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古的诗歌总集：《诗经》——风、雅、颂之分的不当——《诗经》中的诗人的创作——《诗序》的附会——乱离时代的歌声——《诗经》里的情歌——农歌的重要——贵族的诗歌——《楚辞》时代——屈原和他的《离骚》——《九章》《九歌》等——《大招》《招魂》的影响——宋玉、景差等
一
《诗经》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周平王东迁前后的古诗，除见于《诗经》者外，寥寥可数，且大都是断片；又有一部分是显然的伪作。论者以为：诗三千，孔子选其三百，为《诗经》。此语不甚可靠。不过古诗不止三百篇之数，则为无可疑的事实。
很可笑的伪歌，如《皇娥歌》及《白帝子歌》：“天清地旷浩茫茫”，“清歌流畅乐难极”之类，见于王子年《拾遗记》（《诗纪》首录之）。将这样近代性的七言歌，放在离今四千五百年前的时代，自然是太浅陋的作伪了。“登彼箕山兮瞻天下”的一首《箕山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击壤歌》，也都是不必辩解的伪作。“断竹，断竹，飞土逐”的《弹歌》，《吴越春秋》只言其为古作，《诗苑》却派定其为黄帝作，当然是太武断。“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的虞帝与皋陶诸臣的唱和歌，比较的可靠，然却未必为原作。《尚书·大传》所载的《卿云歌》《八伯歌》也是不可信的。较可信的是秦汉以前诸书所载的佚诗。这些逸诗，《玉海》曾收集了一部分。后来郝懿行又辑增之，为《诗经拾遗》一书。但存者不及百篇，且多零语，其中尚有一部分，是古代的谚语。所以我们研究古代的诗篇，除了《诗经》这一部仅存的选集之外，竟没有第二部完整可靠的资料。
二
《诗经》的影响，在孔子孟子的时代便已极大了。希腊的诗人及哲学家，每称举荷马之诗，以作论证；基督教徒则举《旧约》《新约》二大圣经，以为一己立身行事的准则；我们古代的政治家及文人哲士，则其所引为辩论讽谏的根据，或宣传讨论的证助者，往往为《诗经》的片言只语。此可见当时的《诗经》已具有莫大的威权。这可见《诗经》中的诗，在当时流传得如何广！
《诗经》在秦汉以后，因其地位的抬高，反而失了她的原来的巨大威权。这乃是时代的自然淘汰所结果，非人力所能勉强的。但就文学史上而论，汉以来的作家，实际上受《诗经》的风格感化的却也不少。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东方朔的《诫子诗》，韦玄成的《自劾诗》《戒子孙诗》，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傅毅的《迪志诗》，仲长统的《述志诗》，曹植的《元会》《责躬》，乃至陶潜的《停云》《时运》《荣木》，无不显然地受有这个感化。
然而，在同时，《诗经》却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厄运：一方面她的地位被抬高了；另一方面她的真价与真相却为汉儒的曲解胡说所蒙蔽了。这正如绝妙的《所罗门歌》一样，她因为不幸而被抬举为《圣经》，而她的真价与真相，便不为人所知者好几千年！
《诗经》中所最引人迷误的是风、雅、颂的三个大分别。孔颖达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毛诗正义》）关于赋比兴，我们在这里不必多说，这乃是修辞学的范围。至于风、雅、颂三者，则历来以全部《诗经》的诗，属于其范围之内。三百篇之中，属于“风”之一体者，有《二南》《王》《豳》《郑》《卫》等十五国风，共计一百六十篇；属于“雅”者，有《大雅》《小雅》，共计一百○五篇；属于“颂”者有《周颂》《鲁颂》《商颂》，共计四十篇。《诗大叙》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朱熹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诗经集注序》）《诗大叙》之说，完全是不可通的。汉人说经，往往以若可解若不可解之文句，阐说模糊影响之意思，《诗大叙》这几句话便是一个例。我们勉强地用明白的话替他疏释一下，便是：风是属于个人的，雅是有关王政的，颂是“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朱熹之意亦不出于此，而较为明白。他只将风、雅、颂分为两类；以风为一类，说他们是“里巷歌谣之作”，以雅、颂为一类，说他们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实这些见解都是不对的。当初的分别风、雅、颂三大部的原意，已不为后人所知；而今本的《诗经》的次列又为后人所窜乱，更不能与原来之意旨相契合。盖以今本的《诗经》而论，则风、雅、颂三者之分，任用如何的巧说，皆不能将其抵牾不合之处，弥缝起来。假定我们依了朱熹之说，将“风”作为里巷歌谣，将“雅”“颂”作为“朝廷郊庙乐歌”，
则《小雅》中的《白华》：“白华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远，俾我独兮！”与《卫风》中的《伯兮》：“伯兮竭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同是挚切之至的怀人之作，何以后一首便是“里巷歌谣”，前一首便是“庙堂郊祠乐歌”？又“风”“雅”之中，更有许多同类之诗，足以证明“风”与“雅”原非截然相异的二类。至于“颂”，则其性质也不十分明白。《商颂》的五篇，完全是祭祀乐歌；《周颂》的内容便已十分复杂，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祭祀乐歌，一小部分却与“雅”中的多数诗篇，未必有多大分别（如《小毖》）。《鲁颂》则只有《宫》可算是祭祀乐歌，其他《泮水》诸篇皆非是。又《大雅》中也有祭祀乐歌，如《云汉》之类是。更有后人主张：诗都是可歌的；其所谓“风”“雅”“颂”完全是音乐上的分别。郑樵说：“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通志·乐略》）又说：“仲尼....列十五国风以明风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间，陈《周》《鲁》《商》三颂所以侑祭也...”梁任公便依此说，主张《诗经》应分为四体，即南、风、雅、颂。“南”即十五国风中之“二南”，与“雅”皆乐府歌辞，“风”是民谣，“颂”是剧本或跳舞乐。这也是颇为牵强附会的。古代的音乐早已亡失，如何能以后人的模糊影响之追解而为之分解得清楚呢？郑樵之说，仍不外风土之音（即民间歌谣），朝廷之音，及侑祭之乐的三个大分别。至于“四诗：南、风、雅、颂”之说，则尤为牵强。“南”之中有许多明明不是乐歌，如《卷耳》《行露》《柏舟》诸作，如何可以说他们是合奏乐呢？我们似不必拘泥于已窜乱了的次第而勉强去加以解释，附会，甚至误解。《诗经》的内容是十分复杂的；风、雅、颂之分，是决不能包括其全体的；何况这些分别又是充满了矛盾呢。我们且放开了旧说，而在现存的三百零五篇古诗的自身，找出他们的真实的性质与本相来！
据我个人的意见，《诗经》的内容，可归纳为三类：一、诗人的创作，像《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崧高》《民》等。二、民间歌遥，又可分为：（一）恋歌，像《静女》《中谷有》《将仲子》等；（二）结婚歌，像《关雎》《桃天》《鹊巢》等；（三）悼歌及颂贺歌，像《蓼莪》《麟之趾》《螽斯》等；（四）农歌，像《七月》《甫田》《大田》《行苇》《既醉》等。三、贵族乐歌，又可分为：（一）宗庙乐歌，像《下武》《文王》等；（二）颂神乐歌或祷歌，像《思文》《云汉》《访落》等；（三）宴会歌，像《庭燎》《鹿鸣》《伐木》等；（四）田猎歌，像《车攻》《吉日》等；（五）战事歌，像《常武》等。
三
诗人的创作，在《诗经》是很显然的可以看出的。据《诗序》，“有主名”的创作有：（一）《绿衣》，卫庄姜作（《邶风》）；（二）《燕燕》，卫庄姜作（《邶风》）；（三）《日月》，卫庄姜作（《风》）；（四）《终风》，卫庄姜作（《风》）；（五）《式微》，黎侯之臣作（《风》）；（六）《旄丘》，黎侯之臣作（《邶风》）；（七）《泉水》，卫女作（《邶风》）；（ハ）《柏舟》，共姜作（《风》）；（九）《载弛》，许穆夫人作（《风》）；（十）《竹竿》，卫女作（《卫风》）；（十一）《河广》，宋襄公母作（《卫风》）；（十二）《渭阳》，秦康公作（《秦风》）；（十三）《七月》，周公作（《风》）；（十四）《鸱鸮》，周公作（《豳风》）；（十五）《节南山》，周家父作（《小雅》）；（十六）《何人斯》，苏公作（《小雅》）；（十七）《弁》，“公“作（《小雅》）；（十八）《宾之初筵》，卫武公作（《小雅》）；（十九）《公刘》，召康公作（《大雅》）；（二十）《洞酌》，召康公作（《大雅》）；（二十ー）《巻阿》，召康公作（《大雅》）；（二十二）《民劳》，召穆公作（《大雅》）；（二十三）《板》，凡伯作（《大雅》）；（二十四）《荡》，召穆公作（《大雅》）；（二十五）《抑》，卫武公作（《大雅》）；（二十六）《桑柔》，芮伯作（《大雅》）；（二十七）《云汉》，仍叔作（《大雅》）；（二十八）《崧高》，尹吉甫作（《大雅》）；（二十九）《烝民》，尹吉甫作（《大雅》）；（三十）《韩奕》，尹吉甫作（《大雅》）；（三十ー）《江汉》，尹吉甫作（《大雅》）；（三十二）《常武》，召穆公作（《大雅》）；（三十三）《瞻卬》，凡伯作（《大雅》）；（三十四）《召旻》，凡伯作（《大雅》）；（三十五）《啊》，史克作（《鲁》）。此外尚有许多篇，《诗序》以为是“国人”作，“大夫”作，“士大夫”作，“君子”作的。但《诗序》本来是充满了臆度与误解的，极为靠不住。譬如，我们就上面三十几篇而讲，《燕燕》一诗，《诗序》以为是“卫庄姜送归妾也。”那么一首感情深挚的送别诗：“瞻望弗及，涕泣如雨”“瞻望弗及，伫立以泣”；这岂像是一位君夫人送“归妾”之词？至于其他，《诗序》以为“刺幽王”“刺忽”“刺朝”“刺文公”的无名诗人所作，则更多误会。像《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祭以清酒，从以骍牡；享于祖考，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不明明是一首村社祭神的乐歌吗？《诗序》却以为是“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业，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这是哪里说起的误会呢？大约《诗序》将民
歌附会为诗人创作者十之六，将无名之作附会为某人所作亦十之五六。据《诗序》，周公是《诗经》中的第一个大诗人。周公多才多艺，确是周室初年的一个伟大的作家。《尚书》中的《大诰》《多士》《无逸》等篇，皆为他所作。《诗经》中传为周公所作者为《七月》及《鸱鸮》二篇。《史记》：“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日《鸱鸮》。”此诗音节迫促，语意挚切而凄苦，似是出于苦思极虑，忧谗畏讥的老成人所作。但这人是否即为周公，却很难说。而《七月》便绝不会是周公所作的了；这完全是一首农歌，蕴着极沉挚的情绪，与刻骨铭心的悲怨，“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这样的近于诅咒的农民的呼吁，如何会是周公之作呢？《诗序》传为召康公所作之诗有三篇，皆在《大雅》，一为《公刘》，一为《泂酌》，一为《卷阿》。《公刘》为歌咏周先祖公刘的故事诗。或有召康公所作的可能。《泂酌》为一种公宴时的乐歌，《卷阿》亦为欢迎宾客的宴会乐歌，如何会是“召康公戒成王”呢？
所称为尹吉甫作的诗篇凡四：《崧高》《烝民》《韩奕》及《江汉》。尹吉甫为周宣王年代的人（公元前827—公元前782年）。宣王武功甚盛，吉甫与有力焉。在《诗经》的诗人中，吉甫是最可信的一个。他在《崧高》的末章说：“吉甫作诵..以赠申伯。”在《烝民》上说：“吉甫作诵..以慰其心。”这几篇诗都是歌颂大臣的“廊庙之诗”，（《崧高》是赠给申伯的；《烝民》是赠给仲山甫的；《韩奕》是赠给韩侯的；《江汉》是赠给召虎的。）富于雍容尔雅之气概，却没有什么深厚的情绪。召穆公与尹吉甫是同时的人。他的诗，据《诗序》有三篇见录于《诗经》：《民劳》《荡》与《常武》。《诗序》说，《民劳》与《荡》是刺厉王的，《常武》是美宣王的。但《民劳》是从士大夫的忧愤与伤心中写出的文字，《荡》似为歌述文王告殷的一段故事诗，模拟文王的语气是又严正，又恳切。或为史臣所追记，或为史诗作者的一篇歌咏文王的故事诗中的一段，现在已不可知。但绝不是“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则为极明白的事。《常武》叙述宣王征伐徐夷的故事，这是一篇战争叙事诗中的杰作，也是《诗经》叙事诗中的杰作：
赫赫业业，有严天子，王舒保作，匪绍匪游。
徐方绎骚，震惊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惊。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阚如虓虎。铺敦淮，仍执丑虏。截彼淮浦，王师之所。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
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
凡伯相传与召穆公及尹吉甫同时，或较他们略前；作《板》。更有一凡伯，相传为幽王时人，作《瞻印》及《召旻》二诗。前凡伯为厉王（公元前878—公元前842年）卿士。他是周公之后。后凡伯为幽王时代（公元前781—公元前771年）的人。《板》与《瞻印》及《召旻》，所表示的虽同是一个情思，且俱喜用格言，但一则讽谏，一则悲愤。两个凡伯当都是有心的老成人，见世乱，欲匡救之而不能，便皆将其忧乱之心，悲愤之情，一发之于诗。因此与召穆公及尹吉甫的作风便完全不同：“天之方虐，无然谑谑。老夫灌灌，小子娇。匪我言耄，尔用忧谑。多将熇熇，不可救药。”（《板》）活画出一位老成人在挙世的嬉笑連浪之中而忧思虑乱的心境来！《瞻印》与《召旻》便不同了；《板》是警告，《瞻卬》与《召旻》则直破口痛骂了：“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哲夫成城，哲妇倾城！”（《瞻印》）正是周室东迁时代，“日蹙国百里”的一种哀音苦语，真切地反映出当时的昏乱来。
卫武公为幽王时人，所作《宾之初筵》，《诗序》以为“卫武公刺时也”。但此诗系咏宴饮之事，绝没有刺什么人之意，所以《诗序》所说的“卫武公”作，也许未免要加上一个疑问号。我们在社饮的诗中，找不到一首写得那么有层次，有条理的。作者从鸣钟鼓，竞射，“烝衎烈祖”“各奏尔能”，以至或醉，或未醉的样子，而以“既醉而出”，及“匪言勿言，匪由勿语”的诤谏作结。其中有几段真是写得生动异常。又有《抑》，为格言诗的一类，教训的气味很重。《诗序》也说是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但《请序》作者所说的时代却是完全不对的。武公在幽王时，入仕于朝，初本为侯。后幽王被犬戎所杀，武公引兵入卫。及平王立，乃进武公为“公”。所以他决不会去“刺厉王”的。他的心是很苦的，当他写《抑》时。或者《抑》乃是他在幽王时所作，故有：“於乎小子，告尔旧止。听用我谋，庶无大悔。天方艰难，日丧厥国，取譬不远，昊天不忒。回通其德，俾民大棘”诸语。像这种的情调，颇为后人所模拟。
芮伯的时代在卫武公之前（据《诗序》），他的《桑柔》，据说是“刺厉王”的。但观《桑柔》中：“忧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怒。自西徂东，靡所定处。多我觏痻，孔棘我圉”诸语，似为大乱时所作。此诗如果为芮伯所作，也许芮伯便是幽王时人。《桑柔》亦多格言式的文句，但忧乱怨时之意则十分的显露，并无一点的顾忌；若“降此蟊贼，稼穑卒痒”，若“维彼愚人，覆狂以喜”，若“大风有隧，贪人败类”之类，则直至于破口大骂了。
仍叔为宣王时人。据《诗序》，仍叔作《云汉》乃以“美宣王”的。其实《云汉》乃是一篇皇帝或官吏或民众祷告神道，以求止旱的祷文。悲挚恳切，是祷文中的名作，绝不会是仍叔“美宣王”的诗：
旱既大甚，则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无所！
大命近止，靡瞻靡顾。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
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我心惮暑，忧心如熏。群公先正，则不我闻。昊天上帝，宁俾我遁。
这可见出农业社会对于天然灾祸的降临是如何的畏惧，无办法。
家父，幽王时人。据《诗序》，他作了一篇《节南山》，以“刺幽王”。在这首诗的篇末，他也自己说：“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而“忧心如醒，谁秉国成，不自为政，辛劳百姓”的云云，讽刺执政者的意思是显明的。
《诗序》谓：《何人斯》为苏公刺暴公的；《弁》为“诸公”刺幽王的。其实，以原诗仔细考察之下，《何人斯》实是一首缠绵悱恻的情诗，是一个情人“作此好歌，以极反侧”的。“彼何人斯，其为飘风；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只搅我心！”写得十分的直接明了。《弁》是一首当筵写作之歌，带着明显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悲凄的享乐主义：“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乐酒今夕，君子维宴。”又如何是刺幽王呢！《渭阳》是一首送人的诗，却未必为秦康公所作；《竹竿》是一首很好的恋歌，也不会是卫女思归之作；《河广》，也是一首恋歌，不会是宋襄公母思宋之作；《柏舟》，也未必为共姜之作，“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是怨其母阻挠其爱情之意，“之死矢靡慝”是表示其坚心从情人以终之意；《载驰》《诗序》以为许穆夫人作，其实也只是一首怀人之作。
在《邶风》里，有卫庄姜的诗四篇，《绿衣》《燕燕》《日月》《终风》。假定《诗序》的这个叙述是可靠的话，则卫庄姜乃是《诗经》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女作家了。《燕燕》一诗，非她作，前面已经说过。《日月》是怀人之什；《绿衣》一诗，是一首男子怀念他的已失的情人的诗；《终风》，也为一首怀人的诗。“谑浪笑敖，中心是悼”，这是如何深切的苦语。这些诗都附会不到卫庄姜上面去。又《式微》《旄丘》皆显然为怀人之什，也并不会是“黎侯之臣”们所作。又据《诗序》，史克作颂以颂鲁僖公，即《》是。但《》本无颂人意。在本文上看来，明明是一首祷神的乐歌。民间常有祷祝牛马，以求其蕃殖者，《》当是这一类的乐歌。
在《小雅》中，有一个寺人孟子所作的《巷伯》；他自己在最后说着：“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这首诗是骂“谮人者”的；“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怨毒至极而至于破口大骂以诅咒之了！
总上所言，可知《诗序》所说的三十几篇有作家主名的诗篇，大多数是靠不住的。其确可信的作家，不过尹吉甫、前凡伯、后凡伯、家父及寺人孟子等寥寥几个人而已。
四
许多无名诗人，我们虽不能知道他们的确切的时代，但显然有两个不同的情调是可以看得出的：第一是一种歌颂赞美的；第二是一种感伤，愤懑，迫急的。前一种大都是歌颂祖德的；后一种则大都是歌咏乱离，讥刺当局，愤叹丧亡之无日的。前者当是西周之作，后者当是周室衰落时代之作。经了幽王的昏暴，犬戎的侵入，中央的威信完全扫地了；各地的诸侯便自由地无顾忌地互相并吞征战。可使诗人愤慨悲愤的时代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这些后期的无名诗人之作，遣词用语，更为奔放自由，在艺术上有了极显著的进步。
前期的无名诗人之作，在《大雅》中有《文王》《大明》《绵》《思齐》《皇矣》《灵台》《生民》《公刘》诸篇，又《小雅》中亦有《出车》《六月》《采芑》等作，皆是叙事诗。细看这些诗，风格颇不相同，叙事亦多重复，似非出于一人之手，亦非成于一个时代。当是各时代的朝廷诗人，追述先王功德，或歌颂当代勋臣的丰功伟绩，用以昭示来裔，或竟是祭庙时所用的颂歌。在其间，唯《绵》及《公刘》最可注意。《绵》叙公亶父的事。他先是未有家室，后“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乃谋议而决之于龟，龟吉，乃“日止日时，筑室于兹”。底下一大段，描写他们耕田分职，筑室造庙，却写得十分生动。《公刘》叙公刘迁移都邑的事。他带领人民，收拾了一切，裹了“糇粮”，便启行了。经山过水，陟于平原，最后乃决意定居于豳。“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活画出古代民族迁徙的一幕重要的图画来。
后期的无名诗人之作，大都是愤当局之贪墨，叹大乱之无日，或嗟吁他自己或人民所受之痛苦的。其中最好的時篇，像：《柏舟》（《揶风》）写人“耿耿不寐”欲饮酒以忘忧而不可能。“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诸语，不仅意思很新颖流转，即音调也是很新颖流转的。《免爱》（《王风》）写时艰世乱，人不聊生。诗人于此乱世，却去追想到未生之前之乐，又去追想到昧昧蒙蒙一事不知的睡眠之乐。他怨生，怨生之多事；他恶醒，恶醒之使他能见“百忧”。因此，唯希望自己之能寐而无觉，一切都在睡梦里经过！《葛藟》（《王风》）也带有这样的悲苦调子。《伐檀》（《魏风》）是一首讽刺意味很深的诗。《诗经》中破口骂人的诗颇有几首，而这一首特具冷隽的讽趣。
坎坎伐檀兮，真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硕鼠》（《魏风》），不是讽刺却是谩骂。他竟将他无力驱逐去的贪吏或贪王，比之为硕鼠。他既不能起而逐去他们，只好消极地辱骂他们道：“硕鼠，硕鼠！不要再吃我的黍麦了，我的黍麦已经有三年被你夺去吃了。我现在终定要离开你而到另一个‘乐土’去了。你不要再吃我的黍麦了！”不能反抗，却只好迁居以躲避——可怜的弱者！但他能够迁避到哪里去呢？《蟋蟀》（《唐风》）和《山有枢》（《唐风》）都是写出乱世的一种享乐情调。“我躬不阅，遑恤我后”，这个声语是《诗经》所常见的。
在《小雅》的七十四篇中，这类的诗尤多，至少有二十篇以上的无名诗人作品是这样的悲楚的乱世的呼号。最好的，像《采薇》，是写行役之苦的；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的一段，乃是《诗经》中最为人所传诵的隽语。《正月》以下的几篇，像《正月》《雨无正》，也都是离乱时代文人学士的愤语哀谈；他们有的是火一般的热情，火一般的用世之心。他们是屈原，是贾谊，是陆游，是吴伟业。他们有心于救乱，然而却没有救乱的力量。他们有志于做事，然却没有做事的地位。于是他们只好以在野的身份，将其积愤，将其郁闷之心，将其欲抑而不能自制的悲怒，滔滔不绝地一发之于诗。其辞或未免重叠纷扰，没有什么层次，有类于《离骚》，然而其心是悲苦的，其辞是恳挚的。在《诗经》之中，这些乱世的悲歌，与民间清莹如珠玉的恋歌，乃是最好的最动人的双璧。
《诗经》中的民间歌谣，以恋歌为最多，我们很喜爱《子夜歌》《读曲歌》等等；我们也很喜爱《诗经》中的恋歌。在全部《诗经》中，恋歌可说是最晶莹的圆珠圭璧；假定有人将这些恋歌从《诗经》中都删去了——像一部分宋儒、清儒之所主张者——则《诗经》究竟还成否一部最动人的古代诗歌选集，却是一个问题了。这些恋歌杂于许多的民歌、贵族乐歌以及诗人忧时之作中，譬如客室里挂了一盏亮晶晶的明灯，又若蛛网上缀了许多露珠，为朝阳的金光所射照一样。他们的光辉竟照得全部的《诗经》都金碧辉煌，光彩炫目起来。他们不是忧国者的悲歌，他们不是欢宴者的讴吟，他们更不是歌颂功德者的曼唱。他们乃是民间小儿女的“行歌互答”，他们乃是人间的青春期的结晶物。虽然注释家常常夺去了他们的地位，无端给他们以重厚的面幕，而他们的绝世容光却终究非面幕所能遮掩得住的。
恋歌在十五国风中最多，《小雅》中亦间有之。这些恋歌的情绪都是深挚而恳切的。其文句又都是婉曲深入，娇美可喜的。他们活绘出一幅二千五百余年前的少男少女的生活来。他们将本地的风光，本地的人物，衬托出种种的可入画的美妙画幅来。“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郑风》）这是如何的一个情景。“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魏风》）这又是如何的一个情景。“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齐风》）这又是如何的一个情景！但在这里不能将这些情歌一一地加以征引，姑说几篇最动人的。卫与郑，是诗人们所公认的“靡靡之音”的生产地。至今“郑卫之音”，尚为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然《郑风》中情诗诚多，而《卫风》中则颇少，较之陈、齐似尚有不及。郑、卫并称，未免不当。《郑风》里的情歌，都写得很倩巧，很婉秀，别饶一种媚态，一种美趣。《东门之坤》一诗的“其室则迩，其人甚远”“岂不尔思，子不我即”，与《青青子衿》一诗的“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写少女的有所念而羞于自即，反怨男子之不去追求的心怀，写得真是再好没有的了。“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褰裳》）似是《郑风》中所特殊的一种风调。这种心理，却没有一个诗人敢于将她写出来！其他像《将仲子》《萚兮》《野有蔓草》《出其东门》及《溱洧》都写得很可赞许。
《陈风》里，情诗虽不多，却都是很好的。像《月出》与《东门之杨》，其情调的幽隽可爱，大似在朦胧的黄昏光中，听梵阿林的独奏，又如在月色皎白的夏夜，听长笛的曼奏：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浏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
——《月出》
《齐风》里的情诗，以《子之还兮》一首为较有情致。《卢令令》一首则以音调的流转动人。齐邻于海滨，也许因是商业的中心，而遂缺失了一种清逸的气氛。这是商业国的一个特色。又齐多方士，思想多幻缈虚空，故对于人间的情爱，其讴歌，便较不注意。《秦风》中的《蒹葭》，措词宛曲秀美。“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即音调也是十分的宛曲秀美。
民间的祝贺之歌，或结婚、迎亲之曲，在《诗经》里亦颇不少。《关雎》《桃夭》《鹊巢》等都是结婚歌。《螽斯》及《麟趾》则皆为颂贺多子多孙的祝词。
民间的农歌，在《诗经》里有许多极好的。他们将当时的农村生活，极活泼生动地表现出来，使我们在二千余年之后，还如目睹着二千余年前的农民在祭祀，在宴会，在牵引他们的牛羊，在割稻之后，快快乐乐的歌唱着；还可以看见他们在日下耕种，他们的妻去送饭；还可以看见一大群的牛羊在草地上静静地低头食草；还可以看见他们怎样地在咒恨土地所有者，怒骂他们夺去了农民辛苦的收获；还可以看见他们互相的谈话，讥嘲，责骂。总之，在那些农歌里，我们竟不意地见到了古代的最生动的一幅耕牧图了。
这些民间的或农人们的祭祀乐歌，皆在《大雅》《小雅》中。于上举之《七月》等外，像《无羊》便是一首最美妙的牧歌。“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其描写的情境是活跃如见的。又像《甫田》那样的祷歌，更不是平庸的骈四俪六的祭神文、青词、黄表之类可比。“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尝其旨否。”（《甫田》）其形状农家生活，真是“无以复加矣”。
民间的及贵族的宴会歌曲，尽有不少佳作。有时，竟有极清隽的作品。但这些宴会歌曲，结构与意思颇多相同，当是一种乐府相传的歌曲，因应用的时与地的不同，遂致有所转变。像《郑风》的《风雨》，《小雅》的《菁菁者莪》《隰桑》《蓼莪》《裳裳者华》《颇弁》，以及《召南》的《草虫》等，句法皆甚相同，很可以看出是由一个来源转变而来的。而像《伐木》（《小雅》），写一次宴会的情况，真是栩栩如生：“既有肥牡，以速诸舅，甯适不来，微我有咎！”乃至“坎坎鼓我，蹲蹲舞我”。都是当前之景，取之不穷，而状之则不易者。贵族或君王的田猎歌，也有几首，像《吉日》《车攻》，且都不坏。帝王及贵族的颂神乐歌，或祷歌，或宗庙乐歌，则除了歌功颂德之外，大都没有什么佳语隽言。《文王有声》（《大雅》）在祭神歌中是一个别格。这是祭“列祖”的歌。凡八章。先二章是祭文王的，故末皆曰：“文王烝哉！”末二章则最后皆曰：“武王烝哉！”
《鲁颂》中真正的祭神歌很少。《泮水》是一首很雄伟的战胜颂歌，并不是祷神歌。《闷宫》乃是一首祷神歌，其格调却与《周颂》中的诸篇不同了。
《商颂》五篇，未必便是殷时所作。《诗序》说：“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但其风格离《诗经》中的诸篇并不很歧远。似当是周时所作，或至少是改作的。其中亦有很好的文句，如“猗与那与，置我靴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鞉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我们不仅如睹其形，亦且如闻其“鞉鼓渊渊”之声矣。
六
继于《诗经》时代之后的便是所谓“楚辞”的一个时代。在名为“楚辞”那一个总集之中，最重要的作家是屈原（屈原及宋玉等见《史记》卷八十四）。他是“楚辞”的开山祖，也是“楚辞”里的最伟大的作家。我们可以说，“楚辞”这个名词，指的乃是“屈原及其跟从者”。
“楚辞”的名称，或以为始于刘向。然《史记·屈原列传》已言：“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汉书朱买臣传》言：“买臣善《楚辞》。“又言：“宣帝时，有九江被公善《楚辞》。”《楚辞》之称，在汉初当已成了一个名词。据相传的见解，谓屈原诸《骚》，皆是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谓之《楚辞》。其后虽有许多非楚人作《楚辞》，虽未必皆纪楚地，名楚物，然其作楚声则皆同。
后汉王逸著《楚辞章句》，于卷首题着：“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后汉校书郎臣王逸章句。”《楚辞》到刘向之时，始有像现在那个样子的总集，这是可信的事。唯这个王逸章句的《楚辞》，是否即为刘向的原本，却是很可疑的。据王逸的《章句》本，则名为《楚辞》的这个总集，乃包括自屈原至王逸他自己的一个时代为止的许多作品。据朱熹的《集注》本，则《楚辞》的范围更广，其时代则包括自周至宋，其作品则包括自荀况以至吕大临。本书所谓《楚辞》，指的不过是屈原、宋玉几个最初的《楚辞》作家。
《楚辞》，或屈原、宋玉诸人的作品，其影响是至深且久，至巨且广的。《诗经》的影响，至秦汉已微。她的地位虽被高列于圣经之林，她在文学上的影响却已是不很深广了。但《楚辞》一开头便被当时的作者们所注意。汉代是“辞、赋的时代”；而自建安以至六朝，自唐以至清，也几乎没有一代无模拟《楚辞》的作家们。她的影响，不仅在“赋”上，在“骚”上，即在一般诗歌上也是如此。若项羽的“虞兮虞兮奈若何”，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以至刘彻的“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诸诗，固不必说，显然的是“楚风”了；即论到使韵遣词一方面，《楚辞》对于后来的诗歌，其影响也是极大的。他们变更了健劲而不易流转的四言格式，他们变更了淳朴短促的民间歌谣，他们变更了教训式的格言诗，他们变更了拘谨素质的作风。他们大胆的倾怀的诉说出自己抑郁的情绪；从来没有人曾那样地婉曲入微，那样的又真挚，又美丽的倾诉过。屈原是古代第一个有主名的大诗人。在古代的文学上，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他争那第一把交椅的。《史记》中有他的一篇简传。在他自己的作品里也略略地提起过自己的生平。据《史记》，屈原名平，“原”是他的字。他自己在《离骚》里则说“皇鉴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是正则、灵均又是他的名字。后人或以正则、灵均为“平”字“原”字的释义，或以为正则、灵均是他的小名。他是楚的同姓，约生于公元前343年（周显王二十六年，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初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原是怀王很信任的人。有一个上官大夫，与屈原同列争宠，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原属藁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上官大夫因在怀王之前谗问他道：“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适怀王为张仪所诈，与秦战大败。秦欲与楚为欢，乃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怀王恨张仪入骨，说道：“不欲得地，愿得张仪。”张仪竟入楚。厚赂怀王左右，竟得释归。屈平自齐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后秦昭王与楚婚，欲怀王会。王欲行。屈原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固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竟客死于秦而归葬。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子兰怒屈平不已，使上官大夫短之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这是他第二次在政治上的失败。屈原既被疏被放，三年不得复见。竭智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意乱，不知所从。乃往太卜郑詹尹欲决所疑。他问詹尹道：“甯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甯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汜汜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詹尹却很谦抑地释策说道：“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自投汨罗以死。死时约为公元前290年（顷襄王九年）的五月五日。在这一日，到处皆竞赛龙舟，投角黍于江，以吊我们的大诗人。
屈子行吟图。明 陈洪绶作——见1368年刊《楚辞述注》卷首近来颇有人怀疑屈原的存在，以为他也许和希腊的荷马，印度的瓦尔米基一样，乃是一个箭垛式的乌有先生。荷马、瓦尔米基之果为乌有先生与否，现在仍未论定——也许永久不能论定——但我们的大诗人屈原，却与他们截然不同。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瓦尔米基的《罗摩衍那》，乃是民间传说与神话的集合体，或民间传唱已久的小史诗，小歌谣的集合体。所以那些大史诗的本身，应该可以说他们是“零片集合”而成的。荷马、瓦尔米基那样的作家，即使有之，我们也只可以说他们是“零片集合者”。屈原这个人，和屈原的这些作品，则完全与他们不同。他的作品像《离骚》《九章》之类，完全是抒写他自己的幽愤的，完全是诉说他自己的愁苦的，完全是个人的抒情哀语，而不是什么英雄时代的记载。他们是反映着屈原的明了可靠的生平的，他们是带着极浓厚的屈原个性在内的。他们乃是无可怀疑的一个大诗人的创作。
七《汉书·艺文志》里有《屈原赋》二十五篇。王逸《章句》本的《楚辞》与朱熹《集注》本的《楚辞》，所录屈原著作皆为七篇。七篇中，《九歌》有十一篇，《九章》有九篇，合计之，正为二十五篇，与《汉志》合。但王逸《章句》本，对于《大招》一篇，却又题着“屈原作，或曰景差作”。则屈原赋共有二十六篇。或以为《九歌》实止十篇，因《礼魂》一篇乃是十篇之总结。故加入《大招》，仍合于二十五篇之数。或则去《大招》而加《招魂》，仍为二十五篇。或则以《九歌》，作九篇，仍加《大招》《招魂》二篇，合为二十五篇。但无论如何，这二十五篇，决不会全是屈原所作的。其中有一部分是很可怀疑的。《远游》中有“羡韩众之得一”语。韩众是秦始皇时的方士，此已足证明《远游》之决非屈原所作的了。《卜居》《渔父》二篇，更非屈原的作品。两篇的开始，俱说“屈原既放”，显然是第三人的记载。王逸也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此外《九歌》《天问》等篇，也都各有可疑之处。我们所公认的屈原的作品，与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者，仅《离骚》一篇及《九章》九篇而已。
《离骚》为古代最重要的诗篇之一，也是屈原所创作的最伟大的作品。“离骚”二字的解释，司马迁以为“犹离忧也”。班固以为“离，犹遭也；骚，忧也”。《离骚》全文，共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六十一字。作者的技能在那里已是发展到极点。她是秀美婉约的，她是若明若昧的。她是一幅绝美的锦幛，交织着无数绝美的丝缕；自历史上，神话上的人物，自然界的现象，以至草木禽兽，无不被捉入诗中，合组成一篇大创作。
屈原想象力是极为丰富的。《离骚》虽未必有整饬的条理，虽未必有明晰的层次，却是一句一辞，都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各自圆莹可喜，又如春园中的群花，似若散漫而实各在向春光斗妍。自“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起，始而叙述他的身世性格，继而说他自己在“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之时，不得不出来匡正。“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不料当事者并不察他的中情，“反信谗而赍怒”。他“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在这时，“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独有他的心却另有一番情怀。他所怕的是“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他的心境是那样的纯洁：“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然“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因而慨然地说道：“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在这时，他已有死志。他颇想退修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然而他又不能决心退隐。女媭又申申地骂他，劝他不必独异于众。“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他却告诉她说，“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时既不容他直道以行，便欲骋其想象“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但“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他闷闷至极，便命灵氛为他占之。灵氛答曰：“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他欲从灵氛之所占，心里又犹豫而狐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巫咸又告诉他说道：“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镬之所同……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他仍不以此说为然。他说道：“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实在的，“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他终于犹豫着，狐疑着，不能决定走哪一条路好。最后他便决绝地说道：“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及其“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便又留恋瞻顾而不能自已。“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始终在徘徊瞻顾，下不了决心。他始终地犹豫着，狐疑着，不知何所适而后可。到了最后之最后，他只好浩然长远地叹道：“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始终是一位诗人，不是一位政治家。他是不知权变的，他是狷狷自守的。他也想和光同尘，以求达政治上的目的，然而他又没有那么灵敏的手腕。他的洁白的心性，也不容他有违反本愿的行动。于是他便站立在十字街头：犹豫狐疑，徘徊不安。他的最后而最好的一条路便只有：“从彭咸之所居。”
在《九章》里的九篇里，大意也不外于此。《九章》本为不相连续的九篇东西，不知为什么联合为一篇而总名之曰《九章》。这九篇东西，并非作于一时，作风也颇不相同。王逸说：“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他以《惜往日》《悲回风》二篇为其“临绝之音”。其他各篇则不复加以诠次。后人对于他们的著作时日的前后，议论纷纭。《涉江》首句说，“余初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似也为晚年之作。《惜诵》《抽思》二篇，其情调与《离骚》全同，当系同时代的作品。《橘颂》则音节舒徐，气韵和平，当是他的最早的未遇困厄时之作。然在其中，已深蕴着诗人的矫昂不群的气态了：“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思美人》仍是写他自己的低徊犹豫。《哀郢》是他在被流放的别地，思念故乡而作的。他等候着复召，却永不曾有这个好音。他最后只好慨叹地说道：“曼余目以流观兮，冀一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涉江》也是他在被放于南方时所作。
他既久不得归，于是又作《怀沙》《悲回风》二赋，以抒其愁愤，且决志要以自杀了结他的贞固的一生。在这时，他已经完全失望，已经完全看不出有什么光明前途了。国事日非，党人盘踞，“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当然不会有人知他。《怀沙》之作，在于“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之时。他在那里，已决死志，反而淡淡的安详说道：“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在《悲回风》里，他极叙自己的悲愁：“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而极曙。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他倒愿意“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至于《惜往日》，或以为“此作词旨鄙浅，不似屈子之词，疑后人伪托也”。我们见他一开头便说：“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似为直抄《史记》的《屈原列传》而以韵文改写之的，屈原的作品，决不至如此的浅显。伪作之说，当可信。
《九歌》《天问》也颇有人说其皆非屈原所出。朱熹说：
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原既被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
是则朱熹也说《九歌》本为旧文，屈原不过“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已。这个解释是很对的。我们与其将《九歌》的著作权完全让给屈原或楚地的民众，不如将这个巨作的“改写”权交给屈原。我们看《九歌》中那么许多娟好的词语：“桂棹兮兰枻，斫冰兮积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湘君》）。“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湘夫人》）。“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少司命》）。“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山鬼》）。我们很不能相信民间的祭神歌竟会产生这样的好句。有许多民间的歌曲在没有与文士阶级接触之前，都是十分粗豪鄙陋的。偶有一部分精莹的至情语，也被拙笨的辞笔所碍而不能畅达。这乃是文人学士的拟作或改作，给他们以一种新的生命，新的色彩。《九歌》之成为文艺上的巨作，其历程当不外于此。
《九歌》有十一篇。或以《礼魂》为“送神之曲”，为前十篇所适用。或则更以最后的三篇：《山鬼》《国殇》《礼魂》，合为一篇以合于“九”之数，然《山鬼》《国殇》诸篇，绝没有合为一篇的可能。但《九歌》实只有九篇。除《礼魂》外，《东皇太一》实为“迎神之曲”，也不该计入篇数之内。
《九歌》的九篇（除了两篇迎神、送神曲之外），相传以为都是礼神之曲。但像“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 “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河伯》）,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山鬼》）诸情语，又岂像是对神道说的。或以为《圣经》中的《所罗门歌》不是对神唱的歌曲，而同时又是绝好恋歌吗？不知《所罗门歌》正是当时的恋歌，后人之取来作为圣歌，乃正是他们的附会。朱熹也知《九歌》中多情语，颇不易解得通，所以便说：“其言虽若不能无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我的意见是，《九歌》的内容是极为复杂的，至少可成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楚地的民间恋歌，如《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六篇；一部分是民间祭神祭鬼的歌，如《云中君》《国殇》《东君》《东皇太一》及《礼魂》。
《天问》是一篇无条理的问语。在作风上，在遣词用语上，全不像是屈原作的。朱熹说：“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向而问之，以渫愤懑。楚人哀而惜之，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既是楚人所“论述”，可见未必出于屈原的手笔。且细读《天问》全文，平衍率直，与屈原的《离骚》《九章》诸作的风格完全不同。我们不能相信的是，以写《离骚》《九章》的作者，乃更会写出“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那么一个样子的句法来。有人以为《天问》是古代用以考问学生的试题。这话颇有人加以非笑，以为在古代时，究竟要考问什么学生而用到这些试题。我们以为以《天问》为试题，或未免过于武断；但《天问》之非一篇有意写成的文艺作品，则是无可怀疑的。她在古时，或者是一种作者所用的历史、神话、传说的备忘录也难说。或者竟是如希腊赫西奥德（Hesiodo）所作的《神谱》，或阿波洛道鲁斯（Apollodorus）的《图书纪》。体裁乃是问答体的，本附有答案在后。后人因为答题过于详细，且他书皆已有详述，故删去之，仅存其问题，以便读者的记诵。这个猜测或有几分可能性吧。
八
《大招》或以为屈原作，或以为景差作。王逸以为：“疑不能明。”朱熹则直以为景差作。《招魂》向以为宋玉作，并无异辞。至王夫之、林云铭他们，始指为屈原作。此二篇内容极为相同。假定一篇是屈原“作”的话，则第二篇决不会更是他“作”的。但这两篇原都是民间的作品。朱熹在《招魂》题下，释曰：“古者，人死，则使人以其上服，升屋履危，北面而号曰‘皋某复’。遂以其衣三招之，乃下，以覆尸。此礼所谓复。而说者以为招魂复魂。又以为尽爱之道，而有祷词之心者，盖犹冀其复生也。如是而不生，则不生矣。于是乃行死事。此制礼者之意也。而荆楚之俗乃或以是施之生人。”此种见解，较之王逸的“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自然高明得多。《大招》之作用，也是同一意思。所以这两篇“招魂”的文章，无论是屈原，是宋玉，是景差所“作”，其与作者的关系都是很不密切的，他们只是居改作或润饰之劳而已。
这两篇作品的影响，在后来颇不小。屈原的作品，如《离骚》，如《九章》，宋玉的作品，如《九辩》，都是浩浩莽莽的直抒胸臆之所欲言。他们只有抒写，并不铺叙。只是抒情，并不夸张。只是一气直下，并不重叠的用意描状。至于有意于夸张的铺叙种种的东西，以张大他们的描状的效力者，在《楚辞》中却只有《大招》《招魂》这两篇。例如，他们说美人，便道：“朱唇皓齿，嫭以姱只；比德好闲，习以都只；丰肉微骨，调以娱只，魂乎归徕，安以舒只；嫮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则秀雅，稚朱颜只；魂乎归徕；静以安只。”（《大招》）他们说宫室，便道：“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冬有突厦，夏室寒些。川谷径复，流潺湲些。光风转蕙，泛崇兰些。经堂入奥，朱尘筵些。”（《招魂》）说饮食，说歌舞，也都是用这种方法。又他们对于招来灵魂，既历举四方上下的可怕不可居住，又盛夸归来的可以享受种种的快乐。这种对称的叙述，重叠的有秩序的描状，后来的赋家差不多没有一篇不是这样的。《三都赋》是如此，《七发》是如此，《箫赋》也是如此。“赋者，铺也”一语，恰恰足以解释这一类的赋。《大招》《招魂》的重叠铺叙，原是不得不如此的宗教的仪式。却不料反开了后来的那么大的一个流派。
九
在《楚辞》里，可指名的作家，屈原以外，便是宋玉了。《史记》在《屈原列传》之末，提起这样的一句话：“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司马迁并没有说起宋玉的生平。在《汉书·艺文志》里，于“宋玉赋十六篇”之下，也只注着“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韩诗外传》（卷七）及《新序》（杂事第一及第五）里，说起：宋玉是屈原以后的一位诗人，事楚襄王（《韩诗外传》作怀王）为小臣，并不得志。他在朝廷的地位，大约是与汉武帝时的司马相如、枚皋、东方朔诸人相类。与他同列者有唐勒、景差诸人，皆能赋。他的一生，大约是这样的很平稳的为文学侍从之臣下去。他的死年，大约在楚亡以前。他与屈原的关系，以上几部书都不曾说起过。只有王逸在他的《楚辞章句》上说：“宋玉者，屈原弟子也。”（《九辩·序》）这话没有根据。大约宋玉受屈原的影响则有之，为实际上的师弟则未必然。他在当时颇有一部分的势力，他的锋利的谈片，或为时人所艳称，所以他有许多轶事流传于后。
他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说有十六篇，今所有者则为十四篇。在其中，唯《九辩》一篇，公认为宋玉所作，并无异议。这一部大作，也实在是足以代表宋玉的文艺上的成功。她是以九篇诗歌组成的。那九篇的情调，也有相同的，也有不相同的，大约绝不会是同时之作。《九辩》之名，或为当时作者随手所自题（《九辩》原为古诗名），或为后人所追题。在《九辩》里的宋玉，其情调与屈原却大有不同。他也伤时，然而他只说道“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俇攘”而止；他也怨君之不见察，然而他也只说道“君弃远而不察兮，虽愿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绝端兮，窃不敢忘初之厚德”而止；他也骂世，然而他只说道“何时俗之工巧兮，灭规矩而改凿。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而止。他是蕴蓄的，他是“温柔敦厚”的。
《九辩》里写秋景的几篇是最著名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恍[插图]恨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简直要一口气读到底，舍不得在中途放下。
宋玉的其他诸作，除《招魂》外，自《风赋》以下，便都有些靠不住。一则他们的文体是疏率的，与《九辩》之致密不同。再则，他们的情调是浅露无余的，与《九辩》之含蓄有情致的不同。三则他们的结构是直截的，与《九辩》之缠绵宛曲者又不同。且像那样的记事的对话体的赋，一开头便说：“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风赋》）；便说：“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高唐赋》）；便说：“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神女赋》），显然不会是出于宋玉本人之手的。且《高唐赋》中简直是写上了“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这还不是后人的追记吗？《笛赋》中还有“宋意将送荆卿于易水之上，得其雌焉”之语。宋玉会引用到荆卿的故事吗？又《登徒子好色赋》与《讽赋》皆叙的是一件事；结构与情调完全是相仿佛的。《高唐赋》《神女赋》与《高唐对》三篇也叙的是同一的事件。假定他们全是宋玉写的，他又何必写此同样的若干篇呢？而第一次见于《古文苑》的《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其来历更是不可问的。刘向见闻至广，王逸也博采《楚辞》的作品。假定当时宋玉有这许多作品流传着，他们还不会收入《楚辞》之中吗？
此外，楚人之善辞者，尚有唐勒、景差二人。《汉书·艺文志》著录唐勒赋四篇，无景差的作品。《史记》却提到过景差。王逸说：“《大招》，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朱熹则断《大招》为景差之作。但这二人都不甚重要。景是楚之同姓，景差大约与宋玉同时。唐勒也是与他们同时，也事楚襄王为大夫，且尝与宋玉争宠而妒害他。勒的作品，绝不可见。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里只有他的《奏土论》的残文数语。
参考书目
一、《毛诗正义》四十卷 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有《十三经注疏》本。
二、《诗集传》八卷 宋朱熹撰，坊刻本极多。
四、《读诗偶识》四卷 清崔述撰，有《畿辅丛书》本，有日本刊《东壁遗书》本。
五、《诗经原始》十八卷 清方玉润撰，有《鸿濛室丛书》本，有石印本。
六、《诗三家义集疏》二十八卷 王先谦撰，有乙卯年虚受堂原刊本。
七、《诗经的厄运与幸运》 顾颉刚撰，载于《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三号至第五号，又有《小说月报丛刊》本。
八、《读毛诗序》 郑振铎撰，载于《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一号。
九、《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 郑振铎撰，载于《小说月报》第十四卷第三号。
十、《楚辞》 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有汲古阁刊本，有金陵书局刊本。
十一、《楚辞集注》 朱熹撰，有《古逸丛书》本，有坊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