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
清代的正统文学
清代是文化学术极盛的时代，文学的成绩也斐然可观。这是因为在清代三百年中，有很长期的太平治安时期，出了好几个爱好文学的帝王，如康熙、乾隆等，皆极力提倡文学；加以教育因科举的发达而日益普及，出版印刷事业日益精进，又有许多特设的文化机关从事大规模的编辑工作，印行了许多有名的类书及古籍，这些都是扶助文学发展的大原因。单就文学发展的数量一方面说，清代的文学者之众、作品之繁，实为以前任何朝代所远不及。如果我们说明代是文学比较衰落的时期，则清代可以说是文学复兴的时期。
清代的文学可以分为两大方面：第一方面是骈散文诗词等贵族化的正统文学；第二方面是戏曲小说弹词等通俗化的社会文学。这两方面的文学是趋向各异，而做分道扬镳的发展的。
清代骈散文诗词等正统派的文学，在数量上占着清代文学的重要部分。这一派的文学思潮，始终倾向于复古。我们现在可从骈文与散文两方面来说明这时代文学复古思潮的概况。
请先从骈文说起：
自从魏晋南北朝，辞赋一类的美文特别发达，作文讲究平仄韵律，于是骈偶的文章也跟着流行起来。但号称“四六文”的骈体，则直至唐末李商隐、温庭筠等始正式确立。宋明是古文的世界，骈文异常衰落。至清代始造成骈文的中兴时期。
清初的骈文作者，著名的有陈其年、吴绮及章藻功诸人。但当时并没有造成浓厚的骈气。后此不久，骈文之所以异军突起，猖獗一时，实由于一般汉学家极力倡导所致。因为清代的汉学家在研究学术的主张上最反对宋明学者，故对于宋明学者所倡导的古文也极力反对。他们所提倡的是盛唐（唐玄宗时代）以前的骈偶文学。他们对于盛唐以后的文章，简直看不起。自汪琬称美陈其年之文曰：“唐以前所不敢知，自开宝以来，七百年无此等作矣。”即此可见清代的文学家之如何珍视唐以前的文章，而轻视唐以后的文章了。因此骈文便盛兴起来，风气所及，不仅汉学家自以作骈文为矜贵，即其他的文人也大作起骈文来了。
乾嘉之际，首出的骈文家有胡天游。继之者有邵齐焘、袁枚、吴锡麒、洪亮吉、孙星衍、孔广森、刘星炜、曾燠等，号称八大家。洪亮吉为诸家中的最著者，他是一位极端的骈文家，论经学的文章也用骈文。不过他们的骈文已不单只注意词藻格律，而重视文章内容的思想与情感了。如孔广森之论骈文作法说：“文以达意明事为主，当开阖纵横，一与散文同。”又如曾燠之言曰：“古文丧真，反逊骈体；骈体脱俗，即是古文。”这简直是要拿内容丰富的骈文来夺取散文的地盘了。到了汪中，则径把骈文移植于散文里面，使散文亦骈文化了。到后来阮元、阮福父子起来，则更力主南北朝“文”与“笔”分立之说，认定“沈思翰藻”（《文选序》语）的骈文，始足称文学。至属于“笔”一类的散文，他们不承认其为文学。这完全是唯美主义的文学论了。
以上是说明清代骈文的思潮及其主张，至言其作品，则浙人谭献尝列举骈文的代表作如下：“纪昀《四库全书进呈表》，胡天游《一统志表》《禹陵铭》，胡浚《论桑植土官书》，陆繁弨《吴山伍员庙碑文》，吴兆骞《孙赤崖诗序》，袁枚《与蒋苕生书》，汪中《自叙》《琴台之铭》，孔广森《戴氏遗书序》，阮元《叶氏庐墓诗文序》，张惠言《黄山赋》《七十家赋钞序》，孙星衍《防护昭陵之碑文》，乐钧《广俭不至说》，此十五篇者，皆不愧八代高文，唐以后所不能为也。”
当然，清代骈文之可观者尚不止此，但最杰出者则为汪中。汪氏天才卓越，所为文多情感肆溢，文思清丽，实为清代骈文中的冠冕。王念孙《述学序》称赞他说：“至其为文，则合汉、魏、晋、宋作者，而铸成一家之言，渊雅醇茂，无意摩放而神与之合，盖宋以后无此作手矣。”汪中以后，继起的著名作者有刘开、梅曾亮、董基诚、董祐诚、方履篯、傅桐、周寿昌、赵铭、王闿运、李慈铭等十大家。他们的作风皆不外以两汉、魏、晋、南北朝及初唐为宗。但多嫌才力薄弱，又限于格律，视汪氏则远不逮了。
清代的散文是完全与骈文站在对抗的地位，而做另一方向的复古运动。其复古的目标是以唐宋的古文为旨归。本来，在清初的文章家，如侯方域、魏禧、汪琬、姜宸英辈，即皆以能古文负盛名。但不久因骈文盛行，把古文运动压倒了。
至桐城方苞氏起，乃大倡古文义法，以鼓动当代文坛。他解释“义法”之言曰：“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同时，他又制定几条限制作古文的条例如下：
（一）不可入语录中语；
（二）不可入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
（三）不可入汉赋中板重字法；
（四）不可入诗歌中隽语；
（五）不可入南北史佻巧语。
方氏古文的旗帜既大张，一唱百和，风靡一时。其同乡刘大魁、姚鼐继起而阐其说，古文之道乃大昌。姚鼐自序其所编《古文辞类纂》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寓其粗，中而寓其精，终而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姚氏为文，盖近法归有光、方苞，而追拟韩愈为不祧之宗。历城周永年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而“桐城派”的文号乃起。姚鼐晚年主钟山书院讲席，为一代之文宗。其著名弟子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各以所学于姚氏者传授徒友，而桐城派之文徒遂日繁。
继其后者又有大文章家曾国藩及其名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等为之发扬，于是桐城派的古文乃延至清末而不衰。不仅当时恽敬、张惠言等所倡的“阳湖派”古文不足与桐城派抗衡，即在乾嘉之际猖獗一时的骈文，也竟为桐城派古文所压倒了，曾国藩在其《复陈右铭书》有一段话论到桐城派文章的戒律，说得很好：
大抵剿窃前言，句摹字拟，是为戒律之首。称人之善，依于庸德，不宜褒扬溢量，动称奇行异征，邻于小说诞妄者之所为。贬人之恶，又加慎焉。一篇之内，端绪不宜繁多。譬如万山旁薄，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絜一领。否则首尾衡决，陈义芜杂，滋足戒也。识度曾不异人，或乃竟为僻字涩句，以骇庸俗，斫自然之元气，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严。明兹数者，持守勿失，然后下笔造次，皆有法度，乃可专精以理吾之气。
由此可知所谓桐城文者，实是一种具有条理、规律森严的散文，其好处是简朴清淡、平易通顺、便于阅读。其缺点则在格律义法的限制太严，最束缚作者才思的发展。故一般号称桐城派的小党徒，抱着一块“桐城义法”的空招牌，只知玩弄一点古文的波澜意度，只能作内容空疏与形式拘束的文章，其末流之弊乃至不堪设想。故十年前的文学界发出激烈的打倒“桐城谬种”的口号。
平心而论，清代的骈散文虽一方面都在复古，但一方面也未尝没有创新。有人说清代的骈散文复古运动，都是复古的革新运动。这个话是不错的。试问：我们能够指出清代的哪一位作家、哪一篇作品，完全是古代古人的作风？我们只不过是嫌清代文章创新的气氛太少了，进化的速度太慢了。并且因为文章复古空气的弥漫，影响到当代的诗词，也深受着复古思潮的激荡而大开倒车，不能走向一条新的解放的路，实在是清代文学很大的不幸。
现在，我们可以讲清代的诗和词。
清代的诗坛，我们似不能指出它有何种一致的风气，并不如文坛一样可以分为明显的几派。我们只看见许多各自为政的诗人在努力作诗，各不相师，各人走向各人的路，完全不染明代什么公安派、竞陵派的恶劣风气。这一点是很可以珍贵的。不过，清代的诗实有一个共同的大毛病，就是喜欢雕琢刻画。每一个诗人都喜欢在诗的形式格律上卖弄他们的才华，这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流行病。
清初的诗人，最著者有钱谦益和吴伟业。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人。他以明臣降清，颇为士林所轻视。然其文章著作在当时实占着第一流的地位。其诗以沉郁藻丽胜，论者有谓为清初第一人。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人。他少年时的作品，异常华艳风流，迨遭遇丧乱，阅历兴亡，作风一变为激越苍劲。其所作《长歌行》，宗法白居易，极负当代盛誉。《圆圆》一曲尤称一时绝唱。稍后于钱吴之诗家有“南施北宋”。南施是施闰章，所作有南国温柔之风；北宋是宋琬，所作具北地刚健之气。施宋以后，则号称一代诗宗的王士禛乃出而领袖诗坛。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自称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仕至刑部尚书。他鉴于当代的诗人多模仿着宋诗的质直无文，乃力主诗的“神韵”说，倡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言。此盖推尊兴会神到之作，而以意在言表为工也，他这种新颖的诗论，曾倾动一时。其诗长于近体，论者称其旖旎风华，含情绵渺。但过于修辞，喜用僻事奇字，亦是大病。如其轰动一时的《秋柳诗》，即尽是堆砌典故，毫无足观。七绝为其特所擅长，颇多佳作：
送胡耑孩赴长江
青草湖边秋水长，
黄陵庙口幕烟苍。
布帆安稳西风里，
一路看山到岳阳。
寄陈伯玑金陵
东风作意吹杨柳，
绿到芜城第几桥？
欲折一枝寄相忆，
隔江残笛雨潇潇！
真州绝句
晓上江楼最上层，
去帆婀娜意难胜！
白沙亭下潮千尺，
直送离心到秣陵。
夜雨题寒山寺寄西樵礼吉
日暮东塘正落潮，
孤篷泊处雨潇潇。
疏钟夜火寒山寺，
记过吴枫第几桥？
与王士禛的“神韵”诗风站在对抗地位的诗家，有赵执信、沈德潜及袁枚诸人。赵执信主“声调”说，专门从事于古诗声调的发挥与模拟。沈德潜主“格调”说，其言云：“诗贵性情，亦须论法。乱杂而无法，非诗也。”又说：“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
袁枚则力反沈说，其作诗一以“性灵”为主。他有几段论诗的话说得极好：“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敌，是己之胸中有已亡之国号，而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旨已失矣。”又说：“今之诗流有三病焉。其一，填书塞典，满纸死气，自矜淹博；其一，全无蕴藉，矢口而道，自夸真率。近又有讲声调，而圈平点仄以为谱者。……必欲繁其例，狭其径，苛其条规，桎梏其性灵，使无生人之乐，不已傎乎？”这简直把“神韵”“声调”及“格调”诸说，完全抹煞了。
当时的诗坛有所谓“江左三大家”者，即袁枚、蒋士铨及赵翼。他们都是乾隆时代负盛名的诗人。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人。世称为随园先生。为人佚荡不拘，风流自赏。他的诗清灵隽妙，倾动当时。但其弊不免流于轻浅浮滑。《陇上作》为其代表作：
忆昔童孙小，曾蒙大母怜。
胜衣先取抱，弱冠尚同眠。
髻影红灯下，书声白发前。
倚娇频索果，逃学免施鞭。
敬奉先生馔，亲装稚子棉。
掌珠真护惜，轩鹤望腾骞。
行药常扶背，看花屡抚肩。
亲邻惊宠极，姊妹妒恩偏。
玉陛胪传夕，秋风榜发天。
望儿终有日，道我见无年。
渺渺言犹在，悠悠岁几迁。
果然宫锦服，来拜墓门烟。
反哺心虽急，含饴梦已捐。
恩难酬白骨，泪可到黄泉。
宿草翻残照，秋山泣杜鹃。
今宵华表月，莫向陇头圆。
蒋士铨（1725—1785），字心馀，一字苕生，号清容居士，铅山人。他是清代一个有名的戏曲家（详见下章）。他的诗以七古为最胜。论者称其作风“苍苍莽莽，不主故常”，“信足配山谷而追杜陵”。实则这位诗人的造诣并不如是之崇高，虽说在清代诗坛中自有矜贵的地位。这里且举他一首低回伤感的《落叶》诗为例：
古道无人拾堕樵，
啼鸟来往独魂销。
一林冷月露山寺，
十里清霜生板桥。
旧事几添摇落感，
离情不记短长条。
高楼试奏哀蝉曲，
满耳秋风咽玉箫！
赵翼（1727—1814），字云松，号瓯北，阳湖人。他作诗自由放肆，富于思理。其《论诗》数首最有文学见地。我们虽也有点嫌他的诗太多议论，但他总是以诙谐风趣的态度出之，却也不讨厌。兹举他几首得意的绝句为例：
野步
峭寒催换木棉裘，
倚杖郊原作近游。
最是秋风管闲事，
红他枫叶白人头。
晓起
茅店荒鸡叫可憎，
起来半醒半懵腾。
分明一段劳人画，
马啮残刍鼠瞰灯。
漫兴
绝顶楼台人倦后，
满堂袍笏戏阑时。
与君醉眼从旁看，
漏尽钟鸣最可思。
乾嘉之际，诗坛最盛：有所谓“吴中七子”者为王鸣盛、王昶、钱大昕、曹仁虎、黄文莲、赵文哲、吴泰来诸人；又有所谓“岭南四家”者为黎简、张锦芳、黄丹书、吕坚诸人；又有所谓“三君”者为舒位、王昙、孙源湘诸人。此外尚有不列派系的诗人极繁，但其诗多不足称者，只有一位黄景仁可以说是这时期诗坛里面的健将。
黄景仁（1749—1783），字仲则，一字汉镛，武进人。以诸生议叙县丞，未及选而卒，年仅三十五。其生平遭遇多不幸，盖一穷愁诗人也。他的诗与洪亮吉齐名，但洪亮吉诗的造诣实远不及他。他的一部《两当轩诗集》实可领袖清代诗坛，所作多雄肆悲壮，追拟李白；而凄凉哀怨，较李诗尤为感人。例如：
短歌别华峰
前年送我吴陵道，
三山潮落吴枫老。
今年送我黄山游，
春江花月征人愁。
啼鹃声声唤春去，
离心催挂天边树。
垂杨密密拂行装，
芳草萋萋碍行路。
嗟予作客无已时，
波声拍枕常相思。
鸡声喔喔风雨晦，
此恨别久君自知。
途中遘病颇剧怆然作诗
摇曳身随百丈牵，
短檠孤照病无眠。
去家已过三千里，
堕地今将二十年。
事有难言天似海，
魂应尽化月如烟。
调糜量水人谁在？
况值倾囊无一钱。
清词丽句，读之令人无限凄怆。洪亮吉谓其诗为“秋虫咽露，病鹤舞风”，信写真之言也。
清代中叶以后，一般汉学家、骈文家及古文家，多不以诗著名，而那些专力于诗者，其诗又多不足观。虽然在此时发生像唐代天宝之乱的太平天国之乱，也丝毫不能摇动当时毫无生气的落寞诗坛，较为可观的诗人只有郑珍、金和、黄遵宪等寥寥的几个。
郑珍（1806—1864），字子尹，贵州遵义人，著《巢经巢诗钞》。金和（1818—1885），字亚匏，上元人，著《秋蟪吟馆诗钞》。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嘉应州人，著《人境庐诗草》。这几部诗集要算是点缀着清诗最后的光荣。至于王闿运、陈衍、陈三立、郑孝胥等一般诗人，则只知以模拟古人为贵，对于诗无甚珍贵的贡献了。
清词在词史上实被称为词的复兴时期。就词的发达一点说，两宋尚无此盛。不过词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清词的发展只是量的扩张了。
最初的清词还是继续明代的词风，尊奉《花间草堂》为作词的圣经。至朱彝尊改宗南宋，作风始变，后来便造成所谓“浙派”的词。说起来，浙派词的首倡还要算曹溶。他看着清初人词，多以明人为法，痛心词学失传，乃搜集遗集，崇尔雅，斥淫哇。至朱彝尊力倡其说，便形成后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的风气。
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秀水人。康熙十八年以布衣召试鸿博，除翰林苑检讨。晚年乡居，自号小长芦钓师。著作甚富。词有《江湖载酒集》三卷、《静志居琴趣》一卷、《茶烟阁体物集》二卷、《蕃锦集》一卷。中以《静志居琴趣》词，能自出机杼，描写艳情，价值最大。不过，他的词可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专门模拟张炎。看他的题词：
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几曾围燕钗蝉鬓！
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红粉。料封侯，白头无分。
（《解珮令》，自题词集）
朱彝尊本是天才最高的才人，但为姜张一派所陷，不能自拔，实在可惜。同时属于浙派的词人，有李良年、沈皞日、李符、沈岸登、龚翔鳞诸家，其后又有厉鹗、郭麐、王策、项鸿祚等。浙派词至厉鹗而最盛。鹗字太鸿，钱塘人。乾隆元年荐举鸿博。有《樊榭山房词》二卷、《续集》二卷。他的词要算浙派中的白眉，最为世所称道。项鸿祚字莲生，钱塘人，有《忆云词》甲乙丙丁稿，亦为浙派中之健将。可惜都陷溺于南宋姜张一派太深，虽有富丽的才华，不能做充分的开展，故造诣不甚崇高。此外，浙派更无值得称道的词人了。
我们上面说了许多关于浙派的话，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词。其实，自清初至乾嘉时期，最值得赞许的并不是浙派词，而是浙派以外自具风格的词人。清初如吴伟业与王士禛，都是以诗人兼词人。吴有《梅村词》，王有《衍波词》，皆以清新隽美的小词名于世。随后则产生几个伟大的词的专家，如纳兰性德、陈维崧及女词人吴藻。
纳兰性德（1655—1685），是清代第一大词人。原名成德，字容若。其祖先原居叶赫地。他十七岁补诸生贡入大学，授三等侍卫，旋进一等侍卫。年少才华，颇得清帝之隆遇。可惜天不予年，仅只三十一岁。所作有《饮水词》与《侧帽词》，其风格平易清新，描写能深入浅出，远非浙派诸古典词人可比。
忆江南
昏鸦尽，小立恨因谁？急雪乍翻香阁絮，轻风吹到胆瓶梅。心字已成灰！
采桑子
而今才道当时错，心绪凄迷，红泪偷垂，满眼春风百事非。
情知此后来无计，强说欢期。一别如斯，落尽梨花月又西。
纳兰性德真是一位天生的殉情的才人，其词最多伤感之作。陈维崧称其词：“哀感顽艳，深得南唐二主之遗。”这是说得不错的，纳兰性德的个性与作品都和李后主相伯仲。他的小词在清代是无足与抗衡的。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宜兴人。康熙十八年举鸿博，授检讨。著《迦陵词》三十卷之多。他的词与朱彝尊齐名而风格不同。其特色是波澜壮阔、气象万千，具有苏辛的豪壮精神。但其缺点则不免于粗率。
吴藻，字蘋香，仁和人，嫁与同邑黄某为室。晚年寡居，生涯凄苦。著有《花帘词》与《香南雪北词》。其小词最多隽美清丽之作，例如《如梦令》：
燕子未随春去，飞到绣帘深处。软语话多时，莫是要和侬住？延伫，延伫，含笑回他不许！
她是道光年间的作家，当时词誉遍大江南北，为清代女词家中第一人。
此外如曹贞吉有《珂雪词》，吴绮有《艺香词》，顾贞观有《弹指词》，彭孙遹有《延露词》，皆不囿于一派，而称大家。
乾嘉道光时代词人济济，然考其作品都属平庸。浙派则陷溺愈深，其弊益甚。武进张惠言、张琦兄弟起而力矫其风，宗尚北宋，一时从之，于是又造成所谓“常州派”。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著有《茗柯词》及《词选》。其词以深美闳约为旨，尊周邦彦而薄姜夔、张炎，嘉庆以后词人皆从此风。至周济力主张惠言之说表而出之，常州派词乃益盛，支配了嘉庆、道光以后整个词坛。周济（1781—1839），字保绪，一字介存，号止庵，荆溪人。有《止庵词》《词辨》及《论词杂著》。大抵张惠言、周济一班人，词的研究很深，词的见地也很高，但创作才气不大，所作词大都失之凡庸，故谭廷献称之为“学人之词”。
当常州派词盛行的时候，比较值得我们注意的词人有蒋春霖，字鹿潭，江阴人。这是一位富有才气、常州派所不能牢笼的作者。所著《水云楼词》，能自立境界，颇多清新之作，论者称之为“词史”。
此外的词人，如周之琦有《金梁梦月词》，庄棫有《蒿庵词》，戈载则著《翠薇花馆词》至三十九卷之多，但均无足取。
到了清末，词益疲敝。如谭廷献（1832—1901）、王鹏运、况周颐、郑文焯、朱祖谋等人的词，除了模拟以外，别无成绩可言，可以说都是些古董货，大概清代人的词不是古董的很少。他们都不厌其烦地去讲究“词法”和“词律”，各立“词派”，以竞模古人为能事。除了两三个天才作家外，大多数的作者都拼命去做模拟的词匠，清词便因此殁落了。其实，不仅清词如此，清代的骈散文诗歌等正统派的文学之所以没有特殊的成绩可言，又何尝不是因为陷溺在模拟的圈套里面呢？
清代的戏曲
清代戏曲的发展，仍然是沿袭着明代的风气，偏在传奇一方面。特别是康熙至乾隆一百多年之间，是传奇的全盛时期。作者与作品的繁衍，几乎可压倒明代。盖在当时，传奇所依据的南曲，即昆曲，犹甚为流行；加以传奇是戏曲里面范围最广大的一种体制，可以容纳复杂的剧情，最适宜于剧场的扮演。故在清代的前半期，传奇借着乐曲与扮演上的需要，能备极一时之盛。若杂剧和散套则衰落下去了。
清代的传奇作家，有作品传世者甚多，其最负盛名者则当推李渔、孔尚任、洪昇及蒋士铨四大家。
李渔（1611—1680），字笠翁，兰溪人。康熙时流寓金陵，善滑稽，喜狭邪游，时称李十郎。他能作唐人式的小说，长于作文学批评，然这些都是他的末技，他的拿手戏是传奇写作。所作除《万年欢》《偷甲记》《四元记》《双锤记》《鱼篮记》《万全记》等六种不甚流传外，最著名的有《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蜃中楼》《凰求凤》《奈何天》《比目鱼》《慎鸾交》《巧团圆》《玉搔头》，号称《十种曲》。
一般文人对于李渔的曲文的批评，往往讥嘲其太俗。实则只有李渔的曲本始是最适宜于扮演的，最适合于观众的心理要求的。他的文字并不是不能高雅，如《风筝误》第二十六出中的《捣练子》词：“长夏静，小庭空，扇小罗轻却受风。一枕早凉初睡起，簟痕犹印海棠红。”这样的句子也是很美的。不过他的作品最不喜欢抄袭古人的文章，他在《比目鱼》十九出的《余文》说得好：“文章变，耳目新，要窃附雅人高韵，怕的是抄袭从来旧套文。”因此他作传奇致其全力于创造的方面，所作各曲的情节多新奇不合常态者，如《怜香伴》的写女子同性爱、《意中缘》的讲到男子同性爱、《凰求凤》的写女子追求男子、《比目鱼》的戏中做戏，都是超乎俗意凡想的。他的文字通俗易解，诙谐尖新，能畅所欲言，实为别的戏曲家所不能企及。至于曲本结构的紧凑、排场的热闹，处处均能顾及排演上的适宜，尤其是李渔所作传奇的独具的特色。
北水仙子（《比目鱼》第三十二出）
怪无端，履祸危；怪无端，履祸危，这的是福并神仙来瞰鬼。去去去，避清风，躲明月，辞乐事，忏悔前非；减减减，减淡饭，撤粗衣；破破破，破箬笠，仅俺头皮；钓钓钓，钓鱼竿，少向路边垂；怕怕怕，怕闲人尾入桃源地；另另另，另选个僻静渔矶。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又号云亭山人，曲阜人。康熙间官至户部员外郎。博学有文名，著作甚富，有《岸塘文集》《湖海诗集》《会心录》《阙里新志》等，但均不足以名孔尚任。他最得意而负盛名的杰作，只是一部《桃花扇传奇》。全剧共四十二出，以南京为背景，以名士侯方域与名妓李香君的故事做全剧的线索，而注重在抒写明末亡国的惨痛。此盖根据侯方域的《李姬传》《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答田中丞书》《与宁南侯书》等文而作写实的曲本，中叙奸邪误国，忠臣殉难，极为动人。尤以最末一出《余韵》把几个遗老扮作渔翁樵夫，哀歌故都的萧条颓败，以做这篇悲剧的收场，至为哀艳动情：
[净]不瞒二位说：我三年没到南京，忽然高兴，进城卖柴，路过孝陵，见那宝城享殿，成了刍牧之场。
[丑]呵呀呀！那皇城如何？
[净]那皇城墙倒宫塌，满地蒿莱了。
[副末掩泪介]不料光景至此！
[净]俺又一直走到秦淮，立了半晌，竟没个人影儿。
[丑]那长桥旧院是咱们熟游之地，你也该去瞧瞧。
[净]怎的没瞧！长桥已无片板，旧院剩了一堆瓦砾。
[丑捶胸介]咳！恸死俺也。
[净]那时疾忙回首，一路伤心，编成一套北曲，名为《哀江南》，待我唱来。[敲板唱弋阳腔介]俺樵夫呵！
哀江南
[北新水令]山松野草带花挑，猛抬头秣陵重到。残军留废垒，瘦马卧空壕。村郭萧条，城对着夕阳道。
[驻马听]野火频烧，护墓长楸多半焦。田羊群跑，守陵阿监几时逃？鸽翎蝠粪满堂抛，枯枝败叶当街罩，谁祭扫？牧儿打碎龙碑帽。
[沉醉东风]横白玉八根柱倒，堕红泥半堵墙高。碎玻璃瓦片多，烂翡翠轩窗棂少。舞丹墀燕雀常朝，直入宫门一路蒿。住几个乞儿饿殍。
[折桂令]问秦淮旧日窗寮，破纸迎风，坏槛当潮，目断魂消。当年粉黛，何处笙箫？罢灯船，端阳不闹；收酒旗，重九无聊。白鸟飘飘，绿水滔滔。嫩黄花有些蝶飞，新红叶无个人瞧。
[沽美酒]你记得跨青溪半里桥？旧红板没一条。秋水长天人过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树柳弯腰。
[太平令]行到那旧院门，何用轻敲？也不怕小犬哰哰。无非是枯井颓巢，不过些砖苔砌草。手种的花条柳梢，尽意儿采樵。这黑灰是谁家厨灶？
[离亭宴带歇拍煞]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桃花扇》本是写亡国哀感的一部历史剧，这事件已经够动人了；加上作者那支生花的妙笔，写得超凡的凄怆顽艳；最后又加上这一大段触目怆伤，带血连泪倾吐出来的感慨，真是悲歌当哭，哀感无穷，便把这部传奇作成了文学史上不朽的悲剧名著。在清代的戏曲里面，这不用怀疑的是第一部杰作。
洪昇（1645—1704），字昉思，号稗畦，钱塘人。康熙时为上舍生，一生坎坷不得意，后堕水死。他善为乐府，名满京师，所著《长生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是号称清代戏曲中的双璧的。相传他因在国忌日导演此剧被革斥。然《长生殿》却因此益负盛名。全剧共五十出，系根据唐白居易的《长恨歌》及陈鸿的《长恨歌传》，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其文字之明艳，亦堪与《桃花扇》相伯仲。特别是后半部写杨贵妃的死后，用极其神韵飘渺的笔，表出极真挚悱恻的恋情。其艺术上的造诣实远在白朴的《梧桐雨》之上。例如第三十七出的《尸解》：
[梁州令]风前荡漾影难留，叹前路谁投？死生离别两悠悠。人不见，情未了，恨无休！
[二犯渔家傲]躇踌，往日风流。记盒钗初赐，种下这恩深厚。痴情共守，又谁知惨祸分离骤。——并没有人登画楼，并没有花开并头，并没有奏新讴；端的有荒凉，满目生愁。凄然，不由人泪流！……
[二犯倾杯序]凝眸，一片清秋。望不见寒云远树峨眉秀。苦忆蒙尘，影孤体倦，病马严霜，万里桥头。知他健否？纵然无恙，料也为咱消瘦。……
[锦缠道犯]漫回首，梦中缘，花飞水流，只一点故情留。似春蚕到死，尚把丝抽。剑门关，离宫自愁；马嵬坡，夜台空守，想一样恨悠悠。几时得金钗钿盒完前好，七夕盟香续断头？
《长生殿》最有气力有刺激性的描写为第三十八出《弹词》。那中间唱的许多段都很好，尤为精彩的是写马嵬坡兵变的那一段：
[六转]恰正好呕呕哑哑霓裳歌舞，不提防扑扑突突渔阳战鼓。铲地里出出律律、纷纷攘攘奏边书，急得个上上下下都无措。早则是喧喧嗾嗾、惊惊遽遽、仓仓卒卒、挨挨拶拶出延秋西路，銮舆后携着个娇娇滴滴贵妃同去。又只见密密匝匝的兵，恶恶狠狠的语，闹闹炒炒，轰轰剨剨，四下喳呼，生逼散恩恩爱爱疼疼热热帝王夫妇。霎时间画就了这一幅惨惨凄凄绝代佳人绝命图！
像这样“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有刺激性的绝妙文章，在清代的诗词里面是绝对找不出来的，在戏曲里面也是稀罕的创作。洪昇就是惟以《长生殿》成就他的文名的。他其余的作品尚有《回文锦》《回龙院》《锦绣图》《闹高唐》《节孝坊》《舞霓裳》《沉香亭》诸曲本，但都不是珍贵的著作。
蒋士铨是清代一个很有名气的诗人，已在前面讲过。实则与其说他是诗人，倒不如说他是个戏曲家，因为他在戏曲方面的成就比他所作诗的成绩要崇高得多。所作曲本共十五种，其最有名的则为《一片石》《空谷香》《桂林霜》《四弦秋》《香祖楼》《临川梦》《第二碑》《雪中人》《冬青树》九种，号称《藏园九种曲》。《空谷香》是叙顾瓒园与其妾姚梦兰由离而合的故事，《香祖楼》是叙仲约礼与其妾李若兰由合而离的故事，《四弦秋》是演白居易的《琵琶行》，《临川梦》是演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冬青树》是写宋末亡国的史事。这五种曲本是蒋氏最杰出的代表作。今举《四弦秋》中的《秋梦》为例：
[霜天晓角]空船自守，别恨年年有。最苦寒江似酒，将人醉过深秋。
[小桃红]曾记得一江春水向东流，忽忽的伤春后也。我去来江边，怎比他闺中少妇不知愁。才眼底，又在心头；捱不过夜潮生，暮帆收。雁声来趁着虫声逗也，靠牙墙数遍更筹。难道我教他，教他去封侯。
[黑麻令]抛撇下青楼翠楼，便飘零江州外州，诉不尽新愁旧愁。做了个半老佳人，厮守定芦洲荻洲，浑不是花柔柳柔。结果在渔舟钓舟，剩当时一面琵琶，断送了红妆白头。
[江神子]我道是低迷燕子楼，却依然身落扁舟。为此枕边现出根由，听孤城画角咽江流。问谁向梦儿中最久？
[尾声]少年情事堪寻究，泪珠儿把阑干红透。咳！不知他那几担的新茶可曾卖去否？
清代的戏曲作家之以传奇著名者，除上述四大名角外，值得介绍的还有不少。李玉（约1602—约1676），字玄玉，吴县人。作曲三十二种，其所号称“《一》《人》《永》《占》”的《一棒雪》《人兽关》《永团圆》及《占花魁》四剧，论者谓可追步汤显祖的“四梦”。杨潮观字宏度，号笠湖，无锡人。著《吟风阁》短剧三十种，以《黄石婆授计逃关》《快活山樵歌九转》《偷桃捉住东方朔》《邯郸郡错嫁才人》《汲长孺矫诏发仓》五种描写最佳。论者竟有谓杨氏的剧曲还在蒋士铨之上，其价值之高即此可想见一斑。
万树字花农，号红友，宜兴人。他的传奇有《风流棒》《空青石》《念八翻》《锦尘帆》《十串珠》《万金瓮》《金神凤》及《资齐鉴》八种。黄宪清字韵珊，海盐人，著《倚晴楼七种曲》，以《帝女花》及《桃谿雪》二种为其代表作。
此外如袁于令的《西楼记》、吴炳的《情邮记》、吴伟业的《秣陵春》、尤侗的《钧天乐》、董榕的《芝龛记》，皆为名作。其余还有许多剧作家及其作品的名目，可谓盛极一时。
传奇的发展至乾隆时期为止，自此以后便很快地衰落了下去。其原因是由于传奇所依据的昆曲，被新兴的二黄、西皮所压倒了。传奇本是一种歌剧，是借着歌唱扮演而盛极一时的。今既有新兴的乐曲来演唱，流行起来了，旧的昆曲已被弃置了，则依据昆曲而制作的传奇也自然因不适合于演唱的要求，而绝迹于剧坛。从此有才气的文人都不热心去作不景气的传奇了，所以在清代的后半期，竟没有产生一部有价值的传奇正品。
二黄在最初只是一种牧歌式的歌唱，逐渐进化，乃变成一种时新的曲调。初盛行于湖北黄陂，渐而传到湖南、广东、广西、安徽等处，遂被称为湖广调。后来湖广调受了安徽调的影响，乃变成现在的二黄。由安徽流传到北京，便变成了京二黄。这便是京戏所依据的乐曲。在最初湖广调产生的时候，本无二黄与西皮之别。后因一部分的湖广调受了徽调的影响，徽调中的《高拨子》腔只有二黄弦，便变成二黄；又一部分的湖广调受了秦腔（又名柳子腔）的影响，秦腔只有西皮弦，便变成西皮。京戏的乐曲即以皮黄为主脑。皮黄曲中所应用的腔调不止一种，它能够容纳各种的腔调，兼容并包。此所以把不合时宜的昆曲打倒了。
清代的后半期，传奇虽然衰落下去，但依据皮黄曲调而制作的新兴戏曲却勃然而兴了。这些新兴戏曲的作者大都不是文人，他们所用的文词比传奇要俚俗得多。虽不为文人士大夫所激赏，却极为一般民众所欢迎。如果用艺术的眼光来审查这些新兴的皮黄戏曲，其中文字结构恶劣的固然不少，但具有艺术价值的实有很多。如《打渔杀家》《朱砂痣》《捉放曹》《秦琼卖马》《马前泼水》《击鼓骂曹》《武家坡》《玉堂春》《花田错》《宝蟾送酒》一类的戏，本都是极完善隽妙的作品。只可惜皮黄戏到现在又受了新输进来的西洋艺术（歌舞剧与话剧）的排挤，又日渐衰落了。纯粹旧式的皮黄戏在不久的将来是一定要没落的。
清代的小说
长篇小说经过明代的发展，到了清代更是突飞猛进地发扬光大，乃造成长篇小说的黄金时代。显然小说的产额已愈见其多，比《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的篇幅更浩繁的长篇大著作也在继续地产生。宋明的著名文人向来是不理会小说的，到了清代的开明的文人（如袁枚、纪昀等），也知道欣赏小说，并进而创作小说了。小说批评的专家（如金人瑞）也诞生了，竟有“天下之文章无出《水浒》右者”的骇人听闻的话出来了。由此可知：小说的势力已从民众社会伸张到文人贵族社会里来；通俗的白话文学不仅为广大的民众所欢迎，亦渐次为文人所认识其价值，而慢慢地来蚕食正统派的古典贵族文学的地位了。
往下，我们分为四类来讲清代的长篇小说。
（一）言情小说 专讲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的言情小说，在清代颇为流行。但最负盛名的杰作，则莫如一部《红楼梦》。
《红楼梦》一名《石头记》，曹霑（约1715或1721—约1764）作。霑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镶蓝旗汉军。生长于南京。祖与父均曾任江宁织造，豪于赀财。他的幼年就是娇养在这样的一个富贵豪华的家庭中，后不幸家道中落，至他中年的时候，竟至贫居北京西郊，啜 粥。他的伟著《红楼梦》就是在他这种贫困的生活中写成的。关于《红楼梦》的背景，论者纷纭，有谓系记纳兰性德家事者，有谓系叙清世祖与董鄂妃的故事者，有谓系影射康熙朝政治状态者，皆捕风捉影之谈，实则此书乃作者自叙传也。在《红楼梦》的第一回里有一段说得最明显的话：“作者自云：因曾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女子？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是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
由此可见曹霑的创作动机是在于忏悔，是在潦倒的穷途追念过去的繁华。他的《红楼梦》正因为是抒写经历过的实生活，是表现奔迸着的生命，所以才写得那么活跃深刻。假若一定要说《红楼梦》不是表现作者的自身，则这部伟大的艺术，将无法解释其诞生的理由了。
《红楼梦》全部共一百二十回，曹霑所著仅八十回，未完稿，其后四十回相传为高鹗所续。内容系讲一个三角恋爱的悲剧。主角为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人。贾宝玉与林黛玉有深挚的爱情而不能结合。后贾宝玉被骗与薛宝钗结婚，林黛玉则病死于贾薛结婚之日。最后贾宝玉亦遁迹空门以终。全剧的陪衬人物和事件极繁，结构似稍嫌散漫，然其艺术描写之工，实超乎任何说部之上。我们看着它处处是写些琐碎不经意的事情，然而每一件琐碎的事情都被写得极精致，有意思，有风趣，文笔处处引人入胜，使我们很明快地读下去，只觉其工细入微，而不觉其繁琐。至于描写人物，尤其是曹霑的大本领。他能把许多相类似人物的细微的不同处分别刻画出来。如贾府的子弟同是堕落，然而各人的癖性和弱点全然不同。又如大观园里的姊妹们，同是聪明才华，然而各人的风格和才具又各不相同。在《红楼梦》里面竟能把每个人所特具的细微的个性都表现得恰如其分。甚至于每个剧中人的作品也都写得各如其人；甚至于一座大观园也建筑得恰如各姊妹们的性格及身份。这都可看出曹霑实在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大文学家，才写出这部言情的圣品。
续百二十回《红楼梦》者很多，如《后红楼梦》《红楼后梦》《续红楼梦》《红楼复梦》《红楼梦补》《红楼补梦》《红楼重梦》《红楼再梦》《红楼幻梦》《红楼圆梦》《增补红楼》《鬼红楼》《红楼梦影》等皆系承高鹗续书而补其缺陷，结以团圆。描写多拙劣异常，远不能和《红楼梦》比拟了。
自《红楼梦》流行后，言情小说乃大昌。如魏子安的《花月痕》、陈球的《燕山外史》，皆是写些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至后来乃流于专讲狭邪猥亵之事。如陈森书的《品花宝鉴》是写北京的妓女化的男伶，俞达的《青楼梦》与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都是写的妓女。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海上花列传》，完全是用苏州方言写的，描写极为逼真而自然，实清末小说中之杰构。仿此书而作者有《九尾龟》，描绘亦佳。此外尚有《青楼宝鉴》《海上繁华梦》《绘芳园》等书，皆以写妓女生活为主，但已无特点可言了。
（二）侠义小说 民间传说，最重英雄故事，故《水浒传》在一般社会中最为流行。至清代则小说中所叙英雄类多以任侠义勇见长者，这亦可见当代民众的社会心理。如《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小五义》《七剑十三侠》《施公案》等，皆为清代侠义小说之著名者，但比之《水浒传》则远为逊色了。
《儿女英雄传评话》原本有五十三回，今残存四十回。道光时人文康作。康为费莫氏，字铁仙，满洲镶红旗人。他本是世家子，曾做过郡守、观察，又被任为驻藏大臣，但以疾未往就职。后因诸子不肖，家道中落。相传他晚年困居一室，仅存笔墨，乃作此书以自遣。全书内容系叙一侠女何玉凤为父报仇的侠义行为，后嫁安骥为妻，夫妇备极荣贵。是盖作者幻为理想的境界，以剧中主角安骥自居，而慰其残年也。此书的最大特色在纯粹用北京话写成，流畅可诵。此外亦无其他可观之处。后有作续书者，成三十二回，文意既拙，复未完稿，不足述也。
《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后又被称为《大五义》。作者为石玉昆，其生平不详。此书内容系从宋真宗朝“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讲起，次则叙到包拯的降生及其断案事迹，复次则叙述三侠（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及五鼠（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的武侠行动，最后众侠士皆归顺朝廷，全剧以终。这部书是侠义小说中的一大创作。当时的文人俞樾称其“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细入毫芒”。俞氏并以己意，为之删改，另名《七侠五义》以行世。后此不久，乃有《小五义》及《续小五义》出现，皆一百二十四回，序中亦称为石玉昆原稿。自白玉堂盗盟单丧生讲起，至襄阳王谋叛被擒止，其间活跃的侠士，则为五鼠之子及其他的小英雄了。及于清末，侠义小说竟如风起云涌地起来，如《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义》《七剑十三侠》《七剑十八义》等，名目尚繁，而《七侠五义》之续书则二十四集之多。其中多不足观者，惟《七剑十三侠》较佳。
自明人作《包公案》，清代仿之作者遂繁。如《施公案》（一名《百断奇观》）《彭公案》《永庆昇平》《乾隆巡幸江南记》《刘公案》《李公案》等，皆系叙贤明之君臣微行查案，有侠士义贼为之帮助破案的故事。后《施公案》竟续至十集，《彭公案》更续至三十集。作品既滥，便毫不足观了。
（三）社会小说 此类小说多注重于抒写社会的暗面，而出之以讽刺的态度；或写社会问题，而借以阐发自己的理想。如《儒林外史》《镜花缘》《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等，皆是含有暗示或讽刺的社会问题小说。
《儒林外史》为清代说部名著之一，吴敬梓（1701—1754）作。敬梓字敏轩，安徽全椒人。幼颖异，诗赋援笔立就。雍正时，曾被举应博学鸿词科，不赴。移家金陵，为文坛盟主。他性豪迈，不善治生，产业挥霍俱尽。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客扬州，尤落拓纵酒。所著《文木山房集》五卷、《诗说》七卷、《诗》七卷，告不甚传。惟《儒林外史》著称于世。全书共五十五回，是许多短篇故事集合而成的长篇。作者在这部小说里面最注重的是描写当时一般假名士、伪君子及那些制艺家的丑恶。凭他那支诙谐风趣的笔，写得异常尖刻生动，骂尽儒林败类。中国小说之善于讽刺者当以此书为第一部。
《镜花缘》是李汝珍（约1763—约1830）所作。汝珍字松石，直隶大兴人。少而颖异，不乐为时文，精于音韵，旁及杂艺。不得志于时，以诸生终老海州。年六十余。他的《镜花缘》即作于晚年穷愁的时候，历十余载始成。全书凡一百回，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大略叙唐武后时，有秀才唐敖因政治失意，附其妇弟林之洋商舶至海外遨游，遍历奇观，并游君子邦、女人国等处，颇多笑噱。后唐敖竟入山不返。其女唐闺臣又附船寻父，亦历诸异境，终不遇。仅得父书约其“中过才女”后相见。闺臣乃归国，恰遇武后开科试才女，取百人，闺臣中第十一。此百人者盖皆天上花神之谪于人间也。此时她们会聚于京师，大事游宴吟咏。后她们助唐室，讨平武氏，中宗复位。末了有续开女试，命前科才女重赴“红文宴”之言，然全书已完。作者自云尚有续书，亦竟未作。这部小说的描写是很能引人入胜的，亦往往有很深刻的讽刺。但其最大的特色，则是在于作者所幻想创造出来许多新奇而滑稽的事迹。
《官场现形记》是李宝嘉（1867—1906）所作。宝嘉字伯元，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少时擅制艺及诗赋，以第一名入学。累举不第，乃赴上海，前后办《指南报》《游戏报》《海上繁华报》。所著有《庚子国变弹词》《海天鸿雪记》《李莲英》《繁华梦》《活地狱》《文明小史》等书。他死时年四十。《官场现形记》为其最后一部未完的作品。已成六十回，皆自成起讫的许多短篇凑合而成，把当时官场的腐败状态，说得个痛快淋漓。书出，风行一时，作者之名因以大著。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吴沃尧（1867—1910）所作。沃尧字茧人，改字趼人，广东南海人。居佛山镇，故自号我佛山人。年二十余至上海，卖文为生。后客山东，游日本，皆不得意。终复居上海。文字之暇，则尽力于教育事业。年四十四。所著文稿甚富，出版者不下十余种，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负盛名。共一百零八回。全书以自号“九死一生”者为线索，历记二十年中所遇、所见、所闻天地间惊奇之事，缀为一书，描写极为酣畅。惜过于夸饰，亦是一病。
《老残游记》是刘鹗（1857—1909）所作。鹗字铁云，笔名为洪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人。少时颇放荡不检。后行医，复改业商，尽丧其资。因治河有功，渐至以知府用。曾上书请敷铁道，又主张开山西矿，既成，世俗指为“汉奸”。庚子之乱后数年，政府以私售仓粟之罪诬之，流新疆死。《老残游记》为其唯一的杰作，共二十章。系用游记的体裁，叙一号“老残”者游行各地时的所见所闻及其言论，中多攻击官吏之处。其最精彩者实为《明湖居听书》《黄河上打冰》及《桃花山》诸章的描写，盖已极艺术的能事了。
《孽海花》亦为写清末政治社会的小说，曾朴所作。朴字太仆，改字孟朴，常熟人。此书仅成二十回，读者称其“结构工巧，文采斐然”。作者今尚存，但其作风则已很有变迁了。
此外尚有一部小说巨制不可不叙及者，即《野叟曝言》。为康熙时人夏敬渠作。敬渠字懋修，号二铭，江阴人。学问淹博，交游甚广，足迹几遍海内。所著《野叟曝言》多至一百五十四回，以“奋武揆文，天下无双正士，熔经铸史，人间第一奇书”二十字编卷。其内容则如凡例所言，凡“叙事、说理、谈经、论史、教孝、劝忠、运筹、决策、艺之兵诗医算、情之喜怒哀惧、讲道学、辟邪说……”无所不包，盖作者以此表现其学问才华也。若从中去探讨其艺术上的价值，则全然是令人失望的。
（四）弹词 以上所讲的都是散文的小说，现在要来讲一种韵文的小说。弹词在形体上是诗歌，然其内容则是道地的通俗小说。其起源甚早。如唐代佛曲中的各种“俗文”和“变文”，宋代的各种“宝卷”和“鼓子词”，金人董解元的《西厢搊弹词》，皆为后来弹词的先驱。弹词的体制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为有唱无白者，一为有唱有白者。最初流行于明清之际。明人的作品，有号称杨慎著的《廿一史弹词》。至清代则作品日繁。最著者如《玉钏缘》《玉蜻蜓》《珍珠塔》《再生缘》《再造天》《天雨花》《凤凰山》《安邦志》《定国志》《珍珠凤》《果报录》《凤双飞》《三笑姻缘》《笔生花》等，皆在民间风行。作者多为无名氏。亦有出于妇女手笔者，颇为妇女所喜欢读。但大部分是千篇一律之作，文意并拙，很少有艺术价值的。
清代的短篇小说，虽未能与长篇小说对抗发展，然亦有足述者。蒲松龄作《聊斋志异》，袁枚作《新齐谐》，纪昀作《阅微草堂笔记》，皆著称于世。以蒲松龄（1640—1715）所作为最佳。松龄字留仙，山东淄川人。幼有轶才，老而不达。年七十六。其《聊斋志异》共十六卷，四百三十一篇，所叙皆仙狐鬼怪之事。文词华丽，描写委曲，清人的短篇小说当推此为第一部。纪昀（1724—1805），字晓岚，直隶献县人。官至太子少保，管国子监事。他是《四库全书》的总纂，文望甚高。其《阅微草堂笔记》分《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滦阳续录》五种，皆属志怪，但体例已不似小说。后来作品日繁。仿《聊斋志异》者有王韬的《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及宣鼎的《夜雨秋灯录》，仿《阅微草堂笔记》者有许元仲的《三异笔谈》等书。此外如俞鸿渐的《印雪轩随笔》、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亦尽是记述异闻。又有专讲善恶报应之说者，如金捧阊的《客窗偶笔》、梁恭辰的《池上草堂笔记》、许奉恩的《里乘》等，则已是“劝善书”一流，不能算是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