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的意义是什么呢？唐诗的特质何在呢？
我们既把传统的、谬误的、神秘的各种唐诗观念排除以后，必须重新提出一个唐诗的意义及其特质的解释。我们要了解唐诗的意义，必须从唐诗的特质上显示出来。据我看来，唐诗最少有四种明显的特质：
（一）唐诗是创造的
不是自我们现在才提出唐诗是创造的话，前人已有言之。王渔洋撰《唐人万首绝句选·序》云：
逮于有唐，李、杜、韩、柳、元、白、张、王、李贺、孟郊之伦，皆有冠古之才，不沿齐梁，不袭汉魏，因事立题，号称乐府之变。然考之开元天宝以来，宫掖所传，梨园弟子所歌，旗亭所唱，边将所进，率当时名士所为绝句耳。故王之涣“黄河远上”，王昌龄“昭阳日影”之句，至今艳称之；而右丞“渭城朝雨”，流传尤众，好事者至谱为《阳关三叠》。他如刘禹锡、张祜诸篇，尤难指数。由是言之，唐三百年以绝句擅场，即唐三百年之乐府也。
王闿运云：
三唐风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见，故不复模古。（《王志·论唐诗诸家源流》）
这两段见解是很精辟的：由“不复模古”“不袭汉魏”“不沿齐梁”，可知唐诗是创造的诗；由“宫掖所传，梨园弟子所歌，旗亭所唱，边将所进，率当时名士所为绝句”，可知唐诗是乐府诗。“创造的”与“乐府的”，这是王渔洋、王闿运两氏告诉我们唐诗有这两层重大的意义。往下，我们根据“乐府的”这层意义，又可以说明唐诗的第二种特质。
（二）唐诗是音乐的
王世贞云：“《三百篇》亡，而后有诗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由此可知唐诗与音乐的渊源甚深。但是怎样说，唐诗是音乐的？音乐的唐诗又有什么意义？说到这里，不能不先说明历史上的中国人对于文学的态度。中国人对于文学往往抱着两种相矛盾的态度，一是文以载道的观念，一是文以消遣的观念。平常的文人，自然拼命去作载道的文，同时又忘不了消遣的文学。因为载道之文不但不足宣泄情感，且是斫丧情感的，所以他们往往从正宗文学中跑出来，走入民间文学的创作界去。民间文学，是以娱乐为主的，在娱乐的关系上，文学和音乐便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了。只有这种音乐性的文学，才是代表一个时代的情绪的文学，恰好与代表理性的正宗文学相反。故不但那些浪漫派的文人，特别拿富有音乐性的文体来发泄天才，以求笙歌作乐的快感；便是那道学派的文人，亦常常要用富有音乐性的文体，抒发他在载道之文中所不能抒发的情绪与想象。所以每一个时代文学的真价值，总是从音乐性的文体里面充分表现出来。换句话说：音乐性的文学，才是代表中国纯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明白了音乐文学的价值，那么，请进而解剖唐诗之音乐性。王灼《碧鸡漫志》说：
唐时古意亦未全丧，《竹枝》《浪淘沙》《抛球乐》《杨柳枝》乃诗中绝句，而定为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调词》三章皆绝句。元白诸诗，亦为知音者协律可歌。白乐天守杭，元微之赠云：“休遣玲珑唱我诗，我诗多是别君辞。”自注云：“乐人高玲珑能歌，歌予数十诗。”乐天亦《醉戏诸妓》云：“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诗。”又《闻歌妓唱前郡守严郎中诗》云：“已留旧政布中和，又付新诗与艳歌。”元微之《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戏赠》云：“轻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禅。”沈亚之送人序云：“故友李贺善撰南北朝乐府古词，其所赋尤多怨郁凄艳之句，诚以盖古排今，使为词者莫得偶矣。惜乎其终亦不备声弦唱！”然《唐史》称李贺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管。又称李益诗名与贺相埒，每一篇成，乐工争以赂求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又称元微之诗往往播乐府。旧史亦称武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往往被于管弦。
《碧鸡漫志》又云：
旧说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诣旗亭饮，梨园伶官亦召妓聚燕。三人私约曰：“我辈擅诗名，未定甲乙，试观诸伶讴诗分优劣。”一伶唱昌龄二绝句云：“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一伶唱适绝句云：“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之涣曰：“佳妓所唱如非我诗，终身不敢与子争衡，不然子等列拜床下。”须臾妓唱：“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涣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以此知李唐伶妓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
从这几段记载，便显见唐人诗歌与音乐的密切关系，不但妓女以得诵名士佳章为荣，名士亦以诗篇得被诸妓歌唱为乐。因为要使诗篇便于歌唱，往往力求浅近通俗，妓女都能诵解，因此，又发生唐诗的第三特点。
（三）唐诗是通俗的
唐人作诗虽不能完全抛弃用典，甚至有些作者如李义山之流，其诗极不易解，但大多数作品，都可说是很通俗的。白居易作诗，必使老妪都能诵解。元稹《长庆集序》云：“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衔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可见诗人的诗已经成为普遍民众的欣赏对象了。唐诗之所以能够通俗，便是由于唐诗之富有音乐性质的缘故。
（四）唐诗是时代的
怎样说唐诗是时代的诗呢？任何文体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失却时代的意义，同时消失文体的价值。中国文学的变迁，可以文体作代表，分成几个时期：自周到唐，都是诗的时代；宋是词的时代；元是曲的时代；明清是小说的时代。在诗的时代里面，周是四言诗时代，两汉是乐府诗时代，魏晋六朝是古诗时代，唐是新体诗时代。更狭义一点说：唐诗只是绝句诗的时代。（诚如王渔洋所云：唐三百年以绝句擅场。）本来照宇宙间进化的原则，往往是理论愈研究愈透彻，事物愈运用愈巧妙；但是文体却不然。在某种文体新创的时候任人创造，开发，翻新花样，但是用久用旧了，往往愈用愈拙愈坏，不但翻不出新花样，旧花样亦使人生厌了。时间越久，文体越腐。这时便有革命的新文体产生出来，装饰新时代。时代的文学，便是指那时代所用的新文体创造的文学。我们说唐代是诗的时代，便是说唐诗是新体诗流行时代的创造文学。宋诗虽亦是诗，但不是诗的时代的诗。诗的创造时代早已过去了。
以上举唐诗的四种特质，但绝不是说凡是唐诗都备具这四种特质。就诗体言：绝句诗可以说是通俗的，律诗往往是古典的；新体诗都是能合音乐节拍的，创造的；古诗大多是模拟，完全没有音乐性。但就大体上说，唐诗是备具这四种特质，今列一表（见下表）表明各体的特质。
既明唐诗的特质，进一步再拿唐诗与各时代的诗作比较的研究。先应说明的，便是唐诗与汉魏六朝古诗和宋诗的区别。唐诗与汉魏六朝古诗和宋诗，有深切的关系，又有重大区别，这是应知的。
（一）唐诗与古诗。历来对于唐诗与古诗的关系的认识，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主模拟，谓唐人诗都是从模拟古诗得来的。初唐完全承袭六朝，无论矣。即盛唐之李杜，都是受曹植、谢朓、庾信、鲍照、阴铿辈的影响很深的。（王士祯谓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杜甫谓“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渔隐丛话》谓“子美早年学建安”，黄山谷谓：“子美句法，出于庾信。”）至于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柳宗元则尽受陶潜的影响。（说见沈德潜《说诗晬语》）盛唐诗人如是。中唐则韩、白尚学杜甫，其作品与古诗的渊源亦深。晚唐卑靡，则无足论。一说主创造，如前面王闿运说：“三唐风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见，故不复模古。”如王渔洋说：“逮于有唐，……不沿齐梁，不袭汉魏，因事立题，号称乐府之变。”如叶燮说：“唐诗一大变。”以上二说，表面似相矛盾。但细心分析，则实无冲突。主模拟说的人实指有唐三百年之古体诗与汉魏古诗脉络相承；主创造说的人，系谓唐之新体诗完全出于创造，并非沿袭。可以说唐人的古诗是受汉魏六朝古诗的影响，关系很深切；但唐人的新诗部分，却与汉魏六朝古诗绝缘，而自成其伟大！
（二）唐诗与宋诗。唐宋之分，人异其说辞。王渔洋谓：“唐诗主情，宋诗主性。”吴高云：“唐诗为比兴，宋诗为赋；比兴优于赋。”（《围炉诗话》）沈归愚云：“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但叶燮便最反对这种伸唐绌宋的见解，他说：“从来论诗者大约伸唐而绌宋。有谓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于《三百篇》为近；宋人以文为师，主议论，于《三百篇》为远，何言之谬也。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议论尤多，长篇如《赴奉先县》《咏怀》《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无议论？而独以议论归宋人，何欤？彼先不知何者是议论，何者为非议论，而妄以时代分邪？且《三百篇》中，二雅为议论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后人之诗也？如言宋人以文为诗，则李白乐府长短句，何尝非文？杜甫《前后出塞》及《潼关吏》等篇，其中岂无似文之句？为此言者，不但未见宋诗，并未见唐诗。村学究道听耳食，窃一言以诧新奇，此等之论是也。”（《原诗》）我们正不必用抽象的肯定字眼来判断唐宋的尊卑。就其关系言，宋诗实受唐诗的影响最深，如宋初杨亿辈的西昆体，乃以李商隐为开山祖，欧阳修、梅圣俞的复古，乃以盛唐为旗帜；虽有北宋之苏轼，南宋之陆游辈，其诗能自立风味，却不能造立宋诗的新境界，所以宋诗终不能脱唐诗的窠臼而成伟大的发展。
至于元诗、明诗、清诗，早已失却时代文学的意义，只能在汉魏六朝诗、唐诗、宋诗底下讨生活，更值不得比较来论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