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麓

谁会想到这本书竟是谢天佑同志的遗作,而且是一本未完成的遗作;它的出现早在意中,它的戛然中止却是那样的意外。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我的挽词写了这个难以相信的突发痛楚:

一书方梓行,一书成断简,才未尽也呕心死;

午夜传病讯,午夜惊噩耗,去何速耶挥泪哀。

上联是说他的新著《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已三校待印。而他在高度责任心的驱使下,夜以继日地赶写这本《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忘记了自己旺盛的精力中埋伏的高血压宿疾。下联接着说他病发于4月24日晚间,翌日深夜(已是26日凌晨一时五十四分)即逝世,他才五十六岁。我因得悉病讯较迟,26日一早驱车去医院,他已先七小时去了。“去何速耶挥泪哀”,既痛他的未老先陨,又恨在其弥留之际未获一面。

三十二年前,谢天佑同志年华方茂,从武汉的华中师院毕业考入华东师大中国通史研究班。那时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照耀下,史坛纷纷探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他以年轻人的锐气,参与探讨,崭露才思。1959年研究班毕业,留历史系任教,我们得以认识,以思虑接近,论学论事,常相过从,历三十年风雨不渝。

谢天佑同志在学术上的成就,是从研究农民战争史展开的。自60年代初开始,他先后发表了关于农民战争史的论文三十余篇,编著了农民战争专史,对历代农民战争的起伏和演进,反复研讨,对农民战争的性质及有关人物的功过,无不畅抒己见。所论富有思辨色彩,更怀着深厚的泥土感情,常说不为千百年受苦的农民说点话,是对历史的失职。当“文革”的阴霾过去之后,他倡议成立农民战争史研究会,主持农民战争史专刊,多次组织全国性农民战争史讨论会,在风靡的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卓然成家,为侪辈推重。

持续的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对封建统治的鞭笞,对传统史学的改造,无疑起过很大作用。但是,由于“左”的政治思想膨胀,嵌入学术领域,渗透社会生活,“左”成为带普遍性的思维模式。史学上总以农民战争史为纲,取代中国通史的原有构架,并认为只有“反攻倒算”,不存在任何“让步政策”,一凭义愤出发,这就偏离了中国历史的实际。对此,谢天佑同志有执着,也有困惑,然而他日益感到对农民战争史的单线研究,很难研究好农民战争史,认为应推向土地制度、地租制度、赋税制度等课题,研究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史。要有全局观念,才能有机地窥见农民战争史的真貌。随着这种认识的推动,一当“文革”落幕,他便把握开放、改革政策和发展生产力的大气候,立即着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朝代,封建的政治经济进入成熟期,农民战争的兴起几乎与之同步。谢天佑同志即以秦汉为研究中国经济史突破口,他重读《资本论》,钻研商品经济的规律,几年间撰写了一批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论文,《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一书,就是在这种思考和发愤中著成的。当他沿着秦汉往下一代代勘察时,又把目光停注于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写出《况钟整顿苏州的官粮和吏治》《评王夫之自种自富说》等文,并开始了对明清江南城乡经济的调查研究。看准秦汉为入口,转向明清探出路,抓住两头开展对二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既具历史的识力,也有现实的波动。但他没有停止在两头,与此同时,又进行了综合的理论的探讨,撰写了《中国封建社会再生产与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商品与道德》等文,视野和识力随同研究领域而伸展。

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过去,而历史每走一步又都是从现实中来,百年、千年、万年的历史莫不是现实的层垒,纵然逝去已久的历史也还会与现实发生某种联系,返祖与回归是常见的现象。所以,人们的历史思考并不是远离观察现实的。“文革”后盛行的历史反思更赋予了这种品性——历史与现实的巨大组合。谢天佑同志有强烈的时代感,有不可抑制的忧患意识,他从农民战争史扩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字里行间不时透露出现代化经济建设的辐射。为从历史取得较多的借鉴与激励,他的笔触又展向历史人物和凝结于事理中的心态分析,以读史札记的形式,抒写了《汉文帝好听“狂言”》《康熙帝的苦衷》《腹诽罪》一类短篇。1987年7月撰著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则是这种心理分析的系统化,它触摸了千百年的历史神经。文章在《解放日报》的内部刊物《新论》刊出后,为识者赞传,多种理论刊物竞相转载,由内部变为公开,引起很大反响。吉林文史出版社以所论恣肆新颖,请他扩充篇幅,撰作《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优先出版,在《光明日报》上刊登广告。谢天佑同志在这种要求和鼓舞下,几经构思,制订章目,奋笔疾书,分析从秦始皇嬴政以来君臣间的心机和智术,以及忠臣义士的应对苦心,别善恶,寓褒贬,鲜明地表现了作者的恨与爱。

“历史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约在20世纪20年代诞生于法国,其后传介欧美各国,在开放、改革政策打破封闭体的新时期才进入中国大陆。虽然,中国以往的史书,在记述事实和人物中也可以窥见心灵的跳动,但以存在决定意识为旨趣,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则是史学领域和方法上的开拓,而剖析人物心态又是推动和激发历史反思的机杼。谢天佑同志很快步入“历史心理学”的门槛,从个别到两千年臣民心态的分析,给研究中国历史增添新的养料,做了学术上的开垦工作。

学问是没有止境的,处在科学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新科学层出不穷,老科学分化再分化,一切学问都受到检验。谢天佑同志没有在这里踏步,没有迷惘,而是追上去,拥有它,用以拓宽自己的思路和学殖,这不仅反映于他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且编织在他多种构思和新著计划中,如果再给他十年、二十年岁月,他将会在史学园地里摘取更丰盈的果实。所以,八十余岁高龄的戴家祥、苏渊雷两位先生,在亲临吊唁时,以婆娑老人送走中年,为之太息不已。

当我执笔写这篇序言,谢天佑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五个月了。他的真诚的志趣,坦率的言谈,拍案而起的激情,近年略示沉郁的意态,皆历历在人耳目。这本《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虽写才及半,已成的篇章也未能经作者本人最后修订,但其思绪与锋芒真实地表达了作者的胸怀。当前文化事业受到商品价值的强烈冲击,学术著作出版难,吉林文史出版社仍毅然承诺出版这本书,风义可佩。

1988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