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有主宰一切权力的君王，自然是恣意肆欲喜怒无常的。韩非深知此，他说，龙也是一种虫，可以驯而骑之，“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倘若有人触到它的逆鳞必定要被咬死。他还提醒人们说：“人主亦有逆鳞。”
为了说明君王所特有的龙的性格，韩非还讲了一个很生动的故事：卫国的法规定，凡私自驾君车者要处以刖刑，而卫君宠臣弥子瑕，因母病“矫驾君车以出”。卫君知道后称赞说，“孝哉”，为了母生病的缘故，擅自驾我的车，顾不得犯刖罪。后来，弥子瑕与卫君游果园，弥子瑕自己贪吃蜜桃，将剩下的一半给卫君吃，卫君高兴地说，“爱我哉”，这么甜的桃子，自己舍不得吃，留给我吃。日长月久，卫君对弥子瑕的情感淡薄了，加上弥子瑕又犯了一些过失，卫君重新回忆过去两件事说，弥子瑕曾经擅自驾我的车，又曾经将他吃剩下的桃子给我吃。弥子瑕所做的那两件事，还不是那两件事，变不了，而卫君先是称赞弥子瑕，后是要惩处他，这是什么原因呢？是“爱憎之变也”(50)。君王有爱于臣下，臣下即使有所不当也是好的；君王有恶于臣下，臣下即使没有过失也要获罪。有时，甚至还“有功见疑”“有罪益信”。对此韩非曾举两例加以说明，一是魏将乐羊攻中山，其子在中山被中山君烹，并送一杯羹给乐羊，他坐幕下，一饮而尽。文侯对堵师赞说：“乐羊因为我的缘故而吃儿子的肉。”堵师赞回答说：“连儿子的肉都能吃。还有什么他不吃？”文侯因“赏其功而疑其心”。
另外一例是，鲁孟孙猎而获麂，派秦西巴“持之归”，麂母跟着后面啼叫，秦西巴“弗忍”，还小麂于母麂。孟孙归，求麂，秦西巴回答说：“我不忍心而放还给母麂。”孟孙大怒，将秦西巴“逐之”，过了3个月，又召回并以秦西巴为他儿子的傅。有人问他说，你过去责罚他，今又召回来做子傅，这是什么原因？孟孙说，他不忍麂，又能对我儿子有歹心吗？这是秦西巴“以有罪益信”(51)。
爱憎的变化，也即是心理的变化，这是最难掌握的。所以在《说难》篇开头写道，在这里说的难，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难，是说被说者之难，不是说者说不清、被说者听不清的难，也不是说者不放胆讲以至问题没有被阐述清楚的难，而难就难在不容易知被说者的“心”(52)。做臣子，要想辅佐君王建树卓越又能避免杀身之祸，就要善于揣摩君王的心理。
君王的心理与普通人不同的地方有两多：多疑和多变。
君王多疑不是天生的性格，而是由他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君王周围危机四伏，不可信的人固然危险，可信的人更危险，这就叫作“人主之患在于信人”。
臣子之所以要奴颜婢膝取得君王的信任，是因为屈服君王的权势，实际上，他无时无刻不在“窥觇其君心”，以求私利得逞。一旦“人主怠傲处其上”，他就要“劫君弑主”。或者讨好“人主而大信其子”，乘人主之子“以成其私”；或者讨好“人主而大信其妻”，乘人主之妻“以成其私”。请看，妻子如此近，儿子如此亲，“犹不可信”，此外还有什么人能相信呢？
君臣关系和一般的人与人关系一样都是利害关系。当君王活着对群臣、妻儿有利，他们希望君王长寿；当君王活着对群臣、妻儿不利，他们希望君王早死，如同制车子的希望人们升官发财，做棺材的希望人们夭亡一样，儿子因为母亲失宠而丧失了继位权，则“冀其君之死者也”，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的君王，“则身死见疏贱，而子不疑不为后”，则“冀其君之死者也”。(53)历史记载，君王正常死亡居半，另一半都是被奸臣利用继承权之争而杀害的。
韩非认为“人臣有五奸”：一是滥用“财货”收买人心以取得声誉；二是广为“赏赐”将君王身边的人拉拢过来；三是潜心结党以扩大势力；四是任意赦免罪犯表示有生杀予夺之威；五是身穿华艳的服装，口发狂言怪论，受人财货评论是非，以“眩民耳目”。这五奸，为“明君”所疑，为“圣主”所禁。但是，由于人臣玩弄了权术，而使“主不知”(54)。这才是最危险最可怕之处。
所以，君王要小心提防并以君王的权术对人臣的权术。如《韩非子•内储说上》载：周主丢失“玉簪”，命令“吏”寻找，过了三天还未找到下落，而周主自己另派人在“家人之屋间”找到。因此周主训斥吏说，你们找了三日“不得”，我令人找，“不移日而得之”，我知道你们不忠于职守，“于是吏皆耸惧，以为君神明也”。(55)这个故事不一定真实（在历史上类似这样的事未尝没有），但说明了君王猜疑、提防臣子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
韩非列举君王对臣下的猜疑种种：与君王议论大臣，有离间的嫌疑；与君王谈论左右侍从，有炫耀自己权势的嫌疑；夸耀君王之所爱者，有找靠山的嫌疑；谈论君王之所恶者，有试探的嫌疑；说得直截了，有笨拙的嫌疑；说得细致周详了，有琐碎的嫌疑；陈述简略，有胆怯的嫌疑；畅所欲言，有傲慢不恭的嫌疑。嫌疑引起杀身的危险，杀身往往因嫌疑所致。所以，韩非又将这种嫌疑称之为“身危”。“身危”又有种种：无意中点破了君王内心的机密者，“身危”；察知君王借一种公开的行动以掩饰内心的另图者，“身危”；猜测到君王内心谋划，事泄遭疑者，“身危”；与君王情感不深而进言奏效或不奏效者，“身危”；借宣扬“礼义”，以抖出君王的毛病者，“身危”；谋略得当君王独占其功而知其谋者，“身危”；要君王做他不愿做的事，要君王停止他所示愿的事，“身危”。(56)
时时处处，一言一行都会引起嫌疑，每一嫌疑都会引起君王心理的变化，众多的嫌疑就决定了君王的心理复杂多变。一时晴一时雨，诡谲莫测，今天将你视为功臣，明日将你以仇人而处之；今天将你视为君子，明日将你以小人而弃之；今天将你视为正直可信者，明日将你视为虚伪奸诈者；今天对你以师事之而言听计从，明日对你恨之如仇下狱处死；今天爱之不愿你稍离左右，明日恶之，驱你于千里之外；今天信之，愿将江山托付于你，明日失宠，千里河山无你立足之地。与这样的君王最难对话，最难相处，动辄得咎，言辄得咎，时时处处使人有恐畏感，有危险感。故人云：“伴君如伴虎。”
君王既要利用臣子又不信任臣子，臣子既要依靠君王又畏恐君王，这种微妙的关系，就决定了君臣之间要玩弄权术了。法、势、术的术，主要是一种权术(57)，这种权术，有的用在内政上，有的用在外交上，更多的是用在君臣之间。君对臣用权术，臣对君也用权术。
臣子用术来对付君王喜怒无常复杂多变的心理。臣下向君王进言，如何既能自由驰骋自己的意思避免杀身之祸，又能进一步取得信任重用呢？韩非曾为此列了13条说君王之术。
第一，进言者应夸赞君王自己认为得意的事情，掩盖他认为羞耻的事情；
第二，君王急谋私利，进言者应将私利说成合乎公义，并纵容他大胆去干；
第三，君王有卑下的念头，想干而又有所顾忌，进言者就要故作姿态，抱怨他为什么不去干；
第四，君王想做实际做不到的事，进言者不要硬顶，而是揭示这件事的缺陷，称赞他不去做的明智；
第五，君王想要夸耀自己的才智，进言者就应为他自逞才智提供依据，而又要假装不知道；
第六，进言者要为人说情，既必须用好的名义加以阐明，又要暗示此事合君王私利；
第七，进言者要劝阻君王做危害社会的事，不仅要说明做此事定遭议论，而且还要暗示此事有害于君王本身；
第八，假如君王不喜欢露骨的赞誉，进言者就赞誉与君王思想行为相同的另一个人，借以达到间接赞誉的目的；
第九，假如有人跟君王有同样卑污的行为，进言者必须毫不含糊地加以掩饰，说他没有什么过失，借以达到间接为君王饰非的目的；
第十，假如有人跟君王一起遭受失败，进言者必须否认有什么失败，借以间接挽回君王的面子；
第十一，君王在夸耀自己的能力时，进言者不应劝他做办不到的事，以免让他露马脚；
第十二，君王自以为勇于决断，进言者就不要揭他在这方面的短处；
第十三，君王自以为谋略高明，进言者就不要扬出他在谋略方面的失措而使他困窘。
韩非这十三条说君之术，都是教人学会讲假话讲违心的话。除个别条是婉言规劝君王不要干不利于社会的事外，其他或者是为君者讳，或者纵容君王谋私。不敢揭露君王的丑恶思想和行为，尽是迎合和助长君王的虚荣、骄横、独尊、自私的意识。当时，韩非为法术之士献这些说君之术是为了实现“振世”的宏图，即使如此，这些手段也是卑劣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时是崇高的目的、卑劣的手段；而更多的是卑劣的目的、卑劣的手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专制主义制度下的君臣关系。连韩非都说，这是要求人臣以役仆的身份讲“宰虏”之语言，甚“污”，甚“耻”，只是不自以为“耻”而已。(58)韩非倡导这种臣下对君王或君王对臣下的术，可以说完全是法家学说的糟粕，是专制主义制度派生出的污垢。一边是操有生死予夺之权的君王，一边是无生命财产保障的臣下；一边是至高至尊神圣不可侵犯，一边是在苟且偷生下求贵求富。这些君臣之间的极不平等的关系，迫使臣下向君王阿谀奉承、讨好，讲假话、讲违心的话，即使是真实的思想，也要通过假话、违心的话表现出来，因为臣下随时随地一言一行都怕触犯了喜怒无常的君王。
喜怒无常是专制主义君王的特有的性格；假话、违心的话是专制主义臣民的特有的语言；这种性格、语言都是特有的心理反应。总之，这种性格、语言、心理都是专制主义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