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作这部《中国文学史》，并没有多大的野心，也不是什么“一家之言”。老实说，那些式样的著作，如今还谈不上。因为如今还不曾有过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足以指示读者们以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和整个的真实的面目呢。中国文学自来无史，有之当自最近二三十年始。然这二三十年间所刊布的不下数十部的中国文学史，几乎没有几部不是肢体残废，或患着贫血症的。易言之，即除了一二部外，所叙述的几乎都有些缺憾。本来，文学史只是叙述些代表的作家与作品，不能必责其“求全求备”。但假如一部英国文学史而遗落了莎士比亚与狄更斯，一部意大利文学史而遗落了但丁与鲍卡契奥，那是可以原谅的小事吗？许多中国文学史却正都是患着这个不可原谅的绝大缺憾。唐、五代的许多“变文”，金、元的几部“诸宫调”，宋、明的无数短篇平话，明、清的许多重要的宝卷、弹词，有哪一部“中国文学史”曾经涉笔记载过？不必说是那些新发现的与未被人注意着的文体了，即为元、明文学的主干的戏曲与小说，以及散曲的令套，他们又何尝曾注意及之呢？即偶然叙及之的，也只是以一二章节的篇页，草草了之。每每都是大张旗鼓地去讲河汾诸老，前后七子，以及什么桐城、阳湖。难道中国文学史的园地，便永远被一班喊着“主上圣明，臣罪当诛”的奴性的士大夫们占领着了吗？难道几篇无灵魂的随意写作的诗与散文，不妨涂抹了文学史上的好几十页的白纸，而那许多曾经打动了无量数平民的内心，使之歌，使之泣，使之称心的笑乐的真实的名著，反不得与之争数十百行的篇页吗？这是使我发愿要写一部比较的足以表现出中国文学整个真实的面目与进展的历史的重要原因。这愿发了十余年，积稿也已不少。今年方得整理就绪，刊行于世，总算是可以自慰的事。但这部中国文学史也并不会是最完备的一部。真实的伟大的名著，还时时在被发现，将来尽有需要改写与增添的可能与必要。唯对于要进一步而写什么“一家言”的名著的诸君，这或将是一部在不被摒弃之列的“爝火”吧。
1932年6月4日郑振铎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