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论屈原时,已经略略谈到贾谊司马迁本是把屈、贾合传的。他如此作的意思,是不是因为辞赋一体为他们造成一个因缘(若然,则应知其颇有不同者,因屈原文犹带传说之采色,而贾谊著赋已不属传疑也),或者觉得他们两个人遭逢不偶的命运相同(其实绝不同),或者太史公借着自喻自发牢骚(太史公传古人,每将感慨系诸自己,如《伯夷列传》等等),我们用不着瞎猜谜去;但他两个人都是在文学上断时代的,就他们在文学史上所据的地位重要而论,则合传起来,不为厚此薄彼。不过我们也要知道屈原究竟是个传疑的人,贾生乃是信史中的人物罢了。

史记·贾谊传》说:

贾生名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诸书。文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迂,一岁中至太中大夫。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适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原。(辞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上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辞略)后岁余,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居顷之,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文帝之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贾生傅之。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居数年,怀王骑堕马而死,无后。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

贾生死时只三十三,而死前“哭泣岁余”,在长沙又那样不乐,以这么短的时光,竟于文学史上开一新时代,为汉朝政治创一新道路,不可不谓为绝世天才。我们现在读他的文字时,且免不了为他动感慨。

骤看贾生的文词和思想像是甚矛盾,因为好几种在别人不能一个人兼据的东西,或者性质反相的东西,在他却集在一个人的身上。第一,贾生兼通儒家思想及三晋官术。我们在读他《陈政事疏》时,觉得儒术名法后先参伍,一节是儒术之至意,一节是名法之要言。《汉志》虽把他的著作列在儒家,然不“亲亲”而认“形势”,何尝是儒家的话?荀卿虽然已经以三晋人而儒学,李斯又是先谏逐客而后坑儒生的,究竟不如贾谊这样的拚合。第二,能侃侃条疏政事,为绝好之“笔”的人,每多不能发扬铺张,成绝好之“文”(此处文笔两字用六朝人义)。贾谊的赋,及《过秦》中篇既有那样的文采,而他的《过秦》上、下篇(从《史记》之序)及陈政事各疏又能这样的密察,不是文人的文字。第三,贾生的政论,如分封诸侯、教傅太子等等,都是以深锐的眼光看出来的,都是最深刻切要的思想,都不是臆想之谈,都不是《盐铁论》一般之腐,却又谓匈奴不过一大县,欲系单于之颈,又仿佛等于一个妄想的书生。贾谊何以有这些矛盾的现象呢?一来,所表示者不由一线而各线为矛盾的集合以成大造诣时,每每是天才强,精力伟大之表显,我们不必拘于能够沾沾自固的一格以评论才人。二来,他初为河南守吴公“闻其才,召置门下,甚幸爱”,河南守“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那么,贾生大有成了李斯“再传弟子”的样子。李斯先已学儒术而终于名法,贾生成学之环境及时代当可助成他这样子的并合众流。三来,他到底是一个少年的天才,所以一面观察时政这么锐敏,一面论到他不见的匈奴那么荒唐。四来,政治的状态转变了以后,社会的状态,不能随着这政治的新局面同时转,必须过上一世或若干世,然后政治新局面之效用显出来。汉初的游士文人(游士与文人本是一行),如郦食其,不消说纯粹是个战国时人,即如邹阳、陆贾、朱建、叔孙通、娄敬、贾山,那一个不是记得的是些战国的故事,说得的是些战国的话言,做得的是些战国的行事。秦代之学,“以吏为师”,本不能在民间发达另一种成学的风气,时期又短,功效未见而亡国,所以汉起来时,一般参朝典、与国政、游诸侯的文士,都是从头至底战国人样子的,到了贾谊我们才看见些汉朝东西。贾谊死于梁怀王死后年余,梁怀王文帝前十一年薨(西历前169),则贾生当死于文帝前十二三年(西历前168一前167),上距高帝五六年间(西历前202一前201),为三十三年,贾谊纯然是个汉朝的人了。战国时好几种不同的风气,经过秦代的压迫、楚汉的战乱以后,重以太平的缘故,恢复起他在社会上的作用时,自然要有些与原状态不同的分合,政制成一统之后,若干风尚也要合成一个系统,而贾生以他的天才,生在一个转移的时代,遂为最先一个汉文章、汉政治思想、汉制度之代表,那么,贾生之兼容若干趋向,只和汉家之兼有列国一样,也是时代使然。贾生对封建的制度论实现于景帝时,而他一切儒家思想均成于武帝,贾生不是一个战国之殿,而是一个汉风之前驱。但他到底是直接战国的人,所以议政论制,仍是就事论事,以时代之问题为标,而思解决处理之术,不是拿些抽象名词,传遗雅言,去做系统哲学的。以矛盾为相成的系统哲学,很表示汉代风气的,并不曾见于贾谊。

贾谊实在把战国晚年知识阶级中的所有所能集了大成,儒术及儒家相传的故实,黄老刑名,纵横家之文,赋家之辞,无谓不集在他一人身上,他以后没有人能这样了。

论贾生的著作,大略可分三类:一、论;二、赋;三、疏。《过秦论》上节论子婴,中节论秦成功之盛,衰亡之急,下节论二世(从《史记》之叙)。拿他论二世、子婴的话和他在疏中论汉政的话来比,显然见得过秦文章发扬,而事实不切,论汉政则甚深刻。想来《过秦论》当是他早时在洛阳时的著作,尚未经历汉廷,得识世政之实。《过秦》上、下两节文章发扬而不艳,虽非尽如六朝人所谓“笔”,然亦不甚“文”,故昭明不选。《过秦论》之中节,乃是魏晋六朝人著论之模范,左太冲有“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之言,其影响后人不限一时,陆机《辩亡》、干宝《晋记》不过是个尤其显著的摹拟罢了。这篇的中节就性质论实在近于赋体,例如他说:“当是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纵离横,并韩、魏、燕、赵、齐、楚、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兄良、王良、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这些人们时代相差百多年,亦无九国在一起攻秦之事,六国纵约始终未曾坚固的结过一次,然为文章之发扬不得不把事实说得这般和戏剧一样,那么,又和《子虚》、《上林》的文情,有什么分别呢?这类的论只可拿做“散文的赋”看。《文选》于论一格里,《过秦》中节之外,还有东方朔《非有先生》,王褒《四子讲德》(西汉后与此无涉,故不叙举以下)。这两篇虽以论史,其实如赋。古来著论本是敷文,不是循理,以循理为论,自魏晋始(如夏侯太初之论乐毅,江统之论徙戎,乃后世所谓论)。

贾谊的赋现在只存《服鸟》、《吊屈原》两篇,《惜誓》一篇《史记》、《汉书》都不提,《王逸》也说疑不能明(《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文选》注、《古文苑》所引汉赋多六朝人所拟作)。其中字句虽有些同屈原赋,但《吊屈原赋》不谈神仙,而《惜誓》却侈谈神仙,也许是后人拟贾谊而作的。我们拿贾谊两赋与《离骚》、《九章》比,则不特《离骚》重重复复,即《九章》亦不免,而贾赋不这样。这因为屈赋先经若干时之口传,贾赋乃是作时即著文的,所以没有因口传而生之颠倒。又屈原情重而不谈义理,贾赋于悲伤之后,归纳出一篇哲论,这也是文章由通俗体进到文人体时之现象。贾赋的文采都不大艳,都极有气力,这也是因为贾生到底不是专为词人之业的人。屈君还是一个传疑中的词人,贾生已是一个信史上的赋家了。贾赋在后来的影响并不大,后来的赋本是和之以巨丽,因之以曼衍,而贾赋“其趣不两,其于物无强,若枝叶之附其根本”。(张皋文叙《七十家赋》中论贾谊赋语)神旨一贯,以致言词不长,遂不为后来之宗。

说到贾谊的疏,到赵宋时才发生大影响。自王介甫起,个个以大儒自命的上万言书,然而做文章气都太重,都不如贾生论当时题目之切。自东汉时,一般的文调都趋于整齐,趋于清丽采艳,所以他的《陈政事疏》自班固而下没有拿着当文章看他。这疏中的意思在文、景、武三朝政治发展上固然有绝大的关系,即就文章论也为散文创到一个独至境界,词通达而理尽至,以深锐的剖析,成高抗的气力。通篇中虽然句句显出“紧张”的样子,而不言过其情,因为有透彻的思想作著根基,明亮的文辞振着气势。拿他的《陈政事疏》和荀子著书比,荀子说不这样明白;和《吕览》比,《吕览》说不这样响亮;和《孟子》比,《孟子》说不这样坚辟;和《战国策》比,《战国策》说不这样要练;和董仲舒比,更断然显出天才与愚儒之分(仲舒弟子先以之大愚)。这实在是文学上一种绝高的造诣,声色和思想齐光,内质和外文并盛。只是东汉以后,文学变成士大夫阶级的文饰品,这样“以质称文”的制作,遂为人放在“笔”之列了。

贾生的论似赋,赋乃无后;论虽在六朝势力大,现在却只成历史的痕迹了。只有《陈政事疏》,至今还是一篇活文章,假如我们了解文、景、武三世政情的话。

继贾谊后,能把政事侃侃而谈的,有晁错。错无贾谊之文,政策都是述贾谊的。然错无儒家气,所以错所论引更多实在。

贾谊遗文现在所得见的,只有《汉书》所引之赋和疏,《史记·始皇本纪》替所引之论,现在虽有新书流传,不过这部书实是后人将《汉书》诸文拼成的一集,所补益更无胜义,宋人先已疑之,《四库提要》承认此事实,而仍为之回护,无谓也。

◎附录

举目如下

《吊屈原赋》、《服鸟赋》、《陈政事疏》、《请封建子弟疏》

《谏王淮南诸子疏》(以上见《汉书》本传)

《过秦论》(见《史记·始皇本纪》)

《说积贮》《谏除盗铸钱使民旅铸》(以上见《汉书·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