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的行为与社会的结构上一行观察,我人可以得了一个进化的定则,即是社会如个人一样,当其幼稚的时代,他们对于外界的事情仅会模仿;及后,渐知创造了;再进,始能从事于种种事业的组织。这个进化的定则:模仿—创造—组织,关系于人类的行为及社会的结构至重且大:一面,我们由它进化的程度,可以判断个人,或社会的文化高低;一面,凡个人或社会的兴亡全视它在某时期的进化,能否达到某项的程度为依归。这些问题太大了,我们不能在此来详说,拟由专书去讨论。

但有一事应当留意者,组织为人类及社会最高的进程,它比模仿及创造较有万倍的重要。凡会模仿与能创造的社会,未必能善于组织。但会组织的社会,同时就能善于模仿,同时也必善于创造。反之,凡无组织的社会,一边,必使先前所模仿与创造者破坏无遗;一边,又必不能再好好去模仿与创造。今就以现时我国与日本的社会为证明吧:我们的社会混乱无条理,以致先前所模仿与创造者渐就消灭,而对于他人现在的好模范,我们也都学不来了。说及现在的新创造力竟是等于零了。至于日本的社会,因为有好组织,所以它能如“黄猴子”一样,惟妙惟肖地采用欧美的成规,又其创造力现在虽觉薄弱,但继续下去必有可观的一日。究竟组织的好处与无组织的坏处的理由,看下头几个纲领就可知道了。先说有组织的好处,因为它能:

(1)从无组织到有;(2)从小组织到大;(3)从劣组织到好;(4)从乱组织到整。

至于无组织或恶组织的社会,则造成下头几个极坏的结果:

(1)从有破坏到无;(2)从大毁灭到小;(3)从好改变到劣;(4)从整纷扰到乱。

你要证据吗?我就给了我国及美国为例子。我们仅有的一条运河,几线铁路,初办时也觉规模宏大,到而今,运河淤塞到连比外国的小沟也不如了。说及铁路更觉惭愧,黄河桥将陷落无人管,甚至坐客无车辆,钟点无定准,恐不再几时连车轨也被军阀拆完,车费也被办事偷尽,车当然不能行,或则就全押到外人手里去了。这个“从好办到坏,从坏办到无”的怪现象,在我国无事不是这个样子的。试看一座名刹、一处名胜、一间学校、一个公司、一所衙门,初办时无不赫赫煌煌,及后则不免倒的倒,缩小的缩小,有的连影子都无,有的仅剩了招牌,这些皆可见出凡无组织的社会,诸事皆不能有保存与发展的希望。但请一看美国的情形就觉大大不同了。他们的巴拿马运河,开凿得好,保存得法。他们蛛丝网的铁路,经营得好,管理得法。他们如林的工厂,似云的货物,不必说皆是他们善于组织所得来。

故我们可说,今后我国若要图存,非先讲求组织的方法不可。我们第一步当学美国的经济组织法,使我国先臻于富裕之境。我们第二步当学日本军国民的组织法,使我国再进为强盛之邦。这个富与强的组织法当然极关重要,可惜我们不能在此处从长去讨论。我在此书所特别注意者,乃是一个美的、艺术的、情感的组织法。但我想这个比富强的组织法更要紧。一因凡社会能从美的、艺术的与情感的方面去组织,同时就能达到富与强。一因凡富与强的组织,如无美的、艺术的、情感的元素,则富的不免流成为资本家的凶恶及守财奴的乏味,强的不免如盗贼式的侵夺与凶徒样的专横。

组织组织!组织到使我们个人与社会皆成为美的、艺术的及情感的成绩。组织组织!我们无论为自己,为一家,为国,为社会,以及为百种事业,皆当讲求最美的组织法。组织组织!这个组织的才能一面全恃教育的养成,一面则全靠个人的修养。所以我们今后的学校应有一门必修科的“组织法”,在小学校的则教学生怎样组织个人及家庭。在中学及大学的,则教他们怎样组织社会的各种事业。务使“组织法”成为一种科学的学问,使人确确实实地能学得到它,而后由个人的修养与才能去发挥。故组织一方面是科学的,人人皆可学而能的。但一方面,又是艺术的,各人于学到组织的学问后,全视各人的艺术方法去断定他实行时成绩的大小。

总之,我们今后所希望于国人者,唯在组织的才能与人格的养成。这个组织的学问与方法千端万绪,本书所贡献者不过一鳞一爪而已。但私心所敢自夸者,第一,凡看此书后,或能得到些组织的常识。第二,所得到的组织常识与方法,乃是关于美的、艺术的、情感的,不是铜臭的、凶横的与无聊赖的。换句话说,我们所要组织的不是单为经济及军政的社会,故我们所组织的,其结果当然比现在各强国的社会好得万倍。第三,希望看此书后的组织家由此得到有高尚的目标、强大的毅力,与艺术的方法及笃实的行为。这些美德,凡要养成为我们理想的组织家不能不具备的。这样的组织家与现在一班普通的组织家不相同处就在此。末了,我也知道这书中所说的于我们的社会有些极涉于理想不易于实现的事情。但社会事任人自为之!假使我辈为社会有势力之人,说不定凡书中所说的皆能一一见诸实行。倘若此书长此终古作为乌托邦的后继呢,则我也不枉悔,因为它虽不能见诸事实,可是我已得到慰情与舒怀了。故我所希望于读者看此书为最切实用的社会书也可,或看为最虚无的小说书也无不可,横竖,我写我心中所希望的社会就是了,实行也好,梦想也好,我写出后,我心意已快活就足了。

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二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