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家公子到满汉教习
曹雪芹，名霑，又字梦阮，自号芹溪居士。生于清康熙五十四年四月中旬，殁于乾隆二十八年除夕（1715—1763），享年四十八岁。他是一个遗腹子，在他出生时，他的祖父曹寅刚死了三年，父亲曹颙才死了四五个月。一下地就是热孝在身，所以取名霑、字雪芹，霑有两义，一是霑恩，曹家其时正遭遇严重的家难，幸亏康熙特加眷顾，才得化险为夷；二是霑泪，自然是哭父——“雪”者雪涕，亦取义于“麻衣如雪”，身有丧服。
曹家是旗籍汉人，隶属正白旗包衣。“包衣”是满洲话，直译为“家里的”，意译就是“家奴”。清太祖努尔哈赤创业之初，采取战斗与生活合一的组织方式，所部子民编为八旗，分由其子侄统驭；掠来的汉人亦分配各旗，编为“包衣”。八旗中清太宗皇太极独得正黄、镶黄两旗；正白旗原为多尔衮所有，多尔衮死后获罪，正白旗收归天子自将，因此，正黄、镶黄、正白三旗，称为“上三旗”。而上三旗的包衣，奴以主贵，成为皇帝的家臣，受理组织“内务府”，主管宫廷庶务与皇帝私事。上三旗包衣中，尤以正白旗包衣势力最大，因为他们是跟着多尔衮首先入关的，优先接收了许多好差使。
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在康熙二年外放“江宁织造”，做了二十年，死在任上。到了康熙三十一年，曹玺的儿子曹寅，由苏州织造调任江宁，也做了二十年。这二十年，是曹家最阔的时期。
江宁、苏州、杭州三织造，名义上是内务府所管辖的衙门，掌管宫廷所用绸缎的纺织；但实际上由于康熙的运用，成了皇帝个人的一个情报站，或者私人办事处，另有许多向皇帝直接负责的秘密任务。康熙赋予曹寅的秘密任务，除了监察江南大吏，访求民隐以外，另有一项独特而重要的工作，就是笼络江南的高级知识分子，无形中消弭他们的“故国之思”。大清皇朝，要等三藩之乱削平，才算站住脚；而要长治久安，则非全力争取民心不可。康熙以奖进并曲护循吏来替他做争取民心的下层工作；而上层民心的争取，则由他亲自领导，他一方面崇尚理学，一方面优容文人，如东巡阙里、谒孔庙、览圣迹、特开经筵，礼数的隆重、情意的殷挚，确是可以使得全国读书人闻风倾心的。当然，他的这份工作，有许多助手，曹寅就是其中之一；仅由清初名家诗文集中，与曹寅酬唱的频繁这一点来看，可知他是圆满达成了康熙所交的任务。
此外，曹寅的母亲为康熙的保母；而他本人二十岁以前，又在与他年龄相仿的康熙御前当差，这种种公与私的关系加在一起，而且保持密切接触至数十年之久，自然而然地造成了康熙与曹寅在君臣以外的一种特殊情谊，因而曹寅所受的恩宠，异乎寻常，其中与《红楼梦》最有关系的，是此二事：第一，康熙六次南巡，皆到江宁，五次驻跸织造署，而四次在曹寅任内，也就是说，曹寅曾四度做皇帝南巡的东道主。第二，康熙做主以曹寅的长女许配平郡王讷尔苏。讷尔苏为代善长子岳托之后，是清初“世袭罔替”的八个“铁帽子王”之一，其时为镶红旗主；天潢贵冑，尊荣非凡，与包衣的身份有霄壤之别，但以皇帝的“指婚”，竟结成亲戚，实为异数。这两项曹家足以夸耀侪辈的经历，抟合变化，在曹雪芹笔下，便创造了“元妃”其人，“省亲”其事。
康熙五十一年，曹寅以疟疾去世，康熙命曹寅的儿子，十九岁左右的曹颙袭职。五十三年冬，曹顒随其舅父李煦进京，得病亡故。此为曹家极严重的家难，三年之间，父子双亡，而且还亏欠公款，必须变产清偿，直到所谓“家破人亡”的绝境。幸好康熙仁厚，特命曹颙的堂弟曹，出继为曹寅的儿子，并承袭织造的差使；同时又命两淮盐运使李陈常，代完曹颙的亏空。这曹，大致就是《红楼梦》中的贾政。
曹袭职以后，境况大不如前，他本人少不更事，被康熙称为“无知小孩”，不过承袭余荫，勉保职位而已。到康熙崩逝，雍正即位，全力整饬吏治，像曹这样的官吏，自然是在被淘汰之列。于是到了雍正五年年底，曹家因亏欠公款抄了家。第二年曹携眷回京，这时曹雪芹是十三岁。
从曹雪芹十三岁到三十出头，这二十年的生活，也就是曹家回京的情形，已无法查考。但可以确定的是境况一年不如一年，饱经炎凉世态，而且虽有一门阔亲戚，似乎也未能得到照应。曹家是包衣的身份，雍正、乾隆的谕旨中，屡有“包衣下贱”的字样；同时雍正为了贯彻“国无二主”的目标，对于整饬八旗纪律，限制八旗交往及分化旗主与属下的关系等等措施，推行甚力；则以获罪回京归旗的包衣人家，凄凉冷落，无人存问，也是可想而知的。
大概在乾隆十四五年，曹雪芹三十四五岁的时候，他曾在作为宗室教育机构的“右翼宗学”，做过“管理员”之类的小职员。在那里，他结交了比他小十几岁到二十岁的敦敏、敦诚兄弟。据他们诗文集中的记载，约略可以想见曹雪芹的仪容风采，他的体格似乎很魁梧，健谈；饮啖甚豪，不修边幅；能诗善画，但不甚精；性格狂放，落拓不羁；但显然的，他是个熟透了人情世故的人。
在“右翼宗学”时代，曹雪芹就已开始了《红楼梦》的写作；以后搬到香山正白旗健锐营，境况愈窘，但对于写作《红楼梦》的兴趣，始终不减。至今香山门头村，还遗留着关于曹雪芹的传说。“红学”专家之一的吴恩裕，曾根据实地的访问，写成《记关于曹雪芹的传说》一文，收入其所著的《有关曹雪芹十种》。传说中的曹雪芹，曾当过“内廷侍卫”，后来到“右翼宗学”当“瑟夫”（按：似应“师傅”），乾隆十六年搬到香山，住在正白旗营房，专心写《红楼梦》。有个犯了罪，拨归镶白旗健锐营来住的“鄂比先生”，与曹雪芹结成莫逆之交，常在一起聊天喝酒。那时曹雪芹的生活，全靠每月四两银子、每季一担米的饷来维持，敦敏、敦诚弟兄，也偶尔有所接济。他极贪杯，用卖画的钱来买酒喝。
在正白旗住了四年，他的原配妻子就死在那里。乾隆二十年春天大雨，住房倒塌，鄂比帮他在镶黄旗营的碉楼下找到两间房；其时生活越发穷困，全家经常吃粥。可是他的创作欲却愈来愈旺盛，随身带着纸笔，去到哪里写到哪里；听见别人谈话中有好材料，随时就记下来。有时与朋友饮酒吃饭，忽然创作欲冲动，会突然离席回家，埋头写作。又常常一个人在路上徘徊构想，对于熟人招呼，视而不见，因此被人叫作“疯子”。了解他的，只有鄂比以及偶或来探望他的敦敏、敦诚。
在镶黄旗营，曹雪芹续了弦，新妇不识字，自然也不能欣赏曹雪芹的作品。新妇生了个儿子，乾隆二十六年秋天，得了喉疾“白口糊”，死在中秋。曹雪芹晚年丧子，加以境遇坎坷，因而纵酒得病，到除夕那天也死了。父子两人，一个死在除夕，一个死在中秋，占了两个“绝日”，常为人资作谈助。这是曹雪芹的故事，能在香山门头村流传了两百年的原因之一。
曹雪芹一死，新妇一筹莫展，唯有痛哭。同院住的一位老太太，常常照应他家，这时又来帮忙，她对曹雪芹的继妇说：“他活着的时候待你那么好，他死了你连个纸钱都不烧给他。”于是拿起桌上整叠的纸，剪了许多纸钱给他烧了。
正月初一，鄂比给敦敏兄弟报了丧，替曹雪芹料理后事，葬在本旗义地地藏沟。送葬回来，在路上看见纸钱上有字，拾起一看，竟是《红楼梦》的底稿，赶紧沿路捡拾，包回曹家细看，才知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原稿，让那位老太太剪成纸钱了。又在曹家抽屉里发现前八十回的原稿和一百二十回的目录。鄂比曾经发愿想续成后四十回，苦于才力不够，数年未成，后来是他的继子高鹗，为他完成了宏愿。
这个传说，有几分可靠，谁也无法断言。但就可靠的材料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来印证，竟找不出这个传说中，有何不合于实际情形的疑问。
关于《红楼梦》的本身，自胡适先生的考证发表以后，澄清了蔡元培先生所主张的“寓言说”的误解，但不幸又引起了新的误解，以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所以大部分的考证，流于琐碎穿凿，对《红楼梦》的文学上的价值及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所下的苦心，反而缺乏深入的了解。这是因为那些“红学”专家，多无小说创作经验之故。这里根据我对当时政治环境，曹雪芹的心理、文艺创作法则，以及对《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和了解，提出我的看法如下：
一、《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艺创作，不是一部传记文学。真人实事，在曹雪芹只是创作素材，经过他分解、剪裁、糅合，重新塑造为另一个人、另一件事；因此，我们可以说，书中某一个人有某一个人的影子，却不能说，某一个人就是某一个人。
二、曹雪芹出生，已在曹家盛极而衰以后，因此，全盛时代的曹家的种种“繁华旧梦”，他只是得诸耳闻。他以遗腹子而为承重孙，在特重血胤关系的伦理观念支配之下，从小受祖母宠爱，固然可想而知；但《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的生活，并不就是他十三岁以前的生活——他父亲曹顒，才可能有那样豪奢的饮食起居。
三、《红楼梦》中的许多穿插，是曹雪芹回京以后的见闻或体验，如秦可卿的丧事，可能是当时京里某一王公府第发生的实况。而“家学”中的种种丑态，当是他本人在“右翼宗学”的所见，因为曹家虽阔，在南京亦只是曹寅本支寄寓，不可能有那种巨族的排场。所以，《红楼梦》绝不可当作曹氏的家传来读。
四、但《红楼梦》中确实写了曹家的若干真实人物，这须从“脂批”中去研究。据我的了解，《红楼梦》在全稿未完成前，曹氏家族在写作上曾经有所参与，而“脂批”中的“畸笏”，可能就是曹。所以就某一意义言，《红楼梦》亦可说是集体创作。
五、《红楼梦》的写作过程，相当紊乱复杂，是一面写作，一面传抄，一面修改。修改的原因，或者是根据他人的意见，或者是作者自觉未善。而写作或修改，又非从头到尾，循序进行，大致视客观条件为转移，譬如某一部分材料到手，或者某一部分抄稿经人批阅后先送回，甚至某一部分读者希望先看到某一部分，都成为促使作者变更正常写作程序的原因。
六、曹雪芹对《红楼梦》是先谈后写。他周围有一部分亲友，经常在等着看他的稿子，此为曹雪芹得以长期保持旺盛的创作兴趣的一个主要因素。
七、《红楼梦》之所以成为最伟大的写实主义的小说，是因为《红楼梦》中的一切，虽非全出于曹家，但确为当时贵族生活的忠实写照，写出一种必然的没落的趋势。曹雪芹不为那种生活辩护，或悻悻然意有不满，但深刻地表现出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无可奈何的惋惜、怅惘和凄凉。这是他人最不可及的地方。
曹雪芹和他的小说，被人谈得最多，被人了解得最少。在文学的领域中，研究《红楼梦》的工作，尚待重新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