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学
汉代文学的倾向
由先秦至汉代，文学的进展也跟着时代及政治的推移，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时代的文学之形成，当然决不是偶然起来的，而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因果关系。现在我们研究汉代文学，首先便要从事于讲解汉代文学所受当代的影响而起的几种反应：
第一，汉代的文语已经分离，贵族化的古典文学因以起来。——在秦以前，经过很长的封建割据时期，不但各国的言语不同，即各国的文字也各不相同。秦始皇既统一中国，为巩固统一的文化基础，自有实施文字统一政策之必要。故一方面改大篆为小篆，制成一种简省的文字，以便于通行；一方面又以政府的命令，要全国“书同文”，把各种歧异的字体悉行废除。自从这种文字统一政策实施奏效以后，果然把许多怪异的方言淘汰掉，而有通行全国的简便文字了。有了这种简便通用的文字，对于智识文化的保存与发扬，自然容易致力；但从此，文体和语体却越离越远了。我们知道，虽说在秦以前已是文语不能一致，好在那时的文字还没有定于一律，各国的文字每随各地的方言俗语而变，故文与语虽分离，还不会相距过远。至秦以后，文字有了定型，不能随方俗而变，久了便变为不容易懂的典雅的古文，文与语便完全异道而扬镳了。这样文体与语体极端分化的结果，使学习文字便成一件艰难的事；又因教育不能普及，遂使习用文字成为少数人的专业。这样一来，文学的领域也跟着文语的分离而划分为两个色彩不同的范围：一部分仍旧是老百姓们用口语讴唱的平民文学；一部分是文人学士用古文写的贵族化的古典文学。古典文学可以说是始于汉代。因为当时的政府要用一种统一的典雅的古文，来作教化的工具，造就了一班专门使用古典文字的人才出来。于是使用古典文字，即作古文，便成为文人的特殊技能。因此贵族化的古典文学便大发达于汉代。
第二，汉代是儒教的学术思想最盛行的时代，文学一科也被笼罩在儒教的思想之下，埋没了独立的正确的文学观念，故文学得不到健全的发展。——我们知道，汉代自武帝设立五经博士，罢黜百家，定儒术于一尊以后，一切都儒教化了。一部最有文学价值的《诗经》，也因此竟被一班腐儒解释得变成一部伦理学讲义了。一般有天才的文人，都用其心力去做有益于社会国家的文章著述，至于纯粹的抒情诗竟没有人去问津。虽说当时也产生了许多赋的作家，但都是另有所为而作，并没有忠实于文学的严正精神。例如扬雄总算很喜欢作赋，他还不免嘲笑赋体，说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由此可知当代对于文学还不免视为小技，还没有认识文学的必要及其独立的珍贵的地位，故不免以余力而为之，文学的发展自难臻于健全。所以汉代文学作品的数量虽说很不少，但论其价值，则很有限（民间文学又当别论）。直至汉末，始有一班忠实而献身于文学的文人起来，始造成文学的黄金时代。
第三，政府豢养文人，文学变为政治的工具，此亦汉代文学进展中的一大厄运。——汉代是经过东周至秦五六百年混战之后，新得到的一个长期的太平统一时代。中间虽经过几度的变乱，而为时甚暂。前后计算起来，实有三百多年的治安期。在这三百多年的治安期间所形成的文学是什么？就是典雅富丽，歌颂太平盛德的辞赋文学。因为当代那些富贵安乐惯了的帝王，多把文学当作一种消遣的玩意儿，极力奖励提携天下的文人去作粉饰太平的富贵文章。而当代一般穷文人，却都靠着作这种富丽堂皇的辞赋，以讨帝王的欢喜，以作升官发财的工具。他们的创作完全是为政治欲所驱使，没有丝毫艺术的动机。这自然不会有伟大的创作品出来。
由上面所讲的三点看来，则虽说汉代的文学风气很浓，虽说文人辈出，作品日繁，对文学上有新的贡献；但这种新贡献绝不曾使我们发生快感。我们只觉得先秦时代文学发展的那一股活跃的生机，到汉代已被压迫斩伐殆尽了。这是很显然的，在先秦时代的作者，都带着无所为而为的自由精神去创作，只知道讴歌自己的生命情思，这是先秦文学的伟大矜贵处。可惜到了汉代，文字古典化了，文学被视为小技，而且工具化了，试问如何能作出真挚而有价值的作品来？加以汉代是个一切都倾向复古的时代，文学模拟之风因以极浓。鼎鼎大名的汉代文豪扬雄，即是以善模著称于世。他的一切著作都是模拟的，文学的作品如《反离骚》《广骚》《畔牢愁》《羽猎赋》《长杨赋》《解嘲》《解难》《剧秦美新》及《连珠》等，竟无一篇不是出于拟作。此外的文人如枚乘、冯衍、班固及张衡等，皆以模拟见称。这种模拟的风气的造成，不仅阻碍汉代文学的发扬光大，流毒于后世文坛者更深。两千年来文人方面的文学多偏重模拟，实汉代首倡模拟文风为之厉阶。
话虽如此，我们讲汉代文学当然不仅只注意到文人方面，也许真正能代表汉代的还是民间文学，也许汉代的民间歌儿比文人的辞赋更有价值，更有优美的影响于后世文坛呢。这些且让后面去细讲吧。我们在这一章是要大概讲明汉代文学的渊源及其潮流风气，故略述如上。
汉代的辞赋
先秦时代的文学，最初只有诗歌。根据传统的说法，诗有六义，赋是诗的一义。但这只是说赋是诗的一种直陈式的作法，并不是说赋是一种独立的文体。屈原是被称为赋体的开山大师的，然他作的《离骚》诸篇，都是长篇的韵文抒情诗，实不容称之为赋。直到荀况、宋玉，才创立赋名。所以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说：
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
自荀况、宋玉作赋以后，大家都“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汉书·艺文志》），于是赋的形式与内容完全与诗不同。到了汉代，赋便成为一种独立的重要文体了。可是，赋在事实上，虽已成为一种独立的与诗对抗的文体，但要它下一个定义，解释它这种文体的特性，仍旧是很困难的。虽有许多古人的解说，仍然不能得其要领。例如刘熙的《释名》上说：
赋，敷也，敷布其义谓之赋。
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
直陈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上说：
（赋）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
刘勰的《文心雕龙》上说：
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
这上面许多解说，都没有明白说出“赋是什么”，不过是指明作赋要铺敷夸饰而已，使我们仍旧不能明了赋体的真意义。其实，赋本是作诗的一种方法，并非独立的一种文体，不过后来的文人，喜欢使用这种作法，遂成诗的变体，而名之为“赋”。实则赋中之情韵浓厚者，皆是诗。只是到了汉代，作者“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又取《骚》中赡丽之辞以为辞”（吴讷语），于是赋乃变成一种淫丽的美文，以典雅丰缛为贵，便不能说是诗，只能算是界乎诗与文中间的文体而已。
赋是汉代文人的文学中最主要的部分。两汉的文人，几乎每一个都曾在赋里面贡献他的才力聪明。文学史家都说：“汉是赋的时代。”就赋的发展一方面说，这个话是一点不错的。
汉赋为什么突飞猛进地发达起来呢？我们分析赋在汉代之所以发达，实有两种必然的原因：
第一，先秦时代所产生的文学成绩有两种，一是诗歌，一是骚赋。诗歌多出自民间，遣词俚俗，非文人所优为。骚赋乃是通文的人所作的，先秦作者仅有屈原、宋玉几人，作品甚少，正有待于后之文人去发扬光大。
第二，汉代是太平的时代，政府要点缀太平，自然竭力提倡讴歌太平盛德的文学。赋体本是以“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为能事的，正是写太平文学的最好的文体。汉代的几个皇帝都喜欢辞赋一类的文学，于是文人都竞作赋，以求取功名，而赋遂繁。
汉之初期，即有赋家。陆贾、贾谊作赋最早。汉武帝前后，要算是赋的黄金时代，如大赋家枚乘、司马相如，都是这时候的作者。至宣帝成帝两朝，赋体益繁。据刘勰的记载，“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其盛可想。东汉赋坛，则以章和前后为最盛之期。直到汉末建安以后，文坛的风气才由赋移转为诗歌作中心的发展。
赋至汉代而繁，亦至汉代而弊。因为当时的文人，本没有忠实于文学的信念，他们作赋的目的，完全是基于“以文干禄”的念头。这样一来，赋体乃变成文人作政治企图的一种工具，作品的价值亦因之而低落了。所以，如果从质的方面来估计汉赋的价值，那是显然要使我们大失所望的。
汉代的赋家，第一个当数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前118），这是无疑的。王世贞说：“长卿之赋，赋之圣者也。”（《艺苑卮言》）司马相如的赋是否能够称“圣”，诚然是个疑问，但他确是以赋独步两汉的。
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史记》称他“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因病免。客游梁，与文士邹阳、杖乘、严忌等见知于梁孝王，作《子虚赋》。会孝王卒，相如返而家贫，无法生活。因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趋往依之。宴于富人卓王孙家。适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挑之，文君夜奔相如，乃相偕驰归。后因家徒四壁，无以为活，复往临邛。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相如自著犊鼻裈，与保佣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耻之，不得已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遂成富人。相传相如得在武帝朝做官，是因蜀人杨得意为狗监，随侍武帝，武帝读了相如的《上林赋》，恨没有与作者同时，杨得意乃告诉武帝，都是他的同乡司马相如的作品。武帝即召见相如，相如乃再赋《上林》，因得为郎。后以通西南夷有功，拜孝文园令。卒于茂陵。据说是因色欲过度，以消渴疾死的。
相如本是一个轻薄无赖的文人，他的人格毫不足取。他的赋也都是些堆砌词藻的浮艳文字，并没有表现自己的个性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相如有赋二十九篇，今所传者仅六篇：
（1）《美人赋》（？）
（2）《上林赋》（以上二篇游梁时作）
（3）《长门赋》（居蜀时作）
（4）《子虚赋》
（5）《哀二世赋》（？）
（6）《大人赋》（以上三篇武帝召见后作）
其实这六篇赋还不尽是相如的手笔，《美人赋》与《哀二世赋》疑是后人伪托之作，可靠的赋只有四篇。就这可靠的四篇说，《子虚赋》与《上林赋》是写田猎的事，《大人赋》是写神仙的事，都是迎合帝王心理而作的，虽有闳丽的词藻，绝无文艺价值可言。《长门赋》也是受武帝后陈氏的黄金贿买而作的，但系抒写恋情，题材较有意味，末一段写弃妇的哀怨，最佳：
……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从横。舒息悒而增欷兮，蹝履起而彷徨。揄长袂以自翳兮，数昔日之諐殃。无面目之可显兮，遂颓思而就床。抟芬若以为枕兮，席荃兰而茞香。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觉而无见兮，魂迋迋若有亡。众鸡鸣而愁予兮，起视月之精光。观众星之行列兮，毕昴出于东方。望中庭之蔼蔼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复明。妾人窃自悲兮，究年岁而不敢忘。
传说汉武帝读了这篇赋，陈皇后复得宠幸，可见这确是一篇能感动人的作品。
平心而言，相如的赋“材极富，辞极丽”，实是一位有才气的作家。可惜他不用文学来抒写自己的实感；徒然夸饰大言，为浮靡淫丽之辞，以献媚于帝王。这样浪费了自己的才华，终无矜贵的文学成绩而言，这是我们很替相如惋惜的。
汉代的赋家，只有司马相如是唯一以赋著名的，是一个纯粹的文人。其他的作者往往以经史学家或政论家兼为赋作家。其最著称的，有贾谊、枚乘、严忌、董仲舒、严助、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扬雄、班固、张衡诸人。
贾谊（公元前200—前168），洛阳人。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文帝召为博士，迁太中大夫。后为人所忌，攻击他“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谪往长沙，为长沙王太傅。后拜梁怀王太傅。卒年三十三。他长于作议论文，《过秦论》最有名。有《贾长沙集》。他的赋以《鵩鸟赋》与《吊屈原赋》二篇最著。
枚乘（？—前140），字叔，淮阴人。初为吴王濞郎中，景帝召为弘农都尉。后游梁，孝王敬为上宾。武帝即位，以安车蒲轮征乘，死于途（公元前140）。《汉书·艺文志》称其赋有九篇。最有名的是《七发》，后人的《七激》《七兴》《七广》《七辩》《七依》《七说》《七蠲》《七启》《七释》《七命》《七徵》《七讽》等，皆系受《七发》的影响而作。
严忌，姓庄，东汉时避明帝刘庄讳被改称严，会稽吴人。初事吴王濞。吴败，游梁，与邹阳、枚乘受知于孝王，忌名尤盛。世称庄夫子。《汉书·艺文志》称其赋二十四篇。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广川人。武帝时为江都相，后为胶西王相，以病免。他是一位有名的经学家，著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他的赋有《悲士不遇赋》等篇。
严助（？—前122），严忌之子，会稽吴人。郡举贤良对策，武帝擢为中大夫。建元中，拜会稽太守。后坐淮南王刘安叛党，被杀。《汉书·艺文志》称其有赋三十五篇。
东方朔（公元前154—前93），字曼倩，厌次人。武帝时官至太中大夫，后为中郎。他为人诙谐自喜，善于写滑稽的文章，作赋只是他的末技。
枚皋（约公元前156—？），字少孺，乘之子，淮阴人。武帝拜为郎。他为人亦诙谐，善辞赋，时以比东方朔。他下笔敏捷，所作赋多至一百数十篇。
王褒，字子渊，蜀人。宣帝时官至谏议大夫。《汉书·艺文志》称其有赋十六篇，以《洞箫赋》最著。
刘向（约公元前77—前6），本名更生，字子政，汉之宗室。初为谏议大夫，元帝时为中垒校尉。向是一位儒学家，著《新序》《说苑》等书。《汉书·艺文志》称其有赋三十三篇。
扬雄（公元前53—后18），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成帝时召对承明庭，奏《甘泉》《长杨》等赋。后官于王莽。他的著作甚多，有《太玄》《法言》《方言》等书。作赋多仿屈原与司马相如。尝依《楚辞》作《反离骚》《广骚》诸篇，开后世竞事模拟的风气。《汉书·艺文志》称其有赋十二篇。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人。明帝以为郎，典校秘书。后迁玄武司马。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宪败，固被捕死狱中。固是历史上有名的史学家，著《汉书》著称于世。他的辞赋亦有名，最著的是《两都赋》。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人。安帝征拜郎中，迁太史令。顺帝时出为河间相，征为尚书卒。他的《两京赋》写了十年，最有名于世。
以上共录十二位汉赋家。此外以赋著称者尚有邹阳、朱买臣、吾丘寿王、终军、严葱奇、张子侨、冯衍、崔篆、杜笃、傅毅、李尤、崔骃、王逸、赵壹、边让、蔡邕、郦炎许多人。他们都是些皇帝的清客，御用的文人；他们都是靠着作赋的一点技艺讨官做，讨钱用；他们所作的赋多是应制的，多是讴歌盛世、颂扬盛德的，献给皇帝作“娱悦耳目”的娱乐品，被视为“倡优博弈”一流的玩意儿。于是赋在文学里面的意义便死了，汉代文人所作的辞赋便和明清文人所作的八股文同样地全无价值了。
汉代的诗歌
汉代的文学是分两路发展的：一路是文人的正统文学，他们的作品拼命地趋向典雅一途，造成所谓汉赋的成绩；一路是民间的文学，他们的作品仍然是朴实的抒情诗。
做典雅丰缛的、歌功颂德的长篇辞赋，是文人的专业，民间的作者是做不来的。他们只晓得歌唱，撰几支歌儿唱唱，喊出他们心头的喜怒、生活的苦乐。先秦时代的民众已经撰制出来无数的歌谣了，汉代的民众自然也同样地会撰的，如刘邦的《大风歌》便是汉代最早的一首歌谣：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史记》说刘邦削平了西楚，统一天下，大富大贵而归故乡，召集故人父老子弟来佐酒，这时他心中十分畅快，便撰了这一支歌儿给故乡的孩子们唱。刘邦本是一个亭长，自然不懂作典雅的辞赋，只会作这种俚俗的歌儿。但是你看，这支歌儿可真作得不坏，只是二十三个字，便把作者的喜悦气概与匹夫骤得富贵的患得患失的心理，写得跃然纸上。
武帝时候，有倡家子弟李延年，因他的妹李夫人得幸于武帝，他也跟着得宠。有一天，他在武帝面前跳舞，唱了一支赞扬阿妹美丽的歌，以媚武帝。那支歌也很好：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今所传的古辞，都是汉代街陌的谣讴，都是些指不出作者姓名的作物。自汉武帝设置一个国立的音乐机关，叫作“乐府”（即后世的“教坊”），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把四方传唱的歌谣都收到“乐府”中去，因此，当时的俚俗民歌始得传于后世。
汉代的民歌有些是纯粹给歌的，如《江南可采莲》：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这首歌并没有什么深意，只是用好听的音节，唱出采莲时的快活而已；读来却何等的朴素、自然。又如《上留田行》，也是一首地道的民间歌谣（《乐府诗集》认为是曹丕所作）：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
富人食稻与粱，上留田！
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
贫贱亦何伤？上留田！
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
今尔叹息，将欲谁怨？上留田！
这是一首极好的民歌。“上留田”三字用在句尾有声无义，只是用来谐韵的。我以为这种朴素的歌绝不是贵为帝王的曹丕作得出来的，但也许经过他的修改而成。大概古代的歌谣，经过文字写定的时候，总不免要受写定者的修改的。故我们现在所诵读的古歌辞，很多竟是半文半俗的诗歌，不像是纯粹口白的歌谣了。
汉代的歌辞有很多是描写当代民众社会情形的作品，有很多感动人的悲剧诗。如写战争残暴的《战城南》：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
为我谓乌，且为客豪。
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
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
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
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
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与《战城南》同工并妙的非战诗歌有《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
“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
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
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汉代的歌辞，从文字方面看，是以朴素为其特长，这种长处是每一首歌辞都具备的；若从艺术方面看，也有很多描写的技术极佳美的作品，最好的如《上山采蘼芜》：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
“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
“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
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这首诗虽仅八十字，却活绘出夫妇三口子的一幕剧，是一篇描写极经济的短篇小说。
写家庭间的痛苦，最哀感人的要算《孤儿行》：
孤儿生，孤子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桑蚕，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反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乱曰：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沈德潜称道这首诗说：“极琐碎，极古奥，断续无端，起落无迹。泪痕血点，结缀而成。”这真是一首血和泪凝成的作品，这种作品绝不是只知粉饰太平的汉赋家所能作出来的。
古歌辞中也有很多的艳歌，写得最动人的莫如《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有所思》也是一首绝妙的恋歌：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
这两首诗语意直率，表情深挚，文字简朴而有气力，当是恋歌中的圣品。此外整齐的五言诗中写艳情的，如《羽林郎》：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
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
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窕窕，一世良所无。
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
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踟蹰。
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
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
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
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
相传这是辛延年的作品，辛延年是一位无名作家，他的这首诗应归入平民文学的范围。同样描写的还有一首有名的《陌上桑》：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致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羽林郎》和《陌上桑》真要算汉代民间艳歌中的双绝：就文学的技术讲，《陌上桑》尤为特色。汉代民间文学继续着数百年的发展，产生了无数的民歌。整齐的五七言诗都在民间酝酿成熟了，试验成功了。特别是五言诗的成绩最大，如《陌上桑》已经是二百六十五字的有组织的叙事长诗，完全不是歌谣的形式了。故到了东汉末年产生伟大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实在是理想得到的事。
《孔雀东南飞》是一首一千七百八十五个字的长诗，徐陵《玉台新咏》录此诗，并为之序说：“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迫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此诗全文如下：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府吏长跪告，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话！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违吾语。”
新妇谓府吏：“勿复重纷纭。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襦，蒇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上堂谢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出门登车去，涕落百余行。
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隐隐何甸甸，俱会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新妇谓府吏：“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
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阿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兰芝惭阿母：“儿实无罪过。”阿母大悲摧！
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谓阿女：“汝可去应之。”阿女含泪答：“兰芝初还时，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阿母白媒人：“贫贱有此女，始适还家门，不堪吏人妇，岂合令郎君？幸可广问讯，不得便相许。”
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阿母谢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
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兰芝仰头答：“理实如兄言。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床去，诺诺复尔尔。还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谈大有缘。”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
交语速装束，络绎如浮云。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骢马，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
阿母谓阿女：“适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持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晻晻日欲瞑，愁思出门啼。
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新妇识马声，蹑履相逢迎，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举手拍马鞍，嗟叹使心伤：“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府吏谓新妇：“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新妇谓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执手分道去，各各还家门。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
府吏还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阿母得闻之，零泪应声落：“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
府吏再拜还，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
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
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首空前的、仅有的、哀艳动人的长诗创作。这样朴素无华的文字，写得真是真挚、诚实，宛如一幕真实的悲剧扮演在我们的面前。作者描写的技术真是高妙，他把剧中四五个人物——仲卿、仲卿母、兰芝、兰芝母及兄——各个不同的个性，都很生动地抒写出来。全文虽有一千七百余字之多，但我们读了，一点也不觉冗长。全篇的结构，恰如一件无缝的天衣。不但可作文学名著读，还可以当作古代妇女生活史读。
老实说，汉赋只不过是当代贵族社会一种时髦的妆饰品、娱乐品而已；真正的时代文学、社会文学，真正有价值的文学，还是要算这些民间的诗歌呢。
五言诗和七言诗都是起源于民间，是无可怀疑的。民间的歌谣初无一定的格式，他们任意地撰制，有时作出长短其句的歌，有时作出句调整齐的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歌。后来大家作五言和七言作得顺手，唱得顺口，形式又整齐美观，大家便都不约而同地趋向作五七言诗一途，五七言诗便自然地发达起来。就中五言诗的发达又早于七言，我们看汉代的民间诗歌，以五言诗为最多，而且作得很长篇的出来了。
文人的诗歌是受了民间诗的影响才产生的，起来很迟。旧说《古诗十九首》中有枚乘的作品，推为五言诗的始创者；又有说李陵、苏武的《河梁赠答》等诗为五言诗之祖。这是压根儿错误了的。不但枚乘、李陵和苏武没有作过诗，所有的西汉文人并没有一个曾作诗的，《古诗十九首》和《河梁赠答》等诗也不一定是西汉的作品。
说《古诗十九首》中有枚乘的作品始于刘勰，他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文心雕龙·明诗》篇）这还是疑似之言，至徐陵编《玉台新咏》则直录《古诗十九首》中之九首为枚乘作。这是不可靠的。在徐陵之前有萧统，萧统的《文选》录《古诗十九首》，皆不题作者姓名；在徐陵之前又有钟嵘，钟嵘的《诗品》也说：“《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更推上去说，东汉人班固作的《汉书》里面的《枚乘传》，也没有说起枚乘作诗的话。我们知道枚乘是当代很有名气的文人，他如作了五言诗，决不会没有人知道。你看他作了一篇《七发》，引出后人多少的摸拟作品；倘使他创为五言新诗，定必轰动一时，人人争拟，何以竟“吟咏靡闻”？这都是解释不通的。
至于李陵与苏武的诗，虽萧统《文选》明载李陵《与苏武诗》三首、苏武诗四首，钟嵘《诗品》也说“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但也是不可信的。班固的《汉书·苏武传》和《艺文志》也都不曾说起苏李有五言诗。
梁刘勰则对于所传西汉的诗根本怀疑，他在《文心雕龙·明诗》篇说：
（上略）至成帝（西汉末年），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
一种新文体的起来，是经过长期的酝酿，逐渐演化而成立的，绝不是哪一两个文人所能独创出来的。西汉只有民歌，文人只会作淫丽铺张的古典赋，还不是他们作得出整齐完美的五言诗的时候。《古诗十九首》与《河梁赠答》等诗，绝不是西汉时期的作品，更不是西汉中年做文丐的枚乘、武夫的李陵、牧羊的苏武所能凭空创造的。其余，如卓文君的《白头吟》、班婕妤的《怨歌行》，都不是她们自己的作品，而且都是东汉或东汉以后的作品。
文人作诗，始于东汉。可稽考的如《古诗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刘勰谓是傅毅之作；此外，班固有《咏史》，张衡有《四愁诗》。这时，文人盖已受着民间诗歌风气的影响了，有眼光的文人都开始试作诗歌了。至东汉末年建安时期，五七言诗歌很迅速地发展起来，便成为文人创作中的主要部分。
建安时期的文学
汉代文学至汉末起了一个大变化。
就时代说，东汉至灵帝献帝时，太平时代已经过去，天下已经很纷乱了。汉末的文人再没有那样安闲的工夫，花费百多天来作《子虚》《上林》，花费十年来写《两京赋》了。他们只好在戎马仓皇中横槊赋诗；他们只好在客居异乡的时候，登楼作赋。他们再也歌咏不出太平时代的美景胜事，再也作不出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一般人的赋出来了。
汉末的文人，是乱世的文人，他们写的是乱世的社会生活，是作者自己抑压不住的情感的流露。他们的作风，不是悲壮高旷，便是凄凉悲哀，不像以前的辞赋只是一味的“靡靡之音”了。这是汉末文学的特色。
在文学史上，这个时期的文学被称为“建安文学”（196—220）。
汉末文学，以建安时期为中心；这个中心时期的文学，又以诗歌为主干部分。这，显然是民间的歌谣发展到文人的社会里来了。
在建安前的百多年，已经有文人在试作诗歌，这是在前面说过了的，如班固的五言《咏史诗》。那时因为文人作诗的风气未开，故班固只是采用民间的诗体，而不敢模拟民间的作风，他的《咏史诗》实嫌伦理忠孝的气味太浓，作得并不好。直到章帝和帝之际，傅毅、张衡等出，才大胆地模仿民间的作风来作诗，才作出五七言好诗来。
古诗十九首·冉冉孤生竹
傅毅（？）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
四愁诗
张衡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金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怏？
（《四愁诗》共有四节，这里选录二节）
张衡、傅毅们的赋都是读来令人烦厌的，而他俩这种模仿民间作风的诗却写得怪清新可爱，可见诗的时代是来了。
到了建安期，诗坛益繁盛。建安的文人虽一方面作赋，一方面作诗，但他们作出来的赋还比不上他们的诗。如曹植的《七哀诗》与《出妇赋》都是写少妇的哀怨的，而《出妇赋》实不如《七哀诗》写得好；这很显然证明诗体是比较赋体更为适宜于抒情写意的文学体裁。从建安时起，诗歌便成为正统文学的主干了。
建安期的文坛，曹氏父子实为领袖人物。他们都是天生多才的文学家，又复敬爱文士；以帝王的资格来提倡文学，使“天下才人，竞集魏都”，文学遂盛。
第一个要说的是曹操（155—220），字孟德，谯人。他在政治舞台上是一位不世出的英雄，在文学界亦是一个怪杰。他的作风凭着一团豪气，如天马行空，不可羁扼。试读他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风调悲壮，气魄沉雄。至他的《苦寒行》则更变为刚劲苍凉，不许第二人写得出来，其诗全文如下：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
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
曹操半生戎马，指挥疆场，浩然雄气，直冲云霄；故他的作品力道甚足，风格甚高。只可惜他所传的作品不多。
曹丕（187—226）字子桓，操长子。他在政治上也是一位大野心家，把汉朝的帝国夺了。可是他的作品却绝没有雄劲气；风调清绮闲雅，婉约风流，《谈艺录》称其“资近美媛”。例如他的《燕歌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曹丕的文章也作得很好，他的《典论·论文》是古代一篇有名的文学批评。
在曹氏父子中最负文誉的要算曹植了，他是屈原以后最大的诗人，是建安期文坛的大权威。
植（192—232）字子建，丕之弟。相传他十岁即善属文，与曹丕并负文名，有“七步成章”的佳话。他为人“性简易，不治威仪；任性而行，饮酒不节”，完全是一个浪漫文人。虽贵为封藩之王，而为曹丕所忌，远徙他乡，郁郁不得志，后以愁苦过甚，病死，年只四十一岁。世称陈思王。
曹植的最大成就是在诗歌方面，他的诗歌受乐府古辞的影响甚深；今举他几首名诗为例：
七哀诗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
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
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
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
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
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
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
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美女篇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
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
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
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
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
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
顾盼遗光采，长啸气若兰。
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
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
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
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
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
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
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
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
曹植以贵公子而处忧愁不堪之境，故所作多言哀情。他不仅怀想京都的时候，要兴“朔风”之叹；他就看见白鹤，看见蝉，看见鹦鹉，都要引起他的哀思，发为哀吟。在他的集子里面哀楚动人的诗至多。作者在这样桎梏的环境中，所想望的只是无拘无束的自由，试读他的《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
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
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
罗家见雀喜，少年见雀悲。
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
飞飞摩苍天，下来谢少年。
“飞飞摩苍天”只是曹植的幻想，这位薄命的诗人终于是困厄而死的。
钟嵘《诗品》列曹植诗为上品，并且称道他的诗说：“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十六个字的批评，我以为说得很好。曹植的诗，声调谐协，字句精工，故论者称他“文如绣虎”。可是，从此便渐脱民间诗的俚俗风味——也可以说渐脱民间诗的好处——变成文人化的诗了，已渐开两晋六朝诗的绮靡风气了。
曹氏父子而外，号称“建安七子”（或称“邺下七子”）的孔融、阮瑀、陈琳、王粲、徐幹、应玚、刘桢，都是汉末的著名文士。曹丕《典论·论文》有一段批评七子的文章很好：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遣，于辞无所假，咸以自聘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非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在七人中，孔融（153—208）早为曹操所杀。其余六子，都是曹家豢养的清客。说到他们的辞赋，大多数是些藻饰的文章，没有文艺价值的居多（曹植的赋亦不足赞美）。只有诗歌方面，还不少可举例者。如孔融哀儿死的《杂诗》，阮瑀（约165—212）写孤儿苦的《驾出北郭门行》，都是很能动人的作品。写得最哀楚动人的，要算陈琳（？—217）写边祸凄惨的《饮马长城窟行》：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这样绝妙的哀歌原是模拟乐府古辞而来的。
在七子中，王粲（177—217）要算最负文誉的一个。刘勰称他：“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文心雕龙·才略篇》）我们且举他一首有名的《七哀诗》为例：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这是写汉末大乱的情形，是一篇极好的悲剧诗。建安文人很喜欢用诗来写当代的社会问题，显然是受了乐府古辞的影响。在他们的赋里面是绝找不出这样有时代背景的作品。
说到这里，我们绝不可忘却还有一位多才的女作家蔡琰，她曾经写下一篇很长的《悲愤诗》，叙述汉末变乱时自己的遭遇，更是一篇凄怆动人的作品。
蔡琰是汉末有名的文学家蔡邕的女儿，有才学，初嫁卫氏，夫死无子，寡居娘家。于兴平年间，正值董卓乱时，她为胡骑掳去，居匈奴十二年，生二子。曹操怜蔡邕无嗣，派人用金璧将她赎回。后嫁董祀。这首诗是她回国后追述其经过的哀楚，全文共五百四十字：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
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
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
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得独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
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推败。
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励。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这篇诗是作者自写她的实感，是真血泪染成，故感人至深。建安时期的诗歌，这要算是第一篇巨制。
以上说的是汉末建安文学的大概情形。至建安末年，王粲、陈琳、徐幹、应玚、刘桢，都同时死了（217）；阮瑀则死得更早（212）；其他的文人如祢衡、杨修、路粹、吴质、丁仪、丁廙、邯郸淳、荀纬等，都先后殂落了；至魏文帝黄初（220—226）以后，曹丕和曹植也离开了人间。于是，灿烂的文坛，便如云雨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