本在国 ，国 之本在家。”（离娄） 后代政治制度改变了，不再有诸侯卿大夫的分别，于是“国”和“家”的分别也不存在了。“国家”变了复音词，等于说“国”。在这里，“家”字的意义被“国”字吞并了。在现代汉语里，例如“妻子”和“兄弟”。孟子说：“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 离散。”（梁惠王） 这里“兄”和“弟”、“妻”和“子”，显然是四种亲属关系。后来“妻子”在普通话里变了只有“妻”的意思，“兄弟”在普通话里变了只有“弟”的意思（粤语的“两兄弟”在普通话里该说成“弟兄俩”） 。现代北京话“窗户”当“窗”字讲，也是一种并合法。此外如普通话的“眼睛”只表示“眼”，苏沪一带“头颈”只表示“颈”（脖子） ，诸如此类，例子还有不少。不但名词可以并合，形容词和动词也可以并合。例如普通话“干净”，只有“净”的意思，没有“干”的意思（“这杯水是干净 的”） ；北京话“勤快”，只有“勤”的意思，没有“快”的意思（“他做事情很勤快 ，只是嫌他太慢了些”） ；苏沪一带“勤俭”也只有“勤”的意思，没有“俭”的意思（“伊倒是蛮勤俭 格，可惜浪费仔点”） 。以上是形容词的例子。动词并合的往往是对立语（反义词） 。例如“睡觉”，本来“睡”是“睡着”，“觉”是“觉醒”，现在“睡觉”只有“睡”的意思了。又如“忘记”，本来“忘”是“忘掉”，“记”是“记住”，现在“忘记”只有“忘”的意思了。⑩ 此外又如“相信”“可怜”之类。“相”字本来是代词，“相信”本来是“互相信任”的意思，后来“相信”变了复音词，只剩“信”的意思了（“他不相信 我”） 。“可怜”本来是“值得怜悯”的意思，现在我们说“他很可怜 ”，还是这个意思；但当我们说“我可怜 他”的时候，就只剩“怜”的意思了。
第二种是化合法。化合和并合不同：并合是某一词的意义吞并了另一词的意义；化合是原来两个词的意思都保持着（或原意还看得出来） ，只是溶化为一体，不再能被别的词隔开。在日常口语里，有“请教”“请示”“得罪”等。“请教”是“请求指教”的意思，但习惯上只说“请教他”，不说“请他教”。“请示”是“请求指示”的意思，但习惯上只说“请示上级”，不说“请上级示”。“得罪”的现行意义离开原来的意义较远。原来是“犯罪”的意思，现在只当“冒犯”讲，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得”字吞并了“罪”字的意义，因为单靠“得”字生不出“冒犯”的意思来。在新词当中也有利用化合法的，例如“登陆”和“评价”。它们本来都是两个词构成的仂语，但是，在“登陆 海南岛”和“评价 《红楼梦》”这一类的例子当中，它们已经变了复音词，因为如果不变为一个整体，就应该说成“登 海南岛的陆 ”和“评 《红楼梦》的价 ”了。还有一种构词法也可以算进化合的一类，就是反义词结合成为一个整体，例如“大小”表示大的程度（“珍珠有莲子大小 ”） ，“粗细”表示粗的程度（“那蛇有碗口粗细 ”） ；此外还有“反正”（“反正 他不来了”） 、“上下”（“五十岁上下 ”） 、“来往”（“三丈来往 ”） 等。有些反义化合的名词和形容词，由于历史久远，人们已经不感觉到它们是化合的了。例如“东西”（“进城买东西 ”） 分明是“东”和“西”合成的，但是我们已经很难考证为什么用“东”和“西”来代表“物”的概念了。又如“利害”（“他很利害 ”） ，本来是“利”和“害”合成的，但是由于语源已经不为一般人所了解，后来就被改写为“厉害”了。
为篇幅所限，我们不可能把汉语构词法谈得很全面。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在汉语词汇中，派生词占极大多数，这也就是说，复音词占极大多数。这就可以证明汉语绝对不是单音语。
第三节 各地语法的异同
如果拿语音、语法、词汇三者比较，各地语音、词汇的差别很大，而语法的差别很小。就语言的历史而论，语音和一般词汇易变，基本词汇变化较慢，语法变化最慢。中国各地的汉语方言该是同源的，我们认为它们的语音词汇在原始一定相同。后来因为语音词汇易变，它们分道扬镳，就弄成现在相当复杂的样子。语法变得最慢，所以各地的语法都离开原始出发点不很远，同时，它们相互间的距离也不很远。各地的人说话互相不懂，首先是词汇作梗，其次是语音妨碍，与语法的差别无关；因为语法的差别实在太小了。
但是，差别大小，只是相对的说法；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各地的语法并不完全相同。当你依照北京语法去说广州话的时候，广州人虽能完全懂得，但他们仍旧觉得你不够广州话的味道，就因为你没有遵用广州的语法。
要知道各地语法的异同，首先该把词汇与语法的界限分别清楚。例如——
北京人说：今天下雨。
苏州人说：今朝落雨。
广州人说：今日落雨。
这只是语音、词汇上的不同，在语法上则毫无分别。语音上不同，不必解说，大家都可以明白；词汇上的差别，如北京说“今天”，苏州说“今朝”，广州说“今日”，又如北京说“下雨”，广州、苏州说“落雨”。然而语法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三处方言都是把“今天”放在第一，谓词放在第二，宾语放在第三。像这一种的句子，非但三处方言如此，全国汉语方言也莫不如此。在此情形之下，我们可以说全国汉语方言有其共同的语法。
至于要看各地语法的异点，我们可以定下两个标准：
（一）词的位置不同；
（二）虚词的用法不同。
以词的位置为标准者，又可细分为下列诸类：
（甲） 谓词的位置。
官话、吴语（大部分） ：到南京去 。
闽语、粤语、客家话：去 南京。
（乙） 副词的位置。
1．数量的限制。
官话、吴语：多 买几本书。
闽语、粤语、客家话：买多 几本书。
2.方式的限制。
官话：快 到杭州了。
吴语：杭州到快 哉。
（丙） 介词的位置。
官话、吴语：猫比 狗小。
粤语：猫细过 狗。
客家话：猫比 狗过 细。
（丁） 动词语尾的位置。
官话：买得到 许多东西。
吴语：买得着 交关物事。（与官话语法同）
客家话：买得许多东西倒 。
（戊） 间接宾语的位置。
官话：给你 钱；吴语：拨侬 铜钿。（间接宾语在直接宾语之前）
粤语：畀钱你 ；客家话： ⑪ 钱你。（间接宾语在直接宾语之后）
以虚词的用法为标准者，又可细分为三类：
（甲）虚词的数量相等，但用途有广狭之分。例如：
北京的：“了”══苏州的：1.“哉”；2.“仔”；3.“格”
北京：“他去了。 ”══苏州：“俚去哉 。”
北京：“等他去了 再说。”══苏州：“等俚去仔 再说。”
北京：“我看见他了 。”══苏州：“我看见俚格 。”（I saw him.） ；“我看见俚哉 。”⑫ （I have seen him.）
（乙） 虚词的数量不相等，因而甲地的语法不如乙地语法之细。例如：
北京人说：“他们早已走了 。”
苏州人说：“俚笃老早去个哉 。”
苏州单说“个”是表示过去，单说“哉”是表示完事，“个哉”连着说是加重完事的语气。北京对于加重完事的语气，没有特别的说法，仍只用一个“了”字。
（丙） 乙地的虚词用法为甲地所无。
1. 北京：“我站在他旁边说。”；苏州：“我立拉俚旁边咾 说。”
2. 北京：“他就张开眼睛坐起来。”；苏州：“俚就张开眼睛咾 坐起来。”
苏州的“咾”，北京无词可与它相等，只有文言里的“而”字与它颇相仿佛〔“（彼） 立其旁而 言”“（彼） 张目而 起坐”〕。
上述的两个标准还不能概括各地语法的异同。譬如说助动词用法的差别，就在那两个标准之外。我们试看：
1.北京人说：“他没有 说什么。”或“他没 说什么。”；上海人说：“伊呒末 话啥。”；广州人说：“佢冇 讲乜野。”⑬
2.苏州人说：“俚㬟说啥。”⑭ ；梅县人说：“渠円 讲乜介。”⑮ ；博白（广西南部） 人说：“其冇曾 讲么个。”
北京、上海、广州是一派，他们都借动词为助动词（像英文借 verb“ to have”为 auxiliary） ；苏州、梅县、博白是另一派，他们都不用助动词而用副词（等于文言的“未”或“未尝”） 。由这一种情形看来，我们还可以知道一件事，就是同系的方言也可以有不相同的语法（如上海与苏州，广州与博白） ，不同系的方言也可以有相同的语法（如北京与上海，苏州与梅县） 。
有时候，语法的分别，与词汇的分别同时存在。例如上海的“呒末”等于文言的“无”与“未”，也等于苏州的“呒不”与“㬟”；于是我们注意到上海“呒末”一词的语法用途较广，同时它的意义范围也较广。在这情形之下，语法、词汇二者都有分别，我们是不应该只看见一方面的。
第四节 古今语法的演变⑯
所谓古语法与今语法，就是普通所谓文言文的语法与白话文的语法。把汉语语法分为古今两大类，在表面上看来似乎不通，因为至少该按时代分为若干期，成为语法史的研究。但是，五四时代的白话文运动是一次伟大的运动，它摧毁了封建统治阶级所支持的过了时的文言文。我们如果从这两种文体去窥测语法史的简单轮廓，一定较易见功。本节为篇幅所限，只能专就代词讨论，更是轮廓之轮廓了。
第一，我们注意到代词的人称与格。在上古汉语里，代词的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为一类，第三人称自为一类。上古代词第三人称没有主格，与第一人称之有主格者大不相同。例如：
白话的：“我 从卫国回鲁国”可译为
文言的：“吾 自卫反鲁”；
白话的：“你 到哪里去？”可译为
文言的：“女 何之？”但
白话的：“他 是你的朋友”不可译为
文言的：“其 为尔友”。
固然，我们不曾忘了代词“彼”字可以用于主格；但我们须知，“彼”字本为指示代词，与“此”字相对待。在古书中，“彼”字虽偶然借用为人称代词，但仍有彼此比较之意。例如：
彼 丈夫也，我 丈夫也，吾 何畏彼 哉？（《孟子·滕文公上》）
彼 夺其民时。（《孟子·梁惠王上》）
彼 陷溺其民。（同上）
充其量，我们只能承认“彼”字是指示性很重的人称代词，其词性与“其”“之”二字不能相提并论。我们再看有些“其”字似乎可为主格：
其 为人也孝弟。（《论语·学而》）
其 行己也恭，其 事上也敬，其 养民也惠，其 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
王若隐其 无罪而就死地。（《孟子·梁惠王上》）
然而这些“其”字在实际上也有领格的性质；“其”字后的动词与其附加语都可认为带名词性。因此“其”字与其动词合起来只能算一个主格（如第一、二例） 或一个宾格（如第三例） ；如果这主格之后不加叙述或说明，这宾格之前不加动词，就不能成为完整的一句话。假使我们简单地说“其 无罪而就死地”，就等于有宾格而没有主要动词。在白话里，“他 没有罪而被杀”是合于语法的；在文言里，若说“其 无罪而就死地”，就不通了。
在古文里，普通的句子既不用主格的第三人称代词，那么，主要动词的主格只能靠名词的复说，否则唯有把它省略了。
名词复说的如下诸例：
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太子忽，太子忽 辞。（《左传·桓公六年》）
且私许复曹卫。曹卫 告绝于楚。（《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非神败令尹，令尹 其不勤民，实自败也。（同上）
臾骈之人欲尽杀贾氏以报焉。臾骈 曰：“不可。”（《左传·文公六年》）
人称代词省略的如下诸例：
公谓公孙枝曰：“夷吾其定乎？”对 曰：“臣闻之，唯则定国。”（《左传·僖公九年》）
以告，遂使 收之。（《左传·宣公四年》）
郤子至，请伐齐，晋侯弗许；请 以其私属，又弗许。（《左传·宣公十七年》）
射其左，越 于车下；射其右，毙 于车中。（《左传·成公二年》）
这一类的省略法，不能拿来与下面的例子相比：
孟之反不伐。奔 而殿，将入 门，策 其马，曰 ：“非敢后也，马不进也。”（《论语·雍也》）
因为“奔”“入”“策”“曰”四种动作的主格都是孟之反，所以省去了代词之后仍可借上句的主格为主格。至若“射其左”等句，“射”与“越”的主格并不相同，似乎主格的代词必不可省。
然而我们试想：假使我们不改变这句的动词的性质与位置，有什么法子可以使句子更完善些呢？如果把主格的名词完全补出，未免太啰唆了。如果把主格的代词补出，写成：
彼 射其左，彼 越于车下；彼 射其右，彼 毙于车中。
姑勿论“彼”字在上古没有这种用法，单就句子的意义而论，我们觉得这种代词实在毫无用处；加上了四个“彼”字，反易令人误会是同一的主格。由此一点，我们可以悟到：这种造句法能促成古人不用第三人称代词主格。
古人虽不用第三人称代词主格，但遇必要时，他们可以用些虚词去表示动词的主格之变换。上文所举“以告，遂 使收之”句中的“遂”字，已经令人悟到“使”的主格是变换了的。但是，最普通的还是用连词“则”字。试读下列的《论语》两章：
哀公问曰：“何为则 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 民服；举枉错诸直，则 民不服。”（《为政》）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 敬；孝慈，则 忠；举善而教不能，则 劝。”（《为政》）
在第一章里，也可以说“举直错诸枉，则 服；举枉错诸直，则 不服”。在第二章里，也可以说“临之以庄，则 民敬”等等。可见“则”字比主格还更重要。有了“则”字，就表示这动作是那动作的结果，再加上了上下文的语气，就知道这动作与那动作不是属于同一的主格了。
在学校里，把白话译成文言的时候，往往有人误以文言的“其”字与白话的“他”字相当，以致译出来的文言文不合古代的语法。其实我们只要守着下面的两个规律，就不至于不会用“其”字了：
（一）“他”字可用为代词主格，“其”字不能。
（二）在古文里，宾格无论直接间接，必须用“之”，不能用“其”。
依这两个规律，我们就可知道“他 不去”不能写作“其 不往”，⑰ “替他 执鞭”不能写成“为其 执鞭”等。
第二，我们注意到代词的数。在上古汉语里，人称代词单复数是同一形式的，至少在文字的表现上是如此。譬如下列诸例：
1．第一人称复数仍用“吾”“我”等字：
楚弱于晋，晋不吾 疾也。晋疾，楚将辟之，何为而使晋师致死于我 ？（《左传·襄公十一年》）
2．第二人称复数仍用“尔”字：
尔 无我诈，我无尔 虞。（《左传·成公二年》）［编者按：此例句与出处均有误，宜改为“我无尔 诈，尔 无我虞”（《左传·宣公十五年》）］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 ，毋吾以也。”（《论语·先进》）
如或知尔 ，则何以哉？（同上）
3．第三人称复数仍用“其”“之”等字：
齐、晋、秦、楚，其 在成周，微甚。（《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今天下大安，万民熙熙，朕与单于为之 父母。（《史记·匈奴列传》）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 。（《论语·微子》）
总之，白话的“我们”，译为文言可用“吾”或“我”；白话的“你们”，译为文言可用“尔”；白话的“他们”，译为文言可用“其”或“之”或“彼”。古人虽有“吾人”“吾党”“吾曹”“吾侪”“若辈”“彼辈”“彼等”种种说法，但这些说法在先秦甚为罕见；有时偶见于书，也可以把“吾”“尔”“彼”等字认为领格。“吾曹”“吾辈”“吾侪”等于现在说“我们这班人”或“我们这一类的人”，所以“吾”“尔”“彼”等字在此情形之下仍当认为领格代词的复数，不当与“侪”“辈”等字合并认为一个不可分析的单位。例如：
文王犹用众，况吾侪乎？（《左传·成公二年》）
意思是说“何况我们这一类的人”，非简单的人称代词可比。非但人称代词在上古没有复数的形式，就是指示形容词或指示代词也没有复数的形式；换句话说，白话里“这些”“那些”等词，如果译为文言，只能写成“此”“斯”“彼”等字，与单数的形式完全相同。例如：
今此 下民……（《孟子·公孙丑上》）
吾非斯 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
这一点，非但违反了西洋人的习惯，甚至违反了现代中国人的习惯。我们似乎可以拿声调去解释，说代词的数由声调表示，写下来虽然一样，念起来却是两样，有点儿像现代北京询问词的“那”与指示词的“那”，写起来是一样的，念起来则前者是上声，后者是去声。⑱ 但是，这种猜想的危险性太大了，因为我们找不出什么证据。不过，我们试就语法的本身想一想，代词的数是不是必不可缺的东西？就汉语本身而论，名词单复数既可用同一的形式，代词是名词的替身，其单复数何尝不可用同一的形式？名词既可由意会而知其单复数，代词的单复数何尝不可由意会而知？梵文、古希腊语与古俄语里，除了单复数之外，还有一个“双数”；但现代欧洲诸族语大部分没有“双数”与单复数对立，我们并不觉得它们不合逻辑。同理，我们的祖宗嘴里的代词没有数的分别，也像动词没有时的分别一样，并不能令他们感觉到词不达意之苦。
以上单就代词而论，自然只是举例的性质。关于古今语法的演变，尽可以写成很厚的一部汉语语法史。其中最重要的，如虚词用法的演变⑲ 、系词的产生及其变迁⑳ 等大问题，都不是这里所能详论的了。
① 参看 H.Weil，De l’Ordre des Mots，P.13。
② 参看马学良：《撒尼彝语研究》，第121页。
③ 动词或形容词的修饰语叫作状语。从句法上说，副词本身也是状语。
④ 当然也可以说“他念书三年”，古代语法就是这样的，但现代汉语里少用了。
⑤ 参看苏联伊三克等所著的《华语课本》的序文，《中国语文》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号有译文（第29页） 。本节参考此书的地方颇多。
⑥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版，第21页。
⑦ 语言中所有一切 词的总和 才叫作词汇，因此每一语言只有一个词汇。词汇和词是有分别的，有人误认为同一的东西。基本词汇这个译名也不很恰当，近来已经有人改译为基本词库（见周嘉桂所译契科巴瓦的《语言学概论》 ）。
⑧ 根词指最单纯最原始最基本的词，特别是名词和动词的词根，乃是创造新词的原料。汉语里的非派生词极大多数是名副其实的根词。
⑨ “思”和“想”在历史上也曾作名词用过，但当“思想”这个复音词形成时，“思”和“想”早已不用为名词了。“思想”这个复音词在历史上也曾用作动词（旧戏里唱的“思想起来” ），但现在已经不那样用了。
⑩ 但是，在北京话里，一般只说“忘”，不说“忘记”。
⑪ “ ”，客家念 pun，给也。
⑫ 或“我看见仔俚哉。”
⑬ “冇”，广州念 mou。“乜”，广州念 mat。
⑭ “㬟”，苏州念 fən，“不曾”也。
⑮ “円”，客家念 mang，“不曾”也。“乜介”，客家念 mat-kai，等于北京的“什么”。
⑯ 本节大致采自拙著《中国文法学初探》，《清华学报》十一卷一期（1936），又商务印书馆单行本（1940）。
⑰ 但“怪他不去”可写作“责其不往”，因为在这情形之下，“其”字是“兼格”，兼有宾格与主格两重职务，不是简单的主格。
⑱ 现在上声的“那”字，一般已写作“哪”。
⑲ 参看拙著《中国文法学初探》，其中论及关系词（虚词之一种） 的演变。
⑳ 参看拙著《中国文法中的系词》，见《清华学报》十二卷一期（1937） ，又附录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法学初探》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