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之学，俱源于史，上已详述之矣。然则春秋战国以前，学在官而不在民。自史官失守，而百家之学，即联镳而齐起，并辔而交驰乎？非也。其起也有先后焉，有程序焉，有递嬗相生之道焉。盖言其末流，虽并辔联镳，各不相谋。而溯其初起之源，则实统于一。一者何？即道家是也。道家者，上所以接史官之传，下所以开百家之学者也。道家之学，较诸家为最早。然所谓早者，非专指老子之时言之也。诸家之学，皆起于春秋战国之时，道家之学，则在春秋战国以前，而源于有史之初。夫史官之初设，所以制文字、掌文书。（按《周礼·天官·序官》：史十有二人。《注》：史，掌书者。又《疏》：史，主造文书也。）盖立史官以制文字，文字既成，复专为史官所司。然文字之兴，肇于黄帝之世（按制文字者为仓颉，仓颉为黄帝史臣），而黄帝固为道家之始祖。是时百学未兴，道家即岿然以立。然则谓有史官即有道家可也，谓有文字即有道家亦无不可也。自是厥后，为人君者皆以道家之术治天下。如尧之让天下，舜之无为而治，禹之节俭，汤之身为牺牲，武王之大赉，皆深得道家之精意。即在下者，如巢、许、务光之徒，敝屣天下，自乐其乐，亦默传道家之遗风。其他著书立说以行于世者，如殷之伊尹，周之鬻子、太公，齐之管仲，皆盛行于一时。可见其学之盛，而其来已久。盖自黄帝以后，老子以前，上下二千年，惟道家之学扶舆磅礴，而无他家立足于其间。然则是时舍道家外，殆无学之可言矣。上古三代之世，学在官而不在民。草野之士，莫由登大雅之堂。惟老子世为史官，得以掌数千年学库之管钥，而司其启闭。故老子一出，遂尽泄天地之秘藏，集古今之大成。学者宗之，天下风靡。道家之学，遂普及于民间。即儒家书所载如长沮、桀溺、接舆、荷蒉、石门之伦，亦皆道家之徒。则其流行之盛，亦可想见。然是时诸家之学，尚未兴也。道家之徒既众，遂分途而趋，各得其师之一耑，演而为诸家之学，而九流之名以兴焉。道家之学，无所不赅，彻上彻下，亦实亦虚，学之者不得其全，遂分为数派：其得道家之玄虚一派者，为名家、为阴阳家，及后世之清谈家、神仙符箓家。得道家之践实一派者，为儒家。得道家之刻忍一派者，为法家。得道家之阴谋一派者，为兵家、为纵横家。得道家之慈俭一派者，为墨家。得道家之齐万物、平贵贱一派者，为农家。得道家之寓言一派者，为小说家。传道家之学而不纯，更杂以诸家之说者为杂家。是春秋战国之世，百家争鸣，虽各张一帜，势若水火，而其授受之渊源实一，一出于道家。诸子之书具在，间有散佚不存者，古籍亦载其遗说，其学之所自来，可按而寻也。道家之言，半涉玄虚。老、庄、列、文之书，皆寄想于无何有之乡，游神于窎窅寥廓之地，眇然而莫得其朕。名家、阴阳家宗之。名家坚白异同之辩，以及鸡三足、卵有毛之说，多涉虚想。阴阳家谈天雕龙之术，亦虚言其理，不征其数（本章学诚说）。故惠施为名家之巨子，尝问道于庄周。尹文子亦名家之学，刘向论其学本于黄老。此名家出于道家之证也。黄帝为道家之祖，阴阳家亦有《黄帝泰素》二十篇（刘向《别录》：或言韩公诸孙之所作，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也，故曰《泰素》）。南公本道家者流，阴阳家又有《南公》三十一篇（考《史记·项羽本纪》，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正义》引《虞喜志林》[1]云：南公者，道士，识兴废之数。按道士者，言其为道家之士，犹儒家之称儒士也）。而道家小天地，邹衍因推言九州为小。此阴阳家出于道家之证也。盖名家、阴阳家之学，皆本道家玄虚之说而推求其故，或辨论其是非，或推诘其终始。然由前一派，又变为晋之清谈。由后一派，而后世之神仙符箓家又依附其阴阳五行之说，盖愈变而愈远矣。道家之言，虽涉于虚，而其学实征于实，小之足以保身，大之足以治国，故三代以前之文化及西汉之治术，皆食道家之赐。此其已试之效，载于史乘，尤彰明而较著者。儒家以践实为务，以身体力行为归，其义即本于道家。六经为道家所旧有，孔子曾问礼于老聃，奉之为严师（见《史记》），儒学脱胎于道家，无可讳言，故孔子窃比于老彭而有犹龙之叹（按老子、老聃、老彭即一人，详见下第十二章）。太公为道家之巨子，而《六韬》亦列于儒家。管子明道家之用，其书有《内业》，儒家亦有《内业》十五篇（按《汉志》儒家《内业》十五篇，不知作书者。王应麟考证曰《管子》有《内业》篇，此书恐亦其类）。至若孟子痛辟杨、墨，不遗余力，而无一语及老子，此盖渊源所自，不敢轻议其师也。此儒家出于道家之证也。道家之学虽征于实，然亦非守实而不知变。唯无为而无不为，必相时而后动，无躁进以希功。盖道家之学，最善于忍者也。如老子所谓“名与身孰亲”，所谓“功成而弗居”，所谓“功成名遂身退”，所谓“夫唯不争，故无尤”，所谓“无遗身殃，是谓袭常”，所谓“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大抵其学不好名，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非极善忍者，断不能为此。盖道家既以善忍为能事，而老子生当乱世，尤不敢放论以贾祸，故以忍辱为高，此亦明哲保身之良法。然大凡能忍天下之所不能忍者，其心必极残忍者也。故申、韩宗之，一变而为刻薄寡恩之行，而法家于以立！（按忍有二义，一曰坚忍，一曰残忍。大抵能坚忍者性多残忍，性残忍者亦善于坚忍，所谓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测也。清儒魏祥说黄、老之后为申、韩，曾本此理论之。其言曰：“忍者必阴性，阴者必毒。女子之为质，婉娈而多美，柔泽而善从，匿影闺房之中，势气不出阈，然一言而破国，一笑可以倾城。虺蛇潜于空洞，人或经年不见，出而螫人，则人必死。”其譬虽略失于苛，然亦确有至理。）故申不害、韩非之学，皆本于黄、老（《史记》谓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子喜刑名法术而其归本于黄老）。太史公以老、庄、申、韩合传，言“申韩惨核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韩非著书，亦有《解老》、《喻老》之篇。《管子》一书，《汉志》列于道家，《隋志》以后，则入于法家。而慎子亦法家之徒（按《汉志》法家有《慎子》四十二篇），荀子谓其蔽于法而不知贤（按不知贤即老子之不尚贤），杨倞注亦谓“其术本黄、老，归刑名，多明不尚贤不使能之道”。《太平御览》引《慎子》云：“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设服，足能行而相者导进，口能言而行人称辞。”又云：“不瞽不聋，不能为公。”此皆黄、老清静无为之旨。又道家有《郑长者》一篇，班氏曰：“先韩子，韩子称之。”今考韩非书亦每引郑长者之言。是可知法家诸人，无一不本于黄、老者。此法家出于道家之证也。道家善忍，忍则必阴（本魏详说），故黄帝有《阴符经》。太公之谋亦曰《阴符》。后世之纵横家、兵家，皆由是出焉。《阴符经》为言兵之书，后世兵家咸本其谋。盖用兵之道，虽贵于正，而行兵之术，不妨出于奇。此兵家之学，所以权谋为先（按《汉志》兵家四类，首列权谋）。然道家沉机观变，最精于谋，若施之于战阵之间，天下遂莫与敌。如太公之言曰：“鸷鸟将击，其势必伏。至人将动，必有愚色。”此即兵家示敌以弱之术也。老子之言曰：“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此即兵家饵敌之策也。又曰：“知其雄，守其雌。”此即兵家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之道也。又如老子曰：“天下皆谓吾大似不肖。”庄子曰：“呼我为牛，则应之曰牛。呼我为马，则应之曰马。”亦即范蠡“吾虽然人面，吾犹禽兽”之意也（按蠡亦兵家，《汉志》有《范蠡》二篇）。大抵道家之术，最坚忍而阴鸷，兵家即师其术以用兵，故五兵战法，始于道家之黄帝。太公为道家之巨子，而《汉志》道家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皆言兵之书。（李靖曰：“谋所谓阴谋，不可以言穷；言不可以兵穷；兵不可以财穷。此三门也。”）《史记·齐世家》亦云：“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兵家有《范蠡》，今其书虽亡，而《国语·越语下篇》多载其语。吕祖谦谓其多与《管子·势》篇相出入，则其学亦必出于道家之管子。他若《汉志》兵家所录《黄帝》十六篇、《太一兵法》一篇、《地典》六篇，皆黄帝之书（按《隋志》有《黄帝太一兵历》，即《太一兵法》无疑。《帝王世纪》云黄帝以风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圣配下台，谓之三公。其余知天、规纪、地典。则《地典》亦出于黄帝也）。班氏论兵阴阳、推刑德亦黄帝之术（按《尉缭子·天官》篇，梁惠王问曰：“黄帝刑德可以百胜，有之乎？”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人事而已矣。”则推刑德亦黄帝之术明甚）。又《封胡》五篇，《风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鬼谷区》三篇，《蚩尤》二篇，皆黄帝之臣，道家之流（按《管子·五行》篇：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则蚩尤亦黄帝臣也。盖古代蚩尤有数人：有为天子之蚩尤，如应劭谓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是也。有庶人之蚩尤，如臣瓒谓蚩尤庶人之贪者是也。有与黄帝战之蚩尤，如《史记》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是也。有黄帝臣之蚩尤，如《管子》云云是也。考《史记·高帝纪》谓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又《隋志》有《黄帝蚩尤兵法》一卷。则《汉志》所言蚩尤，必黄帝之臣无疑）。至若道家所录，往往互见于兵家。刘《略》兵家更有伊尹、太公、管子、鹖冠子诸人。是道家者流，殆无不知兵者。此兵家出于道家之证也。若纵横家者，亦坚忍而阴鸷者也。纵横家以苏、张为最著。苏秦受妻、嫂之辱，张仪受馆人之殴，而忍辱负耻，志不少衰。盖其学亦出于《阴符经》。考苏、张皆师鬼谷子。鬼谷子善阴谋，其书有《阴符七术》及《揣》、《摩》诸篇。《战国策》亦言：“苏秦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是则纵横家之学，出于《阴符经》无疑。《史记》又言：“鬼谷子长于养性治身。苏秦、张仪师之，受纵横之事。其后秦、仪复往见，先生乃正席而坐，严颜而言，告二子以全身之道。”是即老子明哲保身之旨也。苏、张既传鬼谷之学，出而纵横捭阖，鼓其如簧之舌，而发为违心之论，取功名富贵如拾芥，是亦老子翕张与夺之术也。纵横家又有《蒯子》五篇。考《汉书·蒯通传》谓：“论战国时说士权变。”按所谓权变者，即权谋之谓。是可知纵横家之学，以权谋为宗，与兵家同。此纵横家出于道家之证也。道家虽善忍，而仍以慈俭为宗。老子之言曰：“天下之宝三：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为天下先。”《道德》五千言，可以此三者棔之。其曰“不为天下先”，杨朱之学所从出也。其曰“慈”、曰“俭”，墨翟之学所从出也。墨子得道家之慈，故有《兼爱》之篇；得道家之俭，故有《节用》、《节葬》之篇。惟其慈，故不嗜杀人。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又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此即墨子《非攻》之旨也。（按惟慈故能勇，墨子为宋守，其服役者百八十人，可使赴汤踏刃，盖人能以慈，故人乐为之效死也。此派后世任侠之墨宗之。）亦惟俭，故不尚奇巧。老子曰：“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此即墨子《经说》之旨也。虽其他不能尽同，老子欲弃义，墨子则有《贵义》篇，老子欲不尚贤，墨子则有《尚贤》篇，此则正言若反，相反而实相成。盖墨子之学，虽本于道家，亦采于儒学，故《淮南子·要略训》称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其与老子之说相背者，皆采于儒家者也。汪中谓墨学出于史佚、史角，史佚、史角皆史官，与老子之为柱下史同。其出于史佚、史角，即出于道家也。《庄子·天下》篇论列诸家，首举墨子而言，虽讥其道过于觳，然终美之曰：“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庄子于诸子之学多所呰毁，独于关尹、老聃无毁辞。尹、聃之外，于墨子亦誉之者多，与对于惠施诸人辞调大异，盖以其同出于老氏也。杨朱亦道家别派，故孟子书以杨、墨并称。大抵杨氏偏于为我，墨氏偏于为人，皆得道家之一偏，故庄子虽誉之而亦略有所讥。然墨子之所得，亦实较诸子为最多也。此墨家出于道家之证也。道家之学，既以慈俭为宗，俭则自食其力，慈则视物我为一体，此其道农家宗之。农家之书，今已尽佚，无从考见，惟据《孟子》所载许行之言，可略得其梗概。大抵农家之学，力苦以自食，使天下无逸民，且尽君臣并耕，尽去上下之序。盖慨战国之世，君权过重，荒淫酣嬉，而民受其虐，故发为此匡救之论（按农家专重论理，非泛言种植农艺之事，与后世之农家迥别），亦即道家绝去礼法，平上下尊卑之序，使万物得其大齐之旨也。故亢仓子为道家者流，而其书亦有《农道》之篇。农家有《神农》二十篇（按《氾胜之书》亦引《神农之教》）。管子为道家，亦引《神农之教》曰：“一谷不登，减一谷，谷之法十倍。”《吕氏春秋》，道家兼杂家言，亦引《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是亦农家均劳逸之旨也。此农家出于道家之证也。道家之学既包罗万有，识大识小，罔不赅备。然生于乱世，不敢放言高论以招当世之忌。故庄、列著书，寓言居半，或借人借事以写意，或并其人其事而无之。小说家本之，因以掇拾琐闻，借以风世（按小说家虽在九流之外，不能与诸子并，然班《志》仍列于诸子略，想亦当为一时之尚也）。故《汉志》小说家有《黄帝说》四篇、《伊尹说》二十七篇、《鬻子说》十九篇。而黄帝为道家之祖，伊尹、鬻子亦皆道家者流，虽其书为后人依托，然其言必近于道家无疑。考《史记·殷本纪》载伊尹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伊尹说》所载，亦必其事（故王应麟《艺文志考证》即引此以为证）。然刘向《别录》云：“九主者，有法君、专君、授君、劳君、寄君、等君、破君、国君、三岁任君，凡九品。”（按其言甚奇，颇有合于今日君主民主之制。）其言绝与道家相类。又有《宋子》十八篇，班氏曰：“其言黄老意。”《庄子·天下》篇曰“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云云，盖即隐合道家之旨（按尹文子虽列名家，刘向亦言其学本于黄老）。荀子引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按庄子亦云宋钘、尹文见侮不辱，救民之斗。）又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为多，是过也！”皆纯然道家之言。又有《务成子》十一篇，荀子谓“舜学于务成昭”，当即其人。杨倞注：“《尸子》曰：务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从天下之顺，天下不足取。避天下之顺，从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先。”其言亦与道家相符契。又有《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应劭曰：“道家也。好养生术，为未央之术。”又有《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刘向《别录》云：饶齐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时待诏，作书名曰《心术》），以心术名书，似非闾里小知者之所及，当亦道家之言。又有《青史子》五十七篇，班氏曰：“古史官记事也。”则亦与道家出于史官同。他若《封禅方说》十八篇，为武帝时之书（见班注）。其时方士最盛，争言封禅事，则此书当为方士所作，而冒称道家之支流者。此小说家出于道家之证也。然以上诸家，皆道家之支流也，亦皆得道家之一偏者也。其有得道家之正传，而所得亦较诸家为多者，曰杂家。惟其学虽本于道家，而亦旁通博综，更兼采儒、墨、名、法之说，故世名之曰杂家。此不过采诸家之说以浚其流，以见王道之无不贯，而其归宿固仍在道家也。杂家之书，最著者为《吕氏春秋》。其书有八览、六论、十二纪之称，虽由门下士杂纂而成，而其八览、六论实采于黄、老，又以有十二纪以纪岁时，故名曰《春秋》，而《春秋》之名，亦本于道家所世传之史。次若《淮南子》，亦半近道家之言。淮南王安本喜黄老之学，其书分内外篇。颜师古曰：“内篇论道，外篇杂说。”所谓论道者，盖论道家之道也。又次如《鹖冠子》，《汉志》列于道家，后世则列于杂家。今其书犹存，韩愈谓其词杂黄、老、刑、名，宋濂亦云：“所谓天用四时，地用五行，天子执事以守中央，此亦黄老之至言。盖其学实道家而兼杂家言者也。”又次如《尸子》，《穀梁传》论舞夏，引尸子言，谓：“自天子至诸侯皆用八佾。”则尸子必长于礼，然礼亦道家之所守也（故孔子问礼于老聃）。《后汉书注》谓：“尸佼作书二十篇，内十九篇陈道德仁义之纪。”所谓道德者，当即老子《道德经》之旨，而以道德仁义为次，亦老子“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之意也。他若《孔甲盘盂》，班氏列杂家之首，而孔甲为黄帝之史。考蔡邕《铭论》谓：“黄帝有巾机之法，孔甲有盘盂之戒。”则其书与道家所录之《黄帝铭》六篇大旨相同。此可见凡杂家之学，皆以道家为本而兼采于诸家。此又杂家出于道家之证也。然则道家之学，为百家所从出，溯源寻本，厥理最明，虽为余一人之创言，而实非余一人之诬语。惟其中以儒、法、名、墨、杂、兵诸家所得于道家为最多，故其传独盛。阴阳、纵横、农、小说诸家所得于道家为略少，故其传亦甚微。故虽同出于道家而有盛衰之别，由于其所得之多少而分，亦犹同在孔门而有登堂入室之不同，不足怪也。大抵古今学术之分合，以老子为一大关键。老子以前，学传于官，故只有道家而无它家，其学定于一尊。老子始官而终隐，学始传于弟子，故由道家散为诸家，而成为九流之派别。是老子为当时诸家之大师，或亲受业于其门，或转辗相授，故诸子著书每多攻击，而罕有诋及老子之言，则不敢背本忘师之故。惟同一大师，而弟子则异派，则由于本其师说而附益以己见，遂致殊途，亦犹儒分为八，墨分为三，不足怪也。同一大师，而弟子则操戈于同室，则由于各务求其说之胜，遂至于交攻，亦犹同出孔门而有孟、荀之相非，亦无足怪也。或疑道家既为诸家之大师，何以诸子之学有与道家绝异者？然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语本昭明太子，见《文选序》）。诸子各因师以明道，非屈道以徇师。远西哲学家有言曰：“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故诸子虽出于道家，亦不能与道家尽同，亦犹曾子之有吴起、墨子之有墨者夷之。即老、庄同为道家，而其学亦略异，无足怪也。或又疑道家既为诸子之大师，何以诸子之学有轶过于道家者？又何以道家之传，后世殆绝，而儒家为道家所出，反历千万祀而不衰耶？此则自来学术之传授，均以后来者居上，前人发其端，其力难；后人扬其绪，其力易。故荀子之言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成于水而寒于水。”亦犹郑玄之经传于马融，而郑之学则优于马，亦无足怪也。是可见老子以前，道家独盛。老子以后，百家朋兴。而诸子之学，虽支分派别，源远流歧，而溯其授受之渊源，咸萌芽于道家，实了然无可疑。故司马谈《论六家要旨》首推道家，司马迁撰《史记》先黄老而后六经，盖溯其学术所自来，而不能强为倒置也。乃班固则反诋其是非谬于圣人，韩愈之徒更力辟老氏而深非其吾师弟子之言，下至宋儒，又咸以老子为异端，诋之不遗余力，抑何未之深思，数典而自忘其祖耶？
注解：
[1] 原脱“林”字，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