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然各自成书，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剟。其次《公羊》、《穀梁》传、《国语》、《国策》，虽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纪数百年之言与事，学者必览其全而后可取精焉。惟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择其尤，而所取必至约，然后义法之精可见。故于韩取者十二，于欧十一，余六家或二十三十而取一焉。两汉书疏，则百之二三耳。学者能切究于此，而以求《左》、《史》、《公》、《穀》、《语》、《策》之义法，则触类而通矣。虽然，此其末也。先儒谓韩子因文以见道，而其自称则曰：“学古道，故欲兼通其辞。”群士果能因是以求六经、《语》、《孟》之旨而得其所归，躬蹈仁义，自勉于忠孝，则立德立功以仰答我皇上爱育人材之至意者，皆基于此。是则余为是编以助流政教之本志也夫！
一《三传》、《国语》、《国策》、《史记》为古文正宗，然皆自成一体，学者必熟复全书而后能辨其门径，入其窔穾。故是编所录，惟汉文散文及唐宋八家专集，俾承学治古文者先得其津梁，然后可溯流穷源，尽诸家之精蕴耳。
一周末诸子，精深闳博，汉、唐、宋文家皆取精焉。但其著书，主于指事类情，汪洋自恣，不可绳以篇法。其篇法完具者，间亦有之，而体制亦别，故概弗采录，览者当自得之。
一在昔论议者，皆谓古文之衰自东汉始。非也。西汉惟武帝以前之文，生气奋动，倜傥排宕，不可方物，而法度自具。昭、宣以后，则渐觉繁重滞涩，惟刘子政杰出不群，然亦绳趋尺步，盛汉之风，邈无存矣。是编自武帝以后至蜀汉，所录仅三之一，然尚有以事宜讲问，过而存之者。
一韩退之云：“汉朝人无不能为文。”今观其书疏吏牍，类皆雅饬可诵。兹所录仅五十余篇，盖以辨古文气体，必至严，乃不杂也。既得门径，必纵横百氏而后能成一家之言。退之自言“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是也。
一古文气体，所贵清澄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光精，则《左传》、《史记》之瑰丽浓郁是也。始学而求古、求典，必流为明七子之伪体。故于《客难》、《解嘲》、《答宾戏》、《典引》之类，皆不录。虽相如《封禅书》亦姑置焉。盖相如天骨超俊，不从人间来，恐学者无从窥寻而妄摹其字句，则徒敝精神于蹇浅耳。
一子长《世表》、《年表》、《月表》序，义法精深变化，退之、子厚读经子，永叔史志论，其源并出于此。孟坚《艺文志·七略序》淳实渊懿，子固序群书目录、介甫序《诗》、《书》、《周礼义》，其源并出于此。概勿编辑，以《史记》、《汉书》，治古文者必观其全也。独录《史记》自序，以其文虽载家传后而别为一篇，非史说本文耳。
一退之、永叔、介甫俱以志铭擅长。但序事之文，义法备于《左》、《史》，退之变《左》、《史》之格调，而阴用其义法，永叔摹《史记》之格调，而曲得其风神；介甫变退之之壁垒，而阴用其步伐。学者果能探《左》、《史》之精蕴，则于三家志铭，无事规橅而自与之并矣。故于退之志铭，奇崛高古精深者皆不录。录马少监、柳柳州二志，皆变调，颇肤近。盖志铭宜实征事迹，或事迹无可征，乃叙述久故交亲而出之以感慨，《马志》是也；或别生议论，可兴可观，《柳志》是也。于永叔，独录其叙述亲故者，于介甫，独录其别生议论者，各三数篇，其体制皆师退之，俾学者知所从入也。
一退之自言：“所学在辨古书之真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盖黑之不分，则所见为白者，非真白也。子厚文笔古隽而义法多疵，欧、苏、曾、王亦间有不合，故略指其瑕，俾瑜者不为揜耳！
一《易》、《诗》、《书》、《春秋》及《四书》，一字不可增减，文之极则也。降而《左传》、《史记》、韩文，虽长篇，句字可薙芟者甚少。其余诸家，虽举世传诵之文，义枝辞冗者或不免矣。未便削去，姑钩划于旁，俾观者别择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