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明(2)先生：
我在《语丝》上读到先生的闲话里说：“张竞生于《新文化》出版时就已脱皮换骨，已不是先前的张竞生了。”——是这样的意思，辞句或有不同之处，但意思是记得的——“对啦！”读后我禁不住在这样喊出。如若不信，听我道来：
在《新文化》的第二期上，岂不是有张的许多广告与启事么？胡说八道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完全与事实不符。今特将我所晓得的确实情形，据实报告，以明其谎。
张竞生是去夏来上海的，一到上海，便任上海艺大教务长，请张继作校长，于是逐渐与一班“反革命”的走狗周旋，他的夫人褚女士那时还在北京，知道不妙，也就南下来沪。是张往北京同来的。那时思想已入于分裂反对了，不过感情还好（褚女士亲口对我说的）。褚到上海以后，对于张的种种不正当行动（例如想与章太炎、张继等办《建国杂志》），常常加以规劝，并且说：“不加入任何党派，专从事学问也是很好的。”而张不听，反加之以咒骂，说：“妇道人家，晓得些什么！”然而褚是一直爽人，并且自己觉得理由充足，所以也不肯相让的龃龉起来，这样事很常有，艺大的学生统统知道而目睹。
及至去年阴历十月间，有一天竟大吵起来，从褚女士所住的三层楼上，直吵到楼下的会客室里，张骂褚说：“你这个贱女人，我不要了！”骂了又继之以拳（张骂一句就把拳头拔出向对方的头边送过去）。后来且叫艺大的庶务去叫巡警来，庶务不去叫，他便自走到校门口。褚坐在会客室里说：“你去叫罢！我不逃！”他见褚如此，倒反没有什么了。那时全校的学生都围住了会客室，大家都替褚女士抱不平，你一句，我一句的，张听得难受极了，后来对学生们说：“她——褚——要杀死小孩，所以我要骂她。”其实褚是极爱小孩的，众目共见。只要想想，天下哪有母亲会杀她亲生的儿子。
自从经过这一次的吵闹以后，褚女士觉得这样的局面不是永远的，就与几个女友商量，想找个职务，经济独立，免受牵累。那是吵闹的次日的夜晚，有七八个女友去看她，有刘女士、夏女士、杨女士、陶女士等，大家都是去劝慰她的。后来适值上海妇女市党部正没有人，便邀她去了的，并无张所谓受一二假共产党的包围之情形。然张对于她去妇女部是绝端的反对，借了小孩禁止。张最痛恨褚的女友，因为他怕她与妇女的团体结合了，不怕受他的压迫。然当我们去艺大时，张必扮出种种对褚好的样子，对我们也很客气，这是一个阴险、奸诈、凶恶的伪善男子。
褚离开上海是去腊二十五日，那天是开《女伴》的编辑会议。是吴女士与杨女士邀她出来的，走时，张说：“只许最多留半小时须还。”褚也允了。《女伴》本来是由我们几个私人设起来，后来妇女部津贴了几个钱正值少人负责，大家说，就给妇女部去办罢。褚在妇女部，《女伴》的编辑也就算是她担任了。
那时褚与张已决裂了，但张有条件，须试用保姆一星期后是合适的，才许褚走，不料到试用保姆的第三天，为了一点细事而吵闹起来，张初则骂，继则打，再则翻倒在地下，以脚乱踢，而且说：“我只许你死，不准你走！”为什么他说这样话呢？在平常张屡对褚说：“我不准你走，你走后我更将失掉社会上的信用了。”所以这次的吵闹大原因不是在那小事情上，却是为了这个保姆是试用得对的，然张还是“只准她死，不准她走的”。次日是开《女伴》的编辑会议，这时褚已辞掉编辑，特去交代的。开会时只坐得十分钟多些，就走了的，大家知道她家庭的情形，所以也没有人想得有别的。不过那天褚的脸色极不好，鼻头上青青的，又像刚流过了鼻红。谁知道这一天晚上就走了的，第二天，张就去向吴女士要人，说是骗走了他的夫人，后来又用种种方法，诱吴女士等说出褚之所在，最后大跳大骂的说：“吴等是女乱党，必去叫巡捕望捉。”吴女士等本想置之不理的，但张如此欺诈，不得不向他慎重的质问，最后张自认了错的说“因为当时神经错乱，极觉抱歉，请勿罪”等话，吴女士就不理他了。
过了六天，吴女士等才接得褚从汉口寄到一封信，信里详述走前的那天相吵情形，并张的打骂与虐待等等，使人不忍卒读，末了还说张并不是个恶的人，对于张还是那样宽恕的。
这封信是寄给吴女士的，所以不便发表，且褚又说，对于此事，张必大放谣言侮辱她，她必写点来刊布，以明真相，这封信暂作张去索人时的凭据。这信现在仍放在吴女士处。
张竞生常以他的《美的人生观》与《美的社会组织法》来夸扬，其实，他原命运到《性史》出版时已绝了的。至于现在《新文化》上的广告启事等，只使人感到不堪的丑恶：真是丑的话、丑的行为。
离婚本不算是怎么一回事，况且又是得两人的同意，张何至于要出这样卑劣的手段，大登其广告呢。这种用心正与华林在《情波记》(3)所持的态度一样，想以谎话骗得社会一般人的同情，而使对手成为众矢之的！
在褚的本身，固然并非没有可批评的地方，但这回的事件，确实是出于张的凶恶卑贱所造成，应当由张负责。我相信：“中国现在即使有极坏的女子，但她终坏不过坏的男子。”这是高山先生一天与我闲谈中的话，我极以为然。
有几个朋友曾爱读《美的人生观》及《美的社会组织法》的，听到这回事，未免有些惊诧，不相信“美的人生观”与“美的社会”里会发现这样的事情。我说：先前的张竞生，还从法国带得一道隐身符来，我们所见的不是他本人。自从《新文化》刊后，我们才了然于他的思想、行为，其实美的人生观与美的社会组织法是靠不住的，未必是他自己的思想，恐怕是东凑西合的法国舶来货呢。
我写这篇东西，不是来替褚女士作声明，更不会拥护女性的嫌疑。事实是这样的，不过最后还有一句话：褚女士并不是跟情人逃走，现在汉口任事，虽然将来有没有情人，我不敢预言。但请大家看看，张竞生现在的行为是怎样。
叶正亚，于上海
1927年3月14日
岂明按：
张竞生先生我是认识的，他做《美的人生观》时的大胆我也颇佩服，但是今年他在《新文化》上所讲的什么丹田之类的妖妄话，我实在不禁失望。褚女士和他离婚事件本是私事，我们可以不问，不过张先生既然先在《新文化》上大登启事与广告，而其态度又很恶劣，令人想起华林的《情波记》来，（《美的情感》，这个名称又何其与《情波记》近似耶？）也就想批评他几句。叶女士我也是认识的，她寄这封信来叫我们发表，我相信叶女士所说的话一定有她的根据，可以稍供参考，所以就照办了。
张先生的《美的情感》我们还没有能够拜读到，但看了那几句启事和广告，已经觉得很妙了。我们即使完全不理褚女士的C.P.党及“情人党”的话（此刻本来就还没有看到这两党的文字，只有叶女士的这一封信——我不知道张先生把这归在哪一党？），看张先生自己的辩解，也就尽够引起恶感，证明张先生自己同《情波记》的著者一样，是一个思想错乱、行为横暴、信奉旧礼教的男子。张先生在攻击褚女士的告白中，四次提到“情人”字样；倘若张先生是言行一致的，便不应这样说。在张先生所主张的“情人制”中，这岂不是没有什么吗？而张先生以为犯了弥天大罪，屡说有情书可证，这岂不是临时又捧礼教为护符，把自己说过的话抛之九霄天外么？张先生又力说“伊与我情感不好”，另有情人，那么这又岂不是证明张先生自己“爱的艺术”之失败，犹如癞蛤蟆之不能治愈本身的疙瘩，更有失信用么？我们再看《广告二》中的这一节话。
“可怜的无耻妇人，她有何种思想，不过剽窃一二新名词以眩人耳，连C.P.二个字母尚不懂其意见，还敢说我的国民党见与她的C.P.不相合。况且她并非真的C.P.，不过受一二C.P.包围与其C.P.化的情人所引惑，遂也不知不觉从而C.P.化耳。她的程度除国文外，连普通中学学识尚不足，还说什么有正当的主张？我的思想请她好好听尚听不懂，又何能说我是比她不如？……但此等深理，安能使一个中学程度不如而又受了情人诱惑的妇人所能懂……又此妇从发到骨从头到足皆是假的，可说她‘无假不成话’……”（校对无误，但精彩处的密圈是我所加的。）
我们看了这节横暴的话，会不会想到这是张竞生先生对他三年前恋爱结婚的那位夫人说的？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这正是旧日男子的常态。我们只见其中满是旧礼教，不见一丝儿的《新文化》——虽然这大众崇拜金钱的时代不会不受中国青年的欢迎的。
张先生的反赤，自然同孙联帅(4)有点差别，大约与狮子牌国家主义(5)以及老虎报(6)所称美的所谓张溥泉派国民党是一类的罢，这与军阀接近与否，国内已有定评。而且是别一问题，所以可以不说了。
1927年3月20日
* * *
(1) 本文原载1927年3月25日《语丝》总第124期。
(2) 周作人的笔名。当时周作人同他人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3) 华林（1889—1981），现代散文家，浙江长兴人。曾留学法国，回国后历任杭州艺专、新华艺专、武昌艺专教授。有《枯叶集》《求索》等作品，笔名有华林一、林一、林声等。1924年发表《情波记》自述与崔肇华的恋爱结局，被周作人等人撰文批评。
(4) 指孙传芳，1925年11月，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
(5) 1924年10月10日由曾琦、左舜生、陈启天等主办的《醒狮周报》在上海创刊，他们宣扬国家主义，维护北洋军阀统治，时人称之为“狮子牌国家主义”。
(6) 时人对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月刊的“戏称”。因甲寅年为虎年，该刊封面绘有一虎，故人称“老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