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列传云：“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鞅，楚魏用吴起，齐用孙子、田忌，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是则《孟子》之成书，与孔子自卫反鲁，删订六经，其用意正复相等。盖周流列国，道不得行，不得已乃退而著书，思垂空文以传之后世。尼山邹峄，先圣后贤，若合一辙也。孟子之书，其先列于诸子，《汉书·艺文志》列入儒家。至宋儒出，乃始尊之与《论语》并称，列入经类。然《孟子》之见重于学者，固不自宋儒始也。扬子云（名雄，西汉成帝时人）曰：“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韩退之（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与扬（荀子名况，扬即扬雄）大醇而小疵。”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远而末益分。惟孟轲师子思，而子思之学出于曾子，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向无孟氏，皆服左服而言侏 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盖孟子以知言养气之学（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我浩然之气”），道性善，称尧舜，崇王黜霸，言仁义不言利，又拒杨墨，放淫辞，使邪说者不得作。”凡所种种主张，散见于七篇之中者，无非卫道之言也。故其为二子所推尊者如此，是岂无以哉！
抑孟子之学说，犹不止此也。孟子之所最注意者，惟人民而已矣。故与时君问答，无不归束于与民同之一语，而其所汲汲为民计者，有二大主义：一为民权主义，一为民生主义。孟子见当时人君残虐其民，靡所不至，民之地位，不啻犬马土芥者然，乃毅然主持正理，抑人君而尊邱民，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于汤武之征诛，则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因齐宣王疑其弑君之故。）于邹民之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则曰：“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他如用一人必曰国人皆曰贤，去一人必曰国人皆曰未可，杀一人则曰国人皆曰可杀。”此皆民权之说也。孟子又见当时战争不已，民生涂炭，故在在以寝兵息民为主，而对于当时之辟土地充府库者，则斥之为民贼，处之以上刑。（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又曰：“善战者服上刑。”）齐宣、梁惠、滕文之流，苟有所问，无不进以仁政之说。而仁政之要，则不外制民之产，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因有五亩之田，百亩之宅，以至鸡豚狗彘至纤至悉之规画，此民生主义之尤未尝一刻忘者也。夫民权、民生二大主义，今之学者所龂龂然认为不易之理，至要之图者也。而孟子于二千年前，已切切言之，岂不卓哉！
论孟子之文章者，以柳子厚、苏老泉二人之说为著。子厚尝谓读《孟子》百里奚章，味其所用助字，开阖变化，使人之意飞动。老泉则云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予谓孟子之文，已一变《论语》平淡之风，而崭然露有头角，程子所谓“有些英气”是也。（程子谓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然究造道至深，积理至富，故其为文虽极纵横变化之奇，而博大精醇，终无一言一字之不出于正。此则韩子所谓醇乎醇者也。兹录《孟子》三章：一梁惠王首章，以见孟子言仁义不言利之宗旨；一公孙丑首章，以见孟子崇王黜霸，及当时亟待王者之情状；一好辩章，则孟子拒杨墨、放淫辞之苦心所在也。
梁惠王首章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亦字从一般策士来。）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单刀直入，得力只在何必二字），亦有仁义而已矣。（引归正路曰而已矣，有舍此无可言意。）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突接三句，以首句为主），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二句承上起下。）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里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应上国危，说得危险之至。）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顿宕生姿。）苟为后义而先利（急转），不夺不餍（应上征利弑君，是求利乃反所以为害）。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惟仁义乃所以为利。○抱上转下，精神直贯到结处方住。）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响应上文作结，自然之至。）
公孙丑首章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居要路也）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许，期也。○可复许，乃震惊不敢必之词。）孟子曰：“子诚齐人也（尖利），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冷隽）。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以十分不敢当，形出十分不满意。）‘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说，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二层，极力用振笔跌出下句来）。功烈如彼其卑也。（真无足取。）尔何曾比予于是！（复一笔，尤见其十分不满意处。）’”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承顿得力），而子为我愿之乎（婉而冷）？”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跟功字，重提霸、显），管仲、晏子（此四字须十分重读），犹不足为与？”（跌下，有十分疑怪意。）曰：“以齐王（提出王字压倒霸、显）由反手也。”（伏下易字。）曰：“若是则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借文王作衬，生出下文无数文字），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反射王齐，伏后难字）；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紧承上句），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一层）；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又一层），故久而后失之也。（见时之难。）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见势之难。）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上文层层蓄势，至此转下，不啻千钧之力），是以难也（重煞难字）。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田器也），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借齐人之言点出时势二字。○今时句遥接王齐，生出下文。）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正与上文尺地、一民二句相反。）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句法与上文尺地、一民二句相同，亦挺劲，亦跌宕），行仁政而王（紧包德字），莫之能御也。（此言势易。○此段煞得轻圆。）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此言时易。○此段煞得简劲。）孔子曰：‘德之流行（出德字），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时），万乘之国（势），行仁政（德），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应文王），功必倍之（应反手），惟此时为然。”（应今时句。○一句勒住，挺劲之至。）
好辩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伏下惧字，中无限苦心。）天下之生（生民）久矣，一治一乱。（提一笔，总冒下数节。）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一乱。）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泽生草者），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一治。）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此二句是过脉。）暴君代作（此句贯下四句），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此乱自上者）；邪说暴行又作（此通上下言），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作一总势，归注纣身。）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一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助也）启（开也）我后人，咸以正无缺。’（文谟武烈，所以佑启而咸正，皆在周公相业中。○一治。）世衰道微（递下简括），邪说暴行有（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此周室东迁之后，又一乱也。）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以赏罚论。）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一治。）圣王不作（乱之根），诸侯放恣（乱之渐），处士横议（乱之主）。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就杨墨之末流极言之。）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借公明仪率兽食人句，引出下文人将相食句来。）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二者不容并立），是邪说诬（陷也）民充塞仁义也（仁义的世界，尽为杨墨占去，充是遍满，塞是妨害）；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应上公明仪语），人将相食。（诬民心便是食人，转相诬惑是相食。○就公明仪语又推进一步说。○此又一乱也。）吾为此惧（惧字线索从孔子惧字来，即尧舜警余之心），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四句以作于其心为主，害事害政，乃揭其祸而极言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一治。）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总束三圣人，咏叹一番，归注到自己身上。）《诗》云：‘戎狄是膺（击也），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百忙中再接入诗句，所谓窄处能宽也。）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三字紧承上昔者节来，一气直贯到三圣人者勿断。）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复一笔，恰好作结。）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再放宽一步留馀望在后，烟波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