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言诗起源之踪迹可以追寻者甚微,因《诗经》以前没有关于韵文的记载遗留及我们,而四言到了西周晚年,体制已经很完整了。五言在这一节上的情形稍好些,因五言起在汉时,我们得见的记载多了。七言更后,所以他的起源更可以看得显明些。至于词和曲的起源,可以有很细密的研究,其中有些调儿也许是受外国乐及乐歌的影响,有些名字先已引人这么想的,如菩萨曼、甘州乐之类;不过这一类的工作现还未开始。作这种研究也不容易。将来却一定有很多知识得到的(中国文学研究中许地山君《论中国歌剧与梵乐关系》一文,即示人此等问题所在,甚值得一看)。这本来是文学史上最重要的问题,只可惜现在研究词曲及他样韵文体裁的人没有注意到这些上。

我们于论五言诗起源之前,先辨明两种传说之不当。

论五言不起于枚乘

辨这些问题应以下列四书作参考,一《文心雕龙》,二《诗品》,三《文选》,四《玉台新咏》(《文章缘起》题任昉撰,然实后人书也,故不举列)。

《文心雕龙》云: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按:《柏梁》亦伪诗,亭林以来辩之详矣)。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好见疑于后代也。

《诗品》云:

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扬、枚、马之徒,辞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好,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

《文选》尚无所谓枚乘诗,只有苏武、李陵诗,《玉台新咏》所加之枚乘者,《文选》列入无名氏古诗中。《玉台新咏》除《结发为夫妇》一首与《文选》一样归之苏属国外,所谓李陵诗不见,所谓李陵诗在性质上固然不属《玉台新咏》一格。

比核上列的四说,显然可见五言诗起于枚乘之说实在作俑于徐陵或他同时的人。昭明太子于孝穆为前辈,尚不取此说。自《文心雕龙》明言,“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辞人“莫见五言”;枚为辞人(即赋家),是枚乘作五言一说,齐人刘彦和尚不闻不见(彦和实齐人,卒于梁代耳)。而钟君《诗品》又明明说枚与他人仅“辞赋竞爽而吟咏靡闻”。徐陵去枚时已七百年,断无七百年间不谈不闻的事,乃七百年后反而为人知道的(若以充分的材料作考证,乃另是一回事)。且直到齐梁尚无枚乘作诗之说,《雕龙》、《诗品》可以为证,是此说不特于事实无当,又且是一个很后之说。这一说本不够成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不必多辩了。

论五言诗不起于李陵

比上一说历史较长根据较多的,是李陵创五言之一说。这一说始于甚么时代,我们也很难考,不过班孟坚作《汉书》,大家补成的时候,还没有这一说(可看《李陵传》)。建安黄初时代有没有这一说我们也没有记载可考,而齐梁间人对这还是将信将疑的。所以刘彦和说“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

我们不信五言起于李陵一说有好几层理由。(一)《汉书》记载苏、李事甚详,独无李陵制五言诗一说,在别处也无五言诗起源之记载。(二)自李陵至东汉中世,时将二百年,为人指为曾作五言者,只有苏武、李陵、班婕妤、傅毅数人,直到汉末然后一时大兴,如五言已始于李都尉,则建安以前,苏、李以后,不应那样零落。(三)现存五言乐府古诗无丝毫为西汉之痕迹,而“游戏宛与落”为人指为枚乘作者,明明是东京(玉衡指孟冬一句,为人指为西汉之口实,其实此种指证,与法国海军官兵某以“日中星火”证《尧典》为真,同一荒唐)。(四)汉武昭宣时,楚调余声未沫,此种绝整齐之五言体恐未能成熟产生。(五)最有力之反证,即《汉书》实载李陵别苏武歌,仍是楚节,而非五言,(六)试取《文选》所指为苏、李赠答诗者一看,皆是别妻之调,无一句与苏、李情景合。如“俯视江汉流”明明不是塞北的话。

不过李都尉成了五言诗的创作者一个传说也有他由来的道理。鸣沙山石室发见文卷中就存巴黎之一部分而论,什七八为佛经及其他外国文籍,中国自著文籍不过什之一,而其中已有关于苏、李故事者四五篇(记忆如此,不获据目录校之),可见李陵的故事在唐五代还是在民间很流行的。现在虽然这李陵的传说在民间已死了。而京调中的“杨老令公碰死在李陵碑”一切层次,尚且和李陵一生的关节相合,若杨四郎“在北国招了驸马”等等,又很像李陵,大约这个杨家故事,即是李家故事到了宋后改名换姓的(一种故事的这样变法甚常见)。李陵故事流传之长久及普遍,至今可以想见,而就这物事为题目的文学出产品,当然不少的(一个民间故事,即是一个民间文学出产品)。即如苏、李往来书,敦煌石室出了好几首,其中有一个苏武是大骂李陵(已是故事的伦理化)。有一条骂他智不如孙权。这样的文章自然不是萧统及他的参订学士大夫所取的,所以《文选》里仅仅有“子卿足下勤宣令德……”一文。这篇文极多的人爱他,却只有几个人说他,也许是李陵作的。大约自汉以及六朝,民间传说李陵、苏武的故事时,有些歌调,咏叙这事,如秦罗敷;有些话言,作为由他自己出,如秦嘉妇。汉末乐府属于相和清商等者,本来多这样,所以当时必有很多李陵的诗,苏武的诗,如平话中的“有诗为证”。《水浒传》中(原来也只是一种平话)宋江的题诗,宣和遗事宋太宗诗,一个道理。如果这段故事敷衍得长了,也许吸收若干当时民间的歌调,而成一段一段的状态,所以无名氏的别妻诗成了苏武的别妻诗。这些诗靠这借用的故事流传,后来的学士们爱他,遂又从故事中抽出,而真个成了苏武的诗。此外很显出故事性质的苏李诗,因为文采不艳,只在民间流行,久而丧失。原来古代的文人学士本不了解民间故事及歌曲的性质,看见李陵故事里有作为李陵口气的五言诗,遂以为李陵作五言诗;但最初也只是将信将疑,后来传久了,然后增加了这一说的威权。

何以李陵故事这样流行,也有一层道理,即李陵的一生纵使不加文饰也是一段可泣可咏的事实。李氏本是陇西士族,当时士大夫之望,不幸李广那样“数奇”,以不愿对簿而自杀。李陵少年又为甚多人器许,武帝爱他,司马迁那样称赞他:“事亲孝,与士信,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赴国家之急。”在当时的士人看去,李陵比当时由佞幸倡优出身的大将,如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不可同年语的。偏偏遭际那样不巧,至于“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而李降虏后,还是一个有声色有意气的人。有这样的情形,自然可以成一种故事的题目。苏属国是个完节的人,是个坚忍而无甚声采的人,拿他和李君亲起来,尤其使这故事有声色。天然造成的一个故事资料,所以便如此成就了。

东汉的故事现在只可于支支节节的遗文之中认识他的题目,如杞梁妻(《饮马长城窟行》属之)、秦罗敷(秋胡是其变说。秦嘉故事或亦是其中一节,将秦嘉为男子,遂为秦妇造徐淑之名)、李陵苏武、赵飞燕(班婕妤故事大约附在内)、王昭君等,多半有歌词传到现在。其中必有若干的好文学,可惜现在不见了。

论五言不起一人

然则五言是谁创的?曰,这个问题不应这样说法,某一人创造某一体一种话,都由于以前人不明白文体是一种的有机体,自然生成,以渐生成,不是凭空创造的,然后说出。诚然,古来文人卖弄字句的体裁,如“连珠”,最近代印刷术大发达后的出版界中文体,如“自由诗”,都可由一个文人创造,但这样的事都是以不能通行于一般社会的体裁为限,都不能成文学上的一个大风气(即使有人凭空创了,到底不能缘势通行)。所有文学史上的大体裁,并不以中国为限,都是民众经过若干时期造成的,在散文尚且如此(中国近代之白话小说出于平话,《水浒传奇》等,尚经数百年在民众中之变迁而成今体,西洋之Romance字义先带地方人民性,不待说,即novel,渊源上亦经若干世之演化,流变上亦经若干人之修改,然后成近体也)。何况韵文,何况凭传于民间歌乐的诗?所以五言、七言、词等,其来都很渐,都是在历史上先露若干端绪,慢慢的一步一步出现,从没有忽然一下子出来,前无渊源,顿成大体的。果然有人问五言是何时何人创的,我们只好回答他,五言是汉朝的民间出产品,若干时代渐渐成就的出产品。

五言在汉时慢慢出来有痕迹可见吗?曰:现在可见的西汉歌词中(可靠的书籍所记载,并可确知其为西汉者)。没有一篇完全五言的,只存下列三诗有一个向五言演化的趋势。

一、《戚夫人歌》(见《汉书·外戚传》)

子为王,母为虏。终日春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

(三、三、五、五、五、五)

二、《李延年歌》(见《汉书·外戚传》)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五、五、五、五、八、五)

(《玉台新咏》已将第五句改成五言,遂为一完全五言诗矣)。

三、《杨恽歌》(见《汉书·杨恽传》)

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短,化而为箕。人生行乐耳,须富贵几时?

(四、四、四、四、五、五)

这三篇都不是楚调。戚姬,定陶人;定陶属济阴郡,济阴地在战国末虽邻于楚之北疆,然楚文化当不及此。李延年,中山人。杨恽则明言“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故他这歌非秦即赵。我们不能断定西汉时没有一篇整齐的五言诗(《困学纪闻》所引《虞姬歌》自不可据)。但若果多了,当不至于一首不遗留到现在,只见这三首有五言的趋向之诗。那么,五言在西汉只有含蓄在非楚调的杂言中,逐渐有就整齐成五言的趋向,纵使这一类之中偶然有全篇的五言,在当时人也不至于注意到,另为他标一格。大凡一种文体出来,必须时期成熟,《诗经》中虽有“子兮子兮”一流的话,《论语》中的“凤兮凤兮”一歌,也还近于《诗经》远于《楚辞》,直到《孟子》书中引的《沧浪之歌》,才像《楚辞》,所以《九辩》《九章》的体裁,总不能是战国中期以前的物事,西汉时楚调盛行,高帝武帝都提倡他所以房中之乐(如《安世房中歌》),乃至《郊祀之歌》(说详后),都是盛行楚声的。赋又是楚声之扩张体,如果歌乐的权柄在司马相如、枚皋一般人手里(见《史记》、《汉书》数处),则含蓄在非楚调的杂言诗中之五言,没有发展的机会。一种普行的文体乃是时代环境之所形成,楚调不衰五言不盛。

我们宜注意下列几件事

一、中国一切诗体皆从乐府出,词曲本是乐府,不必论;《诗三百》与乐之关系成说甚多,也不烦证明;只论辞赋,五言,七言,无不从乐府出来。《汉志》于《辞赋略》中标举“不歌而诵”谓之赋一句话,这话说司马相如是对的,说屈原是错的,举一事为证,屈赋每每有乱,《论语》“《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有乱的文辞不是乐章是什么?赋体后来愈演愈铺张多,节奏少,乃至于不可歌罢了。七言从汉魏乐府中出来的痕迹更显明(后来再论),五言则除见于东汉乐府者不待说外,所谓古诗,苏、李诗,非相和之词,即清商之祖;后来到曹操所作,还都是乐府,子建的五言也大半是乐府。填词做诗不为歌唱,乃纯是后人的事,古世文人的范域与一般之差别不如后世之大,做诗而不歌,又为什么?所以杜工部还在那里“新诗改罢自长吟”,近代人才按谱填词,毕竟不歌哩(词律之规平仄,辨清浊阴阳,皆为歌时之流畅而起,既不歌矣,而按谱填,真成雕虫之技,不复属于文章之事,无谓甚矣)。

二、中国一切诗歌之原皆是长短句,词曲不必论,四言在《诗经》中始终未整齐,到了汉朝人做那时的“古体诗”(如韦、孟等及自四言诗出之箴铭等等)。才成整齐的四言,七言五言从杂言的汉乐府出之痕迹亦可见。

三、从非楚调的杂言中出来了五言,必是当时的乐节上先有此趋势,然后歌调跟着同方向的走,这宗凭传于音乐的诗歌,情趣虽然属于文学,体裁都是依傍乐章,他难得先音乐而变。可惜汉代乐调一无可考,我们遂不能详看五言如何从杂言乐府出一个重要事实。

《楚词》不续《诗经》之体及乐,《楚词》在文情上也断然和《诗经》不同,五言不续《楚词》之体及乐,五言在文情上也断然和《楚词》不同。《国风》、《小雅》中的情感在东汉五言诗中重新出现了(应取《古诗十九首》、苏李诗、五言乐府等与《国风》、《小雅》较)。

论五言乐府者见“汉乐府”节,论汉季五言诗者,见“建安五言诗”节。

◎附录

《古诗十九首》

苏李诗

拟苏李诗

《玉台新咏》卷一

乐府诗集》宜为必论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