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义为中学以上国文教师讲授及学生自习之用,意在研究文章构造之原则,俾学者有规矩准绳之可循。讲义开始之前,应自行划定所讲之范围及体例如下:

第一,作文第一步工夫,本应注意文法,但此事应该别有专书教授,而且在高等小学期间内该已大略授过,所以本讲义把这部分姑且剔开,专从全篇结构上讲。

第二,本讲义所用教材,专限于文言文,其语体文一概从略。并非对于语体文有什么不满,只因为:

一、本讲义预备中学以上教学用。假定学生在小学期间对于语体文已有相当之素养,到中学以上无专门教授语体文之必要。

二、文言文行用已二千多年,许多精深的思想和优美的文学作品,皆用他来发表,所以学生应该学习他,最少也要能读他,能解他,而学习的期间,以中学为最宜。

三、文言和语体,我认为是一贯的,因为文法所差有限得很。而会作文言的人,当然会作语体。或者可以说文言用功愈深,语体成就愈好。所以中学以上,在文言下些工夫,于语体文也极有益。

四、语体尚在发达幼稚时代,可以充学校教材的作品不很多。文言因为用得久了,名作林立,要举模范,俯拾即是,所以教授较为方便。

因为以上四种原故,所以我主张中学以上国文科以文言为主。但这是专从讲授一面说,至于学生自作,当然不妨语文并用。或专作语体,亦无不可。因为会作文与否,和文学作得好歹,所重不在体裁而在内容。这些道理,下文再说。

第三,文章可大别为三种:一记载之文。二辩论之文。三情感之文。而一篇之中,虽然有时或兼两种,或兼三种,但总有所偏重,我们勉强如此分类,当无大差。作文教学法,本来三种都应教,都应学。但第三种情感之文,美术性含得格外多,算是专门文学家所当有事,而中学学生以会作应用之文为最要,这一种不必人人皆学。而且本讲义亦为时间所限,所以仅讲前两种为止。至于第三种的研究法,我上半年在清华学校,曾有一篇颇长的讲义,名曰《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诸君若对于这方面有兴味,不妨拿来参考参考。

第四,本讲义从教授方面讲居多,但学生很可以用来自习,或者得益更多,亦未可知。

第五,所引模范文,因没有汇辑成书,故仅以最通行者为限,而且所引势难举全文,望诸君觅原本比对参考才好。

今论记载文作法:凡叙述客观的事实者为记载文,而其种类可大别为四:

一、记物体之内容或状态。 如替一部书作提要,替一幅图画作记,说明一种制度的实质,说明一件东西的特性之类。

二、记地方之形势或风景。 记形势的如方志之类,记风景的如游记之类。

三、记个人言论行事及性格。 简单的如列传之类,详细的如行状年谱之类。而其中复可分为一人专传、多人合传。

四、记事件之原委因果。 小之记一人一家所发生的事件,大之记关于全国家全人类的事件。短之记以一日或几点钟为起讫的事件,长之记数千年继续关系不断的事件。

上四类中,第一类最为易记。因为范围是有限制的,观察力容易集中,性质是固定的,让我们慢慢地翻来覆去观察,不会变样子。第二类也还易记。因为性质虽然不免变化,比较的还属固定,空间的范围虽然复杂,可以由我们画出界限部分来。第三类的记载便较难。头一件因为人类生活,总须有相当的时间经过,才能表明,而时间最是变动不居的。第二件因为要想明白一个人的真相,不能光看他外表的行事,还要看他内在的精神,不能专从大处看,有时还要从小处看。所以作一篇好传记,实不容易。至于第四类的记载便更难了。要知道一件事的原委因果,总要把时间关系观察清楚,把人的要素物的要素分析明白。种种极复杂状态,都拼拢在一处,非大大的费一番组织工夫,不能记述得恰好。然无论做何类记载文,有两个原则总要严守的:

第一要客观的忠实。记载文既以叙述客观的事实为目的,若所记的虚伪或讹舛或阙漏,便是与目的相反。所以对于材料之搜集要求其备,鉴别要求其真,观察要求其普遍[1]而精密。而尤要者,万不可用主观的情感,夹杂其中,将客观事实,任意加减轻重。要而言之:凡作一篇记载之文,便要预备到后来作可靠的史料。一面对于事实负严正责任,一面对于读者负严正责任。而学生初学作文时,给他这种观念,不惟把“文德”的基础立得巩固,即以文体论,也免了许多枝叶葛藤。

第二叙述要有系统。客观的事实,总是散漫的、断续的,若一条一条的分开胪列——像孔子所作《春秋》一般,只能谓之记载,不能谓之文。既要作文,总须设法把散漫的排列起来,把断续的连贯起来。未动笔以前,先要观察事实和事实的关系,究竟有多少主要脉络,把全篇组织先立出个系统,然后一切材料能由我自由驾驭。而教学生作文,从此入手,不惟文章容易成就,而且可以养成他部分的组织能力。

以上泛论记载文的纲领已完,以下便举实例分论各种作法。

记载文有把客观事实全部记载者。例如韩昌黎《画记》(《古文辞类纂》卷五十一),记的是一幅田猎人物画手卷。用四百多个字,把画中人马及其他动物杂器物五百多件全部叙入,能令我们读起来,仿佛如见原画。我常推它是《昌黎集》中第一杰作。他这篇杰作,实很费一番组织工夫,才能构成。他先把全画人物分为四大部:一人,二马,三其他动物,四杂器物。第一第二部用列举的记叙法,第三第四部用概括的记叙法。他把这个组织系统先行立定,再行驾驭画中的材料。写人的状态应最详,他便用精密的列举,先写大人,后写妇人小孩。大人之中,先写骑马的,次写别种动作的。骑马之中,又种种分类,别种动作中,又种种分类,叙明作某种状态者若干人,某种状态者又若干人,而总结之以“凡人之事三十有二,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次叙马,亦列举其状态,而不举每种状态所占之马数,总结处,却与叙人同一笔法,说道:“凡马之事二十有七,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次叙其他动物,则但云:“牛大小十一头,橐驼三头……”但举其数,不复状其状态。次叙杂器物,则分兵器、服用器、游戏器三类,统记其总数“二百五十有一具”,更不分记其器有若干具了。而其余山水树林等情形,文中一字不见,但我们从他写人马状态里头,大约可以推度得出来。这篇文,用那么短篇幅,写那么琐屑复杂的状态,能令人对于客观的原样,一目了然,而且在文章上很发生美感。问他何以能如此呢?主要工夫,全在有系统的分类观察。把主从轻重先弄明白,再将主要部分一层一层的详密分类,自然能以简御繁。我们想练习观察事物的方法,这便是一个模范。

这种叙述法,施诸一幅呆板的画,或尚适用。因为画中人物虽然复杂,毕竟同属画出来的东西,想把全部叙下,还有办法。若所叙的对象含有各种不同性质,你想要全部一丝不漏都叙下,结果一定闹到主从不分明,把应叙倒反落掉,令读者如堕五里雾中了。所以叙事文通例,总是限于部分的记述。纸面的记述,虽仅限于一部分,而能把全部的影子摄进来,便算佳文。

部分记述之主要方法有四:

一、侧重法

二、类概法

三、鸟瞰法

四、移进法

侧重法专注意题中某一点或某几点,其余或带叙,或竟不叙。最显著的例,如陈群等之《魏律序略》(《晋书·刑法志》引),目的专在记魏律与秦汉律篇章之异同。而起首便说道:“旧律所难知者,由于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是以后人少增,更与本体相离。今制新律,宜都总事类,多其篇条。”这几句,把改律的动机和宗旨都简单明了提出。以下便将旧律某篇某篇如何不合论理,如何不便事实,据何种理由增加某篇、挪动某条,至末后总结一笔:“凡所定增十三篇,故就五篇,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全文不过七百字,然而叙述得非常得要领。我们试把它仔细研究一遍,便可以制成一个极明了的“汉魏律篇章对照表”。它对于许多法律上重要问题,都没有提及,所记专集中于这一点。正惟集中于这一点,所以对于这部分,确能充分说明,遂成为天地间有用且不朽之文。

凡遇着一个廓大的题目,应该叙述的有许多部分,最好专择一部分为自己兴味所注者以之为主,其余四方八面的观察都拱卫着他,自然会把这部分的真相看得透,说得出。别的部分,只好让别人去研究说明。这种方法,虽然可以说是文家取巧,其实也是做学问切实受用的一种途径。

侧重法,只要能把所重的说得透切,本来无论侧重哪一点皆可。但能够把题目最重的地方看清楚,然后用全力侧重他,自然更好。我刚才说过:“部分的叙述,须能全部影子摄进来。”想以部分摄全部,非从最重要处落脉不可。比方攻击要塞,侧重法是专打一个炮台,所打的若是主力炮台,自然比打普通炮台效力更大了。例如有一个题目在此,《记德国新宪法》,不会用侧重法的人,想要把全宪法各部分平均叙述,一定闹到写了几万字,还是茫然无头绪。会用侧重法的人,便认定某几点重要,其余都不管。但是同一样的侧重法,侧重得握要,文章价值自分高下。例如侧重新宪法和旧宪法比较,看帝制与共和异同何在,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但关于共和之建设,各国大略相同,就令从这方面详细解剖,仍不足以说明德宪特色。我有位朋友张君劢做过这一篇文,专把德宪中关于“生产机关社会有”的条文和关于“生计会议”的组织及权限详细说明,其余多半从略,这便是极有价值的一篇文字。因为这两点,是从来别国宪法所未有,德国新宪能在今后立法界有绝大价值,就靠这两点。

凡一件事实,总容得许多观察点,所以一个题目,容得有许多篇好文章。教授学生时,最好是择些方面多的题目,先令学生想想这题目可以有几个观察点,等他们答完之后,教师把几个正当观察点逐一指出,然后令各生自认定一个观察点做去,既认定时,便切戒旁骛以免思路混杂,凡所有资料,皆凭这观察点为去取。经过这样的训练,学生自然会把侧重法应用得很好了。

但前文讲的观察点之比较选择,万不要忘却,倘若所选之点,太不关痛痒,总不能成为正当的好文章。例如《史记·管晏列传》叙个人关涉琐事居大半,太史公自己声明所侧重的观察点,说道:“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他既有了这几句话,我们自然不能责他不合章法。但替两位政治家作传,用这种走偏锋的观察法,无论如何,我总说是不该。

类概或类从法者,所记述的对象,不能有所偏重,然而又不能偏举,于是把他分类,每类絜出要领,把所有资料,随类分隶,这种模范作品,最可学的是《史记·西南夷传》: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南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印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

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2]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夷也。

这篇传叙述的川边、川南、云南、贵州一带氐、羌、苗、蛮诸种族情形异常复杂,虽在今日,尚且很难理清头绪。太史公却能用极简净的笔法,把形势写得了如指掌。他把他们分为三大部,用土著、游牧及头发的装束等等做识别。每一大部中复分为若干小部,每小部举出一个或两个部落为代表。代表者之特殊地位固然见出,其他散部落亦并不罣漏。到下文虽然专记几个代表国——如滇、夜郎等——的事情,然已显出这些事情是西南夷全体的关系。这是详略繁简的最好标准。

凡记载条理纷繁之事物,欲令眉目清楚,最好用这方法。用这方法最要注意的工夫是分类。分类所必要的原则有三:第一要包括,第二要对等,第三要正确。包括是要所分类能包含该事物之全部。对等是要所分类性质相等。正确是要所分类有互排性,不相混合。例如说中国有汉满蒙回藏五族,这个分类,便不包括,因为把蛮子、猡猡等族漏掉了。例如把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星名为七曜,便是不对等。因为日月和五行星不同性质。例如把中国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便是不正确。因为有许多书可以入这部,也可以入那部,或者入这部不对,入那部也不对。分类本来是一件极难的事。以严格论,每种事物,非专门家不能为适当的分类。但要学生思想缜密,非教他们多做这层工夫不可。学做记事文,尤以为紧要途径。好在学生学别种功课时,已经随时得有分类的智识。教授作文时,一面他们已学过的功课当题目,叫他们就所听受者加详加密分类,一面别出新题目,叫他们自己找标准去分类。如此则作文科与别科互相联络,学生无形间可以两面受益。

把分类分清之后,要看文章的体裁篇幅何如。若是一篇长文乃至著一部书,应该逐类都详细说明,那便循着步骤说去就是了。倘若限于篇幅要翦裁,那么学《史记·西南夷列传》,先将眉目提清,再把各类的重要部分重笔特写以概其余。这是作文求简洁的最好法门。

试再举两个分类的例:各史儒林传自《晋书》以下都不分类了,我们读起来,便觉得流派不明。《史记》、《汉书》、《后汉书》所叙各儒者,都不以年代为次,但以各人所专经为分类。《后汉书》更分得清晰,每部经分今文家、古文家,两家中又分派,每派各举出几个代表人物,读过去,自然把一代经术原流派别都了然。所以《晋书》以下的儒林传,可以说是无组织的。前三史是有组织的,《后汉书》是组织得最精密巧妙的。

又如魏默深著的《元史》,体例和旧史很有不同。他立的传很少,应立传的都把他分类,他只用开国功臣、平金功臣、平蜀功臣、平宋功臣、某朝相臣、某朝文臣、治历治水诸臣等等名目[3]做列传标题,把人都纳在里头,于是凡关于这一类人所做的事,都归拢在一处。每篇之首,把事的大纲,提絜清楚,用几个重要人物做代表,其余二三等人附带叙入,事迹既免罣漏,又免重复,又主从分明。比较各史,确应认为有进步的组织。这段是讲的著书体例,教学生作文或说不到此。但以文章构造的理法论,构造几十卷书,却和构造几百字的短文,不外一理。总要令学生知道怎样才算有组织,怎样才算组织得好。做有组织的文字,下笔前甚难,下笔后便易。做无组织的文,恰恰相反。同是一种材料,组织得好,费话少而能令读者了解,且有兴趣。组织得不好,便恰恰相反。想学记载文的组织文吗?分类便是最重要的一步工夫了。

鸟瞰法和前两法不同:前两法都要精密的观察,鸟瞰法只要大略观察。像一只鸟飞在空中,拿斜眼一瞥下面的人民城郭,像在腾高二千尺的飞机上头,用照相镜照取山川形势。这种观察法,在学问上很是必要。前人有两句诗说得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若仅有部分的精密的观察,结果会闹成显微镜的生活,镜圈里的情形虽然看得无微不至,圈子外却是茫然。如此则部分与部分间的相互关系看不出来,甚至连部分的位置也是糢糊,决不能算是看出该事物的真相。鸟瞰法虽然是只得着一个朦胧的影子,但这影子却是全个的。

这个方法,凡做一部书的提要,或做一个人的略传,一件事的略记,都要用他。而且在一篇长文中,总须有地方用他。

鸟瞰法的最好模范,莫如《史记·货殖列传》。从“汉兴海内为一”起,到“燕代田畜而事蚕”止,这几大段讲的是当时经济社会状况。物的方面,把各地主要都市所在,与及物产的区画,交通的脉络,人的方面,把各地历史的关系,人民性质遗传上好处坏处,习惯怎样养成,职业怎样分布,都说到了。他全篇大略分为六部:一、关中(陕西),当时帝都,把陇(甘肃)、蜀(四川)附入。二、三河(河南),把种、代、赵、中山(山西及直隶之一部)附入,又附论郑、卫(河南)。三、燕(直隶),把辽东附入。四、齐鲁(山东)。五、梁、宋(山东、河南间)。六、三楚。西楚指江淮上游一带(湖北及河南、四川之各一部),东楚指江淮下游一带(江苏、安徽附浙江),南楚指东南大部分(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他分类不见得十分正确,所论亦互有详略,加以太史公一派固有的文体,很有些缭纠,像不易理出头绪。但他能把各地的特点说出,各地相互间的关系处处联络,确是极有价值的一篇大文。

鸟瞰法的文做得好不好,全看他能不能提挈起全部的概要。试举两篇同题目的为例:汉朝的高诱做了一篇《吕氏春秋序》(现在冠于原书篇首),清朝的汪中也同样有一篇(《述学补遗》)。高诱的钞《史记·吕不韦列传》,占了四分之三,都是说吕氏的故事。其实吕氏并非学者,这书又是他的门客所编,与本人无甚关系。况且这些话,《史记》都说过,何必再说呢?末段才说到这书的内容,说:“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全是空话。而且四句之中,便有重复。我们读了,绝不能对于这部书得何等印象。汪中的便不是这样。他说他某篇某篇采自儒家言,某篇某篇采自道家言,某篇某篇采自法家、墨家、兵家、农家言,末后总结说:“是书之成,不出于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学,而为后世修文御览华林编略(书类)之所托始,《艺文志》列之杂家,良有以也。”我们读了这篇序,就令看不见原书,然而全书的规模性质,都可以理会了。

移进法和前三项不同:前三项都是立在一个定点上从事观察,或立在旁边,或立在高顶,或精密的观察局部,或粗略的观察全体。要之作者拣择一个定点站住,自然邀同读者也站定这一点,把我观察所得传达给他。移进法恰与相反。作者不站定一点,循着自己所要观察的路线,挪同自己去就他,自然也邀同读者跟着自己走,沿路去观察。这种作法,《汉书·西域传》便是一个好例。

《西域传序》先叙述西域交通的两条路,说道:“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颜注云波河循河也)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因为这些地方初通中国,一般人不知其所在,不能像什么关中、河内、燕、蓟、齐、鲁,提起名来,大家都会想象他在某地点,所以这篇传换一种记载法,先把两条大路点清眉目,后入本传正文,就跟着路线叙去。路线是从南道往,从北道归。头一段说:“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西北至鄯善乃当道云。”自此便顺着南道叙鄯善且末……经过葱岭中的西夜子合,度岭叙罽宾、安息、大月氏,算是南道的最远点。跟着趋北,叙北道最远点的康居、大宛。回头入葱岭,叙捐毒、莎车、疏勒。顺着北道东归,最后到车师前后王庭而止。其不当两大路之冲者,则随其所附近之路线插叙。每叙一国,都记明去长安若干千里。他这种组织法,和本书的地理志迥别,好像带着我们沿着两条路线往返旅行一遍,能够令我们容易明白,且有兴味。

和这个一样的作法,如柳子厚的游记,内中《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记》、《钴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等,一连十多篇,其字句之研炼,笔法之隽拔,人人共赏,不必我再下批评。最妙是把他逐日发见的名胜,挨次分篇叙述,令我们读起来,好像跟他去游览,和他得同等的快乐,这就是移进法的好处。

移进法自然用在地理方面的记载最相宜,因为观察点跟着地段挪移,是最便的。但跟着时间挪移也可以。就历史的记载而论,纪传体是站在一个定点上观察的,编年体就是跟着时间挪移的。所以《左传》、《通鉴》里头许多好文章,极能引人入胜。还有许多好小说,令读者不能中断,非追下去看完不可,都因为用移进法用得入妙。

所写对象,本来有空间时间的层次。作文时一步一步移进去,自是这一类作法的正格。亦有本身原无层次,作者自己创造出层次来移进。汪容甫有篇名作《广陵对》,便是绝好模范。汪是扬州人,这篇《广陵对》,是说扬州在历史的关系,替自己乡土大吹特吹,用近人通用的命题,也可以标为《历史的扬州》。扬州史迹本来甚多,若平铺直叙说去,不惟无味,亦且一定错乱罣漏。他把所有史迹,先行分类,最初所况一类,是没有什么成功,然而关系很重大的。从楚汉之交的召平说起,次以汉末三国的臧洪,东晋祖约、苏峻构难时的郗鉴,桓元僭逆时的刘毅,萧梁侯景作乱时的祖皓、来嶷,唐武后革命时的徐敬业,宋篡周时的李重进,宋亡时抗拒蒙古的李庭芝,明亡时抵抗满洲的史可法,恁么多件事,并为一类,都是忠愤爱国的一流。总束一句道:“历十有八姓,二千余年,而亡城降子,不出于其间。”引起读者的眼光,看扬州成了忠义之乡了!然而这些什有九都是失败的史迹,而且主其事者,多半不是扬州人。于是他进一步叙本土人成功者为一类,内中又分两小类。先从守境之功说起,叙三国时陈登的匡琦之战说起,两宋时韩世忠的大仪之战,宋元之交赵葵的新塘之战。继叙进取建设之功,则晋拒苻秦时谢玄的淝水之战,隋平陈时贺若弼的白水冈之战,五代朱温割据时扬行密的清口之战。令我们读起来,便觉得扬州地方,真是举足可以为轻重于天下,扬州人之武勇,真个如荼如火。末后一段叙扬州人在扬州以外所做的事,历举十几位,各种人物都有,又把我们眼光引到别方面去,觉得扬州真是人才渊薮了!这篇文章字字句句都沉炼,笔笔都跳荡,固然是他特别,令人可爱的原因,然而最主要者,实在他的章法。本来只有许多平面的材料,他会把他分类,造出层次,从这个观察点移到那个观察点,每移一度,令人增加一重趣味,这可以说是故意造出来的移进法。我们懂得这种法门,无论遇着什么题目,都可以应用了。

以上四法,第一第二类记载文——即记物件之内容或状态,记地方之形势或风景——最为适用。因为这两类所记载,都属事物的静态,专用“物理的或数理的观察法”便够,至于第三第四两类——即记人记事——最要紧的是能写出他的动态,非兼用“化学的观察法”不可。以下当别论这两类文的作法。

凡记述一个人,最要紧的是写出这个人与别人不同之处。人类性格什有八九是共通的,尤其是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之人人,相类似之点尤多,好像用同我的模子铸出来的一般。虽然,人类之所以异于他物者,因为人类性格只有相类似,不会相雷同。所以一个模子可以铸几千万绝对同样式的钱,一个马群可以养出千百个绝对同性质的马,一个社会中想找两个绝对同样的人,断断找不出。相类似是人类的群性,不雷同是人类的个性。个性惟人类才有,别的物都不能有。凡记人的文字,唯一职务在描写出那人的个性。

近世写实派大家莫伯桑初学作文时,他先生教他同时观察十个车夫的动作,作十篇文章,把他们写出,每篇限一百字。这是从最难求出个性处,刻意去求,这种个性发见得出,别的自然容易了。莫伯桑经过这一番训练之后,文思大进,后来常常举以教人。《水浒传》写一百零八个强盗,要想写得个个面目不同,虽然不算十分成功,但总有十来个各各表出他的个性,这部书所以成不朽之作就在此。懂得这种道理,对于传记文作法,便有入手处了。

小说体的文,写个人特性,全凭作者想象力如何;传记体的文,写个人特性,全凭作者观察力如何。有了相当的想象力观察力,怎样才能把所想象所观察尽量的恰肖的传出,全凭作者技术如何。技术千变万化,虽然没有什么原则可指,但古今中外传记名手,大率有一种最通用的技术,是凡足以表现传中人个性的言论行事,无论大小,总要淋漓尽致,委曲详尽的极力描写,令那人人格跃然于纸上。宁可把别方面大事抛弃,而在这种关键中,绝不爱惜笔墨。这种作法,在欧洲则布鲁特奇之《英雄传》,在中国则司马迁之《史记》,最能深入其中三昧。今试将《史记》杂举几篇为例:

一 《廉颇蔺相如传》记蔺相如完璧归赵及渑池之会两事,从始至末,一言一动,都记得不漏,这是详记大事之法。因为这两件大事,最足表现相如的个性,所以专用重笔写他,其余小事都不叙。廉颇的大事,三回伐齐,两回伐魏,一回伐燕,传中前后只用三四十个字便算写过,绝不写他如何作战,如何战胜,因为这些战术战功,是良将所通有,不足以特表廉颇的人格。倒是廉颇怎样的妒忌蔺相如,经相如退让之后,怎样的肉袒谢罪,失势得势时候,怎么的对付宾客,晚年亡命在外,思念故国,怎么的“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示尚可用”,这些小事,写得十分详细。读起便可以知道廉颇为人短处在褊狭,长处在重意气,识大体。

二 《郦食其列传》记食其想见汉高祖,找同里骑士做引线,教他几句话,说道:“臣里中有郦生,年六十余,长八尺,人皆谓之狂生,生自谓我非狂生。”记他自己这几句话,便把一位胸有经纬,倜傥不群的老名士,活画出来。又写他初见高祖时,高祖怎样的“倨床使两女洗足”,郦生怎样的“长揖不拜”,高祖怎样骂,郦生怎样的和他对骂,说道:“足下欲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到后来郦生说齐归汉,齐人上了当责备他,他说:“而公不为若更言。”(老子不和你说废话。)便摄衣就烹。这些话本来都是小节,太史公却处处注意,务将他话的原样和说话的神气都传出,便能把这老名士的人格活现。

三 《信陵君列传》说他怎样的待侯嬴,怎样的待朱亥,怎样的待博徒毛公卖浆薛公,这几件事,说得委曲详尽,几占全篇之半,而且把他的事业都穿插在这几个人身上,便活画出极有奇气的一位贵公子,而且把当时社会背景都刻画出来。

记事文——前述第四类所谓记一事之原委因果者,在各种记载文中最为难做。因为凡事情总不会独立,孤立的事情,便无记载之价值。凡一篇记事文,总是把许多人许多时候的动作聚拢一处来记。严格的说,并非记一物事,乃是记一组事,并非把各件各件叙述得详明正确便算了,一定要把许多性质不同的事,前后八面相照应,厘然成为一组,所以甚难。

难固然是难,但也有个很容易的方法,什么方法呢?整理空间时间的关系。因为凡同一时间所发生的事实,必异其空间;同一空间所发生的事实,必异其时间。作者但能把这两种关系观察清楚,叙述得有法度,自然会把满盘散沙的事件,弄成一组了。

记事文最难的,莫如记战争。学会记战争,别的文自迎刃而解。因为战争非一人所为,其成败因果,非一人一时一地之事。倘使有一部分叙述得罣漏或错误,便把全篇弄成不可解。所以教授记事文作法,最好将下文所列《左传》、《通鉴》中之战记,令学生先行细读,再由教师综合比较,向学生说明记载原则。

《左传》

  秦晋韩原之战

  晋楚城濮之战

  晋齐鞍之战

  晋楚邲之战

  晋楚鄢陵之战

  吴楚柏举之战

资治通鉴

  秦汉之交巨鹿之战

  王莽时昆阳之战

  三国时赤壁之战

  东晋时淝水之战

此外好的还不少,为参考用,自然愈多愈妙。头一步讲习,就恁么多篇,也够引例说明之用了。

一回大战争所包含的事实如此其复杂,若要一一记载无遗,实为事势上所绝对不可能。善作战记的人,专以叙述胜败因果为主要目的,于是定出一个原则:凡有关于胜败者,虽小必录;无关于胜败者,虽大必弃。守定这个原则,对于材料去取,便有把握。

材料搜齐选定之后,怎样排列呢?就要从时间空间两方面分别整理。就时间论,每回战争总可分为三大段:

一、战前 所应叙述者为战争动机,两造准备,两造心理状态,两造行动及其位置等等。

二、战时 两造接触之实况。

三、战后 战事之收束,及因战争发生之直接影[4]响、间接影响。

战记通例,大率叙战前者居十之七八,叙战时及战后者不过居其二三。因为胜败原因,多半在开火以前便已决定。且每回战事,也是事前酝酿甚久,一到开火,事势便急转直下。事实上时间分配,战前和战时差不多也是八与二之比例,所以注重战前是普遍原则。像《通鉴》昆阳之战,叙战时几占三分之一,实属一种例外。《左传》每篇叙战时实况的文句多极简。最奇怪的如邲之战,全文六千多字,内中确为叙战时实况者,只有“车驰卒奔,乘晋师”七个字。而且连这七个字,也属空话。然而两方胜败原因,已能令读者了然。其余各篇写战时的语句都极少,诸君试回去细细校阅,自能见出。战后收束,如鞍之战,韩之战,邲之战,都叙得较详,几占全文六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因为战后所发生的影响,能令从前局面生大变动,而且为后来新事实的原因,所以比较的要详叙。

聚集大多数人,在一大空间内行动,非先明了各部分所占的位置不可,所以记载时要整理空间。战纪通例,大率叙战事实时,先把地理上形势随时逗点,令读者对于这方面知识得有准备。叙到临战时,才把当时形势明显指出。因为两造地位屡屡转移,所以到临时点叙最好。但也不一定,有时亦在一篇之首先叙清楚。倘若位置始终无大变化,便可以如此办法。

整理空间,莫如用图。没有图的文章,能令读者可以据文置图便是佳文。例如《通鉴》巨鹿之战:

章邯已破项梁,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大破之,引兵至邯郸,张耳与赵王歇走入巨鹿城,王离围之。陈余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军巨鹿北。章邯军巨鹿南棘原。赵数请救于楚。……楚王召宋义……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以救赵……齐将田都助楚救赵。宋义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章邯筑甬道属河饷王离,王离兵食多,急攻巨鹿。巨鹿城中食尽,兵少。……陈余使五千人先当秦军,至皆没。当是时,齐师燕师皆来救赵,张敖亦北收代兵,得万余人来,皆壁余旁,未敢先击。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宋义),乃渡河救巨鹿……绝章邯甬道。王离军乏食。……项羽乃悉引兵渡河……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大破之。章邯引兵却。

甲巨鹿战役图

我们根据这段记事,便可以制图如上。

《左传》城濮之役,详略两军将帅及战时行动如下:

晋原轸将中军,郤溱佐之。狐毛将上军,狐偃佐之。栾枝将下军,胥臣佐之。……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楚)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

乙城濮战役图

观此知楚右军乃是用陈、蔡两国兵组织,晋拿下军之一半对付他,因为他不是楚人,力较脆弱,先破他以挫敌锋。楚中军是精锐所萃,不动他。第二步便以全力对付楚左军。本来楚左军正面之敌,是晋上军,至是晋三军协力专向他,下军伪遁,中军横击,上军夹攻。到楚两翼全溃,中军无战斗勇气,战事便算了结。据此可以制图如上。

注解:

[1] 遍,原作“偏”,误。

[2] 筰,原作“巂”,误。

[3] 目,原作“同”,误。

[4] 影,原作“应”,据文意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