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文艺与道德的问题闹了二千余年之久，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都卷入战团，到今天还没有得到一个结局。这件事实固然显出问题的繁难，同时也引起我们怀疑从前人讨论这问题的态度和方法都有很大的缺陷。就态度说，他们都先很武断地坚持一种信仰而后找理由来拥护它。就方法说，他们对于文艺和道德的关系，不是笼统地肯定其存在，就是笼统地否认其存在。其实就某种观点看，文艺与道德密切相关，是不成问题的；就另一种观点看，文艺与道德应该分开，也是不成问题的。从前人的错误在没有认清文艺和道德在哪几方面有关系，在哪几方面没有关系，于是“文艺与道德有关”和“为文艺而文艺”两说便成为永远不可调和的冲突。在本篇里我们想平心静气地把这两说衡量一下，看它们的长短所在，然后参较事实，仔细分析文艺与道德的关系，求出一个较可满意的结论。
文艺寓道德教训说在历史上占势力最长久，而在近代也最为人所唾弃。它在种种方面都叫人不满意。第一，从心理学方面说，它根本误解美感经验。在创造或欣赏的一顷刻中，我们心中只有一个独立自足的完整意象。这种意象完全是想象的，我们不能拿评判实事实物的标准来评判它。天上的一片云或是园中的一朵花，在我们无所为而为地观赏时，便自成一世界，既不能教忠教孝，也不能诲奸诲淫。凡是艺术作品所表现的意象都是如此，它和实际人生是隔着一个距离的。艺术的任务在忠实地表现人生，不在对于人生加以评价。评价是伦理范围里的事，与艺术无直接关系。从道德观点看，《红楼梦》里的贾政比贾赦、尤三姐比尤二姐都较易博得同情；但是从艺术观点看，他们应该等量齐观，作者把他们都写得尽情尽理。我们欣赏贾赦、尤二姐以及西门庆、潘金莲之类的人物，并非因为在道德上同情他们，乃是因为他们在艺术上是成功的作品。
其次，从哲学方面看，文艺寓道德教训说根据的人生观太狭隘。人性本来是多方的，需要也是多方的。人性中本有饮食欲，渴而无所饮，饥而无所食，固然是一种缺乏；人性中本有求知欲而没有科学和哲学活动，本有美的嗜好而没有艺术的活动，也未始不是一种缺乏。真和美的需要也是人生中一种饥渴，精神上的饥渴。柏拉图和耶教徒把想象和情感看成人性中的危险物，想用理智把它们压制下去。它们能否受压制还是一个问题，纵或能受压制，也还是肃削一部分天性去培养另一部分天性，究竟不是一种理想的办法。健康的人生观应该能容许多方面的调和的发展。压抑、剥削、摧残，最多只能造成畸形的发展，最后总不免流于褊狭虚伪。我们细看历史，就可以发现在一种文化兴旺的时候，健康的人生观和自由的艺术总是并行不悖，古希腊史诗和悲剧时代、中国的西汉和盛唐时代以及英国莎士比亚时代可以为证；一种文化到衰败的时候，才有狭隘的道德观和狭隘的“为艺术而艺术”主义出现，道德和文艺才互相冲突，结果不但道德只存空壳，文艺也走入颓废的路，古希腊三世纪以后，中国齐梁时代以及欧洲十九世纪后半期可以为证。
道德上有训练，有修养，艺术上也有训练，有修养。这两种修养都可以使人达到孔子所说的“思无邪”的境界。从道德观点说，“思无邪”是胸有把握，不至为邪念所引诱。从艺术观点说，它是专心致志地无所为而为地欣赏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注意力不旁迁他涉。一个人如果因看见内容涉及淫秽事迹的作品（如《西厢记》《红楼梦》《金瓶梅》之类）而动淫欲，他不但是道德的罪人，对于艺术也是孽蠹。我们对于一般人所斥为淫秽的作品可以持两种态度：一种是索性不看它或是把它毁去，免得它引动邪欲凡念；一种是尽管看它，它淫而我不淫。前者是“风帆不动，贤者心自动”，后者是“风帆虽动，贤者心不动”。请问道德家，这两种态度哪一种较合于道德的理想呢？从前怕艺术伤风败俗而主张把它消灭或加以道德化的人们都不免是“风帆不动，贤者心自动”。他们的心地本来不纯洁，愈易引诱所以愈怕引诱，以为把引诱的来源割断，就可以一清百清。其实心术不正，什么地方不是引诱？一个人要保持贞洁，不一定要做太监，做了太监，也不一定就能保持贞洁。孔子究竟是一个修行有素的人，所以他删诗定乐时，肯把桑间濮上之音和清庙明堂之叶并存不废。“才不才亦各言其子”，淫不淫亦各言其志。诗既在言志，我们就只能看它言得是否入情入理，不应问“志”的本身何如。
情感自由和思想自由一样，是不应受压迫而且也不能受压迫的。文艺是情感的自由发展的区域。情感的势力实在比理智的更强大，所以文艺对于人的影响非常深广。道德家看到这种影响，往往用两种方法来驾驭它。
第一种方法是利用。在历史上道德、宗教和政治都利用过文艺做宣传品。中国唐宋以后的古文家要用文载道，西方假古典派作者要借诗歌、戏剧作教训的工具，结果是文艺走上很褊狭、陈腐、肤浅的路。欧洲中世纪耶教徒要利用文艺宣传宗教，结果到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变成解放精神、打破宗教束缚的主要的原动力。法国大革命时代当局要利用文艺宣传平等、自由，结果是文艺衰落。以近代最伟大的骚动和改革做背景而没有产生一种伟大的文艺作品，实在是一件可诧异惋惜的事。据布吕纳介（Brunetiere）的研究，法国革命时带宣传性的戏剧极发达，但是在当时轰动一时的剧本大半都平凡幼稚，现在已没有一部值得我们注意。据历史的教训看，利用文艺为宣传工具只有两种结果，不是像中世纪宗教艺术向利用者倒戈，就是像假古典时期和法国革命时期，文艺因不能自由发展而僵死。
道德家的第二种驾驭文艺的方法是压迫，或美其名日“检查”“审定”。柏拉图是第一个主张文艺要经国家审定的人，不过他的理想国并未实现，他的文艺主张也徒托空言。中世纪耶教徒一方面想利用文艺，同时也设法钳制文艺，但是说来很奇怪，最放任不羁的也莫过于中世纪欧洲文艺。虽然在表面上它有时涂了一些宗教的色彩做护身符，大概和外国人在卖给中国的货物上大书“提倡国货”的字样同一伎俩。英国清教徒当政时以为戏剧伤风败俗，严加禁止，但是查理二世复辟以后，戏剧复兴，偏要触犯清教徒所忌讳的猥亵佻达的言貌。近代各国政府多设专门机关去检查审定文艺作品。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波德莱尔的诗集《罪恶之花》都受法国政府检举过，惹起轰动一时的诉讼。乔伊斯（J.Joyce）和劳伦斯（Lawrence）的几种名著也被英国政府禁止过。但是这些被禁止的书籍销行反而更广。政府的干涉恰好替它们做了广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有远见的政治家和道德家最好让思想和情感自由流露，如设堤防去阻止它们，一旦到堤防决口时，它们便不免泛滥横流，走到另一极端，影响反更坏。到了最后，文艺作品的检查审定者还是人民自己。哪一个时代没有一些无艺术价值而且有害世道人心的作品？但是这些作品中哪一部后来不遭自然淘汰？一般负检查审定文艺作品之责的官吏不幸大半都不是理想的文艺的裁判者，他们不是见地狭隘，就是趣味低下，结果不但是无补于世道人心，而且引起一般人对于文艺与道德的讨论生极强烈的反感。现在我们拿文艺和道德相提并论，仿佛自觉犯了替审定检查诸公张目的嫌疑，一般人也不免起“掩鼻而过之”的态度。这种反感实可惋惜，因为它酿成许多偏见。
二
我们在分析美感经验时，大半采取由康德到克罗齐一线相传的态度。这个态度是偏重形式主义而否认文艺与道德有何关联的。把美感经验划成独立区域来研究，我们相信“形象直觉”“意象孤立”以及“无所为而为地观赏”诸说大致无可非难。但是根本问题是：我们应否把美感经验划为独立区域，不问它的前因后果呢？美感经验能否概括艺术活动全体呢？艺术与人生的关系能否在美感经验的小范围里面决定呢？形式派美学的根本错误就在忽略这些重要的问题。
第一，我们须明白美感经验只是艺术活动全体中的一小部分。美感经验是纯粹的形象的直觉，直觉是一种短促的、一纵即逝的活动；艺术的完成则需要长时期坚持的努力。比如作诗，诗的精华在情趣饱和的意象。这种意象突然间很新鲜地涌现于作者的眼前，他觉得它有趣，把它抓住记载下来，于是有诗。美感经验只限于意象突然涌现的一顷刻。但是作诗却不如此简单。在意象未涌现以前，作者往往须苦心构思，才能寻到它。纵然它有时不招自来，也必须在潜意识中经过长期的酝酿。在意象涌现的一顷刻中，诗人心中固然只直觉到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对于它不加以科学的思考或伦理的评价。但是直觉之后，思考判断自然就要跟着来。作者得到一个意象不一定就用它，须斟酌它是否恰到好处；假如不好，他还须把它丢开另寻较满意的意象。这种反省与修改虽不是美感经验，却仍不失其为艺术活动。美感经验只能有直觉而不能有意志及思考；整个艺术活动却不能不用意志和思考。在艺术活动
中，直觉和思考更递起伏，进行轨迹可以用断续线表示。形式派美学在这条断续线中取出相当于直的片段，把它叫作美感经验，以为它是孤立绝缘的。这在方法上是一种大错误，因为在实际上直觉并不能概括艺术活动全体，它具有前因后果，不能分离独立。形式派美学既然把美感经验划为独立区域，看见在这片刻的直觉中文艺与道德无直接关系，便以为在整个的艺术活动中道德问题也不能闯入，这也未免是以偏概全，不合逻辑。
其次，纵使我们退一步想，假定美感经验与艺术活动完全相等，如形式派所主张的，我们也要明白这种等于艺术活动全体的美感经验决不能划为独立区域。人在生理和心理两方面都是完整的有机体，其中部分与部分，以及部分与全体都息息相关，相依为命。我们固然可以指出某一器官与某另一器官的分别，但是不能把任何器官从全体宰割下来，而仍保存它的原有的功能。我们不能把割碎的四肢五官堆砌在一块成为一个活人，生命不是机械，部分之和不一定等于全体，因为此外还有全体所特有的属性。同理，我们固然可以在整个心理活动中指出“科学的”“伦理的”“美感的”种种分别，但是不能把这三种不同的活动分割开来，让每种孤立绝缘。在实际上“美感的人”同时也还是“科学的人”和“伦理的人”。文艺与道德不能无关，因为“美感的人”和“伦理的人”共有一个生命。形式派美学在把“美感的人”从整个的有机的生命中分割出来时，便已把道德问题置于文艺范围之外。我们如果承认这种分割合理，便须附带地否认文艺与道德的关系。但是这种分割与“人生为有机体”这个大前提根本相冲突。承认人生为有机体，便不能不否认艺术活动可以孤立绝缘，便不能不承认文艺与道德有密切的关系。形式派美学的错误在过信十九世纪以前所盛行的机械观和分析法，这个毛病我们将来批评克罗齐派美学时还要详加讨论。
以上专论形式派美学对于文艺与道德问题的误解，此外十九世纪后半期文人所提倡的“为文艺而文艺”，在理论上更多缺点。喊这个口号的人们不但要把艺术活动和其他活动完全分开，还要把艺术家和社会人生绝缘，独辟一个阶级，自封在象牙之塔里，礼赞他们的唯一尊神美。这种人和狭隘的清教徒恰走两极端，但是都要摧残一部分人性去发展另一部分人性。这种畸形的性格发展决不能产生真正伟大的艺术，因为从历史看，伟大的艺术都是整个人生和社会的返照，来源丰富，所以意蕴深广，能引起多数人发生共鸣。“为文艺而文艺”的倡和者把艺术和人生的关系斩断，专在形式上做功夫，结果总不免流于空虚纤巧。戈蒂耶和王尔德的成就我们是看得见的。
三
在以上两节中我们发现“为道德而艺术”和“艺术独立自主”两个相反的主张各有各的真理，也各有各的毛病。为在事实中求理论的佐证起见，我们最好朝另一个方向去研究，就是拿以往艺术作品来分析，看它们和道德的关系究竟如何。以文艺与道德关系为标准，作品可以分为三类：（一）有道德目的者，（二）一般人所认为不道德者，（三）有道德影响者。
一、所谓有道德目的，就是作者有意要在作品中寓道德教训。这类作品中有具极大艺术价值的，如《新旧约》、中世纪的耶教艺术、但丁的《神曲》、班扬的《天路历程》、弥尔顿的《失乐园》、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小说以及易卜生、萧伯纳诸人的戏剧都是显著的例；也有没有艺术价值的，如华兹华斯的宣传教义的十四行诗（ecclesiastical sonnet）、假古典时代的教训诗（didactic poem）、法国革命时代带宣传性的戏剧、中国的无数的“善书”和“阴骘文”都是最显著的例。从这些证据看，我们不能因为作者有道德目的，就断定他的作品好或坏。
二、一般人所谓不道德的作品定义非常难下。通常大半指材料或内容中有不道德的事迹。像《金瓶梅》《九尾龟》、法国皮耶路易的《爱神》、英国劳伦斯的《虹》和《恰特里夫人的情人》之类都被人称为“淫书”。照柏拉图看，荷马的史诗和希腊的悲剧，都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们把神和英雄描写得像平常人一样可以犯罪作恶，破坏国民的中心信仰。琼森常不满意于莎士比亚，因为他的悲剧里没有道德目的，使善恶同归于尽。法国政府禁止波德莱尔的《罪恶之花》第一版，因为“里面有些题材最好是丢去不写”，如死尸恶臭裸体美之类。德国政府禁止《西线平静无战事》影片，因为它会教青年厌恶战争，妨碍国家主义。从这些实例看，我们可见从题材内容断定作品的道德或不道德，很少有作品可以宣告无罪。人生本来有许多不道德的事情，自然难免不反映到艺术作品里去。人世不是天堂，所以艺术品不尽是洁白无瑕的仙子的行赞。其次，以上所举的作品在艺术上大半都有很高的价值，一般人或是一部分人虽然以为它们是不道德的，作者们自己却否认有什么不道德的目的。材料内容的道德与不道德并不足以决定作品的艺术的价值。但丁在《神曲·地狱》部何尝没有描写奸盗邪淫？歌德在《浮士德》里何尝没有描写恶魔大逆？但是原来丑劣的材料都经艺术熔铸成为美妙的形象。艺术的功用就在征服丑劣的自然，世间固然有些不道德的作品，如坊间流行的许多淫书，宣传狭义的爱国主义和揶揄外国人的影片，甚至于提倡狭义的英雄主义的小说，都应该以舆论的力量去淘汰。作者们大半有意迎合群众的心理弱点，借艺术的旗帜，干市侩的勾当，不仅在道德上是罪人，从艺术观点看，他们尤应受谴责。他们的作品根本不是艺术，所以不能作道德与艺术问题的论证。
三、有道德影响与有道德目的应该分清。有道德目的是指作者有意宣传一种主义，拿文艺来做工具。有道德影响是指读者读过一种艺术作品之后在气质或思想方面生较好的变化。有道德目的的作品固然有时可生道德影响。一切喜剧和讽刺小说都不免有几分道德目的，都要使人知道个人言动笑貌和社会制度习惯的缺点可笑，应该设法避免。这类作品如果在艺术上成功，无形中都可以产生道德影响。法国如果没有拉伯雷（Rabelais）、莫里哀（Molière）和伏尔泰（Voltaire）诸讽刺作家，人情风俗的变迁也许另是一样。有道德目的的作品不一定就生道德影响，很少有人因为读善书、阴骘文而变成真正的君子。有时狭隘的道德目的反而产生不道德的影响，《水浒》的作者何尝不说要教人忠孝节义，但是许多强盗流氓都是要模仿梁山泊的好汉。最可注意的是没有道德目的的作品往往可以发生最高的道德影响。莎士比亚的悲剧是最好的例。就目的说，莎士比亚绝对没有什么道德主张要宣传；就内容说，悲剧的事迹如女逐父，夫杀妻，臣叛君，弟弑兄之类大半是不道德的。但是在真正了解一部悲剧之后，我们并不颓丧，反而觉得感发兴起，一方面情感仿佛经过一番净化和尊严化，一方面对于人生世相也得一种深刻的观照。粗略地说，凡是第一流艺术作品大半都没有道德目的而有道德影响，荷马史诗、希腊悲剧以及中国第一流的抒情诗都可以为证。它们或是安慰情感，或是启发性灵，或是洗涤胸襟，或是表现对于人生的深广的观照。一个人在真正欣赏过它们以后，与在未读它们以前，思想气质不能是完全一样的。
四
我们关于文艺与道德问题的主张大要在上文已可见出，现在把纷乱的线索理清楚，作一个总结束。
关于任何学问，答案的误谬往往由于问题的暧昧。从前许多学者对于文艺与道德的关系发出许多错误议论，就因为“文艺与道德有无关系”这个问题太笼统。为精确起见，它应该分为下列几个问题：
一、在美感经验中，从作者的观点与读者的观点看，文艺与道德有何关系？
二、在美感经验前，从作者的观点与读者的观点看，文艺与道德有何关系？
三、在美感经验后，从作者的观点与读者的观点看，文艺与道德有何关系？
我们现在逐条研究。
一、在美感经验中，无论是创造或是欣赏，心理活动都是单纯的直觉，心中猛然见到一个完整幽美的意象，霎时间忘去此外尚有天地，对于它不作名理的判断，道德问题自然不能闯入。西门庆引诱潘金莲原是不道德的行为，武松拒绝潘金莲的引诱原是道德的行为，但在《水浒》和《金瓶梅》的作者和读者看，这两面文章同样地有趣，同样地入情入理。使人觉得有趣和入情入理，武松、西门庆和潘金莲在艺术上都是成功的角色。在觉得有趣和入情入理的那一顷刻，作者和读者都只用直觉观赏纯意象，无暇从道德的观点去褒奖武松或是谴责西门庆和潘金莲。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艺术的作品是否成功，就要看它能否使人无暇取道德的态度，而专把它当作纯意象看，觉得它有趣和入情入理。就美感经验本身说，我们赞成形式派美学的结论，否认美感与道德观有关系。
二、一个人不能终身都在直觉或美感经验中过活，艺术的活动不仅限于短促的一纵即逝的美感经验。一个艺术家在突然得到灵感、见到一个意象（即直觉或美感经验）以前，往往经过长久的预备。在这长久的预备期中，他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美感的人”，他在做学问，过实际生活，储蓄经验，观察人情世故，思量道德、宗教、政治、文艺种种问题。这些活动都不是形象的直觉，但在无形中指定他的直觉所走的方向。稍纵即逝的直觉嵌在繁复的人生中，好比沙漠中的湖泽，看来虽似无头无尾，实在伏源深广。一顷刻的美感经验往往有几千万年的遗传性和毕生的经验学问做背景。道德观念也是这许多繁复因素中一个重要的节目。莎士比亚和荷马不同，歌德或易卜生又和莎士比亚不同，这不仅由于形式技巧的变迁，他们所表现的人生观照和了解也不一致。有些作家无意于表现道德观而道德观自现，莎士比亚和陶潜可以为证；也有些作家很坦白地自认有意表现道德观而亦无伤于文艺，托尔斯泰和萧伯纳可以为证。说在美感经验以前，文艺与道德密切相关，实无异于说艺术与时代背景和作者个性有关。这个道理本极平凡浅显，但是“为文艺而文艺”说的倡和者却把它忽略过去了。
其次，就读者方面说，一个人的道德的修养和见解，往往也可影响到他对于文艺的趣味。同是一个艺术作品对于甲引起美感态度，对于乙则引起道德态度。琼森嫌莎士比亚的《李尔王》（KingLear）最后一幕中孝女考狄利娅死得太惨，不忍卒读，到后来他编注这部悲剧，才勉强把它读下去。看戏者常愤恨秦桧卖国，替岳飞抱不平，看小说者常希望在结局时有情人竟成眷属。这些都是道德态度，就艺术观点说，以道德态度应付艺术，是趣味低劣的表现，是人类的一种弱点。但是就实际经验看，这种弱点非常普遍。艺术本应引起美感态度而却引起道德态度，是失其应有的功用，所以艺术家不能不顾到人类的这个普遍的弱点，设法使他的作品不受它影响。这里我们要回到“距离”说了。艺术与道德的距离须配得恰到好处，这是美感经验成立的必要条件。如果一件作品引起道德上的反感，如《李尔王》对于琼森；或是引起道德上的同情，如看戏者恨秦桧，替岳飞抱不平，美感经验就根本不能成立了。
三、在美感经验以后，文艺与道德的问题更为复杂。我们一方面要顾到价值的标准，一方面要顾到文艺所产生的道德的影响。
先说价值的标准。我们评判艺术作品的价值，应该纯粹地从文艺观点着眼，还是同时要顾到道德的观点呢？依形式派美学说，文艺自成一独立区域，自有价值，评判价值的标准应该完全在它本身中寻出，道德的标准是外来的，不能应用。英人布拉德雷在《牛津诗歌演讲集》（Bradley：OxfordLectures on Poetry)里《为诗而诗》篇里说得最清楚：
“为诗而诗”一个公式对于诗的经验怎样解说呢？依我看，它说以下数事：第一，这种经验自身就是一种目的，有一种内在价值；值得有，并不为它本身以外的缘故。第二，它的诗的价值就只限于这种内在价值。诗尽管有外在价值，比如说它可以效用于文化或宗教，可以传教训，慰情感，助成一种美举，或是替诗人得利，得名，得良心上的安慰。那么，更好，就让我们为这些缘故把诗看得有价值。但是就其为一种可喜的想象的经验而言，诗的价值不能直接地因它的外在价值决定，它应该完全从诗的本身判定。这两条原则以外，我们还可以再加一条，虽然这并不必要：无论诗人自己在作诗时或是读者在体验诗时，考虑到外在目的，就难免降低诗的价值。因为这种考虑容易把诗从它自己的特殊空气中拉出来，以至变化它的本质。
理查兹在《文学批评原理》里对于这种“为诗而诗”的议论曾加辩驳，我们大致同意。所谓外在价值，如文化、宗教、教训、慰情感、得名利等等，实在不能等量齐观。名利固然不能决定诗的价值，至如文化、宗教、教训、情感诸因素对于诗的价值却非毫无影响。文艺作品原来不可以一概论，有可以完全从文艺本身定价值的，如陶潜的《桃花源记》，韩愈的《毛颖传》，谢灵运和王维的写景诗以及柳宗元的山水杂记之类纯粹的想象的或状物的作品都属于这一类（这类文学在中国实在稀少）；也有不能完全从文艺本身定价值的，如屈原的《离骚》，阮籍、杜甫、白居易、陆游、元好问诸人的诗，大部分元曲，以及一般讽刺作品，在这些实例中，作者原来有意地或无意地渗透一种人生态度或道德信仰到作品里去，我们批评它的价值时，就不能不兼顾到那种人生态度或道德信仰的价值。比如我们批评屈原和杜甫的诗，不能把他们的人格和忧世忠君的热忱看作与他们的艺术毫无关系。所以一般“为文艺而文艺”的倡和者所反对的以道德的标准去评定文艺的价值，也还是有斟酌的余地。
其次，文艺能发生道德的影响，连形式派美学家也并不否认，他们所着重的有两件：一、作者不应该顾虑到这种影响；二、读者不应该以这种影响去评判文艺的价值。这两条我们已经讨论过，现在回到道德的影响本身来研究。文艺能产生怎样的道德的影响呢？
第一，就个人说，艺术是人性中一种最原始、最普遍、最自然的需要。人类在野居穴处时代便已有图画诗歌，儿童在刚离襁褓时便作带有艺术性的游戏。嗜美是一种精神上的饥渴，它和口腹的饥渴至少有同样的要求满足权。美的嗜好满足，犹如真和善的要求得到满足一样，人性中的一部分便有自由伸展的可能性。汩丧天性，无论是在真、善或美的方面，都是一种损耗，一种残废。从前人论文艺的功能，不是说它在教训，就是说它在娱乐，都是为接受艺术者着想，没有顾到作者自己。其实文艺有既不在给人教训又不在供人娱乐的，作者自己的“表现”的需要有时比任何其他目的更重要。情感抑郁在心里不得发泄，近代心理学告诉过我们，最容易酿成性格的乖僻和精神的失常。文艺是解放情感的工具，就是维持心理健康的一种良剂。古代人说：“为道德而艺术”，近代人说：“为艺术而艺术”，英国小说家劳伦斯说：“为我自己而艺术”（art for my own sake）。真正的大艺术家大概都是赞同劳伦斯的。
艺术虽是“为我自己”，伦理学家却不应轻视它在道德上的价值。人比其他动物高尚，就是在饮食男女之外，还有较高尚的营求，艺术就是其中之一。“生命”其实就是“活动”。活动愈自由，生命也就愈有意义，愈有价值。实用的活动全是有所为而为，受环境需要的限制；艺术的活动全是无所为而为，是环境不需要人活动而人自己高兴去活动。在有所为而为时，人是环境需要的奴隶；在无所为而为时，人是自己心灵的主宰。我们如果研究伦理思想史，就可以知道柏拉图、亚理斯多德和中世纪耶教大师们，就学说派别论，彼此相差很远，但是谈到“最高的善”，都以为它是“无所为而为的观赏”（disinterested contemplation）。这样看，美不仅是一种善，而且是“最高的善”了。
第二，就社会说（读者在内），艺术的功用，像托尔斯泰所说的，在传染情感，打破人与人的界限。我们一般人都囿在习惯所划定的狭小世界里，对于此外的世界都是痴聋盲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艺术家比较常人优胜，就在他们的情感比较真挚，感觉比较锐敏，观察比较深刻，想象比较丰富。他们不但能见到比较广大的世界，而且引导我们一般人到较广大的世界里去观赏。像一位英国学者所说的，艺术家“借他们的眼睛给我们去看”（lend their eyes for us to see）。希腊悲剧家和莎士比亚使我们学会在悲惨世界中见出灿烂华严，阿里斯托芬和莫里哀使我们学会在人生乖讹中见出谑浪笑傲，荷兰画家们使我们学会在平凡丑陋中见出情趣深永的世界。在拜伦（Byron）以前，欧洲游人没有赞美过威尼斯，在透纳（Turner）以前，英国人没有注意到泰晤士河上有雾。没有谢灵运、陶潜、王维一班诗人，我们何曾知道自然中有许多妙境？没有普鲁斯特（Proust）、劳伦斯一班小说家，我们何曾知道人心有许多曲折？艺术是启发人生自然秘奥的灵钥，在“山重水复疑无路”时，它指出“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种启发对于道德有什么影响呢？它伸展同情，扩充想象，增加对于人情物理的深广真确的认识。这三件事是一切真正道德的基础。从历史看，许多道德信条到缺乏这种基础时，便为浅见和武断所把持，变为狭隘、虚伪、酷毒的桎梏，它的目的原来说是在维护道德，而结果适得其反，儒家的礼教，耶教的苦行主义，日本的武士道，都可以为证。雪莱在《诗的辩护》中说得最好：
道德的大原在仁爱，在脱离小我，与非我所有的思想行为和身体的美妙点相同一。一个人如果要真是一个大好人，必须能深刻地广阔地想象；他必须能设身处一个别人或许多别人的地位，人类的忧喜苦乐须变成他的忧喜苦乐。达到道德上的善，顶大的津梁就是想象；诗从这种根本地方下手，所以能发生道德的影响。
总之，道德是应付人生的方法，这种方法合式不合式，自然要看对于人生了解的程度何如。没有其他东西比文艺能给我们更深广的人生观照和了解，所以没有其他东西比文艺能帮助我们建设更完善的道德的基础。苏格拉底的那句老话是多么简单，多么惹人怀疑，同时，它又是多么深永而真确！
“知识就是德行！”
作者补注
讨论文艺与道德关系的七、八两章，是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专制时代写的，其中“道德”实际上就是指“政治”。
1981年7月读校样时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