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一部兵书。由于年长日久，辗转流传，人们对这部兵书的著录、作者、成书年代和思想内容等，说法不一。正面就这些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一 关于尉缭子的著录
《尉缭子》的著录，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汉志》在杂家类著录“《尉缭》二十九篇”，并自注“六国时”；在兵形势家类著录“《尉缭》三十一篇”。《汉志》把杂家类书籍的内容概括为“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汉志》又把兵形势家类书籍的内容概括为：“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从今本《尉缭子》的内容分析，它当属于汉志中杂家类，而不是兵形势家尉缭。在《隋书》和《旧唐书》的《经籍志》以及《新唐书》的《艺文志》中，就只见杂家类有《尉缭子》的著录，不见兵家类有《尉缭子》的著录。而《隋书》的主编魏征，在他另编的《群书治要》中收录《尉缭子》的《天官》、《兵谈》、《制谈》、《兵令》四篇，与今本《尉缭子》中的四篇大体相同，只是个别文字略有出入。这就有力地征明，魏征在《隋书经籍志》中所说的杂家《尉缭子》，实际上就是流传到今天的这部兵书《尉缭子》。到了北宋元丰年间，当时政府把《尉缭子》和《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黄石公三略》、《李卫公问对》合在一起编为“武经七书”，成为当时研究军事的必读之物。从此以后，人们一般只知道尉缭子是部兵书，而对《汉志》、《隋志》曾将它列入杂家类的情况就不太清楚了。因而明、清有的学者误认为，杂家《尉缭子》已佚失，唯兵家《尉缭子》独传。事实上，不管把《尉缭子》列入杂家还是兵家，都不影响它是一部古代兵书。就连《汉志》也注明，杂家类著作都是“入兵法”的。
二 关于尉缭子的作者和成书年代
关于尉缭子的作者，尽管说法很多，但主要不外乎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根据《尉缭子》开头就有“梁惠王问尉缭子曰”的话，认为该书的作者尉缭是梁惠王时人。另一种意见是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公元前二三七年（秦始皇十年），有一“大梁（今河南开封）人尉缭”来秦游说，为秦谋划统一，被秦始皇封为“国尉”（最高军事长官），因而认为该书的作者尉缭是秦始皇时人。
我们认为，从梁惠王到秦始皇，其间相距百年左右，就是梁惠王末年到奏始皇十年，也有八十二年的时间，很难说这两个年代的尉缭是同一个人。从《尉缭子》这部兵书本身和有关史料来看，它的作者应是梁惠王时的尉缭，而不是秦始皇时的尉缭。其理由是：（一）《尉缭子》开篇便有“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尉缭子对曰……”的对话，全书前后语气一贯，表明君臣身份的语句有十处之多，始终以问对形式出现，在没有确实可靠的根据说它是“伪托”之前，就应该把它的作者尉缭看作是梁惠王时人。（二）尉缭在陈述政见和兵法中，反复强调农战和“修号令”、“明刑赏”、“审法制”等思想，这反映了包括魏国在内的山东六国于商鞅变法之后，力求变法图强的政治要求。这些政见如果献给力挽败局、图谋中兴的梁惠王，就比较适宜；如果献给经过变法、日渐强盛的秦始皇，则实属无的放矢。而劝秦始皇“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史记秦始皇本纪》）的那个尉缭的政治主张，在《尉缭子》又不见提及，说明他与该书无关。（三）尉缭子两次提到“吴起与秦战”（《武议》第八），称赞吴起“舍不平陇亩”。从避嫌的角度讲，该书的作者有可能是梁惠王时的尉缭，而不可能是秦始皇时的尉缭。（四）《史记》所引用的史料好多从《战国策》而来，而战国策秦策中记载有一个名叫顿弱的人给秦始皇献策，与《史记》中尉缭给秦始皇献策相比较，其言犹为近似。这究竟是《史记》的偶尔疏忽，误把顿弱记为尉缭，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上述理由说明，《隋志》关于“尉缭，梁惠王时人”的说法，有一定道理，较为可信。
关于《尉缭子》这部兵书的成书年代，我们只能作一个大概的推测。公元前三三四年（周显王三十五年，即梁惠王后二年），“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之后，各派人物云集大粱，“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史记魏世家》）。尉缭很可能就在这时见到梁惠王。《尉缭子》这部兵书很可能就是梁惠王与尉缭谈话的一个记录。西汉前期贾谊在陈政事疏中有“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的话。其中“主上之操也”后半句，宋代王应麟曾指出：“语出《尉缭子》”（《困学记闻》卷十诸子条）。《尉缭子》理应是西汉以前的著作。再者，一九七二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武帝初年的墓葬中发现有与今本《尉缭子》基本相合的残简，就更加有力地证明，《尉缭子》至迟在西汉前期就已经流传于世了。
三 关于尉缭子的思想内容
战国中后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日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迫切需要富国强兵，走向封建统一，《尉缭子》正是适应于这种历史趋势的产物。纵观《尉缭子》二十四篇，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前十二篇（从《天官》第一至《战权》第十二），主要内容是论述作者的政治观和战争观；后十二篇（从《重刑令》第十三至《兵令》下第二十四），主要内容是论述军令和军制。这两个部分紧密联系，互为补充，互相渗透，甚至还有某些重复。
在政治观上，《尉缭子》重视“求己”。它说：“苍苍之天，莫知其极；帝王之君，谁为法则？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治本第十一》）。这反映出作者充满自信、敢于面对现实的政治态度。《尉缭子》能够初步地透过当时军事上所面临的问题看到政治的重要性，认为军事上的胜利取决于国家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措施。只有国家富足而安定，才能“战胜于外”、“威制天下”。所以它明确阐述了“兵胜于朝廷”（《兵谈》第二）的道理。作者主张从整顿刷新政治入手，健全国家制度，明确君臣职守（《原官》第十）；公正审理案件，给受株连的众多良民，平反（《将理》第九）；安抚流离失所的老百姓，使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发利用（《兵谈》第二）；注重耕织，把发展农业作为治国之本（《治本》第十一）。要坚决实行农战政策，它认为“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制谈第三》）。
在战争观上，《尉缭子》主张实行“诛暴乱禁不义”的原勒宣说：“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武议第八）。它认为，军队所到之处，应该使农民不离开自己的田地，商人不离开自己的店铺，官吏不离开自己的官府。它还认为军队每到一地，只要不侵害老百姓的利益，不耽误老百姓的农时，“宽其政，夷其业，救其弊，则足以施天下”（《兵教下第二十二》）。从这些言论中不难看出，尉缭这种以仁义为本的战，争观，其目的是要通过大规模的战争，“算兼广大，以一其制度”（《兵教下第二十二》）。实现封建统一。
从《尉缭子》中可以看到，当时老百姓躲避兵役，士兵临阵逃亡的现象普遍存在，士兵与将吏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面对这种尖锐的阶级对立，《尉缭子》在治军方面主张“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重刑令第十三）。它很强调选拔和任用清廉能干的将帅，要求将帅“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不要“心狂、目盲、耳聋”（《兵谈第二》）；要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暑不张盖，寒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以身同之”（《战威第四》）；并要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做到“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枹而鼓忘其身”（《武议第八》）。要在士兵中树立威严，它认为“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攻权第五）。还要赏罚分明，敢赏敢罚，做到“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武议第八》）等等。《尉缭子》很重视严明军纪，严格练兵。它在后十二篇中，从各级军吏战败逃跑的惩处条令到基层组织的连保制度，从营区划分到战场上各级军吏的惩处权限，从战斗编成到信号指挥，从将帅受命到各部队任务的区分，从单兵训练到大部队演习，都有明确要求。它还保留有着装、徽章、从军、戍边、宿营以及车阵等各方面的一些具体规定。所有这些，都为我们研究我国古代军事史，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资料。
在作战指导上，《尉缭子》重视研究敌我双方的情况，主张“权敌审将而后举兵”（《攻权第五》）。它认为，“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必能人之”（《兵教下第二十二》）。它还说：“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战威第四》）。作者提出的这些观点，与孙武“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军事思想是一致的。再者，《尉缭子》还论述了国家掌握市场管理以保证军需供应的必要性，阐述了城防攻守的战术原理。它认为，“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武议第八》）。这比孙子思想有所发展，反映了战国中后期城镇经济繁荣、城防地位日臻显要的社会情况。此外，《尉缭子》还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全书第一篇到最末一篇，作者反复论述求神求鬼不如重视“人事”的道理，反对那种“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武议第八》）的迷信做法。这都明显地反映了尉绦子一书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如同其他古代军事著作一样，《尉缭子》也有它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比如它过分强调国君和将帅的作用，其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它主张用残酷的刑罚来保证纪律的执行，甚至鼓吹“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兵令下第二十四》），这充分暴露了剥削阶级任意奴役和压迫劳动人民的阶级本性，也说明它的以“仁义”为本的战争观具有很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此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谈论的一些“官无事治，上无庆赏，民无狱讼，国无商贾”（《原官第十》）之类的空话，就未免太脱离现实、陷入空想了。
四 关于尉缭子的整理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毛泽东选集》新版横排四卷合订本第667-668页）。我们本着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对《尉缭子》这部古代兵书进行了整理。首先是校对版本。我们见到今本《尉缭子》的版本有：宋本《武经七书》本（上海中华学艺社影印）、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所收影宋本、明代李清《武经七书集注》本和清代湖北崇文书局本等八个版本。经过比较之后，确定以宋本为底本，以崇文书局本为校本，对其中的错字、漏字作了改补。有的地方还参照银雀山出土竹简（载《文物》1977年第2、3两期）作了订正和说明。同时，对每篇都划分了段落，加了标点。在此基础止，作了一些简明注释。每篇末后，附有译文。译文尽量采取直译，个别地方采取意译，力求准确地表达原文的意思。为了说明各篇中心意思，每篇前面都写了扼要的内容说明。
在注译过程中，尽管我们翻阅了有关资料，力求注译。符合原意。但由于水平所限，不妥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对有关单位和有关同志给予我们的帮助，在此谨致以诚摯的谢意。
华 陆 综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