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
世界各民族文学的诞生，有一条共同的公例，就是韵文的发达总是较早于散文，而诗歌又为韵文中之最先发达者。中国也是如此，最初的文学是诗歌。
请先言诗歌的起源。
人们为什么要作诗呢？人类本是生而富有情感的，若有所感于中，便不能不有所发抒于外。故班固《汉书·艺文志》阐明作诗的原因说：“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毛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朱熹《诗集传·序》也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这些话解释诗歌产生于情感的自然的表现，都是说得很合理的。由此探讨，诗歌的起源，当远在史前的原始人类有了语言的时候。原始人类在懂得言语以后，便知道发为合乎自然音响节奏的咨嗟咏叹，诗歌便尔产生了。故沈约也说：“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
话虽如此，中国诗歌之有信史可征的时代，却决不能说“自生民始”，至早只能从周代（公元前1134）讲起。在周代以前，也许有数千年或竟是数万年的诗歌史，也许中国在远古时代早已产生过伟大的史诗，如西洋古代的《依里亚特》与《奥特赛》 及印度古代的《马哈巴拉泰》与《拉马耶那》一样的杰作，但因为没有文字的记录，已经湮灭无传了。虽然《吕氏春秋·古乐篇》载有“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其书既不可靠，又未见著录歌辞，实飘渺难信。又有谓《礼记》上所载伊耆氏《蜡辞》出自神农氏（孔颖达说），以为诗之滥觞者，亦荒谬不足信。即令《蜡辞》真出于神农氏，而如其内容所谓“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亦不得认为诗歌。至于今所传唐尧时代的《击壤歌》（见《帝王世纪》）、虞舜时代的《南风歌》（见《孔子家语》）及《卿云歌》（见《尚书·大传》）等作品，其体制内容可以说是诗歌了，但不幸都是记录于后世的伪书，全不可靠。所以，严格说起来，我们现在可以夸耀于世界文学之林的最古的文学，只有一部《诗经》。
传说周代设置采诗的太史官，采诗近五百年，得古诗三千余首，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于是大部分的古诗都被删掉了（此说出自《史记》，曾有许多学者致疑，未审可信否）。现存的《诗经》共三百零五篇（相传尚有《南陔》《白华》等六篇笙歌，有目无辞），划分为“颂”“雅”“风”三部。“颂”是纯粹的庙堂文学，用以铺张盛德，载歌载舞，以祭祀神明者。以《周颂》为最古，是周代初年的作品。《商颂》是宋诗（向误以《商颂》为商代的诗，认为《诗经》中的最古者，近人王国维氏曾著论辟之甚详）。《鲁颂》是鲁诗，产生较迟。“雅”可以说是朝廷的乐章文学，其言多“纯厚典则”，为燕享朝会时之用，大半是贵族士大夫作的，故被称为“正”音。《大雅》的时代较早，《小雅》则稍晚，大约都是西周时的作品。“风”乃是各国民间的风谣，大多作于西周末期与东周初期，其详细时代则已不容易订定。但就大体说来，可以说全部《诗经》是孔子诞生（公元前551）以前一千年间的作品，完全是周代的产物。就中特别以“国风”一部分为最精彩有价值，分量亦最多，共包括下列十五国的歌谣：
周南·召南——雍州（今陕西凤翔一带）
邺·鄘·卫——冀州（今河北地）
桧·郑——豫州（今河南新郑一带）
魏——冀州（今山西南部）
唐——冀州（今山西太原一带）
齐——青州（今山东青州一带）
秦——雍州（今甘肃南端）
陈——豫州（今河南陈州一带）
曹——兖州（今山东曹州一带）
豳——雍州（今陕西北部）
王——豫州（今河南洛阳一带）
这个表是根据郑玄的《诗谱》列的。据此看来，国风的地域分布，乃偏于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但据韩诗说：“二南者，南郡（今湖北荆州）与南阳（今河南）也。”《诗·大序》也说：“南者，言化自北而南也。”而《周南》《召南》里面亦有“汉之广矣”，“江之永矣”，“遵彼汝坟”一类的句子。所谓汉水、江水、汝水的流域，是在湖北的中部和北部。由此可见，《周南》《召南》里面至少有一部分的楚风。
孔子是否删诗，我们虽不能断定，但他曾经致力于《诗经》的研究与鼓吹，却是无可否认的。在他的《论语》上曾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因为孔子这样的鼓吹发皇，从此《诗经》便变成一部神秘的经典，从此便成为一部与“修身齐家”甚至于与“治国平天下”都有莫大关系的圣书。后世的《诗经》研究家都把《诗经》当作一部“儒教真诠”去研究。如《诗序》上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简直是一部万应万能的圣书了。孔子本是一位思想上的大野心家，他要把一切文化学术都统率在他的儒教思想之下，因此把《诗经》的涵义夸张得如此严肃神圣，引得汉代人列《诗》为“经”。由是，历代的学者对于《诗经》的注释，都只有一些异常可笑的附会和曲解。分明是些写相思和恋爱的诗，他们偏要说是美“后妃之德”；分明是抒写男女间欢乐的热情，他们偏要拿礼法道德来解释。因此，《诗经》的真意义和真价值便完全被埋没掉了。朱熹曾经说过：“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他又说：“诗本是恁地说话，一章言了，次章又从而咏叹之，虽别无义理而意味深长，不可于名物上寻义理。后人往往见其言如此平淡，只管添上义理，却窒塞了他。”朱熹的《诗经》注解虽也有很多武断谬妄的地方，但他攻击伪《诗序》的见解是很对的，他这两段话都说得很好。我们知道，《诗经》只是一部歌谣，其中除了小部分出自文人雅士手笔外，大部分都是民间无名氏唱的俚俗歌儿。这些歌儿并没有包含着什么深奥的哲理，也没有多少伦理道德的意味，它的价值并不在“思无邪”，也不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我们只有站在文学的立场来讴歌《诗经》的伟大。
《诗经》里面，以抒情诗为最多，叙事诗次之，至于纯粹描写景物山水的诗则甚缺乏。其中最有价值的当然要推抒情诗一部分。他们这些情诗的作者，能够大胆地真实地写出自己热烈的恋情，他们能肆无忌惮地写出男女间的相悦相慕，甚至于把两性间的幽欢欲感，也全无遮饰地抒写出来，给我们遗下这许多不朽的好诗，真是文学史上最光荣的初幕。往下，且让我们来欣赏《诗经》的艺术吧：
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静女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狡童
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溱洧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诗经》里面的作品，实有大部分都是这样神妙隽美的小诗。这大约是因为经过了严格的删选修饰的缘故，所以全部的作品才如此整齐美观。只有点可惜，当时歌谣的真面目没有完全保存下来了。《诗经》的作者甚多，故其作品的风格意趣，各有特色，极不一致；其佳美处亦自不能以一句概括的评语去贯通包含之，使全部的诗的作风成为一致性。换言之，就是说《诗经》在艺术上的趣味，是很复杂的。可是，向来讲《诗经》的，都只简单地认定“温柔敦厚”为诗教，认为《诗经》最大的特色。这实在是一个最可笑的错误。我们只承认《诗经》里面有一部分温柔敦厚的诗，但决不是全部。即如《诗经》里面那许多抒写情欲的所谓“淫风”，都压根儿不能说是“敦厚”。至如《硕鼠》诗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及《苕之华》的“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等诗，都是悲愤激烈之辞，全不合温柔敦厚之旨了。然而这些诗均不以不合于“温柔敦厚”之旨而失其价值。所以，“温柔敦厚”四个字决不能成为诗教，决不能解释《诗经》全部的艺术价值。此外，向来又多用“赋”“比”“兴”之说来诠释《诗经》的作法。大体说来，“赋”是“直陈其事”；“比”是“比托于物，以彼状此”；“兴”是“托物兴词”。这样的说法，虽则大概能讲明《诗经》作法上的体例类别，却也不能用来解释《诗经》的艺术价值，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以前有专门赞美《诗经》中的兴诗或比诗者，都无道理。）其实，古人研究《诗经》的，不免都有所蔽。他们总喜欢根据那些“六义”“四始”及《诗序》等去说诗，故都说得一塌糊涂。我们现在为建设《诗经》的新艺术观，必须破除那些“六义”“四始”、《诗序》及各种传统下来的胡说谬见，还给《诗经》本来的歌谣面目，而运用自己的灵感从《诗经》的本身上去赏鉴诗的神韵，才能够悟解《诗经》的最高的文艺价值。
《诗经》所贡献于后世文学者甚大，在文学史上具有绝对的权威，实已成为一部文学的大经典。如其我们用现代的文艺眼光来估量《诗经》，虽则不敢如古人那样极力捧《诗经》为空前绝后的无上杰作，但我们仍旧不会否认《诗经》在文学史上高贵的地位。大体说来，《诗经》实有下列艺术上的特点：第一，描写的技术异常朴素，处处都能活现出作者朴实无华的真挚心情；第二，诗句多反复回旋，而不嫌重复，含味隽永，余韵无穷；第三，结构无一定规律，用句长短自由，自一言至九言皆用，不尽是四言；第四，描写多用象征的具体的字句，不说抽象的话语；第五，诗的音韵多叶于自然的和谐的音节，故亦具有音乐的美。这些都是《诗经》明显的特色。最后，我们应该知道，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古代，最初一部筚路蓝缕的文学创作，已经有《诗经》这样美满的成绩，真令我们弥觉珍贵了。
《楚辞》就是楚声，是中国南方文学的初页。
继续着《诗经》之后，不久就产生《楚辞》，实在是文学史上的奇迹。这是很显明的一种进步：《诗经》只是简短的歌谣，到了《楚辞》便衍为每篇起码数百字，长至数千字一篇的韵文，姑无论其实质的价值如何，而有如此磅礴宏肆的大手笔，已经够使我们赞美了。
《楚辞》的起源，向来都误认为出于《诗经》。如刘勰即称其有“四同于风雅”，王逸则竟拿《楚辞》来附会“五经”，更为可笑。其实《楚辞》与《诗经》不仅无渊源关系，而且有许多绝对歧异之点，如：
一、《诗经》多用短句叠字，《楚辞》则多用长句与骈语；
二、《诗经》多重调，反复咏叹，《楚辞》则多直陈，绝无重调；
三、《诗经》的表现近于写实，《楚辞》的思想则较为浪漫；
四、《诗经》多写人事，《楚辞》则多写神话。
无论从形式或内容去考察，《诗经》与《楚辞》均无彼此影响的线索可寻。因为《诗经》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代表北方民族性的文学，《楚辞》是以长江中部为中心，代表南方民族性的文学；《诗经》是征伐时代（弱政府时代）的产物，《楚辞》则是混战时代（无政府时代）的产物；《诗经》多出自平民，《楚辞》则多贵族诗人之作。二者产生的时代、地域与作者，均迥不相同，故结果，《楚辞》与《诗经》的作风亦全异。
南方的文学本来发达很早。考《吕氏春秋·音初篇》说：“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命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漪’，实始作为南音。”可见南音发生甚早。《诗经》里面虽无楚风之名，实有楚地之歌。《论语》中载有接舆《凤兮》之咏，《孟子》中亦有孺子《沧浪》之歌。至《九歌》等篇相继产生以后，伟大的《楚辞》便逐渐诞生于人间了。梁启超说：“当时文化正涨到最高潮，哲学勃兴，文学也该为平行线的发展。内中如《庄子》《孟子》及《战国策》中所载各人言论，都很含有文章趣味，所以优美的文学出现，在时势为可能的。”（《屈原研究》）这个话也可以解释《楚辞》的发展是与当代的学术文化相连带，决不是偶然突起的。
富于浪漫的神秘思想，是《楚辞》最大的特色。其原因是由于南方得天然的恩惠本较丰厚，多高山、大泽、深林、沃野。人民的生活较易为力。故多流于冥思幻想，求解宇宙之谜。其俗信巫鬼、重淫祀、崇仰神明的环境如此，故其信仰的表现，自然而然地流于虚无的、浪漫的、神秘的倾向。
屈原是《楚辞》的创造者，是文学史上最初的一个大诗人。
《史记·屈原传》称屈原名平（他在《离骚》中自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这大约也如现代小说中的化名，并非真称），为楚武王子瑕之后，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3）。关于他的家庭，我们至多只知道他有一个姊（？），此外即他的故乡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因是皇室贵族，故早年便做了官。又因他“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具有政治上的长才，故在楚怀王朝做到左徒的高位。是时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声势甚为显赫。后因为王造“宪令”，被谗见疏，流于汉北。最后，他还使过齐国，做过三闾大夫。终为郑袖、子兰、靳尚等的谗言所陷害，横遭放逐，漂泊沅湘，饮恨而自沉于汨罗。这位绝代的诗人便尔与世长辞了。（关于屈原的死年，众说不一。大概是在顷襄王初年，那时屈原已经有五十岁左右了。）
屈原的作品，据班固《汉书·艺文志》称有二十五篇。王逸《楚辞章句》及朱熹《楚辞集注》所载，亦多为屈原之作，今列其目录如下：
《楚辞》的后半部已经是汉人的作品，用不着我们在这里讨论。现在我们要加以考虑的乃是前半部重要部分的《楚辞》。据历代学者的严密考证，真正可信为出于屈原手笔者，实只有下列诸篇：
（1）《离骚》
（2）《橘颂》（此篇至以下九篇皆属《九章》）
（3）《抽思》
（4）《悲回风》
（5）《惜诵》
（6）《思美人》
（7）《哀郢》
（8）《涉江》
（9）《怀沙》
（10）《惜往日》
（11）《天问》
其余，如《九歌》的产生实在屈原之前，朱熹已明指其为楚人的祀神舞歌，此盖《楚辞》的先驱，无此则无法解释屈原文学的来源。《远游》一篇，则经近人胡适、陆侃如等详加研究，已从多方面证明其为后人拟作。《卜居》与《渔父》二篇，开头即说“屈原既放”，似系旁人所记载或许如王逸所言，乃楚人思念屈原而作，也未可知。至于《招魂》一篇，虽后世学者有认为屈原的作品，但王逸、朱熹皆题为宋玉作，未可即遽归之于屈原也。
这位文学的老祖宗辛苦地写下二十五篇名著，至今仅有十一篇（若《九章》算一篇，则共只三篇）可征信的作品遗传下来，不能不说是文学上的一大损失。可是，我们仅就《离骚》及《九章》等篇，便可纵观屈原思想的全部及其艺术上的最高成绩了。
梁启超说：“屈原脑中含有两种矛盾原素：一种是极高尚的理想，一种是极热烈的感情。”（《屈原研究》）这是不错的。屈原本是一个矫然独立、悲时愤俗的诗人，但他天生多情，始终热烈地爱护他的国家社会，始终抱着牺牲自己去改造国家社会的宏图。“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但是像他那样“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般孤芳自赏，洁身自爱的圣者，自然不能与世相合，自然要忤时而不得志了。加以楚王也不信任他，“兹历情以陈辞兮，荪佯聋而不闻”；“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屈原失望之余，也渐渐觉悟了：“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如其屈原果能掉头不顾，能抛弃他的祖国故乡，飘然去独善其身，便也罢了。可是当他回过头来的时候，“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一股爱国爱乡的热情又油然而生了。这样感情丰富却又绝对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那么最后之解决，只有“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的唯一方法了。
屈原的思想始终是陷于理想与热情的矛盾当中而不能自拔，他的作品的大部分，是表现这种富有艺术上的缺陷美的矛盾生活。我们现在且举他最负盛名的《离骚》中间最精彩的一段以为例：
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驷玉虬以椉鹥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时暧暖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绁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繣其难迁。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
《离骚》是屈原一首最长的诗，共三百七十余句。屈原的艺术大手腕，在这首缠绵悱恻的长诗里面，已尽量地表现出来。他这首诗用的是独创的自叙传的体裁。自他的远祖、皇考，叙到他自己，叙到他自己忠贞的人格，叙到党人的偷乐贪婪和怀王的昏庸。次则讲他政治失意后，乃南征就重华而陈辞，把禹、启、羿、浞、浇、桀、汤、纣等人的事迹和自己的悲愤，都陈诉出来了。他于是从苍梧，历游县圃、咸池、扶桑、白水、阆风、春宫、穷石、洧盘、昆仑、天津、西极、流沙、赤水、不周、西海等处；他把羲和、望舒、飞廉、鸾凤、雷师、凤鸟、飘风、云霓等，都给以生命化、人格化，任意去指挥。作者描写的范畴是无边无际的。宇宙的一切都是他抒写的活资料，他毫无拘束地在想象界驰骋着自己的情思，自由放肆地表现“自我”，一点也不修饰隐讳。我们看他在《离骚》里面所表现的个性是多么活泼：忽喜，忽怒，忽悲，忽笑，忽而要远游，忽而要见上帝，忽而要恋爱，忽而要问卜，忽而望故乡，忽而要自杀。这完全是赤子的真情之流，故描写异常真切动人。诚如梁启超所言：“几千言一篇的韵文，在体格上已经是空前创作。那波澜壮阔，完全表出他的气魄之伟大；有许多话讲了又讲，正见得缠绵悲恻，一往情深。”在艺术的造诣上说，《离骚》实已臻入化之境了。有了这样成熟的作品为模范，难怪《楚辞》的影响要压倒《诗经》了，难怪后之辞赋家都辗转束缚在《楚辞》之下，模来拟去而不能翻身了。
《离骚》之外，《悲回风》《哀郢》《涉江》诸篇均佳。《橘颂》艺术较差，大约是屈原初期的作品。
步着屈原的后尘而为《楚辞》的作者的，在楚国尚有宋玉、景差、唐勒诸人。宋玉最有名。《九辩》《招魂》（以上二篇见《楚辞》）、《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以上四篇见《文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以上六篇见《古文苑》），共十二篇。最可靠之作品惟《九辩》与《招魂》，其余多有出于后人依托的嫌疑。但如论其艺术上的价值，则《神女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诸篇，都是极美艳的作品。景差的创作，则至多只有一篇《大招》。唐勒则虽有《汉书·艺文志》著录其赋四篇，可惜都失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