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部类凡三:一曰风,二曰雅,三曰颂。更分之则四:一曰国风,二曰小雅,三曰大雅,四曰三颂。此样之分别部居至迟在汉初已如是,所谓“四始”之论,即是凭借这个分部法而生的,无此分别即无“四始”说,是很显然的。然四始之说究竟古到什么时候呢?现在见到的《毛诗》四始说在诗序中,其说曰: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政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这一说不是释四始,而是释四部之名义,显是后起的。今所见最早之四始说在《史记·孔子世家》: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袵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此则四始之本说,非如毛序之窃义。据此说,知所谓四始者,乃将一部《诗经》三百余篇解释为一个整齐的系统,原始要终,一若《吕子》之有十二纪,《说文》之始一终亥者然。且与删诗之义,歌乐之用,皆有关系。作此说者,盖以为其终始如此谨严者,正是孔子有心之编制,为礼义,为弦歌,势所必然。

现在如可证明诗之部类本不为四,则四始之说必非古义,而为战国末年说诗者受当时思想系统化之影响而创作者。现在依风、雅、颂之次序解释之。

所谓“风”一个名词起来甚后。这是宋人的旧说,现在用证据充实之。《左传》襄二十九,吴季札观周乐于鲁,所歌诗之次序与今本“三百篇”大同。其文曰:“为之歌《周南》、《召南》,……为之歌《邶》、《鄘》、《卫》,……为之歌《王》,……为之歌《郑》,……为之歌《齐》,……为之歌《豳》,……为之歌《秦》,……为之歌《魏》,……为之歌《唐》,……为之歌《陈》,……自《郐》而下,……为之歌《小雅》,……为之歌《大雅》,……为之歌《颂》。”此一次序与今见毛本(熹平石经本,据今已见残石推断,在此点上当亦不异于毛本)不合者,《周南》、《召南》不分为二。《邶》、《鄘》、《卫》不分为三,此等处皆可见后代《诗经》本子之腐化。《周南》、《召南》古皆并举,从无单举者,而《邶》、《鄘》、《卫》之不可分亦不待言。又襄二十九之次序中,《豳》、《秦》二风提在《魏》、《唐》之前,此虽似无多关系,然《雅》、《颂》之外,陈、桧、曹诸国既在后,似诗之次序置大部类于前,小国于后者;如此,则《豳》、《秦》在前,或较今见之次序为胜。最可注意者,即此一段记载中并无风字。《左传》一书引《诗》喻《诗》者数百处,风之一词,仅见于隐三年周郑交质一节中,其词曰:“《风》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苇》、《泂》、《酌》。”此一段君子曰之文辞,全是空文敷衍,准以刘申叔分解之例,此当是后人增益的空话。除此以外,以《左传》、《国语》两部大书,竟无《国风》之风字出现,而雅、颂两名词是屡见的,岂非风之一词成立本在后呢?《论语》又给我们同样的一个印象,《雅》、《颂》是并举的,《周南》、《召南》是并举的,说到“关雎之乱”,而并不曾说到“风之始”,风之一名词绝不曾出现过的。即《诗三百》之本文,也给我们同样的一个印象,《小雅·鼓钟篇》,“以雅以南”,明是雅、南为同列之名,非风、雅为同列之名。《大雅·崧高篇》所谓“吉甫作诵……其风肆好”者,风非所谓国风之义。孟子荀子、儒家之正宗,其引《诗》亦绝不提及风字。然则风之一词之为后起之义,更无可疑。其始但是周南、召南一堆,邶、鄘、卫一堆,王一堆,郑一堆。……此皆对小雅、大雅一堆而为平等者,虽大如“洋洋盈耳”

之周南、召南,小如“自桧而下无讥焉”之曹,大小虽别,其类一也。非《国风》分为如许部类,实如许部类本各自为别,更无风之一词以统之。必探诗之始,此乃诗之原始容貌。

然则风之一词本义怎样,演变怎样,现在可得而疏证之。风者,本泛指歌词而言,入战国成一种诡辞之称,至汉初乃演化为枚马之体。现在分几段叙说这个流变。

一、“风”、“讽”乃一字,此类隶书上加偏旁的字每是汉儒所作的,本是一件通例,而“风”、“讽”二字原为一字尤可证:

《毛诗·序》“所以风”,《经典释文》“如字。徐,福凤反,今不用”。按,福凤反即讽(去声)之音。又“风,风也。”《释文》:“并如字。徐,上如字,下福凤反。崔灵恩集注本,下即作讽字。刘氏云:动物曰风,托音曰‘讽’,崔云:‘用风感物则谓之讽。’”《左氏》昭五年注,“以此讽”,《释文》“本亦作风”。又风读若讽者,《汉书集注》中例甚多,《经藉籑诂》辑出者如下:《食货志》下;《艺文志》;《燕王择传》;《齐悼惠王肥传》;《灌婴传》;《娄敬传》,《梁孝王武传》;《卫青传》;《霍去病传》;《司马相如传》,三见;《卜式传》;《严助传》;《王褒传》;《贾捐之传》,《朱云传》;《常惠传》;《鲍宜传》;《韦元成传》;《赵广汉传》,三见;《冯野王传》;《孔光传》;《朱博传》;《何武传》;《扬雄传》上,二见;《扬雄传》下,三见;《董贤传》;《匈奴传》上,三见;《匈奴传》下,二见;《西南夷传》,二见;《南粤王传》;《西域传》上;《元后传》,二见;《王莽传》上,二见;《王莽传》下;《叙传》上;《叙传》下,二见;又《后汉书·崔琦传》注亦同。按由此风为名词,讽(福凤反)为动词,其义则一。

二、风乃诗歌之泛称。

《诗·大雅》“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又《小雅》“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郑笺以为“风犹放也”,未安,当谓出入歌诵,然后上与湛乐饮酒相配,下与靡事不为相反。《春秋繁露》“‘文王受命,有此成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乐之风也”(文王受命在《大雅》)。《论衡》“‘风’乎雩,风歌也”。按,如此解《论语》“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然后可通。何晏注,风凉也,揆之情理,浴后晒于高台之上,岂是孔子所能赞许的?

据上引诗之辞为风;诵之则曰讽(动词),泛指诗歌,非但谓十五国。又以风名诗歌,西洋亦有成例如Aria伊大利语谓风,今在德语曰Arie,在法语曰Air,皆用为一种歌曲之名。以风名诗,固人情之常也。

三、战国时一种之诡词承风之名。

《史记·滑稽列传》:威王大悦,置酒后宫,召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其说可得闻乎”?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若亲有严客,髡帣趯鞠旂,侍酒于前,时赐馀沥,奉觞上寿数起,饮不过二斗径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见,卒然相睹,欢然道故,私情相语,饮可五六斗,径醉矣。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以讽谏焉。”

此虽史公录原文,非复全章,然所录者尽是整语,又含韵词,此类文章,自诗体来,而是一种散文韵文之混合体,断然可知也。此处之讽乃名调,照前例应为风字。“以风谏焉”,犹云以诗(一种之诡词)谏焉,此可为战国时一种诡词承风之名之确证。至于求知这样的诡词之风是什么,还有些材料在《战国策》及《史记》中。《战国策》八记邹忌与城北徐公比美事,《史记》四十六记驺忌子以鼓琴说齐威王事,皆是此类文章之碎块遗留者。又《史记》七十四所记之淳于髡,正是说这样话的人,驺忌、淳于髡便是这样“出入风议”的人,他们的话便是这样诡词,而这样的诡词号风。到这时风已不是一种单纯韵文的诗体,而是一种混合散文韵文的诡辞了。《荀子·成相》诡诗尚存全章,此等风词只剩了《战国策》、《史记》所约省的,约省时已经把铺陈的话变做仿佛记事的话了。然今日试与枚马赋一比,其原来体制犹可想像得之。

四、孔子已有“思无邪”与“授之以政”之诗论,孟子更把《诗》与《春秋》合为一个政治哲学系统,而同时上文所举之诡辞一体,本是篇篇有寓意以当谏诤之用者。战国汉初,儒者见到这样的诡调之“风”,承袭儒家之政治伦理哲学,自然更要把刺诗的观念在解诗中大发达之,于是而“周道缺,诗人本之袵席,《关雎》作,仁义凌迟,《鹿鸣》刺焉”,于是而“‘三百篇’当谏书”。《国语》云“瞽献曲,史献语”。一种的辞令,每含一种的寓意,如欧洲所谓Moral者,由来必远,然周汉之间,“诗三百”之解释,至于那样子政治化者,恐也由于那时候的诡词既以风名,且又实是寓意之辞,儒者以今度古,以为《诗经》之作,本如诡诗。而孟子至三家之《诗》学,乃发展的很自然矣。

五、由这看来,讽字之与风字,纵分写为二,亦不过一动一名,原始本无后人所谓“含讥带讽”之义,此义是因缘引申之义,而附加者。

六、我疑“论”、“议”等词最初亦皆是一种诡诗或诡文之体,其后乃变为长篇之散文。《庄子·齐物论》,“六和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辨”。此处之论,谓理;议,谓谊;辨谓比。犹云六合外事,圣人存而不疏通之,六合内事,圣人疏通而不是非之,《春秋》有是非矣,而不当有词,以成偏言。这些都不是指文体之名称而言者,然此处虽存指文体,此若干名之源,也许是诡诗变为韵文者。《九辩》之文还存在,而以辩名之文,《九辩》外尚有非者。至于论之称,在战国中期,田骈作《十二论》,今其《齐物》一篇犹在《庄子》(考另见),在战国晚年,苟卿、吕不韦皆著论(见《史记》)。然此是后起之义,《论语》以论名,皆语之提要钩玄处。《晋书·束皙传》,“太康二年……盗发魏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左传》诸卜筮本是一时流行,至少在三晋流行之《周易》,师为官,春为名,当即传书之人。《左传》卜筮皆韵文诡诗,或者这是论一词之最古用处吗?议一字见于《诗经》者,“或出入风议”,应是指出入歌咏而言,如此方对下文“靡事不为”。又《郑语》,“姜,伯夷之后也,赢,伯翳之后也。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伯翳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韦昭解,“百物草木鸟兽,议使各得其宜”,此真不通之解。上句谓伯夷能礼,下旬当谓伯翳能乐,作诡诗以形容百物,而陈义理,如今见《荀子·赋篇》等。

约上文言:春秋时诡诗一种之名,入战国变成散文一种之体。现在且立此假设,以待后来之证实或证虚。

七、枚马赋体之由来。汉初年赋绝非一类,《汉志》分为四家,恐犹未足尽其辨别。此等赋体渊源有自,战国时各种杂诗之体,今存其名称者尚不少,此处不及比次而详论之,姑谈枚乘、司马相如赋体之由来。枚赋今存者,只《七发》为长篇,而司马之赋,以《子虚》为盛(《上林》实在《子虚》中,为人割裂出来),此等赋之体制可分为下列数事:

(一)铺张侈辞。

(二)并非诗体,只是散文,其中每有叶韵之句而已。

(三)总有一个寓意(Moral),无论陈设得如何侈靡,总要最后归于正道,与淳于髡饮酒,邹忌不如徐公美之辞,全然一样。

我们若是拿这样赋体和楚词较,全然不是一类,和宋玉赋校,词多同者,而体绝不同,若和齐人讽词校,则直接之统绪立见。枚马之赋,固全是战国风气,取词由宋玉赋之一线,定体由讽词之一线,与屈赋毫不相干者也。淳于髡诸驺子之风必有些很有趣者,惜乎现在只能见两篇的大概。

因风及讽,说了如许多,似去题太远。然求明了风一词非《诗三百》中之原有部类之名,似不得不原始要终,以解风字,于是愈说愈远矣。

汉魏儒家释雅字今可见者几皆以为“雅者正也”(参看《经籍籑诂》所辑)。然雅字本谊经王伯申之考定而得其确诂。

《荀子·荣辱篇》云:“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读书杂志》云:“引之曰:雅读为夏,夏谓中国也,故与楚越对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证。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辽齐大夫子雅,韩子《外储说》右篇作子夏。杨注云‘正而有美德谓之雅’,则与上二句不对矣。”斯年按,《荀子》中尚有可以佐此说之材料,《王制篇》云:“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又云:“使夷狄邪音不敢乱雅。”此皆足说明雅者中国之音之谓;所谓正者,纵有其义,亦是引申。执此以比《论语》所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尤觉阮元之说,以雅言为官话,尔雅为言之近官话者,正平可易。且以字形考之,雅、夏二字之本字可借古文为证。《三体石经》未出现风雅之雅字,然《说文·疋》下云,“古文以为诗大疋字”,然则《三体石经》之古文雅字必作疋甚明。《三体石经·春秋》中夏字之古文作是,从日从疋,是夏字之一体,正从疋声,加以日者,明其非为时序之字,准以形声字之通例,是之音训正当于疋字中求之也。

雅既为夏,夏既为中国,然则《诗经》之《大雅》、《小雅》皆是周王朝及其士民之时,与夏何涉?此情形乍看似可怪,详思之乃当然者。一、成周(洛邑)、宗周(镐京)本皆有夏地,夏代区域以所谓河东者为本土,南涉河及于洛水,西涉河及于渭水,故东西对称则曰夷夏,南北对称,则曰夏楚,春秋末季之秦公敲云“事蛮夏”,无异谓秦先公周旋于楚晋之间,而《左传》称陈、蔡、卫诸国曰东夏(说详拙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然则夏本西土之宗,两周之京邑正在其中。二、周人自以为承夏之统者,在《诗》则曰“我求懿德,肆于时夏”,“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在《书》则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说详拙著《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见《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三八四一五页〔文中印刷错误极多〕)。然则周室王朝之诗,自地理的及文化的统系言之,固宜曰夏声,朝代虽有废兴,而方域之名称不改,犹之《诗经》中邶、鄘本非周之侯封,桧、魏亦皆故国之名号,时移世异,音乐之源流依故国而不改。音乐本以地理为别,自古及今皆然者,《诗》之有《大雅》、《小雅》正犹其有《周南》、《召南》。所谓“以雅以南”,可如此观,此外无他胜谊也。

颂之训为容,其诗为舞诗,阮元说至不可易。详拙箸《周颂说》,今不复述。

如上所解,则全部《诗经》之部类皆以地理为别,虽《颂》为舞诗,《雅》证王朝之政,亦皆以方土国家为部类者。有一现象颇不可忽略者,即除《周诗》以外,一国无两种之诗。鲁、宋有《颂》,乃无《风》,其实鲁之必有《颂》外之诗,盖无可疑。即就《周诗》论,豳、王异地,雅、南异统,雅为夏声,乃中国之音,南为南方,乃南国之诗。当时江淮上之周人殖民地中两种音乐并用,故可曰“以雅以南”。今试为此四名各作一界说如下:

《大雅》、《小雅》 夏声

《周南》、《召南》 南音(南之意义详周颂说)

王国 东周之民歌

豳诗 周本土人戍东方者之诗(说见后)

所谓四方之音

在后来所谓国风之杂乱一大堆中,颇有几个地理的头绪可寻。《吕氏春秋·音初》篇为四方之音各造一段半神话的来源,这样神话固不可当作信史看,然其分别四方之音,可据之以见战国时犹深知各方之声音异派。且此地所论四方恰和所谓国风中系统有若干符合,现在引《吕子》本文,加以比核。

甲,南音

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侯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侯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以“侯人兮”起兴之诗,今不见于二《南》,然战国末人,必犹及知二《南》为南方之音,与北风对待,才可有这样的南音原始说。二《南》之为南音,许是由南国俗乐所出,周殖民于南国者不免用了他们的俗乐,也许战国时南方各音由二《南》一流之声乐出,《吕览》乃由当时情事推得反转了,但这话是无法证明的。

乙,北音

有娥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返。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以燕燕子飞(即燕燕往飞)起兴之诗,今犹在《邶》、《鄘》、《卫》中(凡以一调起兴为新词者,新词与旧调应同在一声范域之中,否则势不可歌。起兴为诗,当即填词之初步,特填词法严,起兴自由耳)。是诗之《邶》、《鄘》、《卫》为北音。又《说苑·修文篇》“纣为北鄙之声,其亡也忽焉”,《卫》正是故殷朝歌。至于《邶》、《鄘》所在,说者不一。

丙,西音

周昭王亲将征荆,辛馀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蔡公据汉中,辛馀靡振王北济,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西翟,实为长公(周公旦如何可及昭王时,此后人半神话)。殷整甲徙宅西河,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长公继是音以处西山,秦缪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

然则《秦风》即是西音,不知李斯所谓“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者,即《秦风》之乐否?《唐风》在文词上看来和《秦风》近,和《郑》、《王》、《陈》、《卫》迥异,或也在西音范围之内。

丁,东音

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莬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胜者,之子是必有殃。”乃取其子以归曰:“以为余子,谁敢殃之?”子长成人,幕动坼橑斫斩其足,遂为守门者。孔甲曰:“呜呼,有疾,命矣夫!”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

今以破斧起兴论周公之诗在《豳风》。疑《豳风》为周公向东殖民以后,鲁之统治阶级用周旧词,采奄方土乐之诗(此说已在《周颂说》中论及)。

从上文看,那些神话固不可靠,然可见邶、南、豳、秦方土不同,音声亦异,战国人固知其为异源。

戊,郑声

《论语》言放郑声,可见当时郑声流行的势力。《李斯上秦王书》“郑卫桑间……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缶而就郑卫”,不知郑是由卫出否?秦始皇时郑声势力尚如此大,刘季称帝,“朔风变于楚”,上好下甚,或者郑声由此而微。至于哀帝之放郑声,恐怕已经不是战国的郑声了。

己,其他

齐人好宗教(看《汉书·郊祀志》),作侈言(看《史记·孟子驺子列传》),能论政(看《管》、《晏》诸书),“泱泱乎大国”,且齐以重乐名。然诗风所存齐诗不多,若干情诗以外,即是桓姜事者,恐此不足代表齐诗。

周南 召南

《周南》、《召南》都是南国的诗,并没有岐周的诗。南国者,自河而南,至于江汉之域,在西周下一半文化非常的高,周室在那里建设了好多国。在周邦之内者曰周南,在周畿外之诸侯统于方伯者曰召南。南国称召,以召伯虎之故。召伯虎是厉王时方伯,共和行政时之大臣,庇护宣王而立之之人,曾有一番轰轰烈烈的功业,“日辟国百里”。这一带地方虽是周室殖民地,但以地方富庶之故,又当西周声教最盛时,竟成了文化中心点,宗周的诸侯,每在南国受封邑。其地的人文很优美,直到后来为荆蛮残灭之后,还保存些有学有文的风气。孔子称“南人有言”,又在陈、蔡、楚一带地遇到些有思想而悲观的人,《中庸》上亦记载“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而君子居之”。这些南国负荷宗周时代文化之最高点,本来那时候崤函以西的周疆是不及崤函以东大的(宣王时周室还很盛,然渭北已是 狁出没地,而渭南的人,与散地为邻者当不远于镐京,已称王了。不知在汉中有没有疆土,在巴蜀当然是没有的。若关东则北有河东,南涉江汉南北达二千余里)。我们尤感觉南国在西周晚年最繁盛,南国的一部本是诸夏之域,新民族(周)到了旧文化区域(诸夏)之膏沃千里中(河南江北淮西汉东),更缘边启些新土宇(如大、小《雅》所记拓土南服),自然发生一种卓异的文化,所以其地士大夫家庭生活,“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周南》、《召南》是这一带的诗,《大雅》、《小雅》也是这一带的诗,至少也是由这一带传出,其较上层之诗为雅,其较下层之诗称南。南国盛于西周之末,故雅南之诗多数属于夷、厉、宣、幽,南国为荆楚剪灭于鲁桓、庄之世,故雅南之诗不少一部分属于东周之始,已是周室丧乱后“哀以思”之音。

二《南》有和其他《国风》绝然不同的一点:二《南》文采不艳,而颇涉礼乐:男女情诗多有节制(《野有死麇》一篇除外),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者,只在二《南》里适用,其他《国风》全与体乐无涉(《定之方中》除外),只是些感情的动荡,一往无节制的。

《周南》、《召南》是一题,不应分为两事,犹之乎《邶》、《鄘》、《卫》之不可分,《左传》襄二十九,吴季札观乐于鲁,“为之歌周南召南”,固是不分的。

诗的阶级

以地望之别成乐系之不同,以乐系之不同,成《诗三百》之分类,既如上所说,此外还有类分《诗三百》的标准吗?曰:应该尚有几种标准,只是参证的材料遗留到现在的太少了,我们无从说确切的话。然有一事可指出者,即《颂》、《大雅》、《小雅》、二《南》、其他《国风》,各类中,在施用的场所上,颇有一种不整齐的差异。《大雅》一小部分似《颂》,《小雅》一小部分似《大雅》,《国风》一小部分似《小雅》。取其大体而论,则《风》、《小雅》、《大雅》、《颂》各别;核其篇章而观,则《风》(特别是二《南》)与《小雅》有出入,《小雅》与《大雅》有出入。《大雅》与《周颂》有出入,而二《南》与《大雅》,或《小雅》与《周颂》,则全无出入矣。此正所谓“连环式的分配”,图之如下:

今试以所用之处为标,可得下列之图,但此意仅就大体言,其详未必尽合也。

〔注〕《邶》、《鄘》、《卫》以下之《国风》中,只《定之方中》一篇类似《小雅》,其余皆是民间歌词,与礼乐无涉(王柏剽诗即将《定之方中》置于《雅》,以类别论,固可如此观,然不知《雅》乃周室南国之《雅》,非与《邶风》相配者)。

故略其不齐,综其大体,我们可说《风》为民间之乐章,《小雅》为周室大夫、士阶级之乐章,《大雅》为朝廷之乐章,《颂》为宗庙之乐章。

诗篇之次序

今见“诗三百”之次叙是绝不可靠的,依四始之义,这次叙应该是不可移的,至少首尾如此。但这是后来的系统哲学将一总集化成一个终始五德论的办法,是不近情理的。不过传经者既以诗之次序为不可移,乃有无数的错误,即如《大雅》内时代可指的若干诗中,因有一篇幽王时的诗在前,乃不得不将以后的诗都算在幽王身上了。这个毛病自宋人起已看出来,不待多所辩证,现在但论《大雅》中几篇时代的错误。

《大雅》的时代有个强固的内证。吉甫是和仲山甫、申伯、甫侯同时的,这可以《崧高》、《烝民》为证。《崧高》是吉甫作来美申伯的,其卒章曰:“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烝民》是吉甫作来美仲山甫的,其卒章曰:“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而仲山甫是何时人,则《烝民》中又说得清楚,“四牡彭彭,八鸾锵锵。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四牧骙骙,八鸾喈喈。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史记·齐世家》:“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按,年应作岁,传说谓太公卒时百有余岁也),子丁公吕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按哀公以前齐侯谥用殷制,则《檀弓》五世反葬于周之说,未可信也)。哀公时纪侯潜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菑。九年,献公卒,子武公寿立。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于彘,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厉公无忌立。厉公暴虐,故胡公子复入齐,齐人欲立之,乃与攻杀厉公,胡公子亦战死。齐人乃立厉公子赤为君,是为文公,而诛杀厉公者七十人。”按,厉王立三十余年,然后出奔彘,次年为共和元年。献公九年,加武公九年为十八年,则献公九年乃在厉王之世,而胡公徙都薄姑在夷王时,或厉王之初,未尝不合。周立胡公,胡公徙都薄姑,则仲山甫徂齐以城东方,当在此时,即为此事。至献公徙临菑,乃杀周所立之胡公,周未必更转为之城临菑,毛《传》以“城彼东方”为“去薄姑而迁于临菑”,实不如以为徙都薄姑。然此两事亦甚近,不在夷王时,即在厉王之初,此外齐无迁都事,即不能更以他事当仲山甫之城齐。这样看来,仲山甫为厉王时人,彰彰明显。《国语》记鲁武公以括与戏见宣王,王立戏,仲山甫谏。懿公戏之立,在宣王十三年,王立戏为鲁嗣必在其前,是仲山甫犹及宣王初年为老臣也(仲山甫又谏宣王料民,今本《国语》未纪年)。仲山甫为何时人既明,与仲山甫同参朝列的吉甫、申伯之时代亦明,而这一类当时称颂之诗,亦当在夷王厉王时矣。这一类诗全不是追记,就文义及作用上可以断言。《蒸民》一诗是送仲山甫之齐行,故曰:“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这真是我们及见之最早赠答诗了。

吉甫和仲山甫同时,吉甫又和申伯同时,申伯又和甫侯一时并称,又和召伯虎同受王命(皆见《崧高》),则这一些诗上及厉,下及宣,这一些人大约都是共和行政之大臣。即穆公虎在彘之乱曾藏宣王于其宫,以其子代死,时代更显然了。所以《江汉》一篇,可在厉代,可当宣世,其中之王·可为厉王,可为宣王。厉王曾把楚之王号去了,则南征北伐,城齐城朔,薄伐 狁,淮夷来辅,固无不可属之厉王,厉王反而是败绩于姜氏之戎,又丧南国之人。

大、小《雅》中那些耀武扬威的诗,有些可在宣时,有些定在厉时,有些或者在夷王时的。既如此明显,何以毛《序》一律加在宣王身上?曰,这都由于太把诗之流传次序看重了:把前面伤时的归之厉王,后面伤时的归之幽王,中间一段耀武扬威的归之宣王。不知厉王时王室虽乱,周势不衰,今所见诗之次叙是绝不可全依的,即如《小雅·正月》中言“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十月》中言“周宗既灭”,此两诗在篇次中颇前,于是一部《小雅》,多半变作刺幽王的,把一切歌乐的诗,祝福之词,都当作了刺幽王的。照例古书每被人移前些,而大小《雅》的一部被人移后了些,这都由于误以诗之次序为全合时代的次序。

《大雅》始于《文王》,终于《瞻仰》、《召妟》。《瞻仰》是言幽王之乱,《召旻》是言疆土日蹙,而思召公开辟南服之盛,这两篇的时代是显然的。这一类的诗不能是追记的。至于《文王》、《大明》、《绵》、《思齐》、《皇矣》、《下武》、《文王有声》、《生民》、《公刘》若干篇,有些显然是追记的。有些虽不显然是追记,然和《周颂》中不用韵的一部之文辞比较一下,便知《大雅》中这些篇章必甚后于《周颂》中那些篇章。如《大武》、《清庙》诸篇能上及成康,则《大雅》这些诗至早也要到西周中季。《大雅》中已称商为大商,且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全不是《周颂》中遵养时晦(即兼弱取昧义)的话,乃和平的与诸夏共生趣了。又周母来自殷商,殷士祼祭于周,俱引以为荣,则与殷之敌意已全不见,至《荡》之一篇,实是说来鉴戒自己的,末一句已自说明了。

《大雅》不始于西周初年,却终于西周初亡之世,多数是西周下一半的篇章。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话如把《国风》算进去,是不合的,然若但就《大雅》、《小雅》论,此正所谓王者之迹者,却实在不错。《大雅》结束在平王时,其中有平王的诗,而《春秋》始终鲁隐之元年,正平王之四十九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