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上的法家是以主张法治而得名的。
法家以法治反对儒家的德治。认为“奉法者强则强国，奉法者弱则国弱”。法治之所以能兴邦，在法家看来，是因为法治最公正，即如韩非所说：“能去私曲而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因此，法家以“法不阿贵”，“刑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而自誉。
其实，儒家主张德治不是纯粹的德治，法家主张法治也不是纯粹的法治，都是德、法兼而用之。所不同者，儒家强调德治，法家强调法治，两者侧重点不同而已。自秦王朝以后，儒家逐渐取得独尊地位，从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德治淹没了法治，使中国成为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今天，我们都明显地感觉这一缺憾。
在我们对法家的法治给一定的肯定的同时，必须指出法家的法治，不是民主的法治，而是十足的专制主义的法治。
无论法家怎么鼓吹法治公正，“不阿贵”，但是，法家却让法在君主面前却步：不是法治约束君主，而是君主独揽法权；不是法大于君主，而是君主超乎法之上。这就是君主专制的法治的本质特征。
韩非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这是韩非主张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简要概括。“圣人执要”，这里所说的“圣人”是指最高当权者，这里所说的“要”，就是指“法”。
为什么君主掌握了法就抓住了要害呢？这是因为“人主而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所以为了弥补这三个“不足”，故君主要“舍已能，而因法数，审赏罚”。（《韩非子•有度》）
简单地说，“法治”就是君王按照法实行赏罚。赏与罚是儒家德治的“二柄”，也是法家的“二柄”。所谓“执要”，就是君主要独握“二柄”而“自用”，不假予任何人。（《韩非子•二柄》）韩非提出去“五壅”（《韩非子•主道》），防“八奸”，都是企图杜绝君主失其“要”。“所谓亡君者，非莫有其国也，而有其者，皆非己有也。”（《韩非子•八奸》）这就是说，君主不执法治之要，有国也等于无国，不是亡国之君同于亡国之君。
应该说，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不完备的。例如，法由谁来制定？按照什么程序制定？都被忽视了，未做任何阐述，只是一味强调君主独执法要。这就必然将制法权、执法权都集中于君主。这样的君主对臣民自然握有一切生杀予夺之权。法管不了他，而他高于法、大于法，他就是法的化身。这样的当权者无疑是专制主义的独裁者。
这样的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君主最容易滥用权力，自己作法自己违法，最容易感情用事偏听偏信，为结党营私和盗窃国柄的“当涂之人”所包围。因而，也就最需要“智法之士”向他急言直谏，借以匡正君主的错误处置。但是，臣下与具有权威的君主，最难相处，最难沟通思想，最难对话。“伴君如伴虎”，言行稍有大意之处，便遭杀身之祸。为此，韩非所作名篇《说难》。
韩非将君主比作龙，龙“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矣”臣下向君主进言如“婴逆鳞”，是多么危险呀！韩非在《说难》中列举了可能发生的七种杀身之危险和八种猜疑。
七种“身危”：（1）无意中点破了君主内心的机密者，“身危”；（2）察知君主借一种公开的行动以掩饰内心的另图者，“身危”；（3）猜测到君主内心的谋划而有泄密之嫌者，“身危”；（4）与君主感情不深而进言奏效者，“身危”；（5）借宣扬“礼义”，以抖出君主毛病者，“身危”；（6）谋略得当君主独占其功而知其谋者，“身危”；（7）要君主做他不愿做的事，要君主停止他不愿停的事，“身危”。
八种猜疑：（1）与君主议论大臣有离间之嫌；（2）与君主谈论左右侍从有炫耀自己权势之嫌；（3）夸奖君主所爱有找靠山之嫌；（4）谈论君主所恶者有试探之嫌；（5）说得直截了当有笨拙之嫌；（6）说得细致周详有琐碎之嫌；（7）陈述简略有胆怯之嫌；（8）畅所欲言有傲慢不恭之嫌。这八种猜疑同样也埋伏着杀机。
七种“身危”和八种猜疑，不得不将进言者置于“说难”的境地。左右为难吗？不够；是“八面埋伏”的难吗？也不够。按照韩非的说法，应是面临十五种杀机的超级之难。
处在这样困境中，既要进言又要避免杀身之祸，怎么办呢？韩非就要进言者在君主面前讲假话、讲违心话。在这方面韩非列举了十三种：
第一，进言者应夸赞君主自己认为得意的事情，掩盖他认为羞耻的事情；
第二，君主急谋私利，进言者应将私利说成合乎公义，并纵容他大胆地去干；
第三，君主有卑下的念头，想干而又有所顾忌，进言者就要故作姿态，抱怨他为什么不去干；
第四，君主想做实际做不到的事，进言者不要硬顶，而是揭示这件事的缺陷，称赞他不去做的明智；
第五，君主想要夸耀自己的才智，进言者就应为他自逞才智提供依据，而不要假装不知道；
第六，进言者要为人说情，既必须用好的名义加以阐明，又要暗示此事合君主私利；
第七，进言者要劝阻君主做危害社会的事，不仅要说明做此事定遭议论，而且还要暗示此事有害于君主本身；
第八，假如君主不喜欢露骨的赞誉，进言者就赞誉与君主思想行为相同的另一个人，借以达到间接赞誉的目的；
第九，假如有人跟君主有同样卑污的行为，进言者必须毫不含糊地加以掩饰，说他没有什么过失。借以达到间接为君主饰非的目的；
第十，假如有人跟君主遭到同样的失败，进言者必须否认有什么失败，借以达到间接挽回君主面子的目的；
第十一，君主在夸耀自己的能力时，进言者就不应劝他做办不到的事，以免让他露马脚；
第十二，君主自以为勇于决断，进言者就不要揭他在这方面的短处；
第十三，君主自以为谋略高明，进言者就不要指出他在谋略方面的失措而使他困窘。
韩非教人在不同的场合讲不同的假话、违心的话之后，他却做了一个重要的申明。他说：“今以吾言为宰虏，而可以听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即是说，假话将我们的言论看成是教人在君主面前做奴隶，低三下四地讲假话、讲违心的话。然而，只要这样做能达到振世救弊的目的，就不算耻辱了。
韩非认为君主的周围有两种人，一是“当涂之人”，一是法术之人。这两种人为了取得君主的信任，都要讲假话、讲违心的话，也可以说在君主身边没有不讲假话、违心的人。所不同者，只是一为私利而为，一为“振世”而为。韩非支持后者，反对前者，这大概就是韩非还不算心术不正之类的缘故吧！
讲假话、讲违心的话，不敢讲真话，是出于怕，而在操一切生杀予夺之权的专制君王面前又不可能不怕。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讲假话、讲违心的话的根子在于对专制主义的畏惧。韩非写《说难》，公开传授讲假话、讲违心的话的技巧，鼓励以“振世”为目的法术之士用讲假话、讲违心的话的技巧去与专谋私利的“当涂之人”争夺君主的信任。可谓用心良苦矣！
法家思想，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不居统治地位，但韩非宣扬讲假话、讲违心的话的技巧在中国却有生存的土壤，因为中国被专制主义统治了几千年。以后，专制主义制度虽然被打翻了，但是，它的影响还很深。
看来，讲假话、讲违心的话，不完全是个人的品质问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社会制度问题。中国古代社会官场上盛行讲假话、讲违心话之风，实质上是畏惧专制独裁的心理状态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