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一部宏伟的百科全书体的史书——《史记》在文学上的影响——《淮南子》——董仲舒、公孙弘——徐乐、严安等——刘向、刘歆父子——他们的整理工作的重要——班固与荀悦——理性的复活时代——王充的《论衡》——王符、仲长统等。
一
这个时代，两司马并称，然司马迁的重要，实远过于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以虚夸无实之辞，写荒诞不真的内容，他以乌有先生、亡是公为其所创作的人物，其作品的内容，也不过是“乌有”“亡是”之流而已。司马迁的著作却是另一个方面的，他的成就也是另一个方面的。他不夸耀他绝代的才华，他低首在那里工作。他排比，他整理古代的一切杂乱无章的史料，而使之就范于他的一个囊括一切前代知识及文化的一个创作的定型中。而他又能运之以舒卷自如，丰泽精刻的文笔。他的空前的大著《太史公书》（即《史记》）不仅仅是一部整理古代文化的学术的要籍，历史的巨作，而且成了文学的名著。中国古代的史书都是未成形的原始的作品，《太史公书》才是第一部正式的史书，且竟是这样惊人的伟作。司马迁于史著上的雄心大略，真是不亚于刘彻之在政治上。迁（司马迁见《汉书》卷五十六，又《史记》卷一百三十，自序生平甚详）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公元前145年（景帝中五年丙申），其卒年不可考，大约在公元前86年（即汉昭帝始元元年乙未）以前。父谈为太史令。迁“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初为郎中，后继谈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后五年（太初元年）始着手作其大著作《史记》。后李陵降匈奴，迁为之辩护，受腐刑。后又为中书令，尊究任。迁之作《史记》（《史记》有通行《二十四史》本），实殚其毕生之精力。自迁以前，史籍之体裁，简朴而散漫，像《国语》《国策》《春秋》《世本》之类，都是未经剪裁的史料。于是迁乃采经摭传，纂述诸家之作，合而为一书。其取材有根据于古书者，有记叙他自己的见闻，他友人的告语，以及旅游中所得者。其叙述始于黄帝（公元前2697年），迄于汉武帝。“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自序》）分本纪十二，年表十，书八，世家三十，列传七十。本纪为全书的骨干。年表、书、世家、列传，则分叙各时代的世序，诸国诸人的事迹，以及礼仪学术的沿革。将古代繁杂无序的书料，编组成这样完美的第一部大史书，其工作至艰，其能力也至可惊异。自此书出，所谓中国的“正史”的体裁以立。作史者受其影响者至二千年。此书不仅为政治史，且包含学术史、文学史以及人物传的性质。其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自天文学以至地理学、法律、经济学无不包括在内。其列传则不唯包罗政治家，且包罗及于哲学家、文学家、商人、日者，以至于民间的游侠。在文字一方面亦无一处不显其特创的精神。他串集了无数的不同时代，不同著者的史书，陶融冶铸之为一，正如合诸种杂铁于一炉而烧冶成了一段极纯正的钢铁一样，使我们毫不能见其凑集的缝迹。此亦为一大可惊异之事。且迁之采用诸书，并不拘拘于采用原文。有古文不可通于今者，则改之。在后来文学史上，《史记》之影响也极大。古文家往往喜拟仿他的叙写的方法。实际上，《史记》的叙写，虽简朴却能活跃动人，能以很少的文句，活跃跃地写出其人物的性格，且笔端常带有情感。像下面《刺客列传》（卷八十六）的一段，便是好例：
荆轲者，卫人也...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乃装为遣荆卿...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征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上车而去，终已不顾。遂至秦...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得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掷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史记》一百三十篇，曾缺十篇，褚少孙补之。其他文字间，亦常有后人补写之迹。但这并无害于《史记》全体的完整与美丽。
《太史公书》以外的散文著作，以《淮南子》为最著。《淮南子》为刘安（刘安见《前汉书》卷四十四）集合门下宾客们所著的书。安为汉之宗室，封淮南王，好学喜士，为当时的文学者的东道主之一。后以谋反为武帝所杀。他曾招致天下诸儒方士，讲论道德，总说仁义，著书二十一篇，号日《鸿烈》，即《淮南子》（《淮南子集解》，刘文典编，商务印书馆出版）。尚有外篇，今不传。此书亦囊括古代及当时的一切哲学思想以及许多形而上的见解，颇有许多重要的材料在内。文辞亦奇奥丰腴，有战国诸子之风。
同时的儒学作家，如董仲舒（董仲舒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汉书》卷五十六）、公孙弘（公孙弘见《史记》卷一百十二，《汉书》卷五十八）等皆有所作。董仲舒作《春秋繁露》。但他们的文字大都庸凡无奇，在散文上是无可述的。仲舒又有《士不遇赋》，也不过是忧穷愁苦的许多咏“士不遇”的作品的一篇而已。
几个策士，如徐乐、严安、主父偃（徐乐、严安、主父偃等均见《汉书》卷六十四）、吾丘寿王他们，其文辞都是很犀利的，内容也是很动人的审情度势的切实议论。战国说士之风似一时复活起来了，但伟大的汉武时代一过去，他们便也都销声匿迹了。
此后无甚伟大的散文著作。刘向、刘歆（刘向、刘歆见《汉书》卷三十六）父子在西汉末叶的出现，又把散文带到另一方面去。
自汉兴百数十年到刘向的时候，操于儒生之手的文艺复兴，直不曾有过什么成绩，除了争立博土，招收弟子之外。他们不过做实了“抱残守缺”四字而已。为了利禄之故，死守着一先生之言，不敢修正，更不必望其整理或编纂什么了。所以这百数十年来的文艺复兴的时间，我们与其说是“复兴”，不如说是在“典守”（司马迁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班固说：“于是建藏书之第，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刘散《七略》说：“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此皆汉代收藏古籍之情形。）而有了这百数十年来的搜集保守，便给予一个伟大的整理者刘向，以一个绝好的整理编纂的机会。
刘向字子政，为汉之宗室。他曾时时上书论世事，为当时的大政治家之一。又善于辞赋，作《九叹》，见于《楚辞》中。而他的一生精力则全用于他的整理与编纂古典文籍上面。向与其子歆所撰的《七录》，今已亡佚，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却是完全抄袭他的。所以《七录》虽亡而实未亡。《汉书·艺文志》将古典文籍分为七大部分，即所谓“七略”者是。“七略”者，一、《辑略》，叙述诸书之总要；二、《六艺略》，记录《六经》的注释；三、《诸子略》，登记九流十家之书；四、《诗赋略》，登记纯文艺的著作；五、《兵书略》，登记行兵布阵以及军法军纪之书；六、《数术略》，登记关于阴阳五行，星卜占卦诸数术的书；七、《方技略》，登记医术神仙之书。“大凡书六略——辑略在外——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这个浩瀚的大文库，其中每一部书都是经过向及其合作者（任宏、尹咸及李柱国）的校阅的。“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像这样伟大的一个工作，这样清晰的一副头脑，即以《太史公书》之牢笼百家较之，似也有所不及。经生们不配去整理古籍，他们也不能去整理。只有像向、歆那样清晰前代思想制度、文学技术的变迁，而又有了博大“容忍”的心胸的，方才有整理的资格与能力。
向除了整理古典文籍之外，又加之以编纂。但他只是编纂，并不著述。他所编纂的书，今存者尚有：（一）《战国策》,（二）《列女传》,（三）《说苑》,（四）《新序》。此外如《新国语》等等皆已亡佚。《战国策》在向之前，是传本不同，异名极多的一部书，经了他的重加编纂之后，方才成了一部完整的书。《说苑》《新序》《烈女传》则皆搜集故说旧闻，由他加以排比归类的。和汉文帝时燕人韩婴所作的《韩诗外传》体例略同。《列女传》专叙古代妇女的言行，以许多的故事，归之于《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等几个总目之下，每传并附以颂一首。此书有一部分为后人所补入者。后来的人以附有颂者定为刘向原文，无颂者定为后人所补。在此三书中，有许多故事是很可感人的。又有《孝子传》，相传亦为向撰。
刘向子歆亦为当时一个极重要的学者。他继续了他父亲的遗志，完成了绝代的大著作《七略》；他又极力与当时以利禄为目的，门户之见极重的经生们奋斗，欲争立《古文尚书》《左传》《毛诗》于学官。他的《让太常博士书》，暴露了当时经生们的偏私与无聊。他对于古学的热忱直是充分的表白出来！他又极力表彰了一部绝代的理想政治的模式的《周礼》。后人每以《左传》《周礼》为他的伪作。但那实是不近情理的一个偏见。
三
后汉的散文，也以历史及论文为主。历史名著之重要者有二，皆为模拟古代名著之作。一为《汉书》，班固著，系模拟司马迁的《史记》的；一为《汉纪》，荀悦著，系模拟左丘明的《左传》的。
《汉书》（《汉书》有通行《二十四史）本，又《四史》本）的体例几乎完全仿之于《史记》。《汉书》凡一百篇，计帝纪十二，表八，志十，列传七十。这些帝纪、表、志、列传，皆为《史记》所已有的体例。其与《史记》不同之点：一、《汉书》是断代的，其叙述起于汉之兴起，止于王莽之时代，而《史记》则为古今通史；二、《史记》有“世家”，而《汉书》则无之；三、《史记》的“书”，《汉书》则改名为“志”。《汉书》的文字，武帝以前事，大抵直抄《史记》文字，很少更动；武帝以后，则根据其父彪所续前史之文而加以补述增润。固写此作，很费匠心，自永平中始受诏作史，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然当他死时，其中《八表》及《天文志》尚未告成，乃由其妹昭补成之。《汉书》原为断代之史，仅记西汉二百二十九年间之事，然间有体例混淆者，如《古今人表》上及古代人物，《艺文志》也网罗古今著作。刘知几的《史通》曾致不满于班氏之书，郑樵对于《汉书》尤力加诋毁，责备得她体无完肤。但这部历史虽不是什么创作，却也颇有些很活跃的叙述，使我们不得埋没了她。班固还著有《白虎通》，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桓宽的《盐铁论》乃是汉代有关经济史的极有权威的辩论集。
荀悦（荀悦见《后汉书》卷九十二），字仲豫，颍川颍阴人（148—209）。好著述。初在曹操府中，后迁黄门侍郎。当时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汉纪》有明黄省曾刊本，《四部丛刊》本）三十篇。在没有发展到“纪事本末”的一个体裁之前，其由“百科全书”体的历史而重复回到比较简朴，比较原始的编年体裁的《左传》式，乃是必然的一个趋势。论者谓其书“辞约事详”颇为可观。《左传》式的史书，其较《史》《汉》容易使人醒目处，也便在于他的“辞约事详”。荀悦又作《申鉴》（《申鉴》有明黄省曾注本，《汉魏丛书》本）五篇，凡《政体》《时事》《俗嫌》各一篇，《杂言》二篇，也颇有些切中时弊的箴诫。然当时的形势，已到了非汉室“瓦解”另换了一个新的局面不能急转直下的倾向，所以悦的这些空论，全是无补于实际的政治的。
但在后汉的时候，学者思想已不复囿于儒家的专制之下。因了刘向父子的努力，古籍渐为学者所易见。于是加以研究，加以探讨，加以比较之后，便到处发现其中的夸诞与矛盾之处，或有许多，是不顺适于后代文明社会的见解与观点的。于是一二个勇敢的学者便捉住了这些所在，加以直觉的理性的评判。每一次继于古籍的整理之后，必有这样的一次理性运动发生。而在刘向父子之后，也便来了一位大怀疑者王充（王充见《后汉书》卷七十九）。他开辟了后来的刘知几、崔述等人的先路。他字仲任，会稽上虞人。曾师事班彪，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充卒于公元90年间（汉和帝永元中）。他常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遂成《论衡》（《论衡》有明通津草堂刊本，《汉魏丛书》本，《四部丛刊》本，《百子全书》本）八十五篇。《论衡》实为汉代最有独创之见的哲学著作。当时儒教已为思想的统治者，而充则毅然能与之问难。他在《问孔篇》上说：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圣贤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时人不知难；或是而意沉难见，时人不知问。案圣贤之官，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
又在《物势篇》上说：
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妇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
这些话都说得很勇敢。但充的文辞，殊觉笨重，不能畅达其意，这是很可惜的。略后于允者有王符。
符字节信，安帝时人。志意蕴愤，隐居著书，以讥当时之得失，不欲彰显其名，故曰《潜夫论》（《潜夫论》有《汉魏丛书》本；湖海楼本，此本有汪继培笺），凡三十六篇，但其言论却无甚新意。
此后，至献帝时，又有两个论文家出现。一为仲长统（仲长统见《后汉书》卷七十九，《三国志》卷二十一）。统字公理，山阳高平人（179—219）。性倜傥，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曾参曹操军事。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一为徐干（徐干见《三国志》卷二十一）。干字伟长，北海人（171—218），著《中论》 （《中论》有《汉魏丛书》本）二十余篇。曹操曾屡辟之，俱不应。此数人的思想俱不脱儒家的范围，远没有王充的大胆与成就。
参考书目
一、《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 清严可均编，黄冈王氏刊本，版存广雅书局，又医学书局石印本。
二、《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明张溥编，有原刊本，长沙刊本。
四、《古文苑》有《平津馆丛书》本；有坊刊本。
五、《百子全书》有湖北书局刊本。
六、《汉魏丛书》有明程荣刻本（三十八种）；何允中刻本（七十六种）；清王谟刻本（八十六种，后又增到九十四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