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思潮
魏晋南北朝（220—589）三百多年的文学，一言以蔽之，是艺术至上主义的文学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分析起来说，实有两种绝大的特色：第一，这时期的文学不与现实的社会相接触，而接近自然，表现很强烈的厌世思想；第二，这时期的文学不复以致用与载道为目的，而倾向形式的唯美主义。
我们要解释这时期两大文学特色的来源，必须提示当代的思潮，必须提示当代的文学观念，因为当代的思潮和文学观念就是构成魏晋南北朝文学特色的骨干。
自汉末天下大乱，至魏晋南北朝，纷乱的局面仍旧继续下去，跟着五胡乱华，南北分家，社会秩序被破坏，人民流离失所，三百多年中，简直没有几年太平，竟恢复了春秋战国时的混战局面。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局面之下，魏晋南北朝的人，受乱世恶劣环境的压迫，感生命的飘浮，他们的人生观往往流于消极，他们的思想往往流于颓废、浪漫、怪诞、厌世，至于养成一种浮游宇外的出世观。这时候，妆饰太平时代的儒教思想，早已失却维系人心之力了，魏晋南北朝的学者再不做东汉书呆子们那种支离破碎的经学研究了。魏初夏侯玄、荀粲已开始指斥《六经》为圣人糟粕；王弼注《易经》则窜入老庄之旨，至“竹林七贤”更倡为怪诞的言行：如阮籍嘲骂儒者，至说“君子之处域内”，不异“虱之处裈中”；阮咸则于端阳节取犊鼻裈悬之竿头，树于庭中，以破陋儒的迂拘；此外如王戎在母丧中饮酒食肉，不遵礼制；何晏傅粉，故为放浊之行。这都是表示他们不复受儒教的拘束，从礼法中解放出来了。
儒教的信仰摧毁以后，老庄和佛教的权威继之以起。这三百多年的时代思潮，大体说来，魏晋是倾向老庄，南北朝则迷信佛教。当代的贵族与智识阶级，受了老庄与佛教的影响，更厌弃现实的社会与人生，而趋于虚无飘渺的幻梦。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受了当代的思潮——老庄和佛教——很强烈的影响，也离开了实际的社会与人生，而表现出消极的颓废的厌世思想。他们的作品，多的是“人生亦有命”，“富贵如浮云”的感叹！他们爱写的题材，不是游仙，便是招隐；不是抒写山水，便是歌咏田园；他们的作风，接近自然，而不喜欢写社会问题；他们的这种文学，是超凡的文学，是个人主义的文学。这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缺点，同时，也是这时期文学的特色。
在另一方面看，魏晋南北朝文学又是受当代的文学观念很大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期，这时期的文学观念自是值得我们注视的。
在魏晋以前，一般文人对于文学并没有明了的观念，他们以为文学只是载道或致用的工具，并不了解文学本身的价值。至魏曹丕作《典论·论文》，始发关于文学的议论，才讲明文学本身亦有莫大的价值；至两晋南北朝，作文学论的渐多，文学的观念益明了了。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论者，对于文学的见解尽各有不同，但都一致地反对拿文学来载道或是致用，都一致地主张唯美主义的文学，如曹丕《典论·论文》说：
诗赋欲丽。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萧统的兄弟萧绎（梁元帝）在他的《金楼子·立言篇》给文学下了三条界说：
（2）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
（3）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
自魏晋的曹丕、陆机，到梁代的萧统、萧绎，他们都认定文学应该是美文；他们认定必须是“缘情绮靡，体物浏亮”“事出沉思，义归翰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的美文，才算是文学。这种唯美主义的文学论，确是可以代表当代一般文人的文学观念。当时的两个文学批评大家——钟嵘与刘勰，都主张唯美文学，他俩的文学批评伟著——钟的《诗品》与刘的《文心雕龙》——都是用很美的骈偶文作的。
综观这三百多年的文学观念，可以说，唯美主义的文学论，实是当代最有权威的文学主张。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本是受了汉代辞赋很深的影响，已趋于骈俪绮艳一途；又加上这种唯美的文学论做强有力的掩护，文学的风气乃益趋“骈俪化”“绮艳化”。唯美主义本不是只要形式的，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末流，竟陷于形式的唯美主义的发展。当代的文人无论作诗、作赋、作议论文，或是作记叙文，都是用的骈偶；都只求其字句浮艳，对仗工整，声韵铿锵；只顾粉饰形式的美观，不复顾及内在的实质，文坛的作风乃愈趋于卑靡、疲弊了。萧纲本是主张美文学的，目击当时文学的堕落状态，也看不过眼，而表示异常的不满（见其《与湘东王书》）；裴子野更专著《雕虫论》来反对当世“巧而不要，隐而不深”的浮弱文学；钟嵘的《诗品》也表示不赞成诗文用典使事和注重声韵，致伤作品的内美。他们的言论都说得很好。只可惜当时文学的流弊太深，积重难返，终于挽不回这时期文学的颓运。
说到这里，我们已把魏晋南北朝文学说得够坏了。可是我们也不忘记魏晋南北朝是纯粹美文学的发展期。这个时期的文学，不以载道，不以致用，不陷于浅薄的功利主义，而朝着艺术至上主义的路进展，这在文学史上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别的时代绝不如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纯文学的活动期。
魏晋南北朝的诗歌（上）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向以诗赋二者著称。单就赋的一方面说，这个时代的辞赋已经比汉赋进步许多了，已经由汉之《两都赋》和《两京赋》那种堆砌典故的辞典式的文章进而为富有文学意趣的辞赋了。当时最有名的作品如陆机的《叹逝赋》、潘岳的《秋兴赋》、张华的《鹪鹩赋》、鲍照的《芜城赋》、江淹的《别赋》、庾信的《哀江南赋》等，皆辞意隽美，文采华丽，堪称抒情文学中的杰作，为后世文坛之模式者。但可惜大多数无才气的赋家，还是只知堆砌古典，排比词藻，而不解用赋来抒写情思。即如大赋家左思花了十年苦工作成的《三都赋》，还只是一部掌故小辞典，没有半点文学的味儿。所以，我们对于魏晋南北朝的赋略而不谈，专门来讲这时期文学的主干部分——诗歌。
魏晋南北朝的诗是继续建安诗坛而发扬光大之，其五七言古诗的成绩，最值得我们赞许。今分为四个时期加以统系地叙述。
第一期 魏诗
自曹丕做了皇帝，国号改汉为魏，不到几年，曹丕、曹植相继死去，诗坛便落寞了。接着虽有魏明帝曹叡极力倡导文学，也没有伟大的诗人出现。所谓“正始时期”（240—249）的文学，也只有几个经学家如王弼、何晏之流，文人如应璩、繁钦之流，皆无可取；我们只在“竹林七贤”中，寻出一个阮籍，独具诗才。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人。司马懿和司马昭当国时代，很尊敬他，封关内侯，拜东平相。籍为人酷爱自由放浪，好老庄的学术，不喜对礼法之士，尝著《大人先生传》以讥儒者。他喜欢饮酒，因闻步兵厨善酿，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他曾经沉醉过六十天。所作有《咏怀》诗八十多首，皆抒写他心头的牢骚、愤懑、怪僻的思想。他作诗全不粉饰，作风朴素而自然，今选几首为例：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
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
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鸿鹄相随飞，飞飞适荒裔。
双翮临长风，须臾万里逝。
朝餐琅玕实，夕宿丹山际。
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
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
阮籍是魏晋之际的一大诗人，他的诗是汉诗古朴作风的结束，而开两晋诗趋于典雅的风气。
第二期 西晋诗
西晋司马氏统一中国，天下文人，竞集京师，文坛复振。我们只要看陆机陆云兄弟入洛的时候，张华见着他俩说：“克吴之利，不如获二俊。”便可见当时的尊重文人。又如左思作了一篇《三都赋》，人竞传写，竟使洛阳纸为之贵，这也可以看出当时爱好文学的风气。
西晋文学以“太康时期”（280—289）为最盛，钟嵘《诗品》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所谓“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即张华、张载、张协、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八人。就中负文誉最高的自然要推陆机、潘岳和左思。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人，官为平原内史，人称陆平原，后为成都王司马颖所杀。他本是武官的子弟，折节读书，造就成一位骈偶文专家。制《连珠》五十首，为四六文的滥觞。他在当代名气很大，张华称他“独患才多”，钟嵘也列他的诗于上品，其实他的诗并不很好。他很喜欢拟古乐府，但拟得并不高明，远不及建安诸子。其较好的诗如《前缓声歌》：
游仙聚灵族，高会层城阿。
长风万里举，庆云郁嵯峨。
宓妃兴洛浦，王韩起太华。
北征瑶台女，南要湘川娥。
肃肃宵驾动，翩翩翠盖罗。
羽旗栖琼鸾，玉衡吐鸣和。
太容挥高弦，洪崖发清歌。
献酬既已周，轻举乘紫霞。
揔辔扶桑枝，濯足汤谷波。
清辉溢天门，垂庆惠皇家。
这首诗的佳处，是在有很美丽的高渺的想象。中国诗向来是想象贫弱的，故举此诗为例。
潘岳（247—300），字安仁，中牟人。曾为河阳令，累迁给事黄门侍郎。谄事权贵贾谧，后为赵王司马伦所杀。他是一位翩翩美少年，少时尝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满载而归。他的诗文辞赋也如他一样的美艳。孙兴公称他的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钟嵘也列其诗为上品。《悼亡诗》三篇最有名，试举一首为例：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
清商应秋至，溽暑随节阑。
凛凛凉风升，始觉夏衾单。
岂曰无重纩，谁与同岁寒。
岁寒无与同，朗月何胧胧。
展转盻枕席，长簟竟床空。
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
独无李氏灵，髣髴睹尔容。
抚衿长叹息，不觉涕沾胸。
沾胸安能已，悲怀从中起。
寝兴目存形，遗音犹在耳。
上惭东门吴，下愧蒙庄子。
赋诗欲言志，此志难具纪。
命也可奈何，长戚自令鄙。
陆机和潘岳的诗，极负盛名于当时，占晋代文学的重要地位。实则，真正名副其实的西晋大诗人，我以为既不是陆机，也不是潘岳，而是左思。
左思（约250—305），字太冲，临淄人。他为人貌寝口讷，不好交游，闲居惟从事于诗赋。他的赋没有什么好处，其诗则可以压倒所有太康时期的名诗人。沈德潜《说诗晬语》说：“左太冲拔出于众流之中，胸次高旷，而笔力足以达之，自应尽掩诸家。”左思作风高抗古澹，读其《咏史诗》“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可想见其气概。他的《咏史诗》八首，没有一首不是很有气力的作品。今举他的《招隐》诗为例：
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
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
白雪停阴冈，丹葩曜阳林。
石泉漱琼瑶，纤鳞亦浮沉。
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
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
秋菊兼糇粮，幽兰间重襟。
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
五言诗至阮籍、左思，描写的范围越广，诗的风格越高，离古歌辞的俚俗风味越远，完全变成文人化的诗格了。我们且举当代诗人傅玄（217—278，字休奕）一首拟《陌上桑》的《艳歌行》为例，很可以看出文人所作的诗与古歌辞的大不同处：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字为罗敷。
首戴金翠饰，耳缀明月珠。白素为下裾，丹霞为上襦。
一顾倾朝市，再顾国为虚。问女居安在，堂在城南居。
青楼临大巷，幽门结重枢。使君自南来，驷马立踟蹰。
遣吏谢贤女，岂可同行车。斯女长跪对，使君言何殊。
使君自有妇，贱妾有鄙夫。天地正厥位，愿君改其图。
《陌上桑》是一首绝妙的白话诗，给傅玄一改，原诗的俚俗隽妙处尽行删掉，变成一首平凡无奇的雅诗。古歌辞至此便完全斫丧了生命。
晋代的诗注重造词，故他们的作品都是“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化古诗为典雅，化古诗的朴素为轻绮。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给晋诗的批评不错：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
第三期 东晋至宋诗
自东晋至宋 末（317—479）有一百六十多年之久，但在东晋初期，诗歌的成绩无可述者。钟嵘《诗品》说：
永嘉时（307—313），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东晋），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西晋末年至东晋初期的诗坛，养成一种喜说玄理道德的风尚；当时的作者又都是些庸才，故他们的诗总作不好。如果要举诗人为例，只有一个郭璞还差强人意。
郭璞（276—324），字景纯，闻喜人。他是一个读书很博的人，尝注《山海经》《楚辞》《子虚》《上林赋》等书，长于诗赋。论者称其“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他的《游仙诗》最有名，今举一首为例：
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
云生梁栋间，风出窗户里。
借问此何谁？云是鬼谷子。
翘迹企颖阳，临河思洗耳。
阊阖西南来，潜波涣鳞起。
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
蹇修时不存，要之将谁使？
郭璞《游仙诗》诸诗，思情超越尘俗之表，幻为理想的境界，飘飘如欲凌云，盖是受佛理影响之作也。
与郭璞同时的诗人有刘琨（270—318），字越石。他的诗风调清刚悲壮，亦为东晋初年诗坛的健者。
郭璞、刘琨以后，诗坛寂寞将近百年之久，直到东晋末年，才产生一位伟大诗人陶潜。
陶潜（365或372或376—427），本名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人，世称靖节先生。他为人不慕荣利，好读书，性嗜酒，爱种菊花。因家贫，曾一度为州祭酒，以不堪吏职，自解归；又曾一度为彭泽令，因山野之性难驯，只做了八十多天便自动地解组而归田园。从他的一首《归园田居》很可以看出诗人酷爱自然的个性：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陶潜的思想，虽说很有点儒教的忠义气节，但他受老庄一派哲学的陶冶很深，成为一个自然主义的人生观者，是一个乐天派的文学家。他的文章辞赋都作得很好，所作如《五柳先生传》《归去来辞》《桃花源记》及《闲情赋》都是不朽的作品，诗歌尤其是他所擅长。他的诗脱尽晋诗的绮艳铅华，用俚俗的文字，作最朴素自然的描写；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题材，表高妙幽远的意境，于向来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以外，屹然别立一宗。今选数诗为例：
归田园居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问来使
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
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丛菊。
蔷薇叶已抽，秋兰气当馥。
归去来山中，山中酒应熟。
饮酒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潜以光风霁月之怀，抒写邱壑烟霞的真情与妙趣，一片天机，随兴而来，作风冲淡而有思致，幽逸而富意趣，境界极高。钟嵘《诗品》说：
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苏轼序陶潜的诗集也说：
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诗。渊明作诗不多，然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不及也。
古今文人对于陶潜持赞美论者，真是不胜举例。陶诗之影响后世诗坛也异常地大，唐宋诗人中如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王安石、苏轼辈，都学陶潜的田园诗。我以为，曹植以后，李杜以前，这四百多年的诗坛中，再也找不到一个像陶潜这样伟大的诗人了。
陶潜以后，继起的宋代诗人有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
谢灵运（385—433），小字客儿，阳夏人。为名将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他性喜豪奢，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好游山水。曾为永嘉太守与临川内史，不亲理政事，辄肆意遨游，放荡为娱。所至辄为题咏，多写山色水光，其诗遂开“山水”一派。刘勰《文心雕龙》说：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说玄理的诗至宋代已不为人所欢迎了，故谢灵运的山水新题，名重一时。每作一诗，都下贵贱，莫不竞写。宋文帝称他的诗与书为“二宝”。灵运诗的特色，即在有新的文学内容这一点。可惜他作诗过于雕琢，修辞特甚，转伤内容。我们遍读谢灵运的诗，实在找不出一首全美的。今举较佳的一首为例：
晚出西射堂
步出西城门，遥望城西岑。
连鄣叠巘崿，青翠杳深沉。
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
节往戚不浅，感来念已深。
羁雌恋旧侣，迷鸟怀故林。
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
抚镜华缁鬓，揽带缓促衿。
安排徒空言，幽独赖鸣琴。
作山水诗本要朴素，要自然，才不失山水本色。像谢灵运那样“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用整篇的骈偶句子，来写天然的山水，刻划过分，自失天真。相传他的名句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如“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皆起句甚佳，而对句不美，这全是对偶之为魔瘴。作者以“匠心独运”的隽才，来写山水的妙趣，本有大成功的可能；却不料受辞赋骈俪的影响太深，他的诗遂入于魔道而不能自振。
颜延之（384—456），字延年，临沂人。初为太子舍人，历始安、永嘉二郡太守，官至金紫光禄大夫。他与谢灵运齐名，号称“颜谢”。他的诗可更不成了。鲍照说他的诗“铺锦列绣，亦雕缋眼”；钟嵘说他“喜用古事，弥见拘束”；汤惠休说他的诗“如错采镂金”，意皆讥其诗只有华丽的表面也。
在这个时期的诗人中，能继陶潜的光辉的，怕只有鲍照一人吧。
鲍照（约414—466），字明远，东海人。初为中书舍人，后为参军。死于兵乱，年四十余。他的才气特大，所作诗奔放俊逸，一扫浮靡之风。同时的文人多忌他，斥其诗为“险俗”。他在当时的文学地位并不高，钟嵘也说“嗟其才秀人微，取湮当代”。可是他的诗实在比颜谢都要高一筹。我们试举他的几首诗为例：
代结客少年场行
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
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仇。
追兵一旦至，负剑远行游。
去乡三十载，复得还旧丘。
升高临四关，表里望皇州。
九衢平若水，双阙似云浮。
扶宫罗将相，夹道列王侯。
日中市朝满，车马若川流。
击钟陈鼎食，方驾自相求。
今我独何为，坎 怀百忧？
拟行路难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
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
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
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
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
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鲍照以矫健之笔，写豪壮之情，其诗清新俊逸，兼而有之。所作古乐府尤佳。降及齐梁，无此作风矣。
第四期 齐梁陈诗
齐梁陈三朝（479—589）的文学，益趋于绮艳，体制益工整，色彩益妍丽。他们于诗文必骈偶之外，又加上沈约们所倡的声律说，以为作诗文的必然法则。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里说：
五色相宜，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沈约们作诗文就是使用这种严格的声律限制的，《南齐书·陆厥传》说：
永明（483—493）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齐代文学以永明时期为中心，这时期的诗人，著名者有谢朓、任昉、沈约、陆倕、范云、萧琛、王融、萧衍诸人，他们都是竟陵王萧子良的门下士，号称“竟陵八友”。其中除谢朓、王融早死外，后来萧衍做了皇帝（梁武帝），沈约等随之入梁，亦为梁代文坛的主角。沈约、谢朓文誉尤高。
沈约（441—513），字休文，武康人。幼贫苦，笃学，善属文。后事宋齐梁三朝，官至尚书仆射。他的诗文并称于世。当时的文人王筠、张率、何逊、刘孝绰、吴均、刘勰，均出于他的提携，俨然一代的文宗。若唯以诗论，则沈约不如谢朓。
谢朓（464—499），字玄晖，陈郡阳夏人。尝为宣城太守，世称谢宣城，亦号小谢（谢灵运号大谢）。建武中官至尚书吏部郎，兼知卫尉事。死年三十六。他的诗誉极高。萧衍最爱诵他的诗，说“三日不读，便觉口臭”；沈约也说“二百年来无此诗”；唐代诗人李白对于他的诗亦异常赞美。其实谢朓的诗并不如他们所夸奖的那样好，他用骈偶写的山水诗，实找不出一首全篇佳美的杰作，只不过流传一些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片断的佳句而已。
永明以后，梁陈间作者唯知迷惑于沈约、谢朓一派的风气，一味讲求骈偶，精研声律，文风更浮靡不堪。这时律诗的体制已逐渐完成，从此再没有人作陶潜那种朴实自然的诗了，再没有人作鲍照那种放肆自由的诗了，大家都把自己的才力用在诗的形式格律上面，文学的生机乃斫伐殆尽。当时的诗家如何逊、阴铿、徐陵、庾信等都是以善作律体诗负盛名的。
何逊（？—约518），字仲言，东海郯人。天监中官尚书水部郎，终庐陵王记室。他的诗文工丽，格律严整，沈约、范云都很称赞他。其诗如《日夕出富阳浦口和朗公》：
客心愁日暮，徙倚空望归。
山烟涵树色，江水映霞晖。
独鹤凌空逝，双凫出浪飞。
故乡千余里，兹夕寒无衣。
阴铿字子坚，武威人。仕陈为晋陵太守、员外散骑常侍。他与何逊齐名，号称“阴何”。他颇善炼字造句，律诗作得很好，例如《晚泊五洲》：
客行逢日暮，结缆晚洲中。
戍楼因嵁险，村路入江穷。
水随云度黑，山带日归红。
遥怜一柱观，欲轻千里风。
徐陵（507—583），字孝穆，东海郯人。八岁能属文。仕陈官至吏部尚书，封建昌县侯。他以作艳诗著名，有名的《玉台新咏》就是他编的。诗如《春日》：
岸烟起暮色，岸水带斜晖。
径狭横枝度，帘摇惊燕飞。
落花承步履，流涧写行衣。
何殊九枝盖，薄暮洞庭归。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人。本是南朝的贵族，聘于北周，被留不遣，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称庾开府。他是六朝诗人的后劲。少以善作艳体与徐陵并称，号“徐庾”。后受北朝文学的影响，其诗遂另成一格。杜甫称其诗为“清新”“老成”。但终以不能摆脱格律音韵的拘束，其成绩还是不能令我们满意。
其他的梁陈间诗人尚有江淹、柳恽、邱迟、吴均（时称均诗为“吴均体”）、刘孝绰、王筠、王褒、江总、张正见等，皆有名于时。
齐梁陈的诗人，一方面尽力去作骈偶律诗；一方面也知道模拟当代的民歌。他们所拟作的歌辞虽也不免过于轻艳浮靡，但比他们的律诗可是好多了。如梁武帝萧衍（464—549）的《子夜歌》：
恃爱如欲进，含羞未肯前。
朱口发艳歌，玉指弄娇弦。
阶上香入怀，庭中花照眼。
春心一如此，情来不可限。
梁陈二代的几个皇帝，都是享乐的风流天子，喜欢作艳歌，如梁简文帝萧纲（503—551）的《乌栖曲四首其三》：
青牛丹毂七香车，可怜今夜宿倡家。
倡家高树乌欲栖，罗帏翠帐向君低。
陈后主陈叔宝（553—604）是一个沉醉于酒色的昏君，他的诗歌最爱用民间的艳曲来写男女之情，如《三妇艳诗》：
大妇爱恒偏，中妇意常坚。
小妇独娇笑，新来华烛前。
新来诚可感，为许得新怜。
这时期的诗人，胆子大的便直接去模拟民间的艳歌，胆子小的便用民间《子夜歌》一类五言四句的新诗体来写文人高雅一点的情思。如谢朓的诗：
玉阶怨
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
长夜缝罗衣，相思此何极！
有所思
佳期期未归，望望下鸣机。
徘徊东陌上，月出行人稀。
意境最高的要算隐士陶弘景的《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在谢朓、陶弘景以前，早已有王献之、谢灵运、鲍照、汤惠休、僧宝月等用民间的诗体来作这种五、七言小诗了。梁陈间的何逊、吴均、阴铿、庾信，皆有这一类的小诗。至于隋唐，这种小诗特别发达起来，加上声律的限制，便成为近体诗中的所谓“绝句”体。
魏晋南北朝的诗歌（下）
以上所讲的是贵族与文人阶级的文学。我们要问：这时期的平民文学呢？
我们所要讲的平民文学自然只有诗歌，因为老百姓们除讴歌以外，是不会作什么赋和小说的。他们不但不会作赋与小说，即文学家那种骈偶的古典诗他们也绝对作不出来，他们只会唱俚俗的歌儿。他们作的歌既不懂得表现什么厌世、隐逸、颓废的思想，也没有闲情去写什么山水田园的幽趣；他们只要唱出自己心头的恋爱、相思、离别等苦乐之情，如是而已。
我们说过，魏晋南北朝是乱世，这个乱世的思潮受老庄和佛教的影响很深。可是当代的民众却并没有受着这两种思潮的影响。这是很明显的，老庄的哲学他们不懂，佛教的信仰那时还只传播到贵族社会。一般民众只干脆地懂得“食”“色”二字。他们在只要有饭吃的时候，正好乘着乱世礼法的破坏，去作性的追求。试读当时的《子夜歌》：“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日冥当户倚，惆怅底不忆？”又：“气清明月朗，夜与君共嬉。郎歌妙意曲，依亦吐芳词。”当变乱的时代，孤男怨女多，男女们偷偷恋爱的也多，所以乱世民间的恋歌总特别发达。春秋战国的时候如此，魏晋六朝又何尝不是如此！
自西晋永嘉以后，中国分裂为南北两大政治区域，北方给新兴的胡族占据着，南方则仍为汉族所占有。对峙着的南北民族，其民族性是全然不同的。北方是野蛮的犷悍的英雄的民族，南方是文明的礼法的温柔的民族。因南北民族性的悬殊，所产生的文学也就全然不同。北地的英雄汉自高唱他们的英雄歌，南方的温柔子自低吟他们的温柔歌，这是南北新旧民族文学的分野线。我们讲当代的民歌也要分开南朝与北朝来叙述。
先从南方的民歌讲起吧。
西晋末年大乱，中原的大族多南迁，中原的歌曲也跟着流行到南方来了。《宋书·乐志》说：“永嘉之乱，五都沦覆，中朝旧音，散落江左。”由北方传来的旧曲与南方的歌谣相化合，便产生新的民间歌谣出来。
这种新的民间歌谣是盛行于江南一带的，号称吴歌。《晋书·乐志》说：“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
吴声歌曲最繁，据《古今乐录》的记载，共有十曲：“一曰《子夜》，二曰《上柱》，三曰《凤将雏》，四曰《上声》，五曰《欢闻》，六曰《欢闻变》，七曰《前溪》，八曰《阿子》，九曰《丁督护》，十曰《团扇郎》。”其中以《子夜歌》为最流行，《大子夜歌》云：
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
相传有晋女子名子夜者，作《子夜歌》。后人推而广之，更有《子夜四时歌》《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变歌》之作。今所传《子夜歌》一百多首，不是一人一时的作品。今举几首为例：
子夜歌
宿昔不梳头，丝发被两肩。
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朝思出前门，暮思还后渚。
语笑向谁道，腹中阴忆汝。
年少当及时，蹉跎日就老。
若不信侬语，但看霜下草。
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
想闻欢唤声，虚应空中诺。
子夜四时歌
梅花落已尽，柳花随风散。叹我当春年，无人相要唤。（《春歌》）
自从别欢来，何日不相思？常恐秋叶零，无复莲条时。（《秋歌》）
寒鸟依高树，枯林鸣悲风。为欢憔悴尽，那得好颜容？（《冬歌》）
“清音妙婉，明转天然”，这八个字是《子夜歌》的特色，同时也是南朝民歌的共同特色。试更举《华山畿》几首写哀情的歌为例：
未敢便相许。夜闻家中论，不持侬与汝。
不能久别离。中夜忆欢时，抱被空中啼。
相送劳劳渚，长江不应满，是侬泪成许。
奈何许！天下人何限，慊慊只为汝。
又如《欢闻变歌》：
锲臂饮清血，牛羊持祭天。没命成灰土，终不罢相怜。
又如《前溪歌》：
黄葛生烂熳，谁能断葛根？宁断娇儿乳，不断郎殷勤。
这些都是绝妙的小诗，每首诗都能写出沉挚的深情，表现作者热烈的生命。如果拿这种小诗来和当时骈偶的律诗比较，真要叫那班自命不凡的诗人愧死。这可难怪萧衍萧纲们要低首下心来模拟民间的歌谣了。可是他们也只能模拟民歌的表面，而不能模拟民间的道真情、写实感。所以民间的歌谣，到了文人手里，后来竟变成格律整齐的绝句。
回头我们来讲北方的新兴文学。
北方新掺进来的胡族，他们没曾受过文化文明的洗礼，自然作不出温柔敦厚、哀而不怨的南歌。《折杨柳歌辞》云：
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
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虏家儿会唱什么歌呢？他们会唱的是轻生尚武的壮歌，是“杀人不眨眼，生命如鸿毛”的英雄好汉文学。且听他们唱道：
折杨柳歌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
䟤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
企喻歌
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
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
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
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
李波小妹歌
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裳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
长城内外聚居的胡族，他们过的是部落式的游牧生活，故所描写的题材多半是骑马射箭一类。如《企喻歌》中有几首是专写牧马的：
放马大泽中，草好马著膘。牌子铁裲裆， 鉾鹨尾条。
前行看后行，齐著铁裲裆。前头看后头，齐著铁 鉾。
写边塞风情最佳美的要算斛律金的《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是南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境界，也是南人作不出来的天然的绝妙好诗。
胡人的歌谣，即使是写恋爱相思，他们所用的描写材料和遣词的态度，也和南歌完全不同。例如：
地驱歌
驱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唤天。
折杨柳歌
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出入擐郎臂，蹀坐郎膝边。
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
捉搦歌
谁家女子能行步，反着夹禅后裙露。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
黄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丝两头系。小时怜母大怜婿，何不早嫁论家计？
“真率伉爽，慷慨洒落”，是北方歌谣的大特色。她们绝不会做南歌那种“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郎君未可前，待我整容仪”一类扭扭捏捏的表情，她们只会说“老女不嫁，蹋地唤天”“小时怜母大怜婿，何不早嫁论家计”的真情实话。南北朝文学本是矫揉粉饰的时代，民间居然产生这种天真烂漫的文学，真是令人欢慰。
在文学史上负盛名的《木兰辞》也是这时候产生的。这是北方儿女英雄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大约高小的学生都读过这首诗的。其全辞如下：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这个故事已经够美了。作者只用三百多个字，来写这一大篇故事，文字活泼如行云流水，结构巧妙而自然，作风极雄壮而又含着温柔的气氛，描写的技术可谓“神乎其技”。虽初识字人亦知这是绝妙好诗，真是一首百读不厌的杰作。
北朝自鲜卑种的拓跋氏统一北方以后，极力模拟中国古代的文化。北方的英雄民族受了文明的洗礼，渐渐与中国同化，变成文质彬彬的君子。从此虏家儿也作出温柔敦厚的诗来，那种美妙自然的山野歌便没落了。
魏晋南北朝的小说
小说起源于古代的神话与传说。
任何古民族都是有他们悠渺的神话和传说的。在古代的中国，则因为住在天然恩惠比较贫乏的黄河流域，他们须时时与自然界做生存斗争，养成一种务为实际、追逐利用厚生、排斥空想的人生观，缺乏高远的想象幻觉力。故没有产生伟大结构的神话与传说，只有片段的神话传说流传于古代的社会。这在先秦时代的古籍中可以发见许多的。如《庄子》上所讲的“鲲鹏故事”“蜗角上之争”“姑射仙人”；《列子》上所讲的“愚公移山”“夸父追日”“龙伯国的大人”；《楚辞》中的《天问》；《韩非子》中的《说林》；《山海经》中所讲的“昆仑山”和“西王母”等故事，都是神话与传说的记载。只有儒家的孔丘，绝口不语“怪，力，乱，神”，故在他这一派学者的著述中，绝无神话可为引证。到了儒教势力最扩张的汉代，许多古代的神话与传说多因受儒者的摈弃而失传。中国小说遂因此而不能得到早发展的机运。（用盐谷温说）
汉代的小说，是政府采集“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以成的。据《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列小说十五家（中有九家是汇集古代传说的），共一千三百八十篇。量数不可谓不多，然皆失传。今所传的各种小说，如题为东方朔撰的《神异经》及《海内十洲记》，题为班固撰的《汉武故事》及《汉武内传》，题为郭宪撰的《别国洞冥记》，题为伶玄撰的《飞燕外传》，题为汉无名氏的《杂事秘辛》等作，皆属后人伪托。（多系六朝人手笔，《杂事秘辛》则人皆谓为明人杨慎作。）故在事实上，中国之有小说，实始于两晋南北朝。
两晋南北朝的小说，就其描写的内容来讲，大体可以分为二类：
第一类是神怪小说 两晋南北朝本是老庄学术流行的放诞自由时代，不忌言神怪。且自秦汉以来，迷信神仙之风盛行；至魏晋以后，小乘佛教又大畅行于江左南朝，许多佛学的经典皆翻译成汉文；于是旧有的中国神话与传说，乃与佛教的神话与传说相混合，遂产生神怪一派的小说。两晋南北朝的小说以这一派为大宗。可惜大部分的作品佚亡不存。今所存者，除一部分散见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及《法苑珠林》外，尚有下列诸种：
《搜神后记》十卷 陶潜（？）撰
《述异记》二卷 任昉（？）撰
以上所举例的七种小说，其文笔最佳者当推《拾遗记》与《搜神记》二种。今举吴均《续齐谐记》中的《鹅笼记》为例，盖受天竺故事的影响而成之小说也。记云：
阳羡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年十七八，卧路侧，云脚痛，求寄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前行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铜奁子，奁子中具诸肴馔。……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邀之。”彦曰：“善。”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绮丽，容貌殊绝，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虽与书生结妻，而实怀怨。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书生既眠，暂唤之，君幸勿言。”彦曰：“善。”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颖悟可爱，乃与彦叙寒温。书生卧欲觉，女子口吐一锦行障，遮书生，书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谓彦曰：“此女子虽有心，情亦不甚，向复窃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暂见之，愿君勿泄。”彦曰：“善。”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妇人，年可二十许，共酌，戏谈甚久。闻书生动声，男子曰：“二人眠已觉。”因取所吐女人，还内口中。须臾，书生处女乃出，谓彦曰：“书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独对彦坐。然后书生起，谓彦曰：“暂眠遂久，君独坐，当悒悒耶？日又晚，当与君别。”遂吞其女子，诸器皿悉内口中。留大铜盘，可二尺广，与彦别曰：“无以藉君，与君相忆也。”彦大元中为兰台令史，以盘饷侍中张散。散看其铭题，云是永平三年作。
第二类是人事小说 中国在先秦时代即已有记载人事的寓言，如《礼记·檀弓》中的“孔子过泰山侧”，《孟子》中的“齐人有一妻一妾”，皆富有小说的意味。至两晋南北朝，则有一部分的小说，不复注重于寓意，纯为客观的人事记载。这一类的小说，其描写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写宫闱艳事，如《汉武故事》《汉武内传》《飞燕外传》等作；一种是记逸语奇闻，如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八卷）、无名氏的《西京杂记》（六卷）等作，皆以记载人事为主。其中有些描写是异常隽妙的，今举二段为例：
《飞燕外传》一则
后所通宫奴燕赤凤者，雄捷能超观阁，兼通昭仪。赤凤始出少嫔馆，后适来幸。时十月五日，宫中故事，上灵安庙，是日吹埙击鼓，歌连臂踏地，歌《赤凤来》曲。后谓昭仪曰：“赤凤为谁来？”昭仪曰：“赤凤自为姊来，宁为他人乎？”后怒，以杯抵昭仪裙，曰：“鼠子能啮人乎？”昭仪曰：“穿其衣，见其私，足矣，安在啮人乎？”昭仪素卑事后，不虞见答之暴，熟视不复言。樊嫕脱簪叩头出血，扶昭仪为拜后。昭仪拜且泣曰：“姊宁忘共被夜长苦寒不成寐，使合德拥姊背耶？今日垂得贵皆胜人，且无外搏，我姊弟其忍内相搏乎？”后亦泣持昭仪手，抽紫玉九雏钗为昭仪簪髻。乃罢。帝微闻其事，畏后不敢问，以问昭仪。曰：“后妒我尔。以汉家火德，故以帝为赤龙凤。”帝闻之，大悦。
《世说新语》一则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沈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小说的初幕。在这个时期产生的作品，严格讲起来，只具有小说的雏形，只有粗枝大叶的叙述，缺乏完善的结构和深刻的描写，诚然不免幼稚。但从这时候起，造成了作小说的风气，引起唐宋小说的继兴，这当然不能不归功于两晋南北朝的小说为之先驱。而且，有了两晋南北朝的许多小说，供给后世文人无量数的作诗词戏曲的材料和典故，其影响也是值得我们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