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篇后，四言的运命已经终结，既如我们在十二节里所说：接续四言体制而起的，是所谓“楚词”一类的诗歌，这类体制影响后来的文学反比《诗经》大得多，所以值得我们格外考校一下。
最可注意的一件事，是中国文学演进到楚词，已经有指名的文学家了。在《诗三百》中，无论二《南》、《国风》，都是民间歌曲之类，正如现在常语所谓“民众为民众造的”，固然指不出作者来，即在《雅》、《颂》，作者是谁，于文学史上亦无重大的关系。我们只要知道那些篇章各是何时作，便可以看出文学之演化，反正《小雅》是时代的怨言，《大雅》和《颂》是庙堂的制作，都是很少个人性的。这不是说，我们对于这些篇的作者问题理当忽略的。假如我们可以知道这些篇的作者们岂不甚好，不过这些篇的作者问题在汉时已经不能考定，何况现在？并且因为这些篇较少个人性，况又一经作为乐用，以答嘉宾，以为享祭，文学的意味更远退在乐章的作用以后。《诗经》之存到后世，在初步是靠乐，靠为人解作一切修身之用（如《论语》）。在后代是靠他被当时人作为谏书即当时人系统哲学的一部，并不是靠他的文学，尤不是靠他的作者。譬如被人指为《诗经》作者的，都是一代政治人物或闻人，如周公、庄姜、奚斯、正考父，真正都是渺不相干的（说见前）。但这情形，到楚辞便全不然了。楚辞的文章是个人性的（《九章》等除外），他的传流不是靠乐的。楚词有个最大的中心人物屈原。屈原一死便成若干的“故事”所凭托，到后来竟成了神话（如五月五日龙舟节）。自汉以来，大家仿佛觉得楚词就是屈原，屈原就是楚词。这样可以一个文学家为一种文学的中心，始于屈原，历来也以屈原的一段为最大。中国古代的文词演化到屈原，已经有“文人”了，文词的作者问题成为重要问题了，这是和“诗三百”的时代迥然不同的，这件事实是文学史上一个断代的事实。
辞赋两个字是没有分别的，文选里面有赋、有辞、有骚，这个我们固不必如苏东坡骂作者为齐梁间小儿，然这样分法却实在是齐梁间人强作解事（或者这种强解由来已久）。例如《怀沙》是王逸所谓辞的，王逸是只章句辞不选赋的，然司马子长明明说屈原将死“乃作《怀沙》之赋”。《七略》、《汉志》一作于西汉之末，一作于东汉之初，都不分辞赋，可知辞赋之分是东汉人的俗作。《七略》、《汉志》却把赋分做四类：一、屈原赋之属，唐勒、宋玉、庄夫子、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淮南王等属之；二、陆贾赋之属，枚皋、朱建、严助、朱买臣、司马迁、臣婴、齐臣说、萧望之、扬雄、冯商等属之；三、孙卿赋之属，所属者今皆亡。第二目号为秦时杂赋：四、杂赋之属，皆不著作者，而于结语也提出来称“家”（东汉人用家字义与今殊）。为什么这样分法，我们固难讲定。《七略》、《汉志》的分类，原来不是尽美尽善的。但《七略》虽分得每每错，却每每代表当时的风尚（如前论《诸子略》）。赋除杂类以外，既有三宗，我们且不妨测想一下，何以分为三宗之故。《七略》、《汉志》将赋一律作为“不歌而诵”，恐不尽当。《九歌》、《招魂》、《大招》固非歌不可，《九辩》之性质又和汉《大风》、《秋风》不两样，《大风》、《秋风》既皆是歌词，《九辩》为什么独不然？又如《离骚》、《九章》等篇中之用兮字，都显是由歌调节奏而生（汉以来自然把兮之用推广了）。这样是抒情的节韵，并不是铺陈的话言，所以我疑屈赋一类。 [1]
[1] 原编者按：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