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匡 谬
国文，非外国文也。近百年来，国势不振，而欧化遂以风靡，至治国文者亦喜仿欧人葛郎玛，辑文典，以治外国文之法治之。及其扞格不相入，乃益轻其家丘，以为国文不如外国文。吾闻俄之亡波兰也，立法令波兰人习俄国语言文字；英之于印度也亦然。乃今吾国俨未亡也，而为国人者，若不外国化其国文不快。悠悠苍天，此何心哉！然号称识微通变之君子，惄焉忧之，著为论说，扬榷国文与外国文之异同，而衡是非得失所在者，其人颇亦不尠。余今条贯其说以为我同人告，必先知国文不同于外国文，不可以治外国文之法治，而后可与言治国文之法。
第二节 文 字
刘勰《文心雕龙》论章句，曰：“人之立言，因字生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是故扬榷国文与外国文之不同，亦不可不自文字始也。世之论者，辄谓文字之用，首在宣鬯意旨，必也有以简驭繁之功，而能收普及群众之效。故未开化国民之文字，必拘泥于形象，盖犹未脱上古榛狉之风。至若已开化之国民，不过藉文字为符号，不必寻其迹象以求，故能以简单之符号而尽天下之名物。乃今中国文字为象形文字，记忆殊难，不及欧美标音文字之便于诵习，且言文不能一致，故通文义尤难。国民识字之少，其原因实由于此。此说倡于欧美人之学习中国文字者，国民之欧美化者附和之，乃有主张用切音文字以期言文一致者。窃尝闻而心非之。盖国民识字之少，由于教育之不普及，不能归咎于文字。否则吾国中若满洲文，若蒙文，若藏文，皆标音文字，顾何以满洲人之识满文者转不若识汉文（对满文言之）者之众，而蒙藏民之识蒙藏文与不识者之比，亦不能多于行省汉人之识汉文者也。至言文不能一致，虽不便于通俗，然因文字与语言离异之故，其文字不至随语言而改变，于学术上及社会上之便利殊多。欧洲地方不过三百八十万哩，人口三万六千万，而英、俄、德、法标音文字之国，国不同文，则以方音各各不同也。若以我国地方四百二十七万哩，有四万万之人民，亦用标音文字，使言文一致，则一国之中将有数百种文字出现。今全国之内，方音虽异，而文字可通，即日本、朝鲜、安南诸国，亦得通行同一之文字，使东亚各国性情风俗，不至绝然悬异者，未始非同文之效。如言语必欲与文字一致，亦必不可改变文字以就语言，致文字日即于纷歧。只有改变言语以就文字，使言语渐归于统一耳。舍曰能之，则是我中国四万万人同文字，而语言亦趋于同，以视人民不过三万六千万，地方三百八十万哩之欧洲，而有英、俄、德、法数十国文字，果孰为普及于群众乎？其便利一也。欧美文皆切音制字，故因古今音讹而字形屡变，后人遂不可读，例如Angland为Anglaland之讹，而Angland又讹为England。安知England之不更讹为Ingland乎？音之传讹，如水之就下，不可究诘也。于是研究古代希腊拉丁之文字，为一种专门之学术，盖标音之文字，不能不随语言而变；而语言之传述，不能不因时代而殊。若以我数千年文明古国亦用标音文字，则不但周秦诸子之文，将如希腊拉丁之无从索解，即汉唐宋明之文，亦且无从卒读矣。四千年之中，至少有三四种专门之文学，承学之士，虽白首而不能尽通。今则历朝著述，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沧桑屡易，而文字则亘古可读，正以其音讹，而形不变也。其便利二也。我国文字之便利，欧美文字之不便利，更有大于此者。英文非解英语不能读，德文非解德语不能读，法文亦然，俄文亦然，凡属欧美文无不然。何也？以其标音也。若我国文字，则仅认其字形，虽以英人之音读之，或以德人之音读之，或以法人俄人之音读之，均无不可。今日本人即以日本音读之，如松读マツ，杉读スギ，花读スギ，草读ケサ，是也。他如满洲、朝鲜等处，言语本异，而以书翰通意思无所不便，即我国南北诸省人发音不同，各操乡谈，如聋哑之对话，而文字则毫无差异。日本人山木宪以为中国文字，今既统一语言纷杂之四万万东亚大陆人民而为同文之国，异日必进而为世界通用之文字。依日本人读法，英人可读日曰Sun，读月曰Moon，读花曰Flower，读草曰Grass，作为文章，即为世界通用之文，虽不解英语者亦得读之。不论日本人、法人、德人、俄人，凡能认其字形者，皆可读以本国之音而明其意，进交通之便，助文明之运，其利益莫大焉。今欧美不幸而未知其便利，一朝豁然感悟，必以公平之见，大主张采用中国之文字，盖亦不得不然之势也。其便利三也。至称我国文字为象形文字，亦属一偏之论。其实我国文字属于象形者，不过千百之一二，其大多数，则为形声之字，以两偏旁相合而成一旁标音之所从，一旁示义之所属。其制作之方法，实兼有象形文字与标音文字之长。非若欧美文字有标音之字母而无偏旁部类，遇有同音异义之字，乃不得不变其联缀之方法以别之；因此而标音之规则，亦不能一律。平居私念，以为理想上最完善之文字，不可不用我国形声之方法：一旁标音，宜有简单之规则；一旁表义，宜有明晰之部类。其便利四也。且言文一致之说，欧美化者之所盛倡也。以为言文一致，则学问易于进步，又以欧美诸国为言文一致之国，是皆无稽之说也。欧美之国民，非尽能读其文字者。其不受教育之人，虽无不能言语，而亦不能解文字。然则言语自言语，文字自文字可知。文言一致之实，果安在乎？设取彼都士夫所著之政治、哲学、教育诸书，朗诵于贩夫走卒之前，果能深入心通乎？是文字一致之文章，果其学理高深，仍不宜于通俗。如其肤浅，于学问亦无裨益也。则所谓言文一致之效安在乎？且言文不一致者，乃文章进步之故，不足忧也。夫文章之气运益进，则文章之格法愈奇，规律愈整，口舌笔翰之间，遂生悬隔。此亦自然之势，可喜而非可忧。且所贵乎文者，在善其词句以巧通意思，有感人之力，口舌之间，虽如何巧妙，而彼此对话，无推敲点窜之暇，必不能如文字之研磨润色；且语言必较文字为冗漫，征之于速记录而自明，必不能如文字之简净劲练，故言语决不及文字之优，而言文一致为不可期之事。果其言文一致也，则文章之不进步可知。进步之文章，必不能语言一致，此可断言者也。乃国人之欧美化者，必执是为我国文字不如欧美诸国文字之便利。夫我国文字之便利，则既言之矣，试更一申论欧美诸国文字之不便利：欧美文字，虽以轻细之笔画写之，往往一文延长至寸许半寸许者为数见不尠。我国文字，虽笔画亦有繁密者，然排置结构，使其面积相等，一目得认五六字至七八字；而欧美字画之冗长者，其一字尚不能一目了然。此其不便利者一。我国文字，不论字画疏密，皆有一定之地位，互相联缀，秩序整然；而欧美文字长短错综，至有一字之上半截在上行之尾，而其下半截，在次行之首者。当钞录及印刷之时，我国文字每页几行，每行几字，易于计算，其文字占若干篇幅，可以预定；欧美文字，以每字长短不一，殊多碍难。此其不便利者二。我国文字一字一音，一呼吸间得读数十字，数秒间得读数十句；欧美文字由反切连缀而成，形既冗长，音又繁复，故同一意义之字，同一意义之句，用我国文字，仅少许之时得辨之，而用欧美文字，费时必多。此其不便利者三。曷不观汽车之揭示乎？国文与英文并列，国文之字，大于英文之字三倍以上，而其所占之地位，则国文仅占三分之一，英文则占三分之二，是国文与英文之繁简，为一与六之比例。在稍远之处视之，国文尚明了可读，英文则朦胧不辨矣。此其不便利者四。以是衡之，果孰为能以简御繁者乎？此以文字言之也。
第三节 文 章
文字孳乳，以欧美为最速，以我国为最迟。或即据文字之增加，以考一国文化之进步，而不知我国文字之少，乃文章之巧妙适用，而无取字之多也。我国文字，自苍颉造字，至汉许氏《说文》，其数为九千五百五十三字。此后则历代皆增加，至清《康熙字典》，仅得四万二千一百七十四字。以年代计之，则每年平均所增仅二三字而已。持是以考欧美文字，其孳乳之迟速，有不可同日而语者。兹即以英国考之，在十七世纪之末，其通用字典仅五千馀字，及至今日，则其数已达四十五万有奇，平均每年增二千二百馀字，然谓其为多字之国则可，谓其文字之增加，即为一国文化进步之特征，似尚有说焉。何也？夫一国文字之多寡，未可与文化为比例也。我国文字，至今日不过四万馀，识者以为少，固矣。然此四万馀字，其中习用者不过三四千字而已。然我人以此三四千字，制为文章，辞无不达，言无不足，而无周转缺乏之患。此其故何哉？盖以中国文字，与泰西异，其妙用在能累而成文，故字少而周于用，与夫欧美之一字一义，一物一名者，有间矣。（欧美虽亦有一字数义者，然多见于动字，其他名词为数甚少。）兹举一二例以比较之：如一、二、三、四等之数目字，中国由一以至万，所用之字，去其同者，仅十三字足以代之；若英文则需二十九字，法文则需二十三字。（数目字以中国为最简，尤以中国为最明了。法国虽少于英国，较英国尤拉杂累赘，如曰九十，彼不直曰九十而曰四二十十，盖四个二十合为八十，再加十则为九十也。此等文义，在他国人闻之，非精数学者不能辨。）其他各国或倍之，或数倍之，要未若中国字之简而显者也。此其一也。凡欧美文字，每物锡以专名，然天下之物无穷，若一一锡以专名，虽数千万字，亦有时穷，殊不若我国能累而成文，用字少而名物多也。兹任举一字以为喻：如皮毛之皮字，在中国则可用作书皮、树皮、地皮、象皮、羊皮等，即以一皮字为名词，而以书、树等字为形容词，字少而义赅；在欧美则皮字为一名词，书、树、地、象、羊各为一名词，而书皮、树皮、地皮、象皮等又各为一名词，即以上数词计之，在我国仅用六字（即皮、书、树、地、羊、象六字），在欧美则须十一字矣（即皮、书、树、地、象、羊、书皮、树皮、地皮、象皮、羊皮，英、法、德皆然）。此又其一也。 近欧美科学昌明，即科学名词一项，已达二十馀万字。而此二十馀万字，译为中国字，以最通习之数十字，即足以赅之，此人之所习知也。虽曰于译义容有未尽，然较诸欧美仅锡以专名，多无意义可寻，若犹有间焉。综此两例，欧美文字所以多于中国者，在不知累而成文也。不知累而成文，字数虽多，徒增其烦扰而已。且我国文章家之善用其文字，尤不止此。湘乡曾国藩研究文章家用字之法，以为有实字虚用者，有虚字实用者。何谓实字虚用？如春风风人，夏雨雨人。上风雨，实字也；下风雨，则当作养字解，是虚用矣。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上衣食，实字也；下衣食，则当作惠字解，是虚用矣。春朝朝日，秋夕夕月。上朝夕，实字也；下朝夕，则当作祭字解，是虚用矣。入其门，无人门焉者；入其闺，无人闺焉者。上门闺，实字也；下门闺，则当作守字解，是虚用矣。何谓虚字实用？如步，行也，虚字也。然《管子》之六尺为步，《韩文》之步有新船，《诗经》之国步天步，则实用矣。薄，迫也，虚字也。然因其丛密而林曰林薄，因其不厚而帘曰惟薄，以及《尔雅》之屋上薄，《庄子》之高门悬薄，则实用矣。覆，败也，虚字也。然《左传》设伏以败人之兵，其伏兵即名曰覆，如郑突为三覆以待之，韩穿帅七覆于敖前，是虚字而实用矣。从，顺也，虚字也。然《左传》于位次有定者，其次序即名曰从。如荀伯不复从，竖牛乱大从，是虚字而实用矣。此尤欧美人所不解也。夫我国文章家之于文字，既可虚实互用，因应自然无穷，文字之不增多，此又其一因也。且我国六书有假借，而一字可数义者。何谓假借？有其事而无其字，乃取音同而义可引申以合其事之文字以相代。如令之本义，发号也。县令本无字名也，而由发号之意引伸展转而为之，是为假借。既省制作之繁，且广本有之义。盖自假借之例生，而文字乃无遗意；亦自假借之例生，而文字乃尽其神化。此尤我国文字之妙用而无取增字者也，匪直此也。我国文章家用字又有取意譬喻之法，如骏，良马也，良马行必疾，故《武成》之“侯卫骏奔”，《管子》之“弟子骏作”，皆取疾之意为喻也。膍，牛百叶也，或作毗。以牛百叶重叠而体厚，故《诗·节南山》之“天子是毗”，《采菽》之“福禄膍之”，是取厚之意为喻也。宿，夜止也。止则有留意，又有久意。子路之无宿诺，孟子之不宿怨，是取留之意为喻也；《史记》之宿将宿儒，是取久之义为喻也。渴，欲饮也。欲之则有切望之义，又有急就之义。郑笺《云汉诗》曰：“渴雨之甚。”石苞《檄吴书》曰：“渴赏之士。”是取切望之义为喻也。《公羊传》曰：“渴葬。”是取急就之义为喻也。此其以简驭繁，欧美文须数句而意始明，而在我止用一字取喻而意已无不足矣。奚烦辞费为耶？抑我国文章，尤有不同于欧美者。盖欧美重形式，而我国文章则重精神也。维欧美之尚形式也，故为文皆有定法。以字言，则有八字（名字、代名字、形容字、动字、状字、介字、连字、叱叹字）之区别，及人称（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之别，例如：我、我曹属第一人称，君、君等属第二人称，彼、彼等属第三人称，是也）、性（阴性、阳性、无阴阳性、通阴阳性）、数（单数、多数）、位（主位、宾位、所有位）、时（现在、过去、未来）、气（动字分及物、不及物二类，及物者有异气之可言，气有二：其一曰施事之刚气，其一曰受事之柔气。刚气之句，其句主即事主也。假如“僧敲月下门”，敲者即句主之僧。柔气之句，其句主乃受事者也。假如“白发终难变”，所变者白发。盖气之刚柔，即以句主之施受为断。使句主为施事，此其动字为刚气；使句主为受事，则其动字即为柔气。其所以差别如此）、情（动字之因情而异者，所以着言者之语气，见所言事实之不同也。有实指之情，有虚拟之情，有祈使之情）等之表彰。以句言，则复有单纯、合沓、包孕等之规定。（凡语成句，必有句主，有谓语。句主以实字〔即名字、代名字〕为之，谓语以虚字〔最要为动字〕为之。使用动字而及物，则必有所及之物，此又为实字。实字则可隶以形容字，虚字则可益以状字。第使一句之中，所谓句主之名词与所谓谓语之动词，皆止一而无馀，斯其句皆为单纯者，不论字数之多寡也。有数单纯句积叠排比，然义各自立，轻重相等，而以连字为之连缀者，是为合沓之句。一句之中，函形容及状诸子句，或以短句为句主，为受事者，是为包孕之句。包孕之句所与合沓之句不同者，合沓一句之中有数句，每句有句主，有谓语；然义各自立，轻重差均。包孕一句之中亦函数句，每句各有句主，有谓语，与合沓同；特义相隶属，常以小句注解正句中之名字，形容正句中之谓语，以大包小，故曰包孕。合沓包孕皆为繁句，特合沓句中之小句，其对待如兄弟，如朋友；而包孕句中之小句与正句，对待如母子，如君臣也。）其他如读，如仂句，皆缕析条分，日趋精密。后世无不本此以为箸述，是以文少隐约模棱之弊，此其利也。然其失在过泥形式，文章不能活用，少生气，且其字之形体上区别，亦多无所取义。如一名字也，既有阴阳之异，复有单数多数之差。英文之分阴阳，于理尚无大背。若德、法诸国，有难以究诘者矣。以雪为阴，雷为阳；以箭为阴，剑为阳；学堂为阴，则病院为阳。诸如此类，多于义无取。德文甚至以日为阴，月为阳，此又独自标异者也。至单数多数之差，各国皆同。然其所谓多数者，乃对于一而言。凡物之数为一，皆单数，二以上皆多数，若是则字之形体变异，不过对于一数以示区别，二个以上以至千万，则不复有所区别矣。岂非以二个以上之物，再于字之本体，加以区别，则其字形，必因种种数目之不同而递变，将不胜其烦耶。然则独对于一而别异之，亦可谓至无聊矣。一代名字也，除单多数阴阳性外，又有人称主位、所有位、宾位之不同，而字之形体，因之屡变。然既已变之，宜其所有人称处同一关系之下，其变应同。兹就英文普通应用者考之：第一人称，其变体则八：I, my, me, we, our, ours, us, mine。第二人称，其变体则三：You, Your, Yours。第三人称，其变体则十：He, His, Him, They, Their, Theirs, Thems, She, Her, Hers。则是虽在同一关系之下，而其字或有变。有不变者，如第二人称之You字，无论其阴阳、单多数以及宾主之位，皆无所区别。而第三人称之He，复以阴阳、单多数以及宾主之位之不同，而易其体。非详于字学者，莫究其所以然矣。一形容字也，除阴阳、单多数外（英文形容词无阴阳之别，德、法等国则分之），则又有品量之不同，于是字之形体，又略有别异。然其所别异者，止三物相比；三以上，则又无所表见矣。余如状字、动字无不各有其变化。状字之变，同于形容字。动字之变，较他字为尤甚。如英文之Be字，英文则有八变体，法文则有三十四变体矣。此外如八字之互相为用，动字用为名字，名字用为形容字，形容字用为状字，亦多即其原字之尾而增省之；甚且文章之为传疑，为感叹，其神情亦必以符号表之，如传疑则符以“？”，感叹则符以“！”，此皆西文趋重形式之特征也。 近泰西文法书，言为文之法，必始于辨字，终于造句。至于篇章，多阙而不论，即论亦不详。此盖以西文位字造句，皆有成规，而篇章多无定式，故皆略焉。中国文章则异是，所重不在形式而在精神。字之精神寄于句，句之精神寄于篇章。虽无如西文种种形式之表彰，然所谓性、数、情、位等无不可于字句前后关系及语气中求之，如人之一字，单言之，则其为阴为阳不可知，为单数为多数亦不可知，以及人称与位皆不可知，必施之于句中，然后其义乃见。如《论语》“患不知人也”一句，则知所谓人者，乃对己而称他人也，即欧美文之第三人称也。“过也人皆见之”一句，及《孟子》“虽千万人吾往矣”，有皆及千万以限之，则知人字为复数，固不必再于人字本体加符识以表示之也。又如《硕人》乃诗赋卫庄姜，即可知其人字之性为阴，其位为受呼也。（将有所与语，则呼其名而告之。谓之受呼之位，此在他国或与主位稍异，而英文则无所别，与吾国同。）不宁惟是，“患不知人”之人，称贤人也。与“过也人皆见之”之人称常人者有别，更以修辞学言之，人不限于第三人称。如《檀弓》“哲人其萎乎”，哲人，孔子自谓也，即欧美文所谓第一人称也。《论语》“斯人也而有斯疾”，斯人则孔子对伯牛称之也，此即欧美文之第二人称也。又欧美文形容字所表彰之品量，国文虽不加形式，亦可于句中以意会之。伯夷叔齐，古之贤人也，即泛言贤而非比较也，欧美文谓之寻常形容字。《孟子》“吾子与子路孰贤”、“吾子与管仲孰贤”，两贤字，即欧美字所谓较胜形容字，以其为二者相较也。“宰我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之贤字，即欧美文所谓尤胜形容字，以夫子一人与尧舜二人相较也。若是者无不可因文见意，固不必如欧美文变化其贤之字尾以示别异也。他如动字之时、气、情等，皆可于文中觇之。盖精神蕴于内，无需形式示于外也。是以其文章而为传疑者欤？则以乎、耶诸字煞句尾，抑不然而传信者欤？则以也、矣、焉诸字煞句尾，或为感叹之词，则冠句首或煞句尾以呜呼、噫吁嘻诸字，凡此之类皆足以传神阿堵，令读者自会于言外，无取形式之标识焉。数千年来，中国无如欧美之文法书，而欧美文法学说，则日新月异，岂非以形式可说，而精神不可说乎？夫形式之为用暂，惟精神可以常存，此西人所恒言也。是以中国文章，数千年来虽屡有变迁，然其精神尚能保持一致，故唐虞三代之文，传遣至今者，尚无不可解。若泰西则数百年前之著录，能解之者便少，此不惟因其文字为标音，以古今音讹而字形有变，亦以文章不赖精神传之，专恃形式。形式一变，则效用全失，固势有必然者也。然欧美文章家，亦有厌其束缚，不遵成例著录者，英人莎士比亚即其人也。今观莎氏文集，其造句遣词，多不循常轨，且时有与文法极相背谬者。莎氏乃于其文集外，别制一字典以自解释，然竟能为一代文豪，而为后世所诵法，亦正以其文趋重精神，不为形式所拘，有合乎人心之同然也。一时流风所被，著录渐破其常格，英国文学有趋于精神而脱离形式之势，然卒以积习难除，不久仍规复旧观。嗣后文法条例愈严，遂永保其形式文章，以为发展矣。试返之我国则何如？六朝之际，文尚格律，诗严声病，似亦渐趋于形式；然昌黎复古，举国风从，此为国人崇尚精神之证。故时至今日，仍能保持数千年旧有之文学，继继绳绳，勿使放坠，此为欧美诸国所最不可及者也。桐城姚鼐曰：“古人文章之体非一类，其瑰玮奇丽之振发，亦不可谓其尽出于无意也。然要是才力气势驱使之所必至，非勉力而为之也。文章之境，莫佳于平淡，措语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阳湖恽敬论文，以为能审势，故无定形。古之作者，言无同声，章无同格，是也。而湘乡曾国藩则曰：“古之文初无所谓法也，《易》、《书》、《诗》、《仪礼》、《春秋》诸经，其体势声色，曾无一字相袭。即周秦诸子，亦各自成体。持此衡彼，画然若金玉与卉木之同类，是乌有所谓法者。后人本不能文，强取古人所造而摹拟之，于是有合有离，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摹拟，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类能为之，而浅深工拙，则相去十百千万而未始有极。自群经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悱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丰缛寡实。自东汉至隋，文人秀士，大抵义不寡行，辞多俪语，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唐代不改，虽韩柳锐志复古，而不能革举世骈俪之风，此皆习于情韵者类也。宋兴既久，欧阳、曾、王之徒，崇奉韩公以为不迁之宗，适会其时，大儒迭起，相与上探邹鲁，研讨微言，群士慕效，类皆法韩氏之气体以阐明性道。自元明至我清康雍之间，风会略同，非是，不足与于文斯之末，此皆习于义理者类也。夫曰势曰理曰情，要皆出之自然，故曰文无定法，惟其是耳。”是者，自然之谓也。自然二字，实为我国文章之神髓焉。然我国文章非无法也，姚鼐述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而桐城刘大櫆则以为文章到极妙处，便一字不可移易，所谓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也。故曰：“文成法立。”特所谓法，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而用法者贵能得法外意耳。俟下章详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