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想到这本书竟是谢天佑同志的遗作，而且是一本未完成的遗作；它的出现早在意中，它的戛然中止却是那样的意外。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我的挽词写了这个难以相信的突发痛楚：
一书方梓行，一书成断简，才未尽也呕心死；
午夜传病讯，午夜惊噩耗，去何速耶挥泪哀。
上联是说他的新著《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已三校待印。而他在高度责任心的驱使下，夜以继日地赶写这本《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忘记了自己旺盛的精力中埋伏的高血压宿疾。下联接着说他病发于4月24日晚间，翌日深夜（已是26日凌晨一时五十四分）即逝世，他才五十六岁。我因得悉病讯较迟，26日一早驱车去医院，他已先七小时去了。“去何速耶挥泪哀”，既痛他的未老先陨，又恨在其弥留之际未获一面。
三十二年前，谢天佑同志年华方茂，从武汉的华中师院毕业考入华东师大中国通史研究班。那时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照耀下，史坛纷纷探讨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他以年轻人的锐气，参与探讨，崭露才思。1959年研究班毕业，留历史系任教，我们得以认识，以思虑接近，论学论事，常相过从，历三十年风雨不渝。
谢天佑同志在学术上的成就，是从研究农民战争史展开的。自60年代初开始，他先后发表了关于农民战争史的论文三十余篇，编著了农民战争专史，对历代农民战争的起伏和演进，反复研讨，对农民战争的性质及有关人物的功过，无不畅抒己见。所论富有思辨色彩，更怀着深厚的泥土感情，常说不为千百年受苦的农民说点话，是对历史的失职。当“文革”的阴霾过去之后，他倡议成立农民战争史研究会，主持农民战争史专刊，多次组织全国性农民战争史讨论会，在风靡的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卓然成家，为侪辈推重。
持续的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对封建统治的鞭笞，对传统史学的改造，无疑起过很大作用。但是，由于“左”的政治思想膨胀，嵌入学术领域，渗透社会生活，“左”成为带普遍性的思维模式。史学上总以农民战争史为纲，取代中国通史的原有构架，并认为只有“反攻倒算”，不存在任何“让步政策”，一凭义愤出发，这就偏离了中国历史的实际。对此，谢天佑同志有执着，也有困惑，然而他日益感到对农民战争史的单线研究，很难研究好农民战争史，认为应推向土地制度、地租制度、赋税制度等课题，研究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史。要有全局观念，才能有机地窥见农民战争史的真貌。随着这种认识的推动，一当“文革”落幕，他便把握开放、改革政策和发展生产力的大气候，立即着手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秦汉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朝代，封建的政治经济进入成熟期，农民战争的兴起几乎与之同步。谢天佑同志即以秦汉为研究中国经济史突破口，他重读《资本论》，钻研商品经济的规律，几年间撰写了一批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论文，《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一书，就是在这种思考和发愤中著成的。当他沿着秦汉往下一代代勘察时，又把目光停注于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写出《况钟整顿苏州的官粮和吏治》《评王夫之自种自富说》等文，并开始了对明清江南城乡经济的调查研究。看准秦汉为入口，转向明清探出路，抓住两头开展对二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既具历史的识力，也有现实的波动。但他没有停止在两头，与此同时，又进行了综合的理论的探讨，撰写了《中国封建社会再生产与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商品与道德》等文，视野和识力随同研究领域而伸展。
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过去，而历史每走一步又都是从现实中来，百年、千年、万年的历史莫不是现实的层垒，纵然逝去已久的历史也还会与现实发生某种联系，返祖与回归是常见的现象。所以，人们的历史思考并不是远离观察现实的。“文革”后盛行的历史反思更赋予了这种品性——历史与现实的巨大组合。谢天佑同志有强烈的时代感，有不可抑制的忧患意识，他从农民战争史扩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字里行间不时透露出现代化经济建设的辐射。为从历史取得较多的借鉴与激励，他的笔触又展向历史人物和凝结于事理中的心态分析，以读史札记的形式，抒写了《汉文帝好听“狂言”》《康熙帝的苦衷》《腹诽罪》一类短篇。1987年7月撰著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则是这种心理分析的系统化，它触摸了千百年的历史神经。文章在《解放日报》的内部刊物《新论》刊出后，为识者赞传，多种理论刊物竞相转载，由内部变为公开，引起很大反响。吉林文史出版社以所论恣肆新颖，请他扩充篇幅，撰作《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优先出版，在《光明日报》上刊登广告。谢天佑同志在这种要求和鼓舞下，几经构思，制订章目，奋笔疾书，分析从秦始皇嬴政以来君臣间的心机和智术，以及忠臣义士的应对苦心，别善恶，寓褒贬，鲜明地表现了作者的恨与爱。
“历史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约在20世纪20年代诞生于法国，其后传介欧美各国，在开放、改革政策打破封闭体的新时期才进入中国大陆。虽然，中国以往的史书，在记述事实和人物中也可以窥见心灵的跳动，但以存在决定意识为旨趣，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则是史学领域和方法上的开拓，而剖析人物心态又是推动和激发历史反思的机杼。谢天佑同志很快步入“历史心理学”的门槛，从个别到两千年臣民心态的分析，给研究中国历史增添新的养料，做了学术上的开垦工作。
学问是没有止境的，处在科学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新科学层出不穷，老科学分化再分化，一切学问都受到检验。谢天佑同志没有在这里踏步，没有迷惘，而是追上去，拥有它，用以拓宽自己的思路和学殖，这不仅反映于他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且编织在他多种构思和新著计划中，如果再给他十年、二十年岁月，他将会在史学园地里摘取更丰盈的果实。所以，八十余岁高龄的戴家祥、苏渊雷两位先生，在亲临吊唁时，以婆娑老人送走中年，为之太息不已。
当我执笔写这篇序言，谢天佑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五个月了。他的真诚的志趣，坦率的言谈，拍案而起的激情，近年略示沉郁的意态，皆历历在人耳目。这本《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虽写才及半，已成的篇章也未能经作者本人最后修订，但其思绪与锋芒真实地表达了作者的胸怀。当前文化事业受到商品价值的强烈冲击，学术著作出版难，吉林文史出版社仍毅然承诺出版这本书，风义可佩。
1988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