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仅仅是通史之一枝，况且谈论文学史中题目，时时免不了牵涉到通史中别枝的事，已如我在《叙语》中所说，则我们现在说到史料问题，自然应从泛论史料之一般起。使用史料时第一要注意的事，是我们但要问某种史料给我们多少知识，这知识有多少可信，一件史料的价值便以这一层为断，此外断断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论放进去。譬如我们论到古代的史事，六艺和载籍和一切金骨刻文等等，都要“一视同仁”的去理会他们，如果抱着“载籍极博犹考信于文艺”的观念，至多可以做到一个崔述，断断乎做不到一个近代史学者。金刻文的一字可以证《大诰》宁王之为文王，骨甲刻文的一字可以辩《史记》王振之为王亥，实在“后来居上”，何曾“于古为近是”。我们有时借重古人的某说，多半由于他们能见到我们已经见不到的材料，并不由于我们相信他们能用我们的方法，因此我们才要“一视同仁”，谁也不能做“大信”（欧阳修不信文王称王事，曾说“孔子之书，天下之大信也”，其实能细读《诗经》即不能更信事殷之说）。我们既不可以从传统的权威，又不可以随遗传的好尚。假使一个桐城派的古文家写文学史，或一个文选学家写诗史，必然干部一腔，千篇一面，都是他们自己欣赏的东西，而于民间文学体制之演成，各级文学作品所寄意之差异，等等题中，所用之材料，不会去搜寻，即遇着也不会睬的。以这样方法所写成的文学史，也许在聪明人手中可以自辩着自负他的好尚之雅正，但究不是公正的使用材料而造成之史学的研究。总而言之，“别裁伪体亲风雅”，断断乎不是对付史料的态度。
史料可以大致分做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周书》是间接的材料，《毛公鼎》则是直接的；《世本》是间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辞则是直接的；《明史》是间接的材料，明档案则是直接的，以此类推。有些间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例如《史记》所记秦刻石；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极端的相反，例如《左传》、《国语》中所载的那些语来语去。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较最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这个都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整理史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历史学家本领之高低全在这一处上决定。后人想在前人工作上增高：第一，要能得到并且能利用的人不曾见或不曾用的材料；第二，要比前人有更细密更确切的分辨力。近年能利用新材料兼能通用细密的综合与分析者，有王国维先生的著作，其中甚多可为从事研究者之模范；至于专利用已有的间接材料，而亦可以推陈出新找到许多很有关系的事实者，则为顾颉刚先生之《古史辨》诸文（多半尚未刊印）。这些都可以指示人们如何运用已有的史料和新见的史料。
古代文学史所用的材料是最难整理最难用的，因为材料的真伪很难断定，大多是些聚讼的问题。原来中国人之好做假书——就是制造假材料——是历代不断的，若大家认为最多出产假书的时期，由汉到今约四个：一、西汉末年，即所谓古文学；二、魏晋间；三、北宋的盛时，政府收书；四、明朝晚年，学士又有一番托古的习尚。就这四种去论，明朝的作伪是不能欺任何人的，北宋的作伪也没有大关系（如今本《竹书》、《文中子》等），魏晋间作伪的大成绩如《伪孔尚书》、《孔子家语》，已经为人辨别清楚的了；西汉末年的大作伪，也有近代所谓今文学家一派人的辩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就是这一辨伪题目中之大成，虽然其中过了度，太粗疏的地方很多，但这件事实的大概可知道。不过六经以外载籍诸子等等的考证，分析材料的考证，从来甚少；即如庄子、墨子等常读的书，至今没有整理好，而西汉时传下的一切经传的材料（今文的）至今尚很少人做工夫。经传里边明明有许多是汉朝的成分，如《孝经》中所说的天子诸侯都是汉家的天子诸侯，都不是周王和春秋战国间的诸侯。（说详后。今举一例，《孝经·诸侯章》云：“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满而不溢，所以常守富。”此种观念至早不能上于汉文帝。春秋战国诸侯之地位不能引出此种议论。）《论语》中有类似谶纬的话（如“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易》和《三家诗》仅是汉初的写定本（三家诗文已与《论语》所引不同），而《公羊传》之著竹帛，反较《春秋繁露》后几年，伏生二十八篇以《秦誓》为尾，想是由于伏生做过秦博士。今文的经传既然给我们些汉朝初年的色彩，至于大小戴记之大多部分为汉儒做作的，更不待说了。在这样情形之下，我们如不把这些汉代的空气分别清楚，便不能使用这些材料去写周代的文学史。
近年来有一个极不好的风气，大家好谈先秦的事物，所谓先秦的书原不多，易于读完，所以大家下笔，先秦这个，先秦那个。但我们敢自信这些所谓先秦的材料果真是先秦的材料吗？我们何不看看这些材料是怎么样出来的呢？
一种书因时代而生变改，在后来印书时代较难，在中世手抄本时代尚易，在简书时代，“父子相传”即可改易，至于口传许久后来再著竹帛之容易变动，更不待细论即明白（其实韵文之口传甚能保守古语，如《鄂谟长歌》、《维陀》皆然。然《公羊传》一类之口传，则难能保守也）。所以虽是汉初年给我们的先秦材料，我们也要于用他时谨慎的。古来著书艰难，一简不过几十字，一部书便是一个产业，虽以“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如用现在的印刷法印成，未必便是一部大书。著述愈难，则著述和传授更多是有所为而为，“与时进止”是不可免的，固守最初面目是难的。
中国何时才有著作呢？无论今文或古文都告我们说，著作开始是很早的，但我们从文书材料上看来，西周只有官书和迷信书（《易爻》）流传，《论语》以前，不见有私家记言的文，而《论语》也但记一段语的扼要处，如标目摘由样，也很可看出私家多多书写之不容易。若《孟子》一流的书已很充畅丰长的了，但仍然是记言，且许多是后来追记。只到荀卿、吕不韦、韩非，才整篇的著作，系统的著作《史记》上有明文。但这风气方才开始，焚书的劫运就来了。那么，焚书于书失传上是很有贡献的吗？不过我们要知道，战国秦汉人们的书和他们的职业是一事的；阴阳、刑、名、纵横乃至儒、墨，都是家传师授的职业，焚书未必使书绝，而秦之摈退方士（方士本是一普遍名词，治方术者，皆是方士，后来遂为齐东一派所专用）。楚汉战争，和汉初年黄老儒术之递相消长，是真真使一切学者（即方士）失业的。书以人之失业而失传，家（今云派）以人之失业而亡家。古代的载籍消失必是秦汉之际一直下来渐渐成的，断非秦始皇帝能突然使他大亡特亡（《列国纪》已不传民间，自然可以焚的方法亡之）。对于这一点，古文今文是最不同的。在今文浸润的汉武帝诏书上，只能说到“礼坏乐崩朕甚闵焉”，古文家便于其上加上一句“书缺简脱”以便自己的议论。虽然古文家时时故意把汉初年书亡缺事说得淋漓尽致，以便售自己的假古董，而今文家自信一孔之为大全，也太陋了，甚至愚到说伏生二十八篇比二十八宿，后得《大誓》如拱北辰，多一篇不可，少一篇不能。“向壁虚造”的态度固不可，而“挟恐见破之私意”亦不应该，古文智而诬，今文愚而陋。我们将来要一部一部的把今文传经整理过，一以阎氏对付梅传之考定法对付之，等到可信者显然可信，存疑者存疑，然后可以大胆的用这些材料，以讨论文学史题。
现在我们断不定秦汉之际古代文学史的材料亡佚多少，但我们看得出古史料中，有甚多，经秦而秦文，入汉而作汉语。汉儒以秦文写六经，是为古文派所甚诟病的。诚然，以转译的缘故，使得古字错认了（如“文王”之误为“宁王”），是于解经上有很大危险的，更可促成“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的毛病，不过这层于我们应用这些做史料上没有甚么很大关系。至于号称古代材料中有些汉朝话，乃真正要不得。不幸事实偏如此，不特经解是汉朝人的思想（如三家《诗》、《公羊》、《春秋》），《戴记》多少篇后人坚信为春秋晚年战国时期的，实在一望即知其是汉朝作品（详见《论汉儒林篇》），即《论语》、《孝经》也有不少汉朝话，伏生书中之《虞夏商书》恐怕大多数是战国作品，《大传》固是为这样子的书作的，这样子的书也未始不是为《大传》前身的思想作的。我们现在所据的古代史的材料（文学史自括在内）是汉初儒者给我们的，而汉初儒者又这样的不济，古今辨不清白，遗传的和自己的不分别，即今未存作伪的目的，学问的不济已经足以坏事而有余。略举两事，司马迁谓学者（汉初传文献给我们的学者）多谓周公东都洛邑（见《周本记赞》），而在《五帝本纪》上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是则当时的“学者”，于宗周成周不知何所别指，于东周西周不知何所取义，而于五帝之荒唐，谈得津津。这是配传史料的人吗？汉文命博士集古制，遂有了《王制》，这本书把方块的想像和迂腐拼得整齐，其愚和其存史料之少，反比更后百年作伪的《周官》不如。近代今文学派以汉初为正，其实汉初儒家何曾高明到那里去，尤其缺乏的是历史观念，是很敢于自作古始，反去说是述而不作的。总而言之，汉初儒者不是能够做到正确的传史料的人：我们要去考核他们，不能便去依赖他们。
汉初儒者（他们并不自号曰今文，“今文”一词乃是后来自号为古文者加他们的）真正弄不出多少作为来。一经分了好几家，一家分立好几博士，相攻不休，谁都不能为正。这全然显出末学支离的样子，给人一个不满足。儒者的大题目，特别是中人主嗜好的，如礼、乐、封禅等等，都不能做统一的决定。末师无学，几乎文义不能通顺，而又以师传拒更正。又加上些时代的迷信，愈趋愈向产生纬书的一路走：有这么多的毛病，那得不起反动？武昭以来立的博士多得很，有人能传一家经传便是子子孙孙的饭碗，一经博士可以数家并立，一家博士可以数人并立。上头鼓动人作伪，下头鼓动人分化。所以略受公羊家传者，便可造谷梁；略受三家《诗》任何之一者，便可造毛氏；其始无非去泰去甚，有时以平庸正文字，以谨慎去些“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汉儒的论时代话）。今文入了膏肓，使人生异途的思想，政府续设博士，使人启利禄的愿心，这焉得不出别派的经学？所以不必到了刘歆那宗有大力量的人之手中，《尚书》已经屡屡闹着出新样，天子诸侯卿大夫之“汉家”礼制，已经愈出愈多，又自己说比后苍为愈，“鲁国申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自是些应时的产物。
刘歆有思想，有材料（与父向同校秘藏）有地位（自据秘藏），遂集合当时的零碎小反动，成一大反动，有终有始，有本有末，并且续了《史记》，这是乱了武帝时经学面目之最好记载。古文自比今文合理性些，或者这反动是思想上的进步，至少也是别开生面，但于史料学上却更添若干的蒙障，紊乱了许多史事，添入了许多自己的理想，损坏淆混了许多历史材料。尤其可恨的是把一部完全和齐鲁儒学（汉初儒学尽自齐鲁）不相干的晋人著作（《国语》），一部最好的史料，割裂得体无完肤。多少古代史料，遭汉儒之愚，和新儒之伪，弄得一塌糊涂。在未整理之前，我们没有权利去用他们！
譬如我们现在论列狭义的先秦文学，最重要的自然是《诗经》、《国语》（《左传》算在内）、《楚辞》三部书。就这三部书论。《诗》只传毛本，并武帝时三家的面目亦不见；《国语》弄得七错八乱，一部绝好的古代史料白白糟蹋，一部纯粹的记传说的文学弄得割裂添补到无从复原的地步；而《楚辞》乃并不是《汉志》著录的样子，而是王逸章句本，是更后的了。我们要用先秦的材料，而这些先秦的材料是汉人转手送给我们的；偏偏这些汉人又不客观，以他们的主意去取、整齐、添补，更文字，造章句。我们若不先看看这层遮蔽的云有多深，能即用这些材料吗？但经传还是幸运的，因为汉儒注意这些，所以我们于史中见他们的辩论，还可以略知当时的面目，到于诸子载籍，现在所见，至早是由西汉末年《天禄石渠》校书定本出，校书者的意见、嗜好、判断，乃至作伪，便是这些书的命运。且随便举几个例，刘向叙他所校《战国策》书录曰：
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有”，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后来的一个编辑者对于原材料难得有这么大的权利。又如《墨子》分上中下三篇者，显然是三个不同之本，《天禄石渠》校书人分裂为三篇；《墨子》前七篇那样杂糅儒家、道家思想，且竟有“寡不敌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一类与墨家思想恰恰相反的话，还不是校书者故意编造的吗？荀子之编定自然也出自《天禄石渠》：《劝学篇》亦见于《戴记》，不知究竟是何时作的，何人作的。至于《庄子》现存本成立更后了，是向秀郭象的定本，篇数和《汉志》都不合，其中竟有“六经”、“西方圣人”等名词，显然是很后的了，而《齐物论》是慎到、田骈的书，大家日日读《天下篇》而不察觉。秦汉之际，方术家言不绝。并无所谓“古代哲学中绝”一件事，这可于《史记》、《汉书》上见出。当时甚多人传授这学传授那学：墨家在汉文时还是显学，武帝所罢黜之百家多是战国方术之绩，所以现存子家材料那些是周，那些是汉，甚为难定，黄老刑名一流书中，即如《韩非子》，也是一部总集。我们在未审定这些材料之时代以先，是不能自由使用的！
材料在汉朝经了改变，还有一个原因，即是注家的贡献。家学以陋而错认文字或误写，通学以泛而独断乃居上。刻石经、作笺注，都是可把后来的意见为断的。姑举一例，郑康成以古《论语》改鲁《论语》，古《论语》或是一段“向壁虚造”的故事，自然也有以常识修正其文字之处，不过有些改得太迁就自己的趋向了，便损坏了史料。且举《经典释文》所著录改处如下：
《学而篇》：传不习乎？ 郑注云：鲁读传为专，今从古。
《公冶长篇》：崔子 鲁读崔为高，今从古。
《述而篇》：吾未尝无诲焉。 鲁读为悔字，今从古。
又：五十以学易。 鲁读易为亦，今从古。
又：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鲁读正为诚，今从古。
又：君子坦荡荡。 鲁读坦荡为坦汤，今从古。
《子罕篇》：冕衣裳者。郑本作弁，云：鲁读弁为绝，今从古，《乡党篇》亦然。
《乡党篇》：下如授 鲁读下为趋，今从古
又：瓜祭 鲁读瓜为必，今从古。
又：乡人傩。 鲁读为献，今从古。
又：君赐生。 鲁读生为牲，今从古。
又：车中不内顾。 鲁读车中内顾，今从古也。
《先进篇》：仍旧贯。 鲁读仍为仁，今从古。
又：咏而归。郑本作馈，馈酒食也。 鲁读馈为归，今从古。
《颜渊篇》：片言可以折狱者。 鲁读折为制，今从古。
《卫灵公篇》：好行小慧。 鲁读慧为惠，今从古。
《季氏篇》：谓之躁。 鲁读躁为傲，今从古。
《阳货篇》：归孔子豚。郑本作馈，鲁读为归，今从古。
又：古之矜也廉。 鲁读廉为贬，今从古。
又：天何言哉！ 鲁读天为夫，今从古。
又：恶果敢而窒者。 鲁读窒为室，今从古。
《微子篇》：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鲁读期斯已矣，今之从政者殆。今从古。
《尧曰篇》：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鲁论无此章，今从古（以上出《经典释文》）。
这样子的校改，其中自然有些不过是文字的变异，但也有几节竟关系思想制度，而“加我数年”一节，竟是大作伪的改字；若是没有《经典释文》给我们留下一个“校勘记”，我们竟很难对付孔子赞《易》那件事。虽然《周易》出来很后，孟荀及战国子家、汉初儒者均不及见，而《论语》上这一句话，兼者《史记》的窜入文，若不是我们现在尚有这个痕迹可求，便又成一段不决的疑案。
我们现在对于古代的文籍，只能见到一个附注而行的本子，这注家便是章句之定订者，文字异同之独断者。我们于《诗》于《礼》只有郑，于《论语》，只有何（郑本已残），于《山海经》只有刘校郭注，于庄子只有向郭注本，如此类推，至多不过《天禄石渠》所校文，不幸乃多是汉末魏晋的定本。在这样“文献不足”的情景之下，切切不可以据孤证而发长篇议论，因为后来若果发现一个刻文，或旁证，可以使一个很美的推阐，全幅落地。尤不可望风捉影，于史料残缺的空隙中补上了许多。
现在人好谈古东西，因为古代存书少，读遍不难，所以觉得容易，但我们正因为存书少，书中更有无限数的问题，读明白了极难，所以觉得谈古代东西最难。现代人对于先秦的文献大略可分为三个态度：一种人信一切材料，以为都是真的，都要用的，我们借呼这类为“墨守”。又一种人据虚无的事实，作放荡的空论，先秦这个，先秦那个，一片的捕风捉影之谈，这是病入了膏肓的。还有些较好的，能辨别古文之伪，但也不知今文只是前些，也不便是信史的材料：或者于辨别史料上也很能不拘成说，但究不敢充分的考正，这样好比废疾。我们应该于史料赋给者之外，一点不多说，史料赋给者以内，一点不少说，不受任何传说观念的拘束，只求证，不言疏，这样然后可以“起废疾，箴膏肓，发墨守！”
十六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