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治历史科学，第一步必要的工作是“审查史料的真伪”，简称可曰“辨伪”。要是不经过这步工作，“任何材料都供挦扯”，则结果尽可闹到“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说得“像杀有介事”，其实“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别国如何，我不知道，所以只好撇开，不敢妄有牵涉）的伪书和伪史实在太多，所以辨伪的书籍和议论也不少，自宋以来辨伪之学尤为发达。如明胡应麟的《四部正讹》，清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等，都是辨伪的专书；又清代官书《四库提要》中辨伪书的议论也很多。这些固然都是治国故者的重要参考资料。但辨明一首伪诗，一篇伪文，一部伪笔记，一部伪杂史，虽然警告治学的人们对于那些伪材料不可信任，很有益处，究竟关系还小。若辨明几部伪先秦子书，如《管子》、《商君书》、《尹文子》、《鹖冠子》、《列子》之类，自然较为重要了，但关系也还不算很大。这话怎讲呢？因为那些伪诗或伪笔记之流，大家本没有怎样看重它。有时候他们随便采用了，你若警告他们：“那是伪的，采用不得！”他们也满不在乎：“你既说采用不得，那就不采用好了。”讲到伪先秦子书，就稍微有点问题了。你说《管子》或《列子》等书，是伪造的，采用不得，他们就要迟疑了，因为若不采用《管子》或《列子》等书，岂非要抛弃一部分政治史料或思想史料吗？他们自然觉得太可惜了。但这还不打紧，因为先秦子书，他们看起来究竟不过是可爱的古书罢了。子书是自来被认为“异端”的（只有《孟子》除外，连《荀子》也要以“异端”论的），所以你说这是假的，那是假的，他们还不至于怎样生气；稍微明白一点的人，也还有肯说“某部子书是伪造的”这类话的。胡、姚之书和《四库提要》中辨伪书的议论，都是属于辨伪史、伪子、伪集的（惟姚书略涉于伪经，然不多，也太简略，但因此已经使妄庸人顾实大大的生气了！），所以我觉得虽然也很有用，但还不是最重要的辨伪著作。
过去的学术界，是被“宗经”的思想支配的。而自宋以来多数学者所宗之经，则更是杂凑之书，就是流俗所谓《十三经》也者。所以无论治文学的，治历史的，治政治的，乃至治其他种种国故的，无不宗经——宗《十三经》。他们尽管不信任“史”和“集”，甚至不信任“子”，但一定信任“经”。因为信任“经”的缘故，于是认为“经”中所有的一定是最真实的史料，一定可以采用的。譬如治文学的，对于《尚书》的《益稷》（应该说《皋陶谟》，但《十三经》中的《尚书》是用伪孔本，将《皋陶谟》下半分为《益稷》）中的帝舜及皋陶之歌，认为真是虞代文学了；对于《五子之歌》，认为真是夏代文学了。又如治历史的，什么伏羲画八卦呀，什么尧舜禅让啊，什么禹治洪水呀，认为是古代的真历史了。又如治政治的，对于《周礼》，认为真是周代的官制；对于井田，认为古代真有那样的田制。其他如风俗、礼仪、神话、圣迹，凡“经”中所有的，或解经的先生们所说过的，一一皆看做最可靠的真史料，任意挦扯，尽力采用。——这种情形，不但过去的学术界是这样；你看，现代新出的书，关于国故方面的材料，除了一二种特别的，能根据甲骨刻辞、尊彝铭文，及新发掘得的古器物来讲古史外，一般的《中国文学史》不是依然大谈其《五子之歌》吗？一般的《中国历史》不是依然谈三皇五帝，谈周公作《周礼》吗？
所以我以为我们现在对于治国故的人们，应该供给他们许多辨伪的材料；而辨伪“经”的材料，比辨伪“史”、伪“子”、伪“集”的材料，尤其应该特别注重。我认为点印《新学伪经考》这类书，比点印《四部正讹》这类书尤为切要。
但我说这句话，有些人一定要反对。他们以为像《新学伪经考》这类书，辨“今文”“古文”的真伪那是“经学家”的事，不治“经学”的人，不必去管这些问题。我以为这是极大的错误！“经”是什么？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学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国故的史料。既是史料，就有审查它的真伪之必要。古文经和今文经的篇章不同，字句不同，多少不同。孰为可信的真史料，孰为不可信的伪史料，岂可漫不考辨而随意的采用或随意的不采用！
或谓：“子言诚是。但康有为不是很尊信今文经吗？他不是经今文学家吗？他站在今文家的立场上来辨古文经为伪书，他的话可信吗？公允吗？今文经真是真书吗？古文经真是伪书吗？有人说他是偷了廖平的成说，据为己有，有什么价值可言！”抱这样见解的人，我总疑心他没有看过《新学伪经考》；或者是虽然看了，但因为有怀疑今文经说或厌恶康氏的成见在胸，所以觉得他说的话总是不对的。我以为康氏政见之好坏，今文经说之然否，那是别一问题。就《新学伪经考》这书而论，断不能与廖平的《今古学考》等书相提并论。廖氏之书，东拉西扯，凭臆妄断，拉杂失伦，有如梦呓，正是十足的昏乱思想的代表，和“考证”、“辨伪”这两个词儿断断联接不上。康氏这书，全用清儒的考证方法。——这考证方法是科学的方法，吾友胡适之（适）先生曾用很精炼的两句话来说明这方法：“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这书证据之充足，诊断之精核，与顾炎武、阎若璩、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章太炎（炳麟）师、王国维诸人的著作相比，决无逊色，而其眼光之敏锐尚犹过之；求诸前代，惟宋之郑樵、朱熹，清之姚际恒、崔述，堪与抗衡耳。古文经给他那样层层驳辨，凡来历之离奇，传授之臆测，年代之差舛，处处都显露出伪造的痕迹来了。于是一千九百多年以来学术史上一个大骗局，至此乃完全破案：“铁案如山摇不动，万牛回首丘山重”，《新学伪经考》实在当得起这两句话。我们只能说，还有些地方被康氏忽略了，没有举发出来的；也还有极好的证据为康氏所未注意或未及知的；也有康氏一时的粗心或武断，致语有渗漏，论有偏驳，我们应该匡正他的。总之自《新学伪经考》出世以后，汉古文经之为伪造已成不易之定论，正与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出世以后，晋《古文尚书》之为伪造已成不易之定论相同。我们现在对于康氏这书，应该做程廷祚、惠栋、江声、王鸣盛、段玉裁、丁晏（均辨驳伪《古文尚书》而对于阎说有所修正者），不应该做毛奇龄、洪良品、王照（均替伪《古文尚书》辨护者），这是我敢坚决主张的。至于问今文经是否真书，这要分别说明。若对于古文经而言，当然可以说今文经是真书，因为今文经在前，古文经在后，而古文经是故意对于今文经来立异的。古文家对于今文家的态度是这样：“我的篇章比你的多；我的字句比你的准；我的解释比你的古；我有你所没有的书，而你所有的我却一概都有。”因为古文家是这样的态度，所以他就上了今文家一点小当：今文经中汉朝人伪造的篇章，古文经中居然也有了，如《易》之《说卦》以下三篇和《书》之《泰誓》皆是。古文经，据说非得自孔壁，即发自中秘，或献自民间，总之皆所谓“先秦旧书”也。先秦人用“古文”写的书中居然有汉朝人伪造的篇章，这不是作伪的显证吗？古文经对于今文经而立异，就是对于今文经而作伪。所以今文经对于古文经，当然可以傲然的说自己是真书；而站在今文家的立场上来斥古文经为伪书，是可信的，是公允的。至于把古文经打倒以后，再来审查今文经，则其篇章之来源殊甚复杂，它的真伪又是极应考辨的。但这是要站在超今文的“历史家”的立场上才配说；若站在古文家的立场上，则绝对没有来议论今文经的真伪之资格！举个例来说：我们若疑今文家所言周代的典礼制度不足信，则应该根据尊彝铭文来推翻它，绝对不应该根据《周礼》来推翻它。据我看来，今文经中有一部分是儒家“托古改制”的文章，这一部分只能作为儒家思想史的材料，而不能作为古代历史的材料。所以今文经即使全是真书，但决不能说全是史实。关于“托古改制”这一点，也是康氏所发明的，他有极精详的考证，在《孔子改制考》中。（《孔子改制考》一书，在考辨史料上，比《新学伪经考》更进一步，也是一部极重要极精审的书，我希望方君暇时也把它标点印行。）——综上所言，我认为康氏说古文经为伪造，证据是极确凿的；他说今文经是真书，对于古文经而言，也很对的；至于今文经中有许多不能认作真史料的，康氏也已经见到，别有考证。所以我说康氏这部《新学伪经考》是极重要极精审的辨伪专著，是治国故的人们必读的要籍。至于康氏尊信今文家言和他自己的“托古改制”的经说（如他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孟子微》等），还有他那种“尊孔”的态度，其为是为非，应与《新学伪经考》分别评价；《新学伪经考》在考证学上的价值，决不因此而有增损。善夫，顾颉刚先生之言曰：
康有为为适应时代需要而提倡“孔教”，以为自己的“变法说”的护符，是一件事；他站在学术史的立场上打破新代出现的伪经传又是一件事。（《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