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的敌人被打倒了，战胜者为了权利的分配而发生层出不穷的明争暗算。只是这种明争暗算在专制主义统治下以特有的方式进行着。
刘邦在战胜项羽登上龙基之后，曾经“攀附”于他的一批文臣武将，拿出了当年打仗的劲头与自己的伙伴争权夺利了。
打败项羽后，刘邦在臣下的推拥下急匆匆在定陶登基，在会上，“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77)，他们争权夺利的贪欲，把一个庄严隆重的会搞得乌烟瘴气。
如何论功行赏？争论不休，刘邦要封萧何第一，众武将不服，他们说，臣等“身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而萧何未打过仗，没有“汗马之劳”，只是舞文弄墨，怎么居臣等之上？刘邦居高临下，以皇帝绝对的权威发言：“诸臣知道打猎吗？追捕兽兔的是狗，而指使狗追捕的是人，“诸臣”只是追捕兽兔的，属于“功狗也”，萧何是“发踪指示”的，属于“功人也”。(78)就这样，将一场争论压下去了。
经过反复考虑，刘邦封三十余功臣为侯，而未得到封的人得不到满足，他们“日夜争功不决”。刘邦在洛阳南宫过“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刘邦问张良：他们在讲什么？张良说，陛下不知道吗？这是在讨论谋反事呀！刘邦说，天下已定了，为什么还要谋反呢？张良说，陛下以布衣得天下，是靠他们，“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的都是萧何、曹参等所亲近的人，所诛的都是陛下生平所仇怨的人，应该封的人多，而不能一一满足，因此，有的人怕封不到自己，有的人怕“见疑平生过失”而遭诛，“故即相聚谋反耳”。刘邦听到此，很忧虑地说，怎么办？张良乘机问道，陛下平生最厌恨的是谁？而且此人大家都知道。刘邦说，在未起兵前，我就与雍齿相处不好，他曾多次侮辱我，使我难堪，我想杀他，“为其功多，故不忍”。张良建议说，陛下马上先封雍齿，使得“群臣”知道，“则人人自坚矣”。(79)
这个故事也许有所失实，但是，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西汉王朝建立后，统治集团内部权利分配之争确实激烈；第二，权利分配的主宰者是皇帝，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憎恶行使权力，刘邦之所以听从张良的建议，这主要是取决于他个人的素质。
在秦汉之际，封王已成为不可抗拒的思潮，陈胜封王，项羽封王，几乎无人不王。刘邦新即皇帝位，自然也迫于诸将要求封王封侯的压力，不得不封韩信、黥布、彭越等人为王侯，刘邦毕竟对这些桀骜难驯的异姓王侯不放心，为了给他的子孙留下太平天下，所以刘邦在他去世之前将韩信、黥布、彭越一一铲除。与此同时，大封同姓王，此后，就产生了地方势力同姓王与专制主义集权的矛盾，经过文帝、景帝、武帝几代的努力，解除了同姓王对中央集权的威胁。继之而起则是外戚势力的崛起，以致刘家天下为外戚所握，一个威胁势力解除了，另一个威胁势力又产生了，威胁势力就像王朝自身的影子一样，始终伴随着它，所以任何王朝都是存在于“明争暗算”的漩涡之中。因为任何皇帝的势力只能解除某一具体的威胁势力，而不能铲除产生威胁势力的根源，这根源不是别的，往往就是中央集权本身。
吴王刘濞，刘邦侄，在诸王中最长，刘邦“患吴、会稽轻悍”，地大物产丰富，难治，故封刘濞为吴王，管辖“三郡五十三城”。在刘濞治理下，吴地经济发展很快，尤其是利用了地方经济的特点，以豫章铜山铸钱，以东海水煮盐，因此，“国用饶足”。一般老百姓“无赋”(80)“无役”(81)，境内繁荣昌盛，吸引着各地“亡命者”来此谋生，“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烦共禁与”。实际上，当时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西汉王朝整个经济水平，吴国财政收入比西汉王朝充足(82)，吴国充分发展地方经济这本是利于社会发展的好事，然而，这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所不允许的，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观念所不允许的，因此，吴国的经济繁荣和政治昌明必然要招祸。
晁错劝景帝伐吴，列举的理由有如下几条：第一，“有太子之隙，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时，吴国王太子入侍皇太子，王太子与皇太子“博”，因为王太子平时在吴“素骄”，不知此时他已低皇太子一等，不知谦让，激怒了皇太子，皇太子随手将王太子击毙。由此引起了吴王刘濞的“怨望”。因为杀人者是皇太子，所以杀人者无罪，而吴王刘濞因此产生不快情绪反而有“当诛”之罪，罪从何来？岂不是来源于专制主义吗？第二，“公（即公然）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这一点前面已讲，更是何罪之有？难道有海水不煮，有铜不让铸，空让其存在，就无罪吗？难道不让经济发展就无罪，发展就有罪？这种有罪无罪的逻辑只能是专制主义抑制地方的逻辑。
幅员广大的古代中国，由于地理条件的多样性，自然地形成各种地区经济，全国的整体经济就是由各地区经济组成，只有各地区经济的发展才有整体经济繁荣。按照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原则则不是这样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掌握中央大权的皇帝及其谋臣对地方势力的发展高度敏感，他们认为地方经济力量任何一种发展都是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威胁，不管有理无理，总是按中央尊地方卑的陈规处理，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地方经济力量总是不能超越中央，宁可让其浪费，也不让其超越，不管地方有无叛逆之心，中央认为某一地方势力的存在或发展，对专制主义集权统治是一种威胁，那就要听任中央削弱、讨伐、铲除。吴王刘濞派人劝胶西王与他联合举兵，胶西王惊愕地说：“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虽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83)这完全是怀着听任宰割的心理。
中国历史上有过分强调统一、集中的传统，因此，对西汉时期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过于贬抑了，应该有所纠正。第一，吴国因地制宜发展铸钱煮盐无罪，西汉王朝压制、摧残这种发展，对社会极为有害。第二，西汉王朝对地方势力的发展时时怀着恐惧的心理，其实，不是地方势力任何发展都对西汉王朝构成威胁，不是地方势力天然地具有叛逆之心。西汉王朝时时刻刻在猜疑他们，谋算他们，削弱他们，使他们时时刻刻忐忑不安，感到朝不保夕，使他们置于这样的处境：要么听任宰割，要么起兵反抗，舍此别无他路，从总体上看，吴王刘濞起兵与韩信谋反一样，也是被逼出来的。吴王刘濞这个案，至今仍未完全翻过来，由此，可以想见，过分强调统一、集中的传统影响之深。然而，古代中国向近代社会步入之艰难，这种传统的影响则是原因之一。
吴王刘濞起兵与景帝派兵镇压这个过程就是中央王朝与地方势力的明争暗算，围绕这个总过程，还派生出与个人的特性和品质有关的明争暗算。
景帝削藩，晁错是他的最积极的谋划者，撇开晁错的政治主张在历史上所起的是什么作用不论，就个人品质来说，晁错对景帝是忠诚的，对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忠诚的。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他毫不考虑个人的安危，晁错提出削藩主张，“诸侯讙哗”。为此，晁错父亲特地从颍川赶到长安劝阻说：晁错，天子刚刚即位，重用你，你却推行“侵削诸侯”事，招来众多人的怨恨和咒骂，是为了什么呢？晁错说，这是一定要做的，不这样做，“天子不尊，宗庙不安”。他父亲见不听，“遂饮药死”。(84)
晁错的死对头袁盎则与晁错不一样，他外直内诈，以急谏取荣。他的政治主张与晁错一致，也赞同削藩。景帝以为他忠直，故派他为吴相，他侄儿袁种向袁盎献策说，君若要对吴王监视得太严，吴王不是上书告君，就是将君杀死，“南方卑湿”，君就天天饮酒，不说别的，只是劝吴王不反就行了，这样君可避祸。他照办，后来，晁错以御大夫的身份治他“受吴王财物”(85)的罪。因此，晁错与袁盎结仇了。可悲的是袁盎处心积虑要报复，而晁错却不提防，终被暗算。
景帝做太子时，晃错为太子家令，“太子家号曰‘智囊’”。(86)景帝即位任他为内史，后迁升为御史大夫，甚得景帝的重用和信任，他“幸倾九卿”，遭到了袁盎、窦婴和丞相申屠嘉等大臣的忌恨，申屠嘉曾以晁错“凿庙填垣”(87)奏请诛之，当未达到目的时，申屠嘉愤愤地说，我没有先斩后奏，以致误了事，遂发病死。可以想见，晁错与这些人的恩怨有多深。晁错恃着与皇帝关系密切可靠，对他身边的忌恨者无所顾忌。然而，问题就出在这个“可靠”上。
吴王刘濞带头挑起“七国之乱”，大有不知谁家天下之势。“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88)景帝本人也很紧张。晁错责怪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89)。治与不治袁盎的罪？晁错正在犹豫未决时，有人私下告之袁盎，袁盎觉得事态发展对他愈来愈不利，就深夜托窦婴引见景帝。袁盎利用景帝害怕吴王刘濞起兵的心理，一开头就对景帝说，吴楚七国之乱，不足忧，今可以破矣。景帝说，“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豪桀（即傑，杰），白头举事”，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怎么会起兵呢？怎么说他们“无能为”呢？袁盎单独对景帝说，吴王刘濞之所以反，就是因为晁错“擅适（即谪）诸侯，削夺之地”(90)所引起的，因此，现在也只有杀晁错以退兵。
袁盎的分析对不对呢？假如从最初引起中央王朝与地方势力的关系紧张的原因来说，王朝的坚决削藩政策不能说不是重要原因，假如王朝执行一种妥善的政策，这一场战争也许可以避免。而在战争爆发后，袁盎这样说完全为是了置晁错于死地。景帝听了袁盎的话，想了好久，然后说：“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谢天下。”(91)于是一位忠诚的大臣就被处死了。晁错死前穿着朝服被骗着乘车在街上行驶，晁错不知道大难当前，他自己会被处死，更不知景帝为什么要处死他，他死时还来不及说两句话来表达自己的冤屈。
削藩，是自文帝以来朝野议论的重大问题，坚决主张削藩者，有贾谊和晁错，景帝赞同削藩也不是因为晁错煽动的结果，景帝本人就是坚决削藩的皇帝。这些景帝自己心里明白。吴王刘濞心里也明白，他之所以打着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完全是因为要避免违反君尊臣卑大限，权作一种策略。袁盎心里也明白，他之所以将起兵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晁错，是因为要借皇帝之手除掉有可能置他于死地的仇敌。景帝之所以接受袁盎的建议，是存在一种侥幸心理，反正区区一位臣子的性命没有河山重，没有皇帝贵，能杀一臣而换得河山和自己的安全，何乐而不为？况且，即使杀错了，皇帝又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臣子对皇帝要讲道德，而皇帝对臣下则可以不受道德的约束，臣子是奴仆，利用、使唤、作弄，一切为了皇帝，你活着对皇帝有利，你就活，你死对皇帝有利，你就死。哪怕是冤屈而死，也得死。
晁错被杀后，景帝问从前线打仗回来的邓公说，你从前线回来，听到晁错已死，吴楚罢兵不？邓公回答说，吴为了起兵准备了几十年，是因为憎恨削地而反，诛晁错是一种名义，“其意不在错也”。景帝回答邓公说：“公言善，吾亦恨之。”(92)恨谁呢？恨自己，恨袁盎，轻轻说一“恨”(93)字，就过去了，为什么不惩袁盎？因为惩袁盎就是等于惩皇帝本人了，只好不了了之。
所谓明争暗算，有的是皇帝与臣子斗，有的是臣子与臣子斗。臣子与皇帝斗要拉着另一个臣子做皇帝的替身，臣子与臣子斗，各自要拉着皇帝做靠山。因此，无论什么样的明争暗算都围绕着皇帝进行。因为没有公开反对皇帝的理由，没有皇帝的点头，任何问题都得不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