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明(2)先生:

我在《语丝》上读到先生的闲话里说:“张竞生于《新文化》出版时就已脱皮换骨,已不是先前的张竞生了。”——是这样的意思,辞句或有不同之处,但意思是记得的——“对啦!”读后我禁不住在这样喊出。如若不信,听我道来:

在《新文化》的第二期上,岂不是有张的许多广告与启事么?胡说八道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完全与事实不符。今特将我所晓得的确实情形,据实报告,以明其谎。

张竞生是去夏来上海的,一到上海,便任上海艺大教务长,请张继作校长,于是逐渐与一班“反革命”的走狗周旋,他的夫人褚女士那时还在北京,知道不妙,也就南下来沪。是张往北京同来的。那时思想已入于分裂反对了,不过感情还好(褚女士亲口对我说的)。褚到上海以后,对于张的种种不正当行动(例如想与章太炎、张继等办《建国杂志》),常常加以规劝,并且说:“不加入任何党派,专从事学问也是很好的。”而张不听,反加之以咒骂,说:“妇道人家,晓得些什么!”然而褚是一直爽人,并且自己觉得理由充足,所以也不肯相让的龃龉起来,这样事很常有,艺大的学生统统知道而目睹。

及至去年阴历十月间,有一天竟大吵起来,从褚女士所住的三层楼上,直吵到楼下的会客室里,张骂褚说:“你这个贱女人,我不要了!”骂了又继之以拳(张骂一句就把拳头拔出向对方的头边送过去)。后来且叫艺大的庶务去叫巡警来,庶务不去叫,他便自走到校门口。褚坐在会客室里说:“你去叫罢!我不逃!”他见褚如此,倒反没有什么了。那时全校的学生都围住了会客室,大家都替褚女士抱不平,你一句,我一句的,张听得难受极了,后来对学生们说:“她——褚——要杀死小孩,所以我要骂她。”其实褚是极爱小孩的,众目共见。只要想想,天下哪有母亲会杀她亲生的儿子。

自从经过这一次的吵闹以后,褚女士觉得这样的局面不是永远的,就与几个女友商量,想找个职务,经济独立,免受牵累。那是吵闹的次日的夜晚,有七八个女友去看她,有刘女士、夏女士、杨女士、陶女士等,大家都是去劝慰她的。后来适值上海妇女市党部正没有人,便邀她去了的,并无张所谓受一二假共产党的包围之情形。然张对于她去妇女部是绝端的反对,借了小孩禁止。张最痛恨褚的女友,因为他怕她与妇女的团体结合了,不怕受他的压迫。然当我们去艺大时,张必扮出种种对褚好的样子,对我们也很客气,这是一个阴险、奸诈、凶恶的伪善男子。

褚离开上海是去腊二十五日,那天是开《女伴》的编辑会议。是吴女士与杨女士邀她出来的,走时,张说:“只许最多留半小时须还。”褚也允了。《女伴》本来是由我们几个私人设起来,后来妇女部津贴了几个钱正值少人负责,大家说,就给妇女部去办罢。褚在妇女部,《女伴》的编辑也就算是她担任了。

那时褚与张已决裂了,但张有条件,须试用保姆一星期后是合适的,才许褚走,不料到试用保姆的第三天,为了一点细事而吵闹起来,张初则骂,继则打,再则翻倒在地下,以脚乱踢,而且说:“我只许你死,不准你走!”为什么他说这样话呢?在平常张屡对褚说:“我不准你走,你走后我更将失掉社会上的信用了。”所以这次的吵闹大原因不是在那小事情上,却是为了这个保姆是试用得对的,然张还是“只准她死,不准她走的”。次日是开《女伴》的编辑会议,这时褚已辞掉编辑,特去交代的。开会时只坐得十分钟多些,就走了的,大家知道她家庭的情形,所以也没有人想得有别的。不过那天褚的脸色极不好,鼻头上青青的,又像刚流过了鼻红。谁知道这一天晚上就走了的,第二天,张就去向吴女士要人,说是骗走了他的夫人,后来又用种种方法,诱吴女士等说出褚之所在,最后大跳大骂的说:“吴等是女乱党,必去叫巡捕望捉。”吴女士等本想置之不理的,但张如此欺诈,不得不向他慎重的质问,最后张自认了错的说“因为当时神经错乱,极觉抱歉,请勿罪”等话,吴女士就不理他了。

过了六天,吴女士等才接得褚从汉口寄到一封信,信里详述走前的那天相吵情形,并张的打骂与虐待等等,使人不忍卒读,末了还说张并不是个恶的人,对于张还是那样宽恕的。

这封信是寄给吴女士的,所以不便发表,且褚又说,对于此事,张必大放谣言侮辱她,她必写点来刊布,以明真相,这封信暂作张去索人时的凭据。这信现在仍放在吴女士处。

张竞生常以他的《美的人生观》与《美的社会组织法》来夸扬,其实,他原命运到《性史》出版时已绝了的。至于现在《新文化》上的广告启事等,只使人感到不堪的丑恶:真是丑的话、丑的行为。

离婚本不算是怎么一回事,况且又是得两人的同意,张何至于要出这样卑劣的手段,大登其广告呢。这种用心正与华林在《情波记》(3)所持的态度一样,想以谎话骗得社会一般人的同情,而使对手成为众矢之的!

在褚的本身,固然并非没有可批评的地方,但这回的事件,确实是出于张的凶恶卑贱所造成,应当由张负责。我相信:“中国现在即使有极坏的女子,但她终坏不过坏的男子。”这是高山先生一天与我闲谈中的话,我极以为然。

有几个朋友曾爱读《美的人生观》及《美的社会组织法》的,听到这回事,未免有些惊诧,不相信“美的人生观”与“美的社会”里会发现这样的事情。我说:先前的张竞生,还从法国带得一道隐身符来,我们所见的不是他本人。自从《新文化》刊后,我们才了然于他的思想、行为,其实美的人生观与美的社会组织法是靠不住的,未必是他自己的思想,恐怕是东凑西合的法国舶来货呢。

我写这篇东西,不是来替褚女士作声明,更不会拥护女性的嫌疑。事实是这样的,不过最后还有一句话:褚女士并不是跟情人逃走,现在汉口任事,虽然将来有没有情人,我不敢预言。但请大家看看,张竞生现在的行为是怎样。

叶正亚,于上海

1927年3月14日

岂明按:

张竞生先生我是认识的,他做《美的人生观》时的大胆我也颇佩服,但是今年他在《新文化》上所讲的什么丹田之类的妖妄话,我实在不禁失望。褚女士和他离婚事件本是私事,我们可以不问,不过张先生既然先在《新文化》上大登启事与广告,而其态度又很恶劣,令人想起华林的《情波记》来,(《美的情感》,这个名称又何其与《情波记》近似耶?)也就想批评他几句。叶女士我也是认识的,她寄这封信来叫我们发表,我相信叶女士所说的话一定有她的根据,可以稍供参考,所以就照办了。

张先生的《美的情感》我们还没有能够拜读到,但看了那几句启事和广告,已经觉得很妙了。我们即使完全不理褚女士的C.P.党及“情人党”的话(此刻本来就还没有看到这两党的文字,只有叶女士的这一封信——我不知道张先生把这归在哪一党?),看张先生自己的辩解,也就尽够引起恶感,证明张先生自己同《情波记》的著者一样,是一个思想错乱、行为横暴、信奉旧礼教的男子。张先生在攻击褚女士的告白中,四次提到“情人”字样;倘若张先生是言行一致的,便不应这样说。在张先生所主张的“情人制”中,这岂不是没有什么吗?而张先生以为犯了弥天大罪,屡说有情书可证,这岂不是临时又捧礼教为护符,把自己说过的话抛之九霄天外么?张先生又力说“伊与我情感不好”,另有情人,那么这又岂不是证明张先生自己“爱的艺术”之失败,犹如癞蛤蟆之不能治愈本身的疙瘩,更有失信用么?我们再看《广告二》中的这一节话。

“可怜的无耻妇人,她有何种思想,不过剽窃一二新名词以眩人耳,连C.P.二个字母尚不懂其意见,还敢说我的国民党见与她的C.P.不相合。况且她并非真的C.P.,不过受一二C.P.包围与其C.P.化的情人所引惑,遂也不知不觉从而C.P.化耳。她的程度除国文外,连普通中学学识尚不足,还说什么有正当的主张?我的思想请她好好听尚听不懂,又何能说我是比她不如?……但此等深理,安能使一个中学程度不如而又受了情人诱惑的妇人所能懂……又此妇从发到骨从头到足皆是假的,可说她‘无假不成话’……”(校对无误,但精彩处的密圈是我所加的。)

我们看了这节横暴的话,会不会想到这是张竞生先生对他三年前恋爱结婚的那位夫人说的?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这正是旧日男子的常态。我们只见其中满是旧礼教,不见一丝儿的《新文化》——虽然这大众崇拜金钱的时代不会不受中国青年的欢迎的。

张先生的反赤,自然同孙联帅(4)有点差别,大约与狮子牌国家主义(5)以及老虎报(6)所称美的所谓张溥泉派国民党是一类的罢,这与军阀接近与否,国内已有定评。而且是别一问题,所以可以不说了。

1927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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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载1927年3月25日《语丝》总第124期。

(2) 周作人的笔名。当时周作人同他人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3) 华林(1889—1981),现代散文家,浙江长兴人。曾留学法国,回国后历任杭州艺专、新华艺专、武昌艺专教授。有《枯叶集》《求索》等作品,笔名有华林一、林一、林声等。1924年发表《情波记》自述与崔肇华的恋爱结局,被周作人等人撰文批评。

(4) 指孙传芳,1925年11月,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

(5) 1924年10月10日由曾琦、左舜生、陈启天等主办的《醒狮周报》在上海创刊,他们宣扬国家主义,维护北洋军阀统治,时人称之为“狮子牌国家主义”。

(6) 时人对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月刊的“戏称”。因甲寅年为虎年,该刊封面绘有一虎,故人称“老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