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若
岂明老人在最近的《语丝》上说他读了张竞生先生的《新文化》上底广告（为张先生与褚女士脱离关系的申明），令他想起华林的《情波记》来。是的！我也有同样的感想。这虽不能说是“英雄所见略同”云云，但至少岂明老人的话，是为我“闻所欲闻”且“恰中心坎”而听起来，同声附和的。
几年以前，华林兄发表的《情波记》，至今犹令我们能够想起，这实足以表示《情波记》之给予我们的恶劣的印象太深了。《情波记》的著者华林，是太不懂得自由恋爱的真义了。所以在当时曾引起了京沪各报许多上至大名鼎鼎的学者，和下至一无名气的小卒的批评和攻击，我个人是和华林有相当友谊的，但他这种行为（发表《情波记》）也为我所不取。
然而，张竞生先生又做了《情波记》的著者第二了。他痛心于褚女士和她脱离夫妇和其子的母子关系。于是在《新文化》第二期上大登其广告，大骂褚女士“为无耻的妇人”，并说将要发表一篇什么《美的情感》来述说他俩的经过。呜呼，吾知张竞生又将继华林而发表《情波记》矣！
记得在上海去年的一个严寒的冬天，已是午后了，我约着几个朋友一起到一家川菜馆里穷作了一回乐，并喝了几杯苦酒，精神十分兴奋。出门后，大家都不知道往何处去，我便提议去访张竞生，他们都赞成。于是我们便走到法界丰裕里九十四号了。进门后，我才知道华林兄也在那里。我们互相闲谈了许久，我个人为了与张先生交涉投稿《新文化》的事，更和他多说了一些话。他一面说话，一面又与我们调合咖啡茶。正在这个当儿，他忽而停止了工作，转身上楼去了。我们都知道他和他的夫人都是住在楼上的，我们去坐谈的地方，是他的会客室。我和一些朋友在客室中坐谈了许久，大家觉得有些倦了，然而张先生却老不走下楼来。最后，我主张回家去，而且主张“不辞而去”，于是我们都一同起身往外走。但此时，张先生却匆匆下楼了，他拉着华林兄的手，他说他的夫人和他起了口角，要华林上楼去为他排解。他一面对于我们的走，却不强留，他只说了一声：“对不住，改天再来说罢，今天我的家庭起了变故。”
走出了他的后门，我们大家都笑着说：“他做了许多关于性美的书，想来总会对付他的爱人了，但是，今天为甚么他会和他的夫人口角呢？”我回答：“这怕是学理与事实的冲突罢？”
自从此日以后，为了我要帮助《新文化》做点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文字，他说一定要约我聚餐（其实在此次访他以前，他已约过了），但此事终未实现。后来，我始知道他和他的夫人褚女士闹翻了，终至于使褚女士逃走了。他因为“自己的伴侣跟随他人逃走，郁闷极了，眉头不展，笑口未开者若干日”，故索性把约我聚餐的事也打消了罢？自然，这于我，不过少喝杯咖啡茶及其他而已；然而，张先生之“悲哉，三年间同住，一旦分离……言念及此，心碎神迷”的可怜状态，亦可想见矣！
但是，自己的伴侣跟人逃走了，便应该大登其广告，大骂她是“无耻的妇人”吗？岂明老人说张先生欲借礼教的威风，博得世人的给他的同情，并由此处看出了张先生的卑劣的心理，这话是千对，万对！
我现在对于张先生与褚女士的事件，还是要唱我的老调子。我就把我对于金罗事件的批评转介绍到这里来：
“所谓自由恋爱的真义，是指的男女两性，每个人有他和任何人发生恋爱的自由。不管男性或女性，他愿意爱某人的时候，他便可与某人相‘亲近’，相‘结合’；他一旦不爱某人了，别有所爱了，他便可和某人相‘离弃’，相‘拉倒’。”（《新女性》二卷三期。）
听说张先生与褚女士，三年前也是自由恋爱结婚的，那末，现在他俩因为“感情不好”，而褚女士又有了“情书可证”了。这离弃就得了！这互相“拉倒”就得了！还有旁的话说吗？
然而张先生竞要做第二部《情波记》，一定要口出怨言，实行“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主义，这就错了！这就根本违反了自由恋爱的原理，而且是蔑视了妇女的人格！
我批评金罗事件时，曾说：“现在还有许多青年做着与金拓同样的恶梦呢！”呜呼，吾不幸而言中了！
一九二七，四，二一，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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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载1927年4月22日《中央副刊》第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