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陈独秀、胡适之创中国文学革命之说，而盲从者风靡一时。在陈、胡所言，固不无精到可采之处，然过于偏激，遂不免因噎废食之讥。而盲从者方为彼等外国毕业及哲学博士等头衔所震，遂以为所言者在在合理，而视中国文学果皆陈腐卑下不足取，而不惜尽情推翻之。殊不知彼等立言，大有所蔽也。彼故作堆砌艰涩之文者，固以艰深文其浅陋，而此等文学革命家，则以浅陋文其浅陋，均一失也。而前者尚有先哲之规模，非后者毫无文学之价值者所可比焉。某不佞，亦曾留学外国，寝馈于英国文学，略知文学源流，素怀改良文学之志，且与胡适之君之意见多所符合，独不敢为卤莽灭裂之举，而以白话推倒文言耳！今试平心静气以论文字之改良，读者或不以其头脑为陈腐，而不足以语此乎？
文学自文学，文字自文字。文字仅取其达意，文学则必于达意之外，有结构，有照应，有点缀，而字句之间有修饰，有锻炼。凡曾习修辞学作文学者咸能言之，非谓信笔所之，信口所说，便足称文学也。故文学与文字迥然有别。今之言文学革命者，徒知趋于便易，乃昧于此理矣！
或谓欧西各国言文合一，故学文字甚易，而教育发达。我国文言分离，故学问之道苦，而教育亦受其障碍而不能普及。实则近年来文学之日衰，教育之日敝，皆司教育之职者之过，而非文学有以致之也。且言文合一，谬说也。欧西言文，何尝合一？其他无论矣。即以戏曲论，夫戏曲本取于通俗也，何莎士比亚之戏曲，所用之字至万余？岂英人日用口语，须用如此之多之字乎？小说亦本以白话为本者也。今试读Charlotte Bronte之著作，则见其所用典雅之字极夥。其他若Dr．Johnson之喜用奇字者，更无论矣。且历史家如Macaulay、Preseott、Green等，科学家如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尔等，莫不用极雅驯极生动之笔，以纪载一代之历史，或叙述辩论其学理，而令百世之下，犹以其文为规范，此又何如耶？夫口语之所用之字句多写实，文学所用之字句多抽象。执一英国农夫，询以perception、conception、conuscisness[1]、freedom of will、refection、stimulation、trance、meditation、suggestion等名词，彼固无从而知之，即敷陈其义，亦不易领会也。且用白话以叙说高深之理想，最难剀切简明。今试用白话以译Bergson之创制天演论，必致不能达意而后已。若欲参入抽象之名词，典雅之字句，则又不为纯粹之白话矣！又何必不用简易之文言，而必以驳杂不纯之口语代之乎？
且古人之为文，固不务求艰深也。故孔子曰：“辞达而已矣。”今试以《左传》、《礼记》、《国语》、《国策》、《论》、《孟》、《史》、《汉》观之，除少数艰涩之句外，莫不言从字顺，非若《书》之《盘庚》、《大诰》，《诗》之《雅》、《颂》可比也。至韩欧以还之作者，尤以奇僻为戒，且有因此而流入枯槁之病者矣。此等文学苟施以相当之教育，犹谓十四五龄之中学生，不能领解其义，吾不之信也。进而观近人之著，如梁任公之《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噶苏士传》，何等简明显豁，而亦不失文学之精神。下至金圣叹之批《水浒》，动辄洋洋万言，莫不痛快淋漓，纤悉必达，读之者几于心目十行而下，宁有艰涩之感！又何必白话之始能达意，始能明了乎？凡此皆中学学生能读能作之文体，非《乾凿度》、《穆天子传》之比也。若以此为犹难，犹欲以白话代之，则无宁刬除文字，纯用语言之为愈耳！
更进而论美术之韵文。韵文者，以有声韵之辞句，傅以清逸隽秀之词藻，以感人美术道德宗教之感想者也。故其功用不专在达意，而必有文采焉，而必能表情焉，写景焉，再上则以能造境为归宿。弥尔敦、但丁之独绝一世者，岂不以其魄力之伟大，非常人所能摹拟耶？我国陶、谢、李、杜过人者，岂不以心境冲淡，奇气恣横，笔力雄沉，非后人所能望其肩背耶？不务于此，而以为白话作诗，始能写实，能述意。初不知白话之适用与否为一事，诗之为诗与否又一事也。且诗家必不能尽用白话，征诸中外皆然。彼震于外国毕业而用白话为诗者，曷亦观英人之诗乎？Wordsworth、Browning、Byron、Tennyson，此英人近代最著名之诗家也。如Wordsworth之《重至汀潭寺》（Tintern[2] Abbey）诗，理想极高洁而冲和，岂近日白话诗家所能作者？即其所用之字，如seclusion、sportive、vagsant、tranqurl、trivial、aspect、sublime、serene、corporeal、perplexity、recompense、grating、interfused、behold、ecstasy等，岂白话中常见之字乎？其他若Byron之The Prisoner of Chillon，Tennyson之Enone，Longfellow之Evangeline，皆雅词正音也。至Browning之Rabbr Ben Ezra，则尤为理想高超之作，非素习文学者不能穷其精蕴，岂元白之诗，爨妪皆解之比耶？其真以白话为诗者，如Robert Burnes之歌谣，《新青年》所载Lady A．Lindsay之Auld Robin Gray等诗是，然亦诗中之一体耳。更观中国之诗，如杜工部之《兵车行》、《赠卫八处士》、《哀江头》、《哀王孙》、《石壕吏》、《垂老别》、《无家别》、《梦李白》诸古体，及律诗中之《月夜》、《月夜忆舍弟》、《阁夜》、《秋兴》、《诸将》诸诗，皆情文兼至之作。其他唐宋名家，指不胜屈，岂皆不能言情达意，而必俟今日之白话诗乎？如刘半农之《相隔一层纸》一诗，何如杜工部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十字之写得尽致？至如沈尹默之《月夜诗》：“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与其《鸽子宰羊》诸诗，直毫无诗意存于其间，真可覆瓿矣。试观阮大铖之《村夜》：“坐听柴扉响，村童夜没还。为言溪上月，已照门前山。暮气千峰领，清宵独树间。徘徊空影下，襟露已斑斑。”其造境之高，岂可方物？即小诗如“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亦较沈氏之月夜有情致也。不此之辨，徒以白话为贵，又何必作诗乎？
不特诗尚典雅，即词典亦莫不然。故柳屯田之“愿奶奶兰心蕙性”之句，终为白圭之玷，比之周清真之“如今向渔村水驿，夜如岁，焚香独自语”，同一言情，而有仙凡之别。然周之“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晌留情”之句，犹为通人所诟病焉！至如曲则《牡丹亭》“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一折，亦必用姹紫嫣红、断井颓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韶光诸雅词以点缀之，不闻其非俗语而避之也。且无论何人，必不能以俗语填词而胜于汤玉茗此折之绝唱，则可断言之矣。
以上所陈，为白话不能全代文言之证。即或能代之，然古语有云：“利不十，不变法。”即如今日之世界语，虽极便利，然欲以之完全替代各国语言文字，则必不可能之事也。且语言若与文字合而为一，则语言变而文字亦随之而变。故英之Chaucer去今不过五百余年，Spencer去今不过四百余年，以英国文字为谐声文字之故，二氏之诗，已如我国商周之文之难读。而我国则周秦之书，尚不如是，岂不以文字不变，始克臻此乎？向使以白话为文，随时变迁，宋元之文，已不可读，况秦汉魏晋乎？此正中国言文分离之优点，乃论者以之为劣，岂不谬哉！且《盘庚》、《大诰》之所以难于《尧典》、《舜典》者，即以前者为殷人之白话，而后者乃史官文言之记述也。故宋元语录与元人戏曲，其为白话大异于今，多不可解。然宋元人之文章，则与今日无别。论者不思其便利，而欲故增其困难乎？抑宋元以上之学，己可完全抛弃而不足惜，则文学已无流传于后世之价值，而古代之书籍，可完全焚毁矣，斯又何解于西人之保存彼国之古籍耶？且Chaucer、Spencer即近至莎士比亚、弥尔敦之诗文，已有异于今日之英文。而乔、斯二氏之文，已非别求训诂即不能读，何英美中学尚以诸氏之诗文教其学子，而不限于专门学者始研究之乎？盖人之异于物者，以其有思想之历史，而前人之著作，即后人之遗产也。若尽弃遗产以图赤手创业，不亦难乎？某亦非不知文学须有创造之能力，而非陈陈相因，即尽其能事者。然亦非既能创造，则昔人之所创造，便可唾弃之也。故瓦特创造汽机，后人必就瓦特所创造者而改良之，始能成今日优美之成绩，而今日之汽机，无一非脱胎于瓦特汽机者。故创造与脱胎相因而成者。吾人所斥为摹仿，而非脱胎。陈陈相因，是谓摹仿。去陈出新，是谓脱胎。故《史》、《汉》创造而非摹仿者也，然必脱胎于周秦之文。俪文，创造而非摹仿者也，亦必脱胎于周秦之文。韩、柳，创造而革俪文之弊者也，亦必脱胎于周秦之文。他若五言、七言古诗，五律、七律、乐府、歌谣、词曲，何者非创造，亦何者非脱胎者乎？故欲创造新文学，必浸淫于古籍，尽得其精华而遗其糟粕，乃能应时势之所趋，而创造一时之新文学，如斯始可望其成功。故俄国之文学，其始脱胎于英法，而今远驾其上，即善用其遗产而能发扬张大之耳！否则盲行于具茨之野，即令或达，已费无限之气力矣！故居今日而言创造新文学，必以古文学为根基而发扬光大之，则前途当无可限量。否则徒自苦耳！
注解：
[1] 原文如此，疑为consciousness之误。
[2] Tintern，原作“Tent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