轼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北海[1]，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得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虫，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有能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注解：
[1] 北海，通行本东坡文集均作“海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