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地理及年代

历史者,因空际时际之关系而发生意义者也。吾尝言之矣,曰:“史迹之为物,必与‘当时’、‘此地’之两观念相结合,然后有评价之可言。”(《研究法》一七九)故于地理及年代托始焉。

第一节 地理

中国领土,以地势言之,可略分为六部:第一部,十八行省。第二部,东三省及三特别区域。第三部,新疆。第四部,外蒙古。第五部,青海及川边。第六部,西藏。

此六部者,其文化之开发有先后,其历史之关系有深浅,即在今日,其统治权行使之所及,亦有松密。大概言之,则第一部为中华民族(狭义的)历古之根据地,而其西南一隅,至今犹有苗蛮族未尽同化。第二部,历古为东胡、北胡与我族交争之区,今则在广义的中华民族完全支配之下。第三部,则历古为西羌、北胡乃至中亚、东欧诸族错处代兴,今亦完全在我主权之下,而人种同化犹未尽。第四部,历古为北胡根据地,至今犹为东北胡杂种之一族(蒙古)居之。所谓主权者,羁縻而已。然我族势力之向北地发展者,今方兴未艾。第五部,西羌及北胡居之。统治权之行使,较优于第四、第六两部,而居民中我族势力之微弱,亦仅与第四部相埒耳。第六部,名义上虽为领土,事实上则居民与统治权,皆属西羌族。其各部蜕变状况之分析,别于第二章详之。

地理形势,非本书所宜喋述。今惟抽出其与史迹关系最巨之数特点,略为推论,而当推论之前,有一义应先商榷者,则历史现象受地理之影响,支配果至若何程度者。历史为人类心力所构成,人类惟常能运其心力以征服自然界,是以有历史。若谓地理能支配历史,则五百年前之美洲地形气候,皆非有以大异于今日,而声明人物,判若天渊,此何以称焉?虽然,人类征服自然之力本自有限界,且当文化愈低度时,则其力愈薄弱,故愈古代则地理规定历史之程度愈强。且其所规定者,不徒在物的方面,而兼及心的方面,往往因地理影响形成民族特别性格,而此种性格,递代遗传,旋为历史上主要之原动力。近代以科学昌明之结果,其能嬗变地理而减杀其权威者虽不少,然衡以总量,究属微末,且前此影响之镌入民族性中者,益非可以骤变,故治史者于地理之背景,终不能蔑视也。今请列举中国地理特点数端,而说明其与史迹之关系。

(1)中国黄河流域,原大而饶,宜畜牧耕稼,有交通之便,于产育初民文化为最适,故能于邃古时即组成一独立之文化系。

(2)该流域为世界最大平原之一,千里平衍,无冈峦崎岖起伏,无湾碕离旋折,气候四时寒燠俱备,然规则甚正,无急剧之变化,故能形成一种平原的文化,其人以尊中庸、爱和平为天性。

(3)以地形平衍且规则正,故其人觉得自然界可亲可爱,而不觉其可惊可怖,故其文化绝不含神秘性,与希伯来、埃及异。居其地者,非有相当之劳作,不能生活,不容纯耽悦微眇之理想,故其文化为现世的,与印度异。

(4)天惠比较的丰厚,不必费极大的劳力以求克服天然,但能顺应之即已得安适,故科学思想发达甚缓。又以第2项所言,地形气候皆平正少变化,故乏颖异深刻的美术思想。又以爱乐天然、顺应天然之故,故伦理的人生哲学最发达。

(5)此一区域中,别无第二个文化系。而本部(即第一部)地势毗连,不可分割,故随民族势力之发展,文化亦愈益扩大,结成单一性的基础。

(6)以第2项理由,故中庸性质特别发展。惟其好中庸,万事不肯为主我极端的偏执,有弘纳众流之量,故可以容受无数复杂之民族,使之迅速同化。亦惟因周遭之野蛮或未开化的民族太多,我族深感有迅令同化之必要,而中庸性格,实为同化利器,故演化愈深,而此性格亦愈显著。

(7)国境西界葱岭以与中亚及欧洲之文化隔绝,南界喜马拉耶以与印度文化隔绝,缺乏机缘以与他系文化相摩厉、相资长,故其文化为孤立的、单调的、保守的。

(8)以下文第10项之理由,其文化屡受北方蛮民族之蹂躏,我族常须耗其精力以从事于抵抗及恢复,故愈益养成保守性。

(9)东南虽濒海,然其地之岛民,无文化足以裨我,又以地大物博之故,凡百闭关皆足自给,故民族从不作海外发展之想,益无以改其单调的、保守的之特性。

(10)西北徼之中亚细亚、西伯利亚诸区,夙为群蛮所产育出没。其人生苦寒土域,习于勇悍,而常觊觎内地之温沃富殖,狡焉思逞。北境既无重洋峻岭以为之限,而我土著之民,爱护其耕稼室庐,以平和为职志,其势易为所蹂躏。故三千年来,北狄之患,几无宁岁,其影响于文化及政治者至大。

(11)文化发源,起自黄河流域,次及长江流域。此两流域平原毗连,殆无复天然境界可以析划,与欧陆形势绝异。我民族既以此地为枢核,则所谓“大一统”主义自然发生。故幅员虽大于欧陆,而欧陆以分立为原则,以统一为例外,吾土正反是。

(12)以第10项之理由,吾民族有集权御侮之必要。此种必要与第11项之理由相结合,遂产生中枢专制的政治。而此中枢时复为外族所劫夺,则其助长专制也益甚。

(13)因下列各理由,致地方自治不能发达。(甲)因地势地味关系,始终以农立国。乡村农民,惟安习于家族的统制。(乙)都市常为政治或军事之中心地,专制干涉力极强。(丙)如第11项所说,无画疆自保之凭藉。(丁)如第10项所说,悍蛮恣暴,地方事业易被摧坏。

(14)地势既不适于诸国分立,又艰于发育自治,其势自然趋于中枢专制。而又以幅员太广之故,统治力不能贯彻,故内乱屡起,或为外族所乘。此种野蛮革命,既成为历史上常态,故文化恒屡进而屡踬。

(15)地势虽不可分裂,然因山脉与河流皆自西而东(专就第一部言),且气有寒温热带之异,故南北常不免自为风气。而当政象有变动时,亦恒以南北对峙为暂局。

(16)西南与东北两边际,以位置窎僻及地形有特别构造,故虽加入我族文化系,而迄未成熟,“远心力”常常发动,故朝鲜、安南屡次编为郡县,屡次自立,至今竟排出中国历史圈外。而辽东、滇南往往蒙其影响,其不自绝于中国,乃间不容发。

(17)第三、四、五、六之四部,地理上各有其特色,而形势上各有其与中国不可离之关系,故吾族常努力吸收之以自卫,所以促其住民同化者亦多术,而此愿望至今犹未能全达,则吾侪及吾子孙所当有事也。

(18)以全势论之,则此一片大地,最不宜于国家主义之发育,故吾族向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而常以“修身”为出发点,以“平天下”为究竟义。全部文化皆含此精神,故其历史或不在过去而在将来也。

上所举地理影响于历史者,崖略可睹矣。然此类地理之权威,迄近代既日以锐减。例如海运及国境上之铁路既通,则连山大漠,不足为对外交通之障。国内铁路邮电诸机关渐备,则幅员虽广,不难于统治。周遭诸民族同化略尽,则野蛮的侵掠蹂躏,不复成问题。工商业渐发展,则重心趋于都市,而自治之可能性愈大。诸如此类,今皆以异于古所云。特前此影响之留迹于心理者,则其蜕变,非旦夕间事也。

第二节 年代

史何自起?就广义之史言之,可谓有人类即有史。而据地质学家所推定,人类发生,已在五十万年或二十万年前,即新石器时代迄今,亦已五万年。吾侪既确知新石器时代中国已有人,则亦可谓五万年前,中国已有史。虽然,吾今所治,为狭义之史,以先民活动之迹有正确记录可征者为限。则中国有史时代,盖起于夏禹。若再以严格的年代学绳之,则完全信史起于周之共和元年,即西纪前八百四十一年。

有史以前,谓之神话时代(其实神话时代亦有史迹,历史时代亦有神话,此不过举概划分)。神话时代,其悠远乃数十百倍于有史时代。若著一部《人类活动通考》,则有史时代所占之篇幅,不过其最末数叶而已。神话时代状态之研究,其大部分当以让诸地质学家,非治史者所宜过问。史家有时或以神话时代为副料,不过藉以推见初民心理或因其象征所表示而窥其生活之片影。例如因盘古剖卵而生的神话,推想吾先民最古之宇宙观。因三皇、五帝等神话,推想三才五行说之起源。因燧人、神农等名称,推想火及耕稼之发明影响于当时人心者若何深切。神话之辅助历史,其程度当至是而止。

司马迁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而《尚书》独载尧以来。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搢绅先生难言之。”此语足表其态度之谨严。虽然,迁之为书,仍托始于《五帝本纪》,未能践其断制也。夫岂必黄帝以前,即《尚书》所载尧、舜事,吾侪亦只能以半神话视之。韩非曰:“孔、墨皆言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可复生,谁与定儒、墨之诚乎?”由是观之,恐《尚书》“曰若稽古”,亦半为后人所追记,未必能悉视为信史也。而迁乃于《尚书》所不载之黄帝、颛顼、帝喾偏有尔许事实,为之铺张扬厉。降及皇甫谧罗泌之徒,生迁后又数百年、千年,乃自诧为知迁之所不知,举凡迁所吐弃为“不雅驯”之言者而悉宝之,于是古代史益芜秽不可治。近世治史者动辄艳称炎、黄、尧、舜时代之声明文物,此说若真,则夏、商千余年间,不可不认为文化之中绝或停顿。其原由何在?实无说明。而或者更摭拾前说,穿凿考证,例如五帝三王是否同出一宗,彼此相距年代几何等,聚讼之言,殆将充栋,皆所谓“可怜无益费精神”。盖考证惟当于事实范围内行之,事实存在与否尚成问题,则对于事实内容之讨论,太早计矣。吾侪不敢谓黄帝、尧、舜绝无其人,但至多认为有史以前半开化部落之一酋长,其盛德大业,不过后人理想中一幻影。《古本竹书纪年》托始夏禹,当是史官旧文,吾辈遵之,可以寡过矣。

夏以后,固已有近真之史迹,然年代殊难确算。如俗说皆称夏四百年,殷六百年,而《竹书》则云夏年多殷。《书·吕刑》称:“王享国百年。”旧说谓指周穆王在位之岁,《竹书》则云周武王至穆王凡百年。诸如此类,异说滋多。《竹书》虽若较可信凭,惜原本今亦久佚。故司马迁于三代,但作世表而不凿考其年(注一)。纪年则起于《十二诸侯年表》,其第一年为西周之共和元年,下距今民国十一年为二千七百六十三年。此表殆极可信。盖共和后六十六年,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有日食,见于《诗经》(注二)。共和后百二十年,即鲁隐公元年,《春秋》于是托始焉。故我国史,可谓有二千七百六十三年极正确之年代,继续不断以迄今日也。

旧史皆以帝王纪年,盖舍此亦实无良法。然而破碎断续,虽强记者犹不能遍,致使史迹之时间的尺度,恒在朦胧意识之中,不便莫甚焉。故定出一画一的纪年标准,实为治史者急切之要求。近年来讨论此问题者,或议用孔子卒后,或议用帝尧甲寅,然皆不能言之成理。共和元年,既为历史上最初正确之年,则以之托始,在理论上固无可疵议。然既为国人耳目所不习,且与世界史迹比照,亦须多费一重换算。吾以为史之为物,以记述全人类活动为职志,国别史,不过人类通史之一部分,故所用记号,总以人类最大多数已经通行者为最便。基督纪元,在今日,殆可称为世界公历,吾侪不妨径采用之,以史之时间的公尺,无庸有彼我分别之见存矣。

历史时代当作何分画耶?史迹所以记人类之赓续活动相,强分时代,乃如抽刀断水,欲得绝对的精确标准,为事殆不可能。近今史家率将欧史区为古、中、近之三世,此如治天体学者画分若干星躔以资研究方便而已。中国欲仿斯例,颇极困难。依严格的理论,则秦以前为一时代,自秦统一迄民国成立为一时代,两者分野极为严明。然似此区分,则每时代所包含时间太长,几与不区分相等,若欲稍得平均,则易陷削趾适履之敝。故吾以为论次国史,或以不分时代为适宜。必不获已,则姑命秦以前为远古,自秦迄清为近古,民国以后为今代,而远古、近古中复为小区画,庶几不至大戾。今列表如下:

远古近古今代之区别,最为分明。其在政治上,则远古为分治的、贵族的,近古为集治的、独裁的,今代行将为联治的、平民的。其在文化上,则远古为发育的,近古为保守的,今代行将为蜕新的。凡百现象,皆俨若有一鲜明之帜志以示别。更将远近古各期细分之,则其特色可指者如下:

1 远古前期 自大禹以来,“诸夏”的观念(即中国人的观念),已完全成立,故为国史之始。然夏商称王天下,其实仍是部落分立,政治中枢势力甚微,文化亦仆僿,不甚可考见。自周创制封建,诸夏结合密度益增,政治渐渐有重心,文化亦彧彧可观。

2 远古后期 周东迁后,政治重心渐失,各地方分化发展。诸夏以外之民族,亦渐形活动。然藉封建之势,各地皆以诸夏所建国为中心,以吸收同化境内诸异族。而此诸夏之国,复次第合并,由数百而数十,而六七以归于一。故此期实为中华民族混成时代。亦因分化之故,思想言论皆极自由,社会活态呈露,故文化极高度,且极复杂。

3 近古初期 民族既搏捖为一,故秦汉以后,完全成为不可分之界。然版图既廓,统治益艰,故因封建时代经验蜕变之成规,创立中央君主独裁政体。人民亦经长期战争之后,动极思静,务咀嚼前期所产文化以应用之于恬适的生活,故保守性习,从此发生,文化渐入停顿时代。中间境外诸蛮族,屡图侵入,卒距之不得逞,故此期最足为代表吾族真面目。

4 近古中期 两汉之政治组织,及其末年,已发见流弊,且呈露情性,于是有三国之分裂。在前期中,境外及边徼诸异族本已蓄有潜势,但被抑不得发,至是乘虚纷起,遂至有五胡及南北朝之难,历数百年,及唐之兴,乃始告一结局。此期内之政治现象,因外族杂治之结果,法律屡失效力,人民保障益危,中央之组织能力亦渐趋薄弱,故汉唐虽同称盛世,然唐政实不逮汉远甚!文化方面,固有者极形衰落,惟因于与印度开始交通,加入外来之新成分,在史中开一异彩。即民族方面,亦因外族侵入之结果,次第同化,使吾族内容益加扩大,其得失正参半焉。

5 近古后期 唐代号称统一,然中叶以后,蕃将跋扈,吾族统一能力,既日减杀,经五代及宋,人民以厌兵之故,益趋孱弱。而北徼新兴之族,翻极鸱张,辽、元、金相继蹂躏,大河以北,久逸出吾族支配之外。而蒙古入主,与前此五胡情势悬殊,以绝对不受同化之族而据有中国全境,吾族殆无所托命。明代虽云光复,然为膻腥所染,政治组织益紊其轨。文化方面,则印度学术输入既久,完全消化,别构成中印合流之新哲学,亦因政治上活动余地较狭,士大夫之聪明材智专用之于学艺,故文学美术等皆别辟新方向,然而消极颓废的思想,实随处表现。

6 近古末期 前清以异族统一中国,逾二百年,在史上盖无前例。然东胡民族与北族殊,其被同化也甚速,久已渐失其种族的色彩。此期内之政治,虽不能谓为美善,然就组织力言之,则除汉代外,殆无其匹!西北徼诸地,在此期内,悉隶中国版图,历年悍族侵暴之祸殆绝,人民颇得苏息。明中叶以降,欧人航海觅地热骤兴,开华欧交通之端绪,逮清而转变愈剧。于是中国人始渐知有“世界”,不能不营国际的生活。此期文化承前明空疏之反动,刻意复古,由明而宋,而六朝、唐而两汉,而先秦,次第逆溯,精神日趋朴实。及其晚期,则受欧学输入之影响,驯至思想根本动摇。故此期可谓为历史之一大转捩之过渡时代,遂酝酿以成今后之局。(本文未完)

(注一) 《史记·三代世表序》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月日,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而不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此最足见良史谨严态度。

(注二) 看《研究法》一四一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