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阶级的成因与作用
照我研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身世的结果，我断定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四年四月，是曹颙的遗腹子，也就是曹寅唯一的嫡亲的孙子；《红楼梦》中的贾政应是曹，算起来是曹雪芹的叔父。此一结论的证据有四：一、生日正在初夏；二、恰好十三岁；三、贾政似周公旦；四、第三十三回所透露的身份。读者如有兴趣，请参阅《作品》杂志一卷十二期和二卷一期的拙作。
其后胡适之先生供给我一条很重要的证据：曹雪芹有一个朋友叫张宜泉，著有《春柳堂诗稿》，在雪芹死后曾作诗吊挽，诗中有一条小注说：“年未五旬而卒。”照我的算法，雪芹死年当四十八岁与“年未五旬”之语正合；因此，周汝昌执着于敦敏的那句诗“四十年华付杳冥”，也就可以不辩了。
张宜泉的“自注”，我将他列为“证据五”；这里要谈“证据六”，即是“北静王”考。考出“北静王”是何许人，以“北静王”的年龄来印证曹雪芹的年龄。
曹雪芹的思想境界不够高，这话是不错的。在他穷愁潦倒之际，回顾“繁华旧梦”，最使他刻骨铭心、念念不忘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清圣祖南巡六次，曹家接驾四次。中国的帝皇，自汉武以后，除了逃难，大都懒得出远门；建都北方而巡幸江南的，算起来隋炀帝是一个，明武宗是一个，再以后就是清圣祖。其实明武宗也不能算是巡幸，他只是童心不改，自封“总兵”来打他叔叔宸濠，才到过江南；所以清圣祖南巡，不妨说是千年罕有的盛事，而曹家以“包衣”之贱、品秩之卑，只以曹寅与清圣祖的特殊关系，驻跸其家四次之多，布衣家人都得以瞻仰御颜，这在帝皇时代，确是绝无仅有的荣宠。
第二件是曹雪芹的姑母嫁了平郡王讷尔苏。曹家是正白旗包衣，“包衣”者满语相当于家仆之义；正白旗与正黄旗、镶黄旗并称为“上三旗”，天子自将，所以正白旗包衣即是皇帝的家仆。至于平郡王属于镶红旗，但讷尔苏出于清太祖之后，是真正的天潢贵冑。这还不算，最难得的是，讷尔苏是“铁帽子王”。照孟心史先生的考据，清朝有八个铁帽子王，他们与一般亲王、郡王所不同的是，后者有降封之例，一代不如一代；前者则称为世袭罔替，纵或某王因罪废黜，但爵位仍然存在，皇帝必须从他本支的近亲属中，挑选一人袭爵，如做《啸亭杂录》的礼亲王昭梿，照最近出版的《清史稿》记载：嘉庆二十年十一月，“以刑比佃丁欠租，削爵圈禁，以麟趾袭”。麟趾即是他叔叔永㥣的儿子（因为昭梿无子）。唯一的例外，是咸丰十一年，“三凶”之一的郑亲王端华，革爵赐自尽，降世爵为不入八分公，没落皇朝，多不遵祖宗“家法”，在雍、乾全盛时代，当不致如此。
最初的八个铁帽子王，都是清太宗皇太极（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八子）的兄弟子侄，爵名如下：
礼亲王代善（太祖第二子）
睿亲王多尔衮（太祖第十四子）
豫亲王多铎（太祖第十五子）
郑亲王济尔哈朗（太祖弟舒尔哈齐子）
肃亲王豪格（太宗长子）
承泽亲王硕塞（太宗第五子。后改封号为庄亲王）
克勤郡王岳托（代善长子。后改封号为延禧郡王，再改为平郡王）
顺承郡王勒克德浑（代善第三子萨哈璘之子）
以上最可注意的是，八王之中，代善一支独占其三，讷尔苏即出于代善长子岳托之后。曹家以包衣的身份，竟有一女成为铁帽子王的福晋（不是侧福晋），且由皇帝主婚，自然也足以夸耀的了。
这两点曹雪芹在下意识中自炫的光荣历史，糅合在一起，就创造了“元妃”其人和“归省”其事。但照《红楼梦》书中来看，平郡王讷尔苏似乎没有如何了不起地照应过败落的曹家，这可能是因为雪芹的姑母早死，关系疏远了；更可能因为讷尔苏在曹家抄家之前的半年（雍正四年七月），因旧贿案削爵，泥菩萨过江，无力再来照应岳家。
讷尔苏削爵以后，由他的长子福彭承袭，福彭就是曹雪芹的亲表兄。他在《红楼梦》里出现过没有？是哪一个？
黎东方博士在写《细说清朝》的过程中，附带替我注意到这方面的史料，他告诉我：“平郡王就是‘北静王’。”根据黎博士的意见深入研究，我认为他道破了真相，而且我还可以补充：只有平郡王福彭才是“北静王”。
《红楼梦》中把八王打了个对折，变成四王：“东平、南安、西宁、北静。”四王中又以写北静的笔墨为多，第十四回“贾宝玉路谒北静王”，“……现今北静王世荣年未弱冠，生得美秀异常，性情谦和。近闻宁国府冢孙妇告殂，因想当日彼此祖父有相与之情，同难同荣，因此不以王位自居。……贾珍急命前面执事驻扎，同贾赦贾政三人连忙迎上来以国礼相见。北静王轿内欠身，含笑答礼，仍以世交称呼接待，并不自大。”这一段中，说“祖父有相与之情”，说“世交”，已点出关系不同，最有意味的特著“以国礼相见”五字，暗示“国礼”以外，还有亲属之礼，不过身份悬殊，不敢以亲礼相见而已。
其次——也是最主要的部分，是年代和年龄的问题。《红楼梦》第十四回，在实际年代中相当于哪一年？其时福彭应该几岁？是否“年未弱冠”？
福彭生于康熙四十七年，这有曹寅该年七月十五日的密折“再臣接家信，知镶红旗王子已育世子”可证（雪芹姑母嫁讷尔苏在康熙四十五年）。“年未弱冠”作十九岁论，则此时当雍正四年，但十四回的事迹，发生在春天，其时福彭尚未袭爵，曹家亦未回北，无由相见，所以“贾宝玉路谒北静王”至早应在雍正六年，或七年，“年未弱冠”不宜死看作未超过二十岁，应以二十岁左右论。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来了，雍正六、七年间，是否只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铁帽子王，如有两个以上，即不能断定“北静王”就是平郡王。
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先制一个简明的八王世系表，检查结果在雍正年间袭爵的计有：
1.允禄——圣祖第十六子，雍正元年出嗣为博果铎之后，袭庄亲王。
2.熙良——雍正十一年袭顺承郡王。
3.巴尔图——雍正十二年袭康亲王（即礼亲王系，乾隆四十三年改回原封号）。
4.福彭——雍正四年袭平郡王。
以上1、2、3年份皆不合，年龄我查过，亦皆不合。可以说雍正五、六年间，八王之中只有刚袭爵的福彭，是二十岁左右。
周汝昌说：平郡王福彭实是《红楼梦》中的“东平王”。他并未说理由，猜想起来必由“东平”的“平”字而来，如是，他就跟着于“四十年华”的“四十”两字，犯了同样的毛病。其实照我看，“东南西北，平安宁静”八字，无非托出一个四海升平的“平”字而已。此外还有一处可注意：《红楼梦》第十四回说：“原来这四王，当日惟北静王功最高，及今子孙犹袭王爵。”要说八王中功劳最高的，首先数睿亲王多尔衮，但多尔衮无子，直到乾隆四十三年，才以已死的多尔博（多铎子）嗣为多尔衮后，所以细考史料，此处所谓“功最高”，实指当初代善率其子岳托与萨哈璘对太宗的拥立之功，代善一支能在八王中独占其三，酬庸之厚，不正说明了功勋之高？
以上确定了“北静王”即是平郡王福彭，那么，我们就可以用福彭的年龄来印证曹雪芹的年龄。
照《红楼梦》看，“贾宝玉路谒北静王”时，一个十二三岁，一个“年未弱冠”，两者年龄的差额约六七岁。
在实际情况中福彭生于康熙四十七年，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四年，相差七岁，正合。
如果是周汝昌的论断，说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那么十二三岁的曹雪芹，就不可能见到二十岁左右的福彭。同时，十四回的事迹将移至雍正末年，而福彭在雍正十一年七月为“定边大将军”伐噶尔丹，根本不在“京师”，曹雪芹亦并没有机会能见到他。
总之，曹雪芹生在康熙五十四年，在目前是我深信不疑的；但是，我并无成见，理愈辩则愈明，我希望我的六个证据，得到严格的考验，也就是说，希望能够发现反面的证据来作比较的批判。
写到这里，也许会有看过我在《作品》杂志上发表的《曹雪芹年龄与生父新考》（上篇“抄家前后”；下篇“贾政宝玉假父子”）的读者会问我：“你说：‘是曹颙的遗腹子，就必定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一而二，二而一。’那么，现在你对曹雪芹的年龄虽有了两个新的证据，但不知对遗腹子之说，亦有新的证据否？”
我的回答是：“我有了一个有趣的发现。”可惜，这个发现，对我还只是一种曙光，尚未能大白真相。话虽如此，这个发现确是很有趣，我跟读者既然不是严肃地在讨论学术上的问题，那就无妨提出来闲谈。
在我的“证据三”“证据四”中，已说明了，贾母、贾政、宝玉之间的关系，可用三句话概括：“祖孙真，父子假，母子似真还假。”雪芹（宝玉）是李氏（贾母）嫡亲的孙子，此之谓“祖孙真”；曹（贾政）是雪芹（宝玉）的堂叔，此之谓“父子假”；曹又是清圣祖做主，出继为曹寅李氏夫妇的嗣子，此之谓“母子似真还假”。
在这三代的关系中，不能不予以明白位置的，还有一个王夫人。照《红楼梦》中的描写来看，贾政与宝玉之间缺乏父子之情，但是王夫人与宝玉则绝不像是婶母与侄子间的感情，确确实实是慈母之与爱子的光景。
曹雪芹的生母，也就是曹颙的妻子，姓马。这见之于曹的奏折，绝无可疑。因此我曾作一个大胆的假设：“王夫人或系雪芹之母马氏。南京建都，始于东晋，王敦、王导兄弟大用，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谣，马氏假托为王夫人，疑本此而来。”
马家与曹家如何结亲？以周汝昌搜罗材料之丰，对此点亦未能有所发现。照我的推想，马家大概是：
1.旗人。彼时虽不禁满汉通婚，但习俗上仍有严格的界限在。
2.可能也是“包衣”，并且也当着内务府的阔差使，这才门当户对。
3.跟曹家一样，落籍在南京。南京姓马的很多。
4.可能是回教。
于是，我请人去查雍正十三年所修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把康熙末年雍正初年姓马的旗人的职名都抄了来。其中有一条：
马氏 马偏额
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份无考，原任郎中兼佐领。其子桑格，原任吏部尚书；费雅达，原任陕西潼关镇总兵；马二格，原任郎中兼佐领。孙马维品，原任副将……
这一条中，我有一个极富价值的发现，原来桑格的本姓是马（汉姓旗人，取满名以媚其主，与本省日据时代，有极少数的人取日本名字是一样的道理），桑格当过江宁织造，所谓“吏部尚书”，应是赠衔，犹之乎曹寅的父亲曹玺，也曾封赠“工部尚书”。
不仅此也，我还发现桑格的父亲马偏额，也曾当过织造。织造在明朝由太监管理，顺治五年差户部司员管理，到了顺治十三年，前明遗留下来的，以吴良辅为首的宦官集团，企图恢复原有权力，改设内十三衙门，织造亦改为一年一更代，顺治十五年改为三年一易任。顺治十八年正月，清世祖崩，罪己的遗诏中，有一款就说，对宦寺“委用任使，与明无异，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同年二月间，革去内十三衙门；织造亦由康熙二年起，定为专差久任。苏州及江宁两织造，自顺治十三年起，人选如下：
苏州织造
马偏俄 顺治十三年任
郑秉忠 顺治十三年任
李自昌 顺治十四年任
马偏俄 顺治十五年任
法 哈 顺治十八年任
衣 色 康熙元年任
纳 泰 康熙二年任
马偏俄 康熙二年任
陈 武 康熙四年任
（中略）
曹 寅 康熙二十九年任
李 煦 康熙三十二年任
胡凤翚 雍正元年任
江宁织造
曹 玺 康熙二年任
桑 格 康熙二十三年任
曹 寅 康熙三十一年任
曹 颙 康熙五十二年任
曹 康熙五十四年任
隋赫德 雍正六年任
对上列简表，我可作四点说明：①马偏俄即是马偏额，俄、额北音相似，官书记载旗人姓名，常有音同字异之误，如萨哈璘亦作萨哈连，即为一例。②马偏额、桑格父子，相继为织造，跟曹家一样，亦可称为织造世家。③马家与曹家同为正白旗包衣，同于康熙二年派为专差久任的织造。其时，内十三衙门的兴革，可看作满清新兴贵族与造成明朝亡国的宦官集团的一次尖锐的政治斗争。结果，胜利属于新兴贵族方面，而其役使的上三旗包衣，组成了内务府取代宦官集团的权力，曹玺脱颖而出与马偏额的再任织造，乃是一次维护皇室权力的新的部署，彼此应有相互支援的义务，所以不同于一般寅僚的关系。乃至于康熙四十五年，犹有口传上谕：“三处（江宁、苏州、杭州）织造，视同一体，须要和气。若有一人行事不端，两个人说他，改过便罢，若不悛改，就合参他。”可参证。④如织造之类的差使，承办皇室特殊的供应，有许多非户部及内务府所能过问，亦不能向户部及内务府报销的收支项目，而当织造的人，亦便可从中舞弊，因此前后任的交接，关系极大，江宁织造自康熙二十年起，曹玺、桑格、曹寅轮番接替，在微妙的交接过程中，建立了特殊亲密的感情，是非常可能的事。
如上所述，马家的情况，正符合我所推想的作为曹家的姻亲的条件。所以我的假设是：桑格是马氏（王夫人）的父亲，也就是王熙凤的祖父。
《红楼梦》第十六回，凤姐跟贾琏的乳母赵嬷嬷谈“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她说：“我们王府里也预备过一次，那时我爷爷专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照此一段话看，桑格也曾办过接驾的差使，但是我们要问，他是以什么资格来办差的？所谓“专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又是什么职位？
其时接待“洋船货物”的国际宾客，大都由海关兼管，康熙年间各海关差使，都差部员轮管，我查过《福州通志》和《江南通志》，并没有姓马的人，担任过闽海关和松江海关的主管。同时，清圣祖南巡驻跸之处，大都有行宫之设，由地方官员办理供张，只有扬州由盐商报效，江宁由织造预备，这都是特例，一个管海关的部员，似乎也没有资格承办接驾的大差使。
但是，马家确曾接过一次驾，那就是康熙二十八年，桑格在江宁织造任内的事。清圣祖南巡六次，都到了江宁，除第一次以将军署为行宫外，其余五次都驻跸织造署，后四次在曹寅任内，第二次在桑格任内，曾接见西洋教士毕嘉、洪若。方豪教授曾著有《康熙时曾经进入江宁织造局的西洋人》一文，收入《方豪文录》。凤姐所说的“我们王府里也预备过一次”，正是康熙二十八年的这一次。
我所说的“有趣的发现”，就是这两点：第一，桑格本姓马；第二，凤姐所说的“预备过一次”，并非瞎吹。然则，家世相类，行辈相符，接驾之说有征，我们似乎可以假定马氏的娘家，就是马偏额家了。
此外，我亦做过旁证的工作，所谓“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不知道影射何人？马家最大的武官，是桑格的弟弟费雅达，《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说他是“陕西潼关镇总兵官”，但我查《清朝文献通考》，潼关是“协”非“镇”，只该驻副将，不该驻总兵。此外，《通志·谥法》内，有个费雅达，赠太子少保左都督，世袭云骑尉，谥忠勇，《清史稿》内则有打王辅臣殉职的费雅达，两者当系一人。但是其事在康熙二十年前，年份太早；同时王子腾是王夫人之兄，而费雅达应是马氏之叔，行辈亦不合。这些史料都只可算是线索，尚待进一步的考据。台湾图书馆善本书目内，有一部《马氏族谱》的孤本，现藏台中，如果能让我过目，或许有所发现也未可知。再有就是王夫人的饮食习惯，如果合于回教的禁例便亦可证明她就是马氏。凡此都需要内行下功夫去分析，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我对这个问题之发生兴趣，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考定曹雪芹的年龄；另一方面由于《红楼梦》中所说的，贾史王薛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如果把这四大家族考证明白，不但《红楼梦》的整个背景豁然呈露，同时对于当时的特权阶级的成因与作用，以及在政治上所发生的影响，皇室如何榨取民脂民膏等等，亦可明了，多少可以帮助我们对爱新觉罗皇朝的兴衰，得到较多的理解。
谈得不少了，暂且打住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