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松雪
我怎忍重提起已往的创伤？所以自从今年一月和张竞生君脱离关系以来，直到今天，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发表过片言只字；一则是提不起我这枝震颤的笔；二则是回想三年同居之谊，虽没有多少爱情，也不忍反面成仇；况兼我的小孩，要靠他抚养；投鼠忌器，更不忍使失母之雏，再失掉他最后之依托。因此我的眼泪，只有向肚内倒流，而不敢为外人道者，就是这个缘故。
最近在友人处，得见《新文化》第二集，有张竞生君的广告两则。第二则骂得很凶，我只看得几句，手颤色变，气为之塞。孔德芷(2)同志把书夺去，强拉我到外面去散步。迨回来，书已不知去向；云在杨同志处，也就无从查考了。其后多方购买，都没有买到。
前天有友人自北京来，谈及《语丝》上载有我的近事和周岂明先生极公平的评语，积愤之心，不觉为之一快。昨日得读《中央副刊》尹若先生的一篇文字，题目是《又一个〈情波记〉的作者》。他是竞生的朋友，而肯从客观上立论，更是值得我钦佩的。懦弱的我，也只得把真相诉诸读者，但关系较重大者，仍旧略而不说，冀为竞生稍留余地。
现在把三年悲惨的同居生活写在下面。
三年以前，我们彼此的思想很接近，并且他是满怀不合时宜，我也抱一腔孤愤，而且又都是国民党的同志。他在北大教授中，是激烈分子，提倡“新武化”主义，主张“美的死法”，鼓励青年们要作壮烈的牺牲。我看他性情刚直，意志坚强，是个有为的青年，必能提携着同走革命的道路。在同居以前，真看不出他的破绽来。同居以后，渐觉他的性情暴戾，遇事专制，不尊重对方的人格。自从友谊变成夫权后，一切俱由平等地位而转入奴主的关系了。和他谈话，只可以唯唯听命，不能取讨论形式。倘然答案与他意见相左，就可以使他恼怒而至于骂人。在第一个月中，已经被他骂过两三次。但骂完即赔罪。一日之中，喜怒万变，人皆说他有神经病。我始而不信，后来越看越真。见他对待用人们，也非常暴戾，有小过必痛骂严责而后已；婉劝不听，反益迁怒，待气平则又偏向他人说好话。于是知其喜怒无常，确系神经病了。然在平时，则又十分琐碎。我的一切行为举动，日常小节，必须遵从他的意思。他说的话，就是原则和命令，不得违抗！然而物质上的爱护，又是无微不至。冷则为我加衣；食则殷殷劝进。出门必叮咛嘱咐，唯恐有失。凡此种种，在旁人看来，必以为美满姻缘，毫无遗憾的了。孰知与神经病者同居，所苦乃在精神，而不在物质。自从怀了小孩，他就盼生男孩，好继续他的事业。果然小男孩出世了。他喜极如狂，费了许多钱，为小孩购置一切贵族式的用品。因为爱子心切，偶闻啼哭，必责人失于看护。我是母亲，当然是首当其冲。
北京什刹海的旧居，是四合式一所平房。我带小孩老妈子大小三人分住三间北屋，而教他住在南屋；晚上小孩独睡小床，我每夜要起来三四次；喂奶及一切零碎事，他必须教我自己做，否则就不放心。小孩哭一声，他就问询；哭至三四声，而骂人；再哭则披衣赶过院子来，悻悻然似乎要将我这个做母亲的一拳打死才好呢！疲倦得浑身酸痛的我，逼于母性的爱，恐怕吵起来，使小孩受惊，只好一颠一顿地，抱着小孩来回地走。晚上失眠，白天还须受零碎的气。他不可怜我的憔悴形骸；不体谅我衰弱的心力；偶然一件家事没有料理好，他就将我斥责。例如“半瓶酱油又教老妈子偷去了，好主妇……混账……给我滚”等等竟成为日常生活的口头语了。记得大前年冬天，一间房晚上没有加锁，而且是他自己不让锁的；忽然被窃贼光临偷去了一只洗澡盆（小孩的）、两双旧皮鞋、一面镜子等类。他心痛失物，又将我大骂；并连声叫我当夜就滚蛋。我至此已忍无可忍，冒寒走出大门，越过柳堤，走到冰上。意思是希望跌落下去，好了却这悲痛的生命。（懦弱的表现、蠢的表现！）走不几步，被一个老妈子硬拉回去，他也向我屈膝赔罪，并立誓不再骂人，其事始已。第二天我因受寒而病，他因找不到东西，又开口骂我；在发热至三十九度的我，勒令起来找东西，实则就在手边，他向来乱丢乱放，尤其不会找一件东西。这一次实在让我灰心，看穿他待我之情竟不如路人。所以不许走者，徒为小孩故耳。
最不可恕者：他不愿意参加社会运动，也设法不令我去参加。他自和李守常先生意见不洽之后，思想渐渐右倾，反而嫌我过于激烈。我的同志们来信，不论男女，概被检查；实则我其时对男朋友早已弃绝通信，女友之有色彩者，也因遭他的冷淡而形式上表示疏远了。把我围困得有如铜墙铁壁一般，不怕再会飞到天上去了。每当家事顺遂、小孩安乐的时候，他不发怒，或一怒即平。但有时从外面过了不如意的事回来之后，必须拿我出气；气得我胸口还在痛，他又调好了牛奶拿来赔罪了，然而我如何喝得下去？如此家庭，真同牢狱。但懦弱的我，因怕社会嘲笑，及小孩失母的两重关系，因循不进地去在专横的夫权下过了半年多的生活。胃病是一天比一天深；人也消瘦得不像样子了。暑假到来，北大要快放假，我和老妈子们，都惧怕他在家琐碎，遂想一个敬而远之的法子，提议到西山去避暑，而留他一人在家照料。他也急于要编《美的社会组织法》讲义，乐于清净。各无异言。我们住在万花山半山一个庙里。一天，他去看小孩，因包饭事，和管庙老太太吵闹，要打她。被我劝急了，老羞成怒，竟把我顺手推下山坡来。幸亏有一株树挡住，否则早已粉身碎骨了。西山万花山娘娘庙的一家人，均亲眼看见，也替我气愤。我此时真想拉他到巡警局去打官司，无奈黑暗的北京习惯法，两口子吵架，女的无罪也是有罪。我何必再去看这种人的嘴脸！这次他不赔罪，竟自回城去了。我忍着气，只和庙里的老太太们说闲话，一面心中打主意，先雇奶妈子，让她管了孩子，我抽工夫再去教书作为恢复人生的一个根本办法。并且经济上活动些；因为他虽挥霍，我却没有一个大钱在手。每日买菜等钱，都要从他手里去领；菜少了嫌吃不来；多了又嫌费钱；自己用多了钱，却在我面前愁穷；我是硬气的。他不给，我也不要。我偶然做一件不得不做的布衣裳，他总要这样数念两三遍，“没有钱了还要做衣裳”，然而一转眼，十多块钱吃的东西又买来了，实在他自己好吃而不好穿；每一季从没有一套以上的衣裳的，凡认识张竞生者，当知我言之不谬。
据他自己说，在法国爱过一打以上的女子，从来没有长期的；最多不过一两个月就吵散了。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现在这样恨我，就是时间太长了的缘故。
他又口口声声说：“爱情是要创造的”，但这样骂人打人，不知算创造还算破坏，可见言与行违之甚者了。其时他早又和北京某太太、西山某太太发生爱情关系，但我却并不妒忌，因为早把他看作路人了。他对我说，那两位情人都比我好过万倍。所以还留我者，就因为小孩的缘故。读者试思，哪一个人听了这种话不冷心的。
我视他为雇主，他待我如保姆。预计再过二三年小孩长大，定必是个分离的局面。
忽一日异想天开，要登报征求各人两性关系的自述，作为研究材料。一月之后，欣欣然拿了所征得的文章，要去出版，题曰“性史”。我一看都是小说体裁，不但全无医学根据，而且绘影绘声，意义甚是卑劣。我就劝他说：“性教育未始不可以提倡，但是须用庄严的口吻，有科学的根据，方能使青年界得到益处。像这些材料，都是无益而有害的……”话未说完，他就大怒道：你懂得什么？第二天，竟然把它付印去了。《性史》畅销之后，他十分高兴，常以中国的Ellise(3)自居，要到各处去周流讲道。北大考毕即南下，在汕头招学生讲授“美的性育”。乃听者寥寥，不能成班，于是到广州，上书国民政府，要求设立“考试局”而自为局长。不得要领，又谒广大校长褚民谊，求为教授，亦无结果。愤极！遂回上海，大骂广州政府被共产党把持，非打倒共产党不可！张继本是他的老友，闻之大喜，遂相联合，拟办一杂志名《建国》，专作反共产的宣传；而以竞生为编辑。他就写信到北京来报告一切，并教我勿与共产党合作。我大惊！想他从前虽则凶横，还不失为一个站得住的学者；不料竟堕落至此，甘为反动派的走狗，而以每月二百元薪水自卖其身！真于我意料之外！从前还敢敬重他的人格，虽痛苦犹能忍耐；今既如此，是不可与一日居了。然而还希望他能够悔悟，遂写了一封长信，苦口规劝，并以去留为争；得复信，谓已采纳我的意见，无论他们的杂志是否办，他本人决计不当编辑了。张继闻知此事，遂大不满意于我！
旋应艺大校长周勤豪(4)之请，任该校教务长之职。十月初，我和小孩回上海，也暂住艺大。初尚相安，不到一月，又因家常细故，大闹大吵，竟至全校哄堂；女生辈恶其横暴，相率不上他的课！
每天晚上到张继家去，不知作些什么事？
十一月底，又和庶务打架，校长鉴我前事，竟置不理，遂愤而辞职。被某资本家邀去办《新文化》杂志，移寓法租界。我在市党部工作，距离很近，总是回家吃饭。饭时他必指我数骂共产党之罪，我向有胃病，至是竟视吃饭为畏途！他的同乡黄树芬君，思想很左倾，也常来我家便饭。他就一并带骂在内；一面又大嚼我所做的江瑶柱、火腿等菜，而不嫌其为共产党人之饭余了。
本党改过之前，他就向我提出两个条件：一，今后脱离国民党，服从他的命令，帮助他办一种报，每月给我津贴一百元。二，否则就叫我滚蛋！
舍不得我那可爱的小孩！他每天依依怀抱，一点钟不见必叫“妈妈”，并且身体强壮，聪明活泼。我倘一走，怎能够了得。他父亲虽然疼爱，究竟是个神经病者，喜怒无常，小孩怎不吃苦？倘由我一人抚养，将来或可造成一个良好的青年，然而竞生曾声言：“小孩是我的性命，决不给你。”看看小孩，又看看我自己；走罢！牺牲了他！不走罢？牺牲了我！然而我的胃病已深，且易咳嗽，竟有肺病的嫌疑；即使不走，也必活不到几年；我死了，小孩还是要遭后母的。好！硬着心肠走罢！
几夜不眠的结果，答复了他第二个条件，就是“准其滚蛋”。那天，是一月十三日，遂登广告招请保姆。三天之中，他已选定一位广东人，答应二十一可以就职。
我的苦痛及被压迫情形，刘尊一(5)同志，知之最稔。一天晚上，她带病来看我。我就告诉她已和竞生决裂，现在走到哪儿去好呢？她也替我凄惶。最后我决定到武汉去，索性痛痛快快干一下；省如在上海这样环境里，欲求牺牲而不可得！她又问我：“有没有盘费？”我说：“还有四十块钱，是市党部给我的薪水，留着没有用呢。大概可以到得武昌了。”在竞生表示逐客令之后，我送她上了黄包车，凄凉的暮色，遂隔断了我俩的视线。最近听说她已被万恶的蒋介石所捕。我焦躁极了。在写这篇文字时，不知她已作何情境，怎不令人急煞？
关于准其滚蛋事，知竞生无意挽回成命；用话试探皆遭失败。二十下午，楼下客人甚多。我独自在楼上写一篇文字，预备编入《女伴》第三期。他抱小孩上来睡，因照料稍迟，竟逢其怒。又复大吵。适有寄L君一信，也在桌上，我是公开的，况他已叫我滚蛋，夫妇之义已绝，即有所爱，也于他无涉；而况他是主张“爱情可以变迁的”呢？谁知竟大不然，故将此信，定我死罪，汹汹然如拘罪犯。时众宾客闻声咸相遁去，只存华林、徐子仁、黄树芬三人，出作鲁仲连，无效，立刻叫我滚蛋！遂立凭据。其中警句是“以后竞生与小孩，松雪不得过问”。意恐日后母子相认，于彼不便，故出断语也。友人辈也均不直其言。
第三天，我遂离家，只身来武汉。蒙妇女协会同人们不弃，留我在会中居住，直到现在。
可笑！竞生大骂我“跟人逃走”，不知他先自绝于我，证据俱在；迨到真的走，又大骂不已；其实二十那天，他倘肯宣誓脱离西山会议派，任我在国民党服务，则最后之决裂，犹能避免。无如迷惑已深，不知悛悔，自诒伊戚，又能怪谁？
至于我的好友L君，那时的确是在武昌。不过我已是劫后余生，知道所谓爱者，也就如此而已。所以至今，还只是一个好友！
革命事业，是我终生的伴侣。爱之花已变成革命之花；儿女之情，将永不能影响我冰铁似的怀抱了。
在这样紧张的环境里，一天都是忙不过来；真没有工夫和张竞生去翻闲话。此后如他再有攻击我的文字，决计不再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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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载1927年4月30日《中央副刊》。
(2) 孔德芷，疑为孔德沚（？—1970），茅盾夫人，1925年由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介绍入党，在上海从事妇女工作。下文“杨同志”疑为杨之华。
(3) 今译哈夫洛克·霭理士，英国性心理学家。
(4) 周勤豪（1901—1952），广东潮阳人，刘海粟姐夫。
(5) 刘尊一（1904—1979），四川合江人，曾留学日、英，解放后为西南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