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仅仅是通史之一枝,况且谈论文学史中题目,时时免不了牵涉到通史中别枝的事,已如我在《叙语》中所说,则我们现在说到史料问题,自然应从泛论史料之一般起。使用史料时第一要注意的事,是我们但要问某种史料给我们多少知识,这知识有多少可信,一件史料的价值便以这一层为断,此外断断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论放进去。譬如我们论到古代的史事,六艺和载籍和一切金骨刻文等等,都要“一视同仁”的去理会他们,如果抱着“载籍极博犹考信于文艺”的观念,至多可以做到一个崔述,断断乎做不到一个近代史学者。金刻文的一字可以证《大诰》宁王之为文王,骨甲刻文的一字可以辩《史记》王振之为王亥,实在“后来居上”,何曾“于古为近是”。我们有时借重古人的某说,多半由于他们能见到我们已经见不到的材料,并不由于我们相信他们能用我们的方法,因此我们才要“一视同仁”,谁也不能做“大信”(欧阳修不信文王称王事,曾说“孔子之书,天下之大信也”,其实能细读《诗经》即不能更信事殷之说)。我们既不可以从传统的权威,又不可以随遗传的好尚。假使一个桐城派的古文家写文学史,或一个文选学家写诗史,必然干部一腔,千篇一面,都是他们自己欣赏的东西,而于民间文学体制之演成,各级文学作品所寄意之差异,等等题中,所用之材料,不会去搜寻,即遇着也不会睬的。以这样方法所写成的文学史,也许在聪明人手中可以自辩着自负他的好尚之雅正,但究不是公正的使用材料而造成之史学的研究。总而言之,“别裁伪体亲风雅”,断断乎不是对付史料的态度。

史料可以大致分做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周书》是间接的材料,《毛公鼎》则是直接的;《世本》是间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辞则是直接的;《明史》是间接的材料,明档案则是直接的,以此类推。有些间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例如《史记》所记秦刻石;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极端的相反,例如《左传》、《国语》中所载的那些语来语去。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较最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这个都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整理史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历史学家本领之高低全在这一处上决定。后人想在前人工作上增高:第一,要能得到并且能利用的人不曾见或不曾用的材料;第二,要比前人有更细密更确切的分辨力。近年能利用新材料兼能通用细密的综合与分析者,有王国维先生的著作,其中甚多可为从事研究者之模范;至于专利用已有的间接材料,而亦可以推陈出新找到许多很有关系的事实者,则为顾颉刚先生之《古史辨》诸文(多半尚未刊印)。这些都可以指示人们如何运用已有的史料和新见的史料。

古代文学史所用的材料是最难整理最难用的,因为材料的真伪很难断定,大多是些聚讼的问题。原来中国人之好做假书——就是制造假材料——是历代不断的,若大家认为最多出产假书的时期,由汉到今约四个:一、西汉末年,即所谓古文学;二、魏晋间;三、北宋的盛时,政府收书;四、明朝晚年,学士又有一番托古的习尚。就这四种去论,明朝的作伪是不能欺任何人的,北宋的作伪也没有大关系(如今本《竹书》、《文中子》等),魏晋间作伪的大成绩如《伪孔尚书》、《孔子家语》,已经为人辨别清楚的了;西汉末年的大作伪,也有近代所谓今文学家一派人的辩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就是这一辨伪题目中之大成,虽然其中过了度,太粗疏的地方很多,但这件事实的大概可知道。不过六经以外载籍诸子等等的考证,分析材料的考证,从来甚少;即如庄子墨子等常读的书,至今没有整理好,而西汉时传下的一切经传的材料(今文的)至今尚很少人做工夫。经传里边明明有许多是汉朝的成分,如《孝经》中所说的天子诸侯都是汉家的天子诸侯,都不是周王和春秋战国间的诸侯。(说详后。今举一例,《孝经·诸侯章》云:“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满而不溢,所以常守富。”此种观念至早不能上于汉文帝。春秋战国诸侯之地位不能引出此种议论。)《论语》中有类似谶纬的话(如“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易》和《三家诗》仅是汉初的写定本(三家诗文已与《论语》所引不同),而《公羊传》之著竹帛,反较《春秋繁露》后几年,伏生二十八篇以《秦誓》为尾,想是由于伏生做过秦博士。今文的经传既然给我们些汉朝初年的色彩,至于大小戴记之大多部分为汉儒做作的,更不待说了。在这样情形之下,我们如不把这些汉代的空气分别清楚,便不能使用这些材料去写周代的文学史。

近年来有一个极不好的风气,大家好谈先秦的事物,所谓先秦的书原不多,易于读完,所以大家下笔,先秦这个,先秦那个。但我们敢自信这些所谓先秦的材料果真是先秦的材料吗?我们何不看看这些材料是怎么样出来的呢?

一种书因时代而生变改,在后来印书时代较难,在中世手抄本时代尚易,在简书时代,“父子相传”即可改易,至于口传许久后来再著竹帛之容易变动,更不待细论即明白(其实韵文之口传甚能保守古语,如《鄂谟长歌》、《维陀》皆然。然《公羊传》一类之口传,则难能保守也)。所以虽是汉初年给我们的先秦材料,我们也要于用他时谨慎的。古来著书艰难,一简不过几十字,一部书便是一个产业,虽以“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如用现在的印刷法印成,未必便是一部大书。著述愈难,则著述和传授更多是有所为而为,“与时进止”是不可免的,固守最初面目是难的。

中国何时才有著作呢?无论今文或古文都告我们说,著作开始是很早的,但我们从文书材料上看来,西周只有官书和迷信书(《易爻》)流传,《论语》以前,不见有私家记言的文,而《论语》也但记一段语的扼要处,如标目摘由样,也很可看出私家多多书写之不容易。若《孟子》一流的书已很充畅丰长的了,但仍然是记言,且许多是后来追记。只到荀卿、吕不韦韩非,才整篇的著作,系统的著作《史记》上有明文。但这风气方才开始,焚书的劫运就来了。那么,焚书于书失传上是很有贡献的吗?不过我们要知道,战国秦汉人们的书和他们的职业是一事的;阴阳、刑、名、纵横乃至儒、墨,都是家传师授的职业,焚书未必使书绝,而秦之摈退方士(方士本是一普遍名词,治方术者,皆是方士,后来遂为齐东一派所专用)。楚汉战争,和汉初年黄老儒术之递相消长,是真真使一切学者(即方士)失业的。书以人之失业而失传,家(今云派)以人之失业而亡家。古代的载籍消失必是秦汉之际一直下来渐渐成的,断非秦始皇帝能突然使他大亡特亡(《列国纪》已不传民间,自然可以焚的方法亡之)。对于这一点,古文今文是最不同的。在今文浸润的汉武帝诏书上,只能说到“礼坏乐崩朕甚闵焉”,古文家便于其上加上一句“书缺简脱”以便自己的议论。虽然古文家时时故意把汉初年书亡缺事说得淋漓尽致,以便售自己的假古董,而今文家自信一孔之为大全,也太陋了,甚至愚到说伏生二十八篇比二十八宿,后得《大誓》如拱北辰,多一篇不可,少一篇不能。“向壁虚造”的态度固不可,而“挟恐见破之私意”亦不应该,古文智而诬,今文愚而陋。我们将来要一部一部的把今文传经整理过,一以阎氏对付梅传之考定法对付之,等到可信者显然可信,存疑者存疑,然后可以大胆的用这些材料,以讨论文学史题。

现在我们断不定秦汉之际古代文学史的材料亡佚多少,但我们看得出古史料中,有甚多,经秦而秦文,入汉而作汉语。汉儒以秦文写六经,是为古文派所甚诟病的。诚然,以转译的缘故,使得古字错认了(如“文王”之误为“宁王”),是于解经上有很大危险的,更可促成“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的毛病,不过这层于我们应用这些做史料上没有甚么很大关系。至于号称古代材料中有些汉朝话,乃真正要不得。不幸事实偏如此,不特经解是汉朝人的思想(如三家《诗》、《公羊》、《春秋》),《戴记》多少篇后人坚信为春秋晚年战国时期的,实在一望即知其是汉朝作品(详见《论汉儒林篇》),即《论语》、《孝经》也有不少汉朝话,伏生书中之《虞夏商书》恐怕大多数是战国作品,《大传》固是为这样子的书作的,这样子的书也未始不是为《大传》前身的思想作的。我们现在所据的古代史的材料(文学史自括在内)是汉初儒者给我们的,而汉初儒者又这样的不济,古今辨不清白,遗传的和自己的不分别,即今未存作伪的目的,学问的不济已经足以坏事而有余。略举两事,司马迁谓学者(汉初传文献给我们的学者)多谓周公东都洛邑(见《周本记赞》),而在《五帝本纪》上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是则当时的“学者”,于宗周成周不知何所别指,于东周西周不知何所取义,而于五帝之荒唐,谈得津津。这是配传史料的人吗?汉文命博士集古制,遂有了《王制》,这本书把方块的想像和迂腐拼得整齐,其愚和其存史料之少,反比更后百年作伪的《周官》不如。近代今文学派以汉初为正,其实汉初儒家何曾高明到那里去,尤其缺乏的是历史观念,是很敢于自作古始,反去说是述而不作的。总而言之,汉初儒者不是能够做到正确的传史料的人:我们要去考核他们,不能便去依赖他们。

汉初儒者(他们并不自号曰今文,“今文”一词乃是后来自号为古文者加他们的)真正弄不出多少作为来。一经分了好几家,一家分立好几博士,相攻不休,谁都不能为正。这全然显出末学支离的样子,给人一个不满足。儒者的大题目,特别是中人主嗜好的,如礼、乐、封禅等等,都不能做统一的决定。末师无学,几乎文义不能通顺,而又以师传拒更正。又加上些时代的迷信,愈趋愈向产生纬书的一路走:有这么多的毛病,那得不起反动?武昭以来立的博士多得很,有人能传一家经传便是子子孙孙的饭碗,一经博士可以数家并立,一家博士可以数人并立。上头鼓动人作伪,下头鼓动人分化。所以略受公羊家传者,便可造谷梁;略受三家《诗》任何之一者,便可造毛氏;其始无非去泰去甚,有时以平庸正文字,以谨慎去些“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汉儒的论时代话)。今文入了膏肓,使人生异途的思想,政府续设博士,使人启利禄的愿心,这焉得不出别派的经学?所以不必到了刘歆那宗有大力量的人之手中,《尚书》已经屡屡闹着出新样,天子诸侯卿大夫之“汉家”礼制,已经愈出愈多,又自己说比后苍为愈,“鲁国申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自是些应时的产物。

刘歆有思想,有材料(与父向同校秘藏)有地位(自据秘藏),遂集合当时的零碎小反动,成一大反动,有终有始,有本有末,并且续了《史记》,这是乱了武帝时经学面目之最好记载。古文自比今文合理性些,或者这反动是思想上的进步,至少也是别开生面,但于史料学上却更添若干的蒙障,紊乱了许多史事,添入了许多自己的理想,损坏淆混了许多历史材料。尤其可恨的是把一部完全和齐鲁儒学(汉初儒学尽自齐鲁)不相干的晋人著作(《国语》),一部最好的史料,割裂得体无完肤。多少古代史料,遭汉儒之愚,和新儒之伪,弄得一塌糊涂。在未整理之前,我们没有权利去用他们!

譬如我们现在论列狭义的先秦文学,最重要的自然是《诗经》、《国语》(《左传》算在内)、《楚辞》三部书。就这三部书论。《诗》只传毛本,并武帝时三家的面目亦不见;《国语》弄得七错八乱,一部绝好的古代史料白白糟蹋,一部纯粹的记传说的文学弄得割裂添补到无从复原的地步;而《楚辞》乃并不是《汉志》著录的样子,而是王逸章句本,是更后的了。我们要用先秦的材料,而这些先秦的材料是汉人转手送给我们的;偏偏这些汉人又不客观,以他们的主意去取、整齐、添补,更文字,造章句。我们若不先看看这层遮蔽的云有多深,能即用这些材料吗?但经传还是幸运的,因为汉儒注意这些,所以我们于史中见他们的辩论,还可以略知当时的面目,到于诸子载籍,现在所见,至早是由西汉末年《天禄石渠》校书定本出,校书者的意见、嗜好、判断,乃至作伪,便是这些书的命运。且随便举几个例,刘向叙他所校《战国策》书录曰:

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有”,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后来的一个编辑者对于原材料难得有这么大的权利。又如《墨子》分上中下三篇者,显然是三个不同之本,《天禄石渠》校书人分裂为三篇;《墨子》前七篇那样杂糅儒家、道家思想,且竟有“寡不敌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一类与墨家思想恰恰相反的话,还不是校书者故意编造的吗?荀子之编定自然也出自《天禄石渠》:《劝学篇》亦见于《戴记》,不知究竟是何时作的,何人作的。至于《庄子》现存本成立更后了,是向秀郭象的定本,篇数和《汉志》都不合,其中竟有“六经”、“西方圣人”等名词,显然是很后的了,而《齐物论》是慎到田骈的书,大家日日读《天下篇》而不察觉。秦汉之际,方术家言不绝。并无所谓“古代哲学中绝”一件事,这可于《史记》、《汉书》上见出。当时甚多人传授这学传授那学:墨家在汉文时还是显学,武帝所罢黜之百家多是战国方术之绩,所以现存子家材料那些是周,那些是汉,甚为难定,黄老刑名一流书中,即如《韩非子》,也是一部总集。我们在未审定这些材料之时代以先,是不能自由使用的!

材料在汉朝经了改变,还有一个原因,即是注家的贡献。家学以陋而错认文字或误写,通学以泛而独断乃居上。刻石经、作笺注,都是可把后来的意见为断的。姑举一例,郑康成以古《论语》改鲁《论语》,古《论语》或是一段“向壁虚造”的故事,自然也有以常识修正其文字之处,不过有些改得太迁就自己的趋向了,便损坏了史料。且举《经典释文》所著录改处如下:

《学而篇》:传不习乎? 郑注云:鲁读传为专,今从古。

《公冶长篇》:崔子 鲁读崔为高,今从古。

《述而篇》:吾未尝无诲焉。 鲁读为悔字,今从古。

又:五十以学易。 鲁读易为亦,今从古。

又: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鲁读正为诚,今从古。

又:君子坦荡荡。 鲁读坦荡为坦汤,今从古。

《子罕篇》:冕衣裳者。郑本作弁,云:鲁读弁为绝,今从古,《乡党篇》亦然。

《乡党篇》:下如授 鲁读下为趋,今从古

又:瓜祭 鲁读瓜为必,今从古。

又:乡人傩。 鲁读为献,今从古。

又:君赐生。 鲁读生为牲,今从古。

又:车中不内顾。 鲁读车中内顾,今从古也。

《先进篇》:仍旧贯。 鲁读仍为仁,今从古。

又:咏而归。郑本作馈,馈酒食也。 鲁读馈为归,今从古。

《颜渊篇》:片言可以折狱者。 鲁读折为制,今从古。

《卫灵公篇》:好行小慧。 鲁读慧为惠,今从古。

《季氏篇》:谓之躁。 鲁读躁为傲,今从古。

《阳货篇》:归孔子豚。郑本作馈,鲁读为归,今从古。

又:古之矜也廉。 鲁读廉为贬,今从古。

又:天何言哉! 鲁读天为夫,今从古。

又:恶果敢而窒者。 鲁读窒为室,今从古。

《微子篇》: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鲁读期斯已矣,今之从政者殆。今从古。

《尧曰篇》: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鲁论无此章,今从古(以上出《经典释文》)。

这样子的校改,其中自然有些不过是文字的变异,但也有几节竟关系思想制度,而“加我数年”一节,竟是大作伪的改字;若是没有《经典释文》给我们留下一个“校勘记”,我们竟很难对付孔子赞《易》那件事。虽然《周易》出来很后,孟荀及战国子家、汉初儒者均不及见,而《论语》上这一句话,兼者《史记》的窜入文,若不是我们现在尚有这个痕迹可求,便又成一段不决的疑案。

我们现在对于古代的文籍,只能见到一个附注而行的本子,这注家便是章句之定订者,文字异同之独断者。我们于《诗》于《礼》只有郑,于《论语》,只有何(郑本已残),于《山海经》只有刘校郭注,于庄子只有向郭注本,如此类推,至多不过《天禄石渠》所校文,不幸乃多是汉末魏晋的定本。在这样“文献不足”的情景之下,切切不可以据孤证而发长篇议论,因为后来若果发现一个刻文,或旁证,可以使一个很美的推阐,全幅落地。尤不可望风捉影,于史料残缺的空隙中补上了许多。

现在人好谈古东西,因为古代存书少,读遍不难,所以觉得容易,但我们正因为存书少,书中更有无限数的问题,读明白了极难,所以觉得谈古代东西最难。现代人对于先秦的文献大略可分为三个态度:一种人信一切材料,以为都是真的,都要用的,我们借呼这类为“墨守”。又一种人据虚无的事实,作放荡的空论,先秦这个,先秦那个,一片的捕风捉影之谈,这是病入了膏肓的。还有些较好的,能辨别古文之伪,但也不知今文只是前些,也不便是信史的材料:或者于辨别史料上也很能不拘成说,但究不敢充分的考正,这样好比废疾。我们应该于史料赋给者之外,一点不多说,史料赋给者以内,一点不少说,不受任何传说观念的拘束,只求证,不言疏,这样然后可以“起废疾箴膏肓发墨守!”

十六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