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笏之谜与李母之死
赵冈先生：
由“联经”转来一月廿九、二月一日大函两件（附于本篇文末），均已拜读。足下的谦冲诚挚，令人感佩。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在足下已成专业，而我的工作不容许我致力于此，因为我抽不出那么多时间。做考据会上瘾成癖，况是像《红楼梦》这样的题目，如入宝山，目迷五色，流连即成陷溺，很难自拔。仿佛记得康熙朝的理学名臣汤潜庵先生说过，平时一味袖手谈心性，亦是“玩物丧志”。如果我做《红楼梦》的考据，可以满足我的兴趣，但必然荒废我的本业，似亦等于玩物丧志？
前为足下作补充，写《我看〈中国文学史上一大公案〉》，就手头现成资料，掇拾成文，写完丢开，并不费事。但这次读完您的第二封信，却使我大感踌躇，辱承下问，不可无以报命；而垂询各点，皆属于红学高层次的研究范围，必须深思熟虑之后，方能奉覆。幸好春节有两天半的假期，丙辰除夕守岁，穷竟夜之力，重读大作《红楼梦研究新编》以及其他有关的著作如《红楼梦叙录》之类，重新考虑我以前在这方面的心得，觉得有些概括性的看法，可为刍荛之献。
重读《红楼梦研究新编》，对贤伉俪在红学方面搜讨之勤，研审之精，实在佩服。不过，容我坦率以道，有好些看法令人不敢苟同，尤其是“畸笏叟是谁的问题”，我们有很大的歧见。畸笏绝不会是“曹荃之幼子”，更不会是李煦的长子李鼎！
畸笏之谜
我想任何一个读过脂本的人，都会觉得畸笏应该是：
第一，是曹雪芹的长辈；
第二，对曹雪芹有极大的影响力；
第三，与曹雪芹始终共富贵、同患难；
第四，此人曾赶上曹家的全盛时代，不但见过曹寅，而且自己当过家。
准此而论，“曹荃之幼子”为雪芹之叔，李鼎为雪芹的表叔，固合乎上述的第一个条件，但其他条件皆不合。尤其是李鼎，表叔比较客气，何得在十三回用“因命芹溪删去”这种妄自尊大的语气？而况李鼎之为纨绔，亦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甚至我亦怀疑他有没有批《红楼梦》的资格？
唯一合乎上述四条件的，只有一个曹。您假定“曹生于1694年”，我以为不妨提早一年，假定他生于1693年(康熙卅二年癸酉)，至1762年（乾隆廿七年壬午）为古稀之年，自署别号始加一“叟”字。这当然是个假设，但应是合理的假设，如果能够成立，可作为畸笏是曹，非李鼎的旁证。
此外旁证还很多。如您所引“甲戌本第三回，写黛玉被领着去见贾赦，贾赦让人告诉她：‘老爷说了，连日身子不好，见了姑娘彼此倒伤心。’其上有眉批：‘余久不作此语矣，见此语未免一醒。’”这意思是说，他当年亦曾像贾赦那样，常用这些话作为懒怠接见亲戚的借口；今非昔比，端不起这样的架子了，故谓“久不作此语”。而在李鼎，则根本不可能“作此语”，因为不管他年纪大小，只要有李煦在，他始终是“大少爷”而非“老爷”。曹则在袭职织造成为一家之主后，当然为下人尊为“老爷”。
畸笏即曹，是我多少年来一贯的看法，重读大作中所排比的批语之后，益觉自信不虚。于此，我想先对大作第三章第一节的“书中人物”，稍作讨论，您说：“书中的宝玉似乎不完全是曹雪芹自己的写照，而是雪芹与脂砚兄弟两人的共同写照。”
果如尊论，则书中由宝玉所反映出来的曹寅在世时的故事，如“西堂产九台灵芝”等等，便无着落。因为不论雪芹或是如您所考证的脂砚即曹天佑，都没有见过曹寅，则所有曹寅在日，西堂延宾、飞觞醉月的豪情快举，都不应有曹雪芹、曹天佑的影子。
宝玉与曹
看起来，宝玉大致应该是曹颙的写照。只有曹颙在宝玉那样的年龄，曹家才有荣国府的那种繁华。借省亲以写南巡，隐王妃而为元春，关目暗暗相合。同时，畸笏的批语，亦便十、九可解，试举数条如下。
一、第三回写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若春晓之花”，有批：“少年色嫩不坚牢，以及非夭即贫之语，余犹在心，今阅至此，放声一哭。”您以为此批出于脂砚之手，我以为应是畸笏所批。曹与曹颙年龄相仿；当时曹家长辈或星相之士对曹颙“直言谈相”时，曹亦曾亲闻。其后果然，曹颙以弱冠之年，病殁京师，为曹家带来了类如周初武王克殷，天下未宁而崩的严重局面，濒临着整个家族解体的大危机。是如此创巨痛深的记忆，曹阅书至此，安得不“放声一哭”？而这副眼泪，当然亦是抚今追昔，感激涕零——感激康熙特意安排他继嗣袭职，扭转了曹家几乎无可避免的崩溃的命运，其事类似周初周公的摄政，此为取名“贾（伪）政”的由来。（拙作《文史觅趣》，十年前由台北惊声文物供应公司印行，中收一文，专论此节，不知曾蒙察及否？）
二、甲戌本第二回，“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句旁，夹批：“先为宁荣诸人当头一喝，即是为余一喝。”此明明是曹自悔，当康熙破格以李煦“八视淮盐”，为曹寅生前上百万银子的亏空补完之后，曹如能痛自警惕，把浮而不实的空架子收起来，量入为出，不再亏空，又何致有以后的革职抄家？按：曹与李煦的情形不同，雍正对李煦无好感，而对曹则犹有矜怜之心，在密折的批示中，谆谆教诲，勉以循分供职，凡事只要听怡亲王允祥的话，不必乱找门路。谁知曹少不更事，积习如故，雍正为了整饬吏治，才不能不作断然处置。是则“身后有余忘缩手”，对曹来说，自是当头棒喝。您说李鼎“看到《石头记》这句书文，感到是当头一喝”，窃恐不然，因为他家始终是他父亲当家，即令他想“缩手”，亦由不得他做主也。至于下句，所谓“眼前无路想回头”，意思是此刻方知当初之误，如果这时再做织造，必不致再蹈前失，可惜已无机会了。如谓纨绔追念往日挥手千金，恨不及早回头，免致今日冻馁，固然可通，但不如曹的情况来得更贴切。而况此一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道是“如今虽说不似先年那样兴盛，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气象不同，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据俞平伯校本），明明是写曹当家时候的光景。
三、此接上引之例而来，第十三回，凤姐思量宁国府五病：“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第二件事无专执，临期推诿；第三件需用过费，滥支冒领；第四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第五件家人豪纵，有脸者不服钤束，无脸者不能上进。”甲戌本有批：“旧族后辈受此五病者颇多，余家更甚。三十年前事见书于三十年后，令余悲痛，血泪盈腮。”此更是非曹不能有此语气。因为此“五病”，一言蔽之，是齐家无方，并非主人征歌选色，挥霍无度，以致败落；与李鼎的情形完全不同。曹继嗣袭职，情况既如周公之摄政，便应有周公那种“一饭三吐哺”的招贤求治之心；而他只是整天由清客陪着，饮酒赋诗，干些雅人深致的玩意，以致“五病”齐发，终于破家。若说京中胡乱打点，场面难以收束，或者上有高堂，不完全能由他做主；而所言五病，纯为管理下人，而竟不闻不问，岂非要负破家的完全责任？自取之咎甚重，所以自责如是之深！
契合独深的共同看法
不过您对宁国府的看法，我颇有契合独深之快。您说：“宁国府的很多事迹，是影射苏州李煦一家，只要我们不硬性假设《红楼梦》是一部自传，一部家谱，曹家与贾家的人物，永远保持一对一的关系，则我们的推想是可以说得通的。”这话就写过一千万字小说的我来说，可谓搔着痒处。诚如所言，“秦可卿这个人物”，“确是雪芹想要‘极力一写’的关键性人物之一”，其人其事，必有所本。这个问题，由于我们有此契合，受到您精神上的支持，我敢于放纵想象，作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向您请教：
我以为如宁国府影射李煦一家，则新台之丑的男主角，应是李煦，女主角应是李鼎之妻。其事则又可能发生在康熙五十九年夏天，“李煦奏折”三七四，康熙五十九年五月初二日：“窃奴才家人曹三赍折南回，于四月十八日到苏州去；四月初一日魏珠传万岁旨意，着奴才儿子李鼎送丹桂二十盆至热河，六月中要到。钦此。钦遵。奴才即督同李鼎挑选桂花，现在雇觅船只装载，即日从水路北行，李鼎遵旨押送热河。理合奏闻，伏乞圣鉴。”由苏州至热河，在夏天要走一个月，所以推断李鼎在端节过后即已动身，至十月廿二日方回苏州。
您根据“靖本”推测第十三回被删的情节：“秦可卿一定是在宁府某处遗落了她佩戴的簪子。此物后来被贾珍拾到。他认识此物是秦氏的，于是亲自送还给可卿。此时秦氏正在天香楼上更衣，贾珍一头闯入，丑事因而发生。”我还可以为您补充：时当盛暑，想是可卿新浴初罢。“更衣”二字，在从前的用法很多，含义微妙；说不定这一段中还包括“窥浴”在内。足下以为如何？
如说丑事发生在李鼎不在苏州之时，则李鼎上京不止一次，何以见得必是在康熙五十九年夏天？这要跟“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合起来看。据“李煦奏折”三八八，“生母病逝，遵遗命代具谢恩折”知李母文氏于十一月初五日“忽患内伤外感之症”，延至十一月十五日去世，享寿九十有三。按：李煦之妻韩氏殁于康熙五十三年，“冢妇”又在夏天“淫丧天香楼”；如今老母又逝，则主持中馈，三代皆缺，此所以不能不邀请素以精明强干著称于戚党中的“凤姐”去经纪这件“婚丧大事”。曹雪芹善于绾合人与事，诚如您所说“书中人物的亲属关系，与实际曹家上世的亲属，大都吻合。但是书中人的事迹与真实人物的事迹又不符。雪芹往往是把某一代的事迹，排在另一代人身上”。所以第十三回写“宁国府前，只见府门洞开，两边灯笼照如白昼，乱哄哄人来人往，里面哭声摇山振岳”的豪门丧事，应该是李煦九十三岁老母之丧的实录。
试参李母死因
耐人寻味的是，李母的病因；所谓“外感”，照中医的解释，无非风寒侵袭；“内伤”与“外感”并称，必属于遭遇了至为拂逆之事，感情上受了重大刺激。而此“内伤”又是“忽患”，可知拂逆之事，突如其来，相信必由李鼎于十月廿二日回苏州后所引起。
李鼎之妻的死因，李老太太在起初是不知道的。因为照中国人至今依然的传统，凡遇到这样的悲剧，一定尽力瞒住上了年纪的尊亲，怕年迈高堂情感上承受不住。及至李鼎回苏以后，问起娇妻的生前死后，少不得会有人泄漏；因而父子之间曾有严重的冲突，可能不得不惊动九十三岁的老祖母；甚至李鼎向祖母去哭诉，亦在意中。此即为“忽患内伤外感”的由来，“外感”二字或许还只是陪衬之笔。
红学领域中的处女地
如上所作的假设，倘能证实，即是在红学的领域中发现了一片未经开发的处女地，我衷心希望您来做小心求证的工作。这里就我想到的线索，提出来供您参考：
一、苏州织造署，就明朝皇亲嘉定伯周奎的住宅改建，应该有记述其园林之胜的文献，可印证曹雪芹笔下的宁国府，如会芳园、逗蜂轩、天香楼诸名目。
二、康熙稽查臣下，采取相互监视、个别查询的办法。倘或李煦有此丑闻，必有人密奏；或康熙风闻其事，密饬某人打听。当时如两江总督长鼐、江苏巡抚吴治礼、杭州织造孙文成等人缴回的朱批折中，或有记述。
三、李母去世，时人必有吊唁诗文，或者有蛛丝马迹，可以进一步推知其死因。李煦与当时名士的交往，虽不如曹寅之密，但亦颇有数人，若能细作检查，当有所得。要想了解苏州织造衙门有何亭台楼阁，检查其时的诗文集亦是最好的方法，因为文酒之会，必有题咏之什，可资考据。
四、细查李鼎的履历。按：十三回“大明宫掌宫内相戴权……亲来上祭”，此“掌宫内相”指“领侍卫内大臣”。为了“丧礼上风光些”，贾珍要为贾蓉捐个前程，戴权吩咐小厮：“回来送与户部堂官老赵，说我拜上他，起一张五品龙禁尉的票，再给个执照，就把这履历填上。明儿我来兑银子送去。”又贾蓉的衔名是“防护内廷紫禁道御前侍卫龙禁尉”。可知贾蓉所捐者乃“三等侍卫”。《清史稿·职官志四》：“侍卫……三等，正五品，二百七十人，旗各九十人。”与戴权所说的“三百员龙禁尉”，数目相近。侍卫由上三旗内选派，贾蓉是够资格的。捐纳之事归户部掌管；但侍卫是否可由捐纳而得，颇成疑问。即或可捐，亦必是虚衔；而“御前侍卫”由侍卫内特简，更非同小可。十三回内所写贾蓉的衔名，想是故意混淆，不欲确指清朝的官制。但如李鼎确实曾在康熙五十九年当过三等侍卫，则是以贾蓉影射李鼎的确证。
科场与书坊
至于您第二封信中提到的问题，似乎想证明《红楼梦》有南北两个流传中心，北方为八十回的《石头记》，南方为百二十回的《红楼梦》，而后四十回可能为曹李两家在南方后人所撰写刊行。如果您真是想证实这个假设，可能会徒劳无功。
在大作中，您提出程丙本的说法及分析，确是有功红学的不刊之论。事实上程本三次刊行的过程，照您的考据，已很明白。可惜，您对科举制度，以及科举与出版界的密切关系，了解稍欠深入。否则您就会说程丙本刊于壬子年，不会说“刊于壬子年或以后”。因为高鹗于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乡试中举；次年己酉正科会试落第；再次年庚戌会试又落第；辛亥、壬子两年帮程伟元搞《红楼梦》，下一年癸丑会试，当然要下场。会试在春三月，如果不是在壬子年冬天结束《红楼梦》校改的工作，即无法去准备举业。
我曾请教过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处处长、目录学家昌彼得先生，说有无专谈清初书坊的书？他说没有。不过，我觉得《儒林外史》中的记载，颇可窥见当时书坊的情形。书中屡屡谈到“闱墨”，即将近科乡会试中式的八股文，加以精选批注，以供士子揣摩之用。是故每逢大比之年，书坊必定大做一笔生意。准此以言，乾隆五十一年丙午至嘉庆元年丙辰，这首尾十一年真可说是书坊罕见的黄金时代，因为十一年中，共有六次乡试，六次会试；三次正科，三次恩科，兹列表如下：
五十一年丙午乡试。
五十二年丁未会试。
五十三年戊申预行正科乡试。（按：五十五年庚戌、乾隆八旬万寿，例开恩科。但辰、戌、丑、未本为会试之年，所以庚戌正科会试提前一年举行，则乡试便当提前两年。）
五十四年己酉预行正科会试。
五十四年己酉恩科乡试。
五十五年庚戌恩科会试。
五十七年壬子正科乡试。
五十八年癸丑正科会试。
五十九年甲寅恩科乡试（乾隆登极六十年）。
六十年乙卯恩科会试。
六十年乙卯恩科乡试（嘉庆改元）。
六十一年（嘉庆元年）丙辰恩科会试。
除了乾隆五十六年以外，这十一年中年年有试事，五十四、六十两年，更是春秋两闱，（事实上，乙卯、丙辰本为正科年份，如加开恩科，仿八旬万寿之例，则五十八、五十九两年，亦应是一年两闱。）漪欤盛哉！
书籍的流通，亦即是南北的交流，每借公车北上或落第回籍时，完成其功用。到京会试，则琉璃厂访书及隆福市逢九、逢十庙市逛旧书摊，固为必有的节目；但南方如有新出刊本，或送人，或托带，或贩卖，亦常借公车而大量流传于北方。是故说《红楼梦》南北各有一个流传中心，固为事实，但谓北方流传八十回本，南方流传百二十回本，是不太切实际的想法。
程本印行过程
根据您的考证，以及上列的贡举年表，我推断程本校订印行的经过是如此：
一、乾隆五十六年春天，程伟元以八十回抄本及后四十回续稿，托高鹗校订，高会试落第，穷愁潦倒（程伟元所谓“子闲且惫矣！”），欣然应诺，一面校，一面印，至冬至竣工，赶在年关前发行，是为程甲本。
二、程甲本的销路奇佳，印数亦不少，这可从元春绣像及程伟元序文雕版破损这一点上去推断。至于销路之好是因为《石头记》这部书的名气，已流传了二十几年，多少人向往而不得寓目；一旦公开发行，且为一百二十回，自然争着先睹为快。再者，壬子年恩科会试的举人，至少有一半是在年内北上，人数总在一千以上，购以自阅之外，少不得还要买一两部准备送人，平均以每人一部计，在一个壬子年的新年中，光是这部分可以销一千部。
三、程伟元当然早就顾到南方的市场，但如在京印书南运，则有诸多窒碍，京中供不应求，并无大量余书，是其一；天寒地冻，水路不便，且亦非漕船“回空”之时，是其二；舟车驳运，费钱费事，是其三。既然如此，何不将原版送到苏州刷印？此即是你所考出的胡天猎藏本的程乙本。
四、程乙本的销路很坏。考究其原因：①《石头记》一名，在南方的知名度本不如北方，再改了《红楼梦》，更少人知；②不论程甲本，及略为校改过的程乙本，错字都很多，加以北方的口语，南方不熟习，阅读更加吃力，口碑自然不佳；③因为赴京会试的缘故，少了许多新科举人，便少了许多顾客；④知道《石头记》或《红楼梦》并有意购置者，寄望于京版会比苏版来得好，托人在京代购。
这些原因都是可以改善的，或者由时间来消失的。时间对苏州萃文书屋更有利的是，壬子年有恩科乡试，在江宁、杭州、南昌、福州等地，秋天还能做一笔好买卖。既然京本大获其利，何妨不惜工本，大干一番？而在高鹗，除了优厚的物质报酬（我疑心不用“文粹堂”而用“萃文书屋藏版”的名义，是意味着此书的权益，为双方所共有：利润由程、高拆账，与文粹堂出版其他书籍有别）之外，也还有爱惜羽毛之意，因而就程乙本大加改动：包括程序“红楼梦是此书原名”，改正为“石头记是此书原名”在内。
高鹗的此一工作，必在壬子年秋冬间完成；其理由已如前述，他要结束这一项杂务，才能专心一志准备举业，再有个确证，见于周春《阅红楼梦随笔》自序：“壬子冬，知吴门坊间已开雕矣。兹苕估以新刻本来，方阅其全。”即指程丙本而言。周春此序作于乾隆五十九年甲寅；所谓“苕估（湖州书商）以新刻本来”，自不必死看作程丙本于甲寅年始问世；但以时间计算，壬子还未有程丙本，则可断言。
至于高鹗未写“三版序言”，推想是出于程伟元的生意眼，因为二版滞销，存书甚多；如果明明白白说明是三版，并指出添改了两万余字之多，则二版必无人问津，全成废纸；所以不能不打个马虎眼，希望将二版夹带出去。同时，二版“引言”中，程高已大吹特吹，前八十回的错字既已“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讹”，内容亦“广集校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后四十回又以秘本自炫，“惟按其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葺，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谁知忽然增添了如许文字，改正了如许错误，岂非自明其前言为虚？
程本的来源
程伟元所获抄本的来源，我以为前人笔记中，有一条很重要，即是大作第四章第三节开头，您认为“值得特别注意”的《樗散轩丛谈》：“乾隆五十四年春，苏大司寇家因是书被鼠伤，付琉璃厂书坊抽换装订，坊中人借以抄出，刊版刷印渔利，今天下皆知有《红楼梦》矣！《红楼梦》一百二十回，第原书仅止八十回，余所目击。后四十回乃刊刻时好事者续补，远逊本来，一无足观。”您不能确定作者写此条笔记的时间，其实是很清楚的：称“苏大司寇”则必在乾隆五十七年壬子正月至五十九年甲寅十一月，苏凌阿刑部尚书任内；过此则苏凌阿调江督，当称“苏制军”；如在嘉庆二年九月以后，则以苏凌阿入阁，当称“苏相国”。而在“天下皆知有《红楼梦》矣”之前，著一“今”字，亦可知必在程丙本出版以后不久所写。
其次，亦可确定其所见的“八十回本”即苏凌阿的藏本，因为如在他处“目击”自当注明出处。倘未见过苏凌阿的藏本，则“原书仅止八十回”，后四十回“乃刊刻时好事者续补”，即成武断；也许苏藏即是百二十回本，那又怎么说？
如上所述，由于时间上的密切衔接，有理由相信程伟元所得的八十回本，本自苏凌阿家；或许苏凌阿重装鼠伤之书，即是交给文粹堂承办，亦是很可能的事。
如果这个假设能够成立，便可进一步再做一个假设，即程序所言确为实情，既得八十回抄本后，于乾隆五十四年春天至五十六年春天，“竭力搜罗”，逐步收全，经高鹗校订后，始付剞劂。看来是程伟元有意想刻一部“全书”出来，而绝无作伪的证据。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后四十回，决非程、高所续。
后四十回非程、高亦非曹、李后人所续
后四十回来源不明，续作者是谁？恐怕将成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不过，我不以为会有曹、李两家后人在南方所续的可能。因为在京的旗人，在外省罢官后，必须归旗，以便控制，此项禁例在雍正、乾隆年间更严。于此，我要附带指出，所有研究曹雪芹身世的专家，对八旗制度的了解，似都欠深入，因此忽略了好多传说的可靠性，如张永海世居香山门头村正黄旗，属健锐营右翼，“自称是雪芹晚年的邻居”。这话便相当可靠，照道理说，曹雪芹既属正白旗，不应住在正黄旗营房；殊不知雍正年间，为了打破下五旗旗主与属下的密切关系，曾采用各种分化隔离的手段。最主要的是，八旗都统原为旗主属下的行政官，而特简皇子或亲、郡王充任，则原来的旗主，如为世袭的铁帽子王，即不得以皇子为属下；如为贝勒、贝子，则不得以亲、郡王为属下，无形之中，将旗主支配全旗之权直接移于都统，间接归于君上。这在雍正虽出于私心，而事实上为“军队国家化”的一项重要步骤。
此种分化隔离的手段之一是，调旗管理营房。是故只要各旗都统处有户籍底案，杂居并非厉禁。而健锐营设置于乾隆十四年，与“雪芹晚年”之话亦合。如果当时访问者，能依旗下制度去追溯曹雪芹的一切，譬如平郡王福彭，亦即曹雪芹的表兄，乾隆初年当过正黄、正白旗都统，对曹家可能有怎样的照应，以及乾隆十三年福彭的去世，对于曹家是否又一次严重的打击？都很值得去探索。
从回目看脂本
《红楼梦稿》影印本，至今尚未能细读，因而这一次无法多谈。不过关于脂本的先后，根据回目的分析，我认为甲戌本确早于其他各本，其先后次序是：甲戌本，己卯庚辰本，己酉本残本（原藏五十三回，补抄二十七回，今剩一至四十回。以舒元炜己酉年序，称己酉本），甲辰本，有正本，红楼梦稿。
兹先谈第三回，各本所作回目是：
甲戌本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己卯庚辰本 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
己酉本 托内兄如海酬阃师 接外孙贾母怜孤女
甲辰本 托内兄如海酬训教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
有正本 同上
红楼梦稿 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
甲戌本的回目制得极其空泛，而且“收养”二字亦颇不妥，林黛玉竟似弃儿。己卯庚辰本重制，有“贾雨村夤缘”“林黛玉抛父”，意义是丰富得多了，但“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毕竟只是枝节，无非林如海正好托他送女进京的一个因由，书中亦只一笔带过，根本不值得强调；所以己酉本改为“托内兄如海酬阃师”，事实上虽仍是“贾雨村夤缘复旧职”，但改以林如海为主格，同时道出他与贾政的娘舅关系，以及贾雨村为林黛玉的老师，无疑地最后胜于前。以“阃师”对“孤女”，可信其为原作；但阃师一词出于杜撰，不免费解，故甲辰本改为“训教”，有正本因仍未改。而“训教”二字意思仍觉不够醒豁，且字面上与“孤女”亦对不上，最后终于改为红楼梦稿，亦即程甲本上的“荐西宾”。
再说六十一回，除甲戌、己酉两本无此回以外，其他各本如此：
己卯庚辰本 投鼠忌器宝玉情赃 判冤决狱平儿情权
甲辰本 同上
有正本 投鼠忌器宝玉情赃 判冤决狱平儿徇私
红楼梦稿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显然的，回目中上下两个“情”字，是抄错了的；甲辰本将错就错；有正本改了一半，但改得不好；到红楼梦稿才完全改对。
己酉本与甲辰本的关系至为密切，但补抄部分所据者为甲戌本，如第七、第八回，甲戌、己酉两本的回目完全相同，而与他本皆异。己酉早于甲辰，证据不一而足；如三十九回回目，己酉本作“村嫽嫽是信口开河，情哥哥偏寻根问底”，甲辰本已改为“村姥姥是信口开河，情哥哥偏寻根究底”；姥、嫽相通，但须查字典才会知道；小说求通俗，当然要改回姥字。
又一证在第九回回目：己卯庚辰本作，“惩风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顽童闹学堂”，甲辰本同程甲本：“训劣子李贵承申饬，嗔顽童茗烟闹书房。”而己酉本作：“惩风流情友入学堂，起嫌疑顽童闹家塾。”足见己酉本直接庚辰本，过录时误将“学堂”“家塾”倒置，至甲辰本始改如程甲本。两相对照，后胜于前，亦殊显然。
甲戌本的评价
至于甲戌本早于庚辰本，除了脂批特多，以及那关系重大的十三回之外，“抄阅再评”四字，铁案如山。不过甲戌本决非畸笏在丁亥年整理出来的新定本，而是另外有一位有相当文学修养的人，在丁亥年以后，以甲戌本为底本，搜罗了各本的脂批，试图重新编辑成一个理想的本子。您所说的“唯一的例外是甲戌本第一回的一条行间夹批‘若从头逐个写去，成何文字。《石头记》得力处在此，丁亥春’”，这可能是全稿初步编辑完成，并誊清后，又发现有一条批，暂记于此，以待第二次处理。
由甲戌本现有的形式，可以推知此君的编辑方针是，每回加“回首总批”“回末总评”，前者提纲，后者总结；涉于琐碎而又必要者，则用双行夹批，取消眉批，以期阅读省力。“彩明”一节，明明可以看出此君的苦心，至于提出来的眉批，可能是暂时堆置的材料，与第一回那条行间夹批一样，都还待考虑处理的方法，是摆在回首、回尾，还是正文之下？
如上所述，仍然承认您认为甲戌本是个“新定本”的看法；不过此新定本所根据的底本，则为早于其他脂本的甲戌本。我这样说，不知您认为公平否？丁巳新正初四写毕。
赵冈教授第一封信
联经编辑将大文影印寄来，所指正各点，考证其详，所称极是，均依尊意一一删改。该文系弟病床上草草写成，不像样子。
弟原来曾有两个不同的假设，第一，雁隅是一个人；第二，雁隅是指北方某地。因为杨畹耕有姓，而雁隅前不冠以姓，似乎不一致。弟曾按两种假设分头进行，不过有一点，我的意思是认为此人买到过百二十回全套《红楼梦》，但绝不是杨继振这套，杨继振这一套似乎是“杂凑”，并非原是一套。不过无论如何徐嗣曾已经被剔除了。
赵冈教授第二封信
拜读大作后，我忽然得到一个重要启示，想要重新检讨过去的一些想法，并要请教先生，看看有无材料支持我的新想法，故冒昧再写一信。
过去我有一个大偏见，认为《红楼梦》一书是发源于北京，所有的抄本都从北京曹家传出来，后四十回续书人不管是谁，也应是在北京附近。第一次的刊本是在北京发行，从这里推衍下去，我不假思索地假设杨继振是住在北京，是旗人，百二十回抄本也是从北京买到，根本忽略了他是江南人士。我而且进一步假设，任何人得到抄本都一定是在北京书坊买来的。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很大一个偏见，《红楼梦》的流传可能就有两个中心，南京或苏州可能就是南方的中心，与北京的流传过程完全是独立的，事实上，有许多线索，过去因为先入之见，而被忽略了，譬如：
（一）周汝昌证明曹雪芹曾回南去过一次。
（二）靖本似乎是始终在江南流传的抄本。
（三）周春提到之人买到抄本两部，也不一定是在北京。
（四）在程甲本出版一年多以后，就有九部《红楼梦》运到日本，是由浙江去的，版型是袖珍本，一部只两册（一套两部）。为了试着向这个方向探索一下，我正在设法追查曹李两家乾隆年间（三十年以后）有何人在江南，如李鼎、李鼐之下落。
另外想请教先生：有无资料证明①杨继振是否是在南方得到了百二十回本？②东观阁南方有无分号？
最后，以先生之意见，认为南方有曹李两家之后人，续写此小说后四十回，独立以《红楼梦》之名向外流传，可能性究竟如何？换言之，《石头记》八十回本是北方本，《红楼梦》百二十回本是南方本的假设，是否值得推敲？
此祝
文祺
弟赵冈
二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