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梁以后批评精神的堕落——唐代《诗式》《诗格》一类著作的流行——《文镜秘府论》——本事请）及其他一韩与白国易的批评论一批评文学的活一宋代请话的盛行一从吹日修《诗话》到蔡正孙《诗林广记》——批评界的两大柱石——朱熹的批评论——严羽的《沧浪诗话》
一
批评文学从梁代钟，刘二家以后，便消沉了下去。类似《诗品》和《文心雕龙》的有系统的著作，不再有第三部出现。直到唐代，还不曾产生什么重要的批评的名著。唐以诗取士，故唐人所作，以通俗的如何写诗的方法的书为最多。《新唐书·艺文志》所载，有元兢、宋约《诗格》一卷，王昌龄《诗格》二卷，憎皎然《诗式》五卷，王起《大中新行诗格》一卷，姚合《诗例》一卷，贾岛《诗格》一卷，炙毂子《诗格》一卷，殆皆为此类，又有范传正《赋诀》，张仲素《赋枢》，浩虚舟《赋门》等则为指导作赋的方法者。元兢、王昌龄之作，尚存残文于日本遍照金刚的《文镜秘府论》里。皎然《诗式》，今也尚有传本。他们所论皆取便士子科场之用。故根本上便不会有什么重要的见解。孟棨的《本事诗》只是缓拾诗人们的故事以为谈资，不能算是批评文学的著作。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也不过是以漂亮的诗句，虚写一般的诗的风格的变幻而己。张为的《主客图》，颇近钟氏《诗品》，唯只有品第，并无评等，也不能算是一部批评的著作。倒还是韩愈他们的主张，有可以注意的地方，其影响也很大。他们那些古文运动者，对于文学，有两种重要的见解：第一是“文以载道”；第二是“文起八代之衰”，换言之，就是，在内容上，求其充实，言之有物，不单以刻画“风云月露”为务；在文字上要其复古，反对使用晋，宋、齐、梁以来的骈偶的文体。到了白居易，在他的《新乐府辞序》上，更畅发着“文章合为时而著”的为人生的艺术观，算是唐代最重要的文学论。但可惜他们都不曾写下什么专门的大著。
宋人最爱作“诗话”。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司马光的《续诗话》以下，作者无虑百数，即今有者也还有数十余家，可谓极一时之盛。又有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魏庆之的《诗人玉屑》，玩阅的《诗话总龟》，蔡正孙的《诗林广记》诸书，分门别类，以总辑诸家的大成。其专关于唐诗者，更有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尤的《全唐诗话》诸书。但这些书，大抵都只是记载些随笔的感想，即兴的评判，以及琐碎的故事，友朋的际遇等等，绝鲜有组织严密，修理整饬的著作。
二
但宋代却是一个批评精神复活的时代。我们不能因为其“无当大雅”的诗话之多，便抹杀了这个时代的重大的成就。从六朝以后，批评的精神便堕落了。唐代是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却不是批评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唐人批评的精神很差；尤其少有专门的批评著作。他们对于古籍的评释，其态度往往同于汉儒：只有做着章解句释的工夫，并不曾更进一步而求阐其义理。宋人使不同了。很早的时候，他们便已有勇气来推翻旧说，用直觉来评释古书，他们知道求真理，知道不盲从古人，知道从本书里求得真义与本相。于是汉、唐以来许多腐儒的种种附会的像痴人说梦似的解释，便受到了最严正的纠正。这种风气，从欧阳修作《毛诗本义》，郑樵作《诗辨妄》以来，便盛极一时。南宋中叶的朱熹，便是这一派批评家的代表。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登绍兴进士第。历事高、孝、光、宁四朝，终宝文阁待制。庆元中致仕，旋卒。宝庆中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熹在当时，讲正心诚意之学，颇为时人所妒恨。但从游弟子甚多，其势力也极大。他对于经典古籍，多有解释。在其《语录》及文集里，也有不少关于文学批评的重要的贡献。唯其最重要的见解，则在把《诗经》和《楚辞》两部伟大的古代名著，从汉，唐诸儒的谬解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本来面目，承认其为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个功绩是极大的。他的批评的主张，在《诗集传》及《楚辞集注》的两篇序上，也可以看出一个大体来。他对于诗的起源，有很正确的见解：
或有问于余日：诗何为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他的更大的工作，便是打倒了《毛诗序》，发现：“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其情者也。”更发现郑，卫诸风中的情诗的真价，而反对毛氏的美刺之说（他于《集传》后，更附《诗序辨说》，专辨《诗序》的得失）。这是很痛快的一个真实的大批评家的见解！他不仅发现古代几十篇的美隽的情歌而已，他直是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他的《楚辞集注》也把《楚辞》的真面目从王逸诸人的曲解里解脱出来。他说道：“《楚辞》不甚怨君。今被诸家解得都是怨君，不成模样。”又道：“《楚辞》平易，后人学做者反艰深了，都不可晓。”这些话都是很重要的。他虽是一位“道学家”，却最能欣赏文学，最知道伟大名著的好处所在，故他的批评论便能够发前人所未发之见解，纠正前人所久误的迷信。
三
朱嘉的跟从者极多。但他的工作，破坏方面做得多；建设的主张便罕见了。但许多的“诗话”作家，却往往都有些自己的主张。
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谢元晖有言：好流转園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
——吕居仁：《夏均父集序》
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味物；兼而有之者李、杜也。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大抵句中若无意味，之山无烟云，春无草树，岂复可观。
语贵含蓄。东坡云：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若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善之善者也。
——姜菱：《白石道人诗说》
他们的话往往过于琐碎，不成片段。一节一语，或是珠玉。但若要把他们连缀起来，寻得其一贯的主张，便是劳而无功的了。正像碎玻璃片在太阳光底下发亮，远远看去，仿佛有些耀煌，迫而视之，便立觉其不成一件东西了。
在许多宋人诗话里，真实的有积极的见解，一贯的主张者，恐怕只有严羽的《沧浪诗话》（《沧浪诗话》有《历代诗话》本）一部而已，严羽对于诗学确有大胆可喜的意见。故他的影响很大。他和朱熹，可以说是宋代文学批评家里两大柱石。朱熹把文学的本来面目从陈旧的曲解中解放出来，严羽则更进一步，建设了他自己的文学论。他好以禅语来做譬喻；这正是南宋人的风气。明胡应麟盛称其说，比之达摩西来，独辟禅宗。而清冯班又丑诋之，至作《严氏纠谬》一书，斥为“呓语”。但当班的时候，神韵之说正横流于世，他或有所激而为此书吧。
羽字仪卿，一字丹丘，自号沧浪通客，邵武人。有《沧浪诗集》。他的《沧浪诗话》是很有组织的著作。首《诗辨》，次《诗体》，次《诗法》，次《诗评》，次《诗证》，凡五门，末并附《与吴景仙论诗书》。《诗体》一门，叙述自建安到当代的各种不同的诗体，“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元祐体，江西宗派体。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曹、刘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又有所谓选体..官体”。并及用韵对句等。《诗法》一门，叙述作诗之法：“须是本色，须是当行”“下字贵响，造语贵圆”..这两门大似皎然、王昌龄诸人的《诗式》《诗格》的体式。《诗评》杂论六朝、唐、宋诸诗人的得失；《诗证》杂录关于诗篇的考订之语；这两门也是诸宋人诗话里常见的东西。其全书的精华所在，乃在《诗辨》一门，及所附的《答吴景仙书》。羽的批评主张，皆集中于此二部分。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签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
当江西诗派，永嘉四灵盘着文坛上的时代，竟有这样的狮子吼似的呼声，诚是大胆的挑战。难怪他是那样的自信着，自负着：“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诗辨》）“仆之《诗辨》，乃断干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以禅喻诗，莫此清切。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得来者。..我论诗若那吒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答吴景仙书》）大批评家自非有这种精神不可。
参考书目
一、《文镜秘府论》日本遍照金刚撰，有日本《东方文化学会丛书》坷罗版印本，有北平富晋书社石印本。
二、《历代诗话》清何文焕编，有原刊本，有医学书局石印本。
三、《历代诗话续编》丁福保编，医学书局出版。
四、明、清诸大丛书，像《津建秘书》《学海类编》等等，其中搜罗唐、宋人诗话不少。
五、《朱子大全集》有明、清坊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