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奋发激昂、始终一节的爱国志士
辛稼轩从事于各种社会活动、并且也从事于诗文歌词创作活动的年代，是从公元一一六一到一二〇七这四十六年。
在这一时期之内，统治着淮水以北广大中原、华北地区的金国，其实力虽已逐渐衰颓下去，对中原、华北地区汉族人民的横暴的奴役和压榨，却不但丝毫没有放松，且反而在随时加紧；对于积贫积弱、腐朽无能的南宋政权，它也依然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因而，贯通于这一时期的主要历史课题，和它的稍前与稍后的几十年内仍然一样，是南方的汉族人民与其文化如何得免于女真铁骑的蹂践、摧残乃至毁灭，以及北方汉族人民如何从女真贵族的奴役压榨之下解脱出来的问题。所以，实际上作了这一特定时期的起讫标志的，主要的还不是辛稼轩个人参加社会活动和他本人的死亡等事件，而是：一一六一年为金主完颜亮所发动、后来却招致了自身溃败后果的女真兵马的南侵之役，和一二〇六到一二〇七年为韩侂胄所发动、后来也同样招致了自身溃败后果的南宋军队的北伐之役。这两次战役，以及介居于这两次战役之间的宋 金两国间的其他斗争，辛稼轩几乎每一次都是很奋勇地投身在内，为保卫汉族人民及其文化的安全而贡献出他的智能和力量。
完颜亮是在一一五三年把金的首都从东北的会宁府迁到燕京的，在此以后，他便连续不断地向汉族地区居民大量地签兵征饷，积极从事于对南宋进行军事侵犯的准备。到一一六一年，汉族人民对女真统治者的“怨已深、痛已巨而怒已盈〔一〕，便趁着完颜亮亲自督率大军南侵的时机，相互聚结起义。爆发于现今山东省中部、泰山周围的山区中的起义军，同时就有两支：一支的领导人是济南的一个农民，名叫耿京；另一支的领导人便是刚满二十一岁的青年知识分子辛稼轩。耿京领导的一支，由于劳动人民踊跃参加，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但一般出身于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却都还徘徊顾望，不肯去厕身于这个农民所领导的行列中，辛稼轩却带领他所聚合的两千人率先投归耿京的旗帜下，担任了耿京军的“掌书记”，和耿京共同擘画一切，使得这支起义军更加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
起义军的活动，动摇了金政权在中原和华北地区的统治，也严重地影响了南侵金军的士气军心。当完颜亮操切地迫令金军于三日内渡江南下时，军中将吏便同谋把他杀害，一面派人去与南宋议和，一面便引军北还。南宋政府只以金军撤退为莫大之幸，不敢设想利用金国的混乱局势，与中原、华北地区的起义民军密切配合，进一步反击敌人。辛稼轩这时遂向耿京建议，要主动地去与南宋政府联系，以便双方协同作战，给予女真统治者以致命打击。嗣后他即与贾瑞等人奉派为起义军的代表，去与南宋政府进行商洽。
不料在辛稼轩等人南下之后，起义军中的部将张安国被金人所收买，把耿京阴谋杀害，把起义军大部遣散，劫持着另一部分去投降了金人。金政府立即派张安国去做济州（今山东巨野县）的知州。辛稼轩北返复命，抵达海州才得到这一事变的消息，就在那里组合了五十名起义军人，驰骑直趋济州，于五万人众中把叛徒张安国捉获，缚置马上，当场又号召了上万的士兵起而反正，并即带领他们南向急驰，渴不暇饮，饥不暇食，直到渡过淮水才得休息。
年轻的辛稼轩，初出茅庐，就以这样一些英雄行为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景仰称赞，在反抗女真统治者的斗争当中，长时期起着鼓舞人心的作用。
南宋政府从来就是害怕抗金义兵的，辛稼轩“壮岁旌旗拥万夫”而南下之后，首先便被解除了武装，稍后又被派往江阴军去做签判；他部众万余人，只被当作南下的流民而散置在淮南各州县当中。
宋孝宗受禅继位之后，起用主战派的张浚主持军政，于一一六三年对金发动军事攻势，不幸在符离地方为金人所败，于是张浚等人又被排斥出政府，主和派的人物和议论又在南宋政府中占了优势。辛稼轩在这时不顾自身官职如何低微，挺身而出，独抒所见，就宋 金双方的和与战的前途具体分析，写成论文十篇，名之曰美芹十论，于一一六五年奏陈给孝宗皇帝。在论文的序引当中，他首先指出，对金的斗争亟应争取主动，不要使“和战之权常出于敌”。尽管张浚的符离之败使宋方遭到很大损失，但与秦桧当政期内所奉行的屈辱政策相较，攻战虽败，终于还表现出一些生气；而秦桧为求媚敌，对士气和民心极力加以摧抑销铄，其所起的坏作用却是十分酷烈的。因而，万不可为了这一战役的挫败，就要改变乃至放弃恢复大计。这些论断充分表明，不论在如何艰困局势下，辛稼轩对于抗金斗争的胜利信念都是坚定不移的。
十论的前三篇，论证了金国外强中干的情况，分析了金政权统治区域内汉族人民对女真统治者的憎恶、怨恨和仇视情绪之日甚，及金的最高统治集团中人互相倾轧、猜忌和残杀的真相，因而得出结论说，金不但不可怕，而且有“离合之衅”可乘。十论的后七篇，就南宋方面应如何充实其实力、转被动为主动、抓紧时机进军恢复等事提出意见，并作了具体规划。他以为首先应当破除普遍存在于士大夫间的，认为“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的一种谬见，破除了这种谬见，才可以有信心，谈自治。他建议：迁都金陵，并停止交纳给金朝的岁币。这样做，内可以作三军之气，外可以破敌人之心，造成进取的气势，中原之民也将有所恃而勇于起为内应。他主张要主动地“出兵以攻人”，不要被动地“坐而待人之攻”；要进而战于敌人之地，不要退而战于自己之地。因此他具体指陈，出兵伐金应先从山东入手。山东民气劲勇，乐为内应，而金人在山东的军事布置又比较薄弱，故兵出山东，则山东指日可下，攻下山东则河朔必望风而震，进攻幽燕也便大有可能了。
一一七〇年，虞允文正在南宋政府做宰相，他是曾于一一六一年在采石打败过金军的人，在当时的高级官员当中，他也是一个比较有朝气、敢作敢为的人。辛稼轩希望他真能在抗金斗争中建立一番功业，便又写成九篇论文，名曰九议，陈献给他。九议的内容，除包括了，美芹十论中的一些重要论点而外，还有：一，对敌斗争应当“勿欲速”和“能任败”，不要因小胜小败而轻易改变成算。二，应当尽可能利用敌方的弱点，扩大其内部的矛盾。三，打击敌人，恢复国土，是关系到国家和生民的大业，不是属于皇帝或宰相的私事，因而他们不能只着眼于私人利害而避开这一任务。
不论在十论或在九议当中，辛稼轩不但提供了自己的智计韬略，而且也贯注了充沛的热情和必胜的信念。他希望借此能对南宋的当权人物给以鼓舞，把他们拔出于消沉畏缩的气氛之中，把勇气和战斗情绪振作昂扬起来。然而，不论十论或九议，不论在宋孝宗或虞允文那里，都没有换回辛稼轩所预期的反应，他们甚或根本就不曾加以重视。尽管如此，到十论和九议逐渐传布开去之后，由于其中的议论“英伟磊落”〔二〕，却终于把一些希望、信心和力量给予了具有民族意识的汉族各阶层的人员，唤起或提高了他们的战斗精神。刚满三十岁的辛稼轩，不但早已“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当时的一些爱国志士以及更广大的社会人群，也都已认识出他是一个结合了多方面才能主张抗战的有志之士，而以必能建立丰功伟业期待于他了。
但是，不论金国内部各种矛盾的爆发多少次给予南宋以可乘之机，不论中原和华北的汉族人民如何殷切地企望南宋政府用军事力量把他们从女真贵族的压榨下拯救出来，自然更不论辛稼轩和其他爱国志士们如何殷切期待一个效命于民族斗争的机会，南宋的最高统治集团总是不敢把抗金斗争任务列入日程之内，不敢把人民的力量发动起来，把它引导到反抗金人的斗争上去。因此，辛稼轩不但在投归南宋的最初几年只是浮沉于下级僚吏之中，即在他的才干谋略已经有所表见，已被公认为有作为的人物时，也还只是在江西、湖北、湖南等地作了几任地方官。从一一八二年到一二〇三年，在这漫长的二十年的岁月之内，除曾一度出任福建路的提刑和安抚使共不满三年外，他是完全被南宋政府弃置不用的。
一二〇三年，独揽政治军事大权的韩侂胄，为求提高自身的威望，要起用一些负有时誉的人物，要发动对金的军事攻势，要建立一番功业。辛稼轩在这年之前本是韩侂胄所极力排斥的一人，这年夏天竟又被他起用为浙江东路的安抚使。一二〇四年春初被皇帝召见，改命为镇江知府。当他被召见时，爱国诗人陆放翁特地写了一首长诗送他，把他和管仲、萧何相比，劝他不要介意于过去的受排斥，而要勇往直前地把克复中原的事业担当起〔三〕。当他到镇江去上任之日，镇江的学者刘宰也在欢迎书中把他比作张良和诸葛亮，而且说道：“敢因画戟之来，遂贺舆图之复。〔四〕这些都反映出当时一般士大夫们对辛稼轩的期待之殷切与远大。
辛稼轩这时一方面明确断言金国必乱必亡，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南宋还并未曾具备对金用兵取胜的条件。他以为，不应当像南朝 宋文帝 元嘉年中对拓跋魏的军事那样：不精确估计双方实力的对比，就草率地盲目进取，那反而是只会“赢得仓皇北顾”的。因而，他向宋宁宗和韩侂胄强调提出：应当大力从事于准备工作，应当把对金用兵的事委托给元老重臣，“务为仓猝可以应变之计”〔五〕。而这所谓元老重臣，他必是当仁不让地也把自己包括在内的。所以他到镇江上任之后，立即布置了军事进取的准备工作：先派遣人员深入金国，去侦察其兵马数目、屯戍地点、将帅姓名、帑廩位置等，又赶做军装一万套，要在沿边各地招募土丁以应敌〔六〕。
韩侂胄和他所引进到政府中的，大都是一些纨绔之徒，他们和北宋末年的蔡京、童贯、王黼等是同一流的人物。对金作战的主张既已取得社会舆论的赞同、支持，他们便认为这是极易建立的功勋，是唾手可得的功名，竟不愿意再假手别人，或与别人共成其事。因此，辛稼轩做镇江知府还不满十五个月，一切施设还没有安排妥当，便又被韩侂胄及其偻㑩论劾为“好色贪财”，把他罢免。一个老而益壮，生气勃勃如虎〔七〕，而且自愿献身于抗金战线上的辛稼轩，只得再回到铅山去过田园生活了。此后不久，韩侂胄以郭倬、皇甫斌等人率师伐金，不幸正如辛稼轩所担忧的，这次战役只换来一个惨败的结局。到一二〇七年秋，南宋的大仇未复，大耻未雪，辛稼轩的平生志愿百无一酬〔八〕，这个南宋爱国词人，还不满六十八岁，就赍志以殁了。
二、一个有干才、有作为的地方官
从一一七二到一二〇七这三十五年内，辛稼轩先后两次在上饶和铅山赋闲家居，就占去了二十年以上的岁月，另外的十多年虽仕宦于外，而被南宋政府所委派的职务，绝大多数是州郡的长官或某一路的监司。尽管当时士大夫阶层中许多人都替他感到委屈，认为这是“大材小用”，然而，凡是辛稼轩仕履所及之地，不论为时久暂，在地方事业方面总都有一番兴建。
一一七二年，辛稼轩被派作滁州的知州。滁州地僻且瘠，且屡经兵燹灾荒，这时候的景况是：城郭已荡然为墟，人民则编茅结苇，寄居于瓦砾之场，市上没有商贩，居民甚至于养不起鸡豚。辛稼轩到任之后，看到了这种萧条景象，也看到了这里的农民们都是乐于服田力穑、勤于治生的，他便首先申请南宋政府把这里的民户前此所欠缴的课税全部豁免，把此后的课税定额减轻，并把征收期限放宽，以便农民能尽力于垅亩，流亡在外的也乐于再回到本乡本业。对于行商坐贾的税收额也加以轻减，并在州城之内兴筑了一些邸店客舍，以招徕商贩，振兴商业。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之下，经过了半年多的时光，滁州的景象便大为改观，“人情愉愉，上下绥泰，乐生兴事，民用富庶……荒陋之气一洗而空”〔九〕。
从一一七五到一一八一这几年，辛稼轩宦游于江南 东、西和荆湖 南、北诸路，担任过提点刑狱、转运副使、安抚使等职务。从六十年代中叶开始，在上述地区之内曾屡次爆发过小规模起义事件：一一六五年（宋孝宗乾道元年），以政府向各地民户强制派销乳香作为导火线，在湖南 郴州爆发了李金领导的起义；一一七五年（孝宗 淳熙二年），以赖文政为首的几百名贩卖私茶的人起事于湖北，流转于湖南、江西等地，这次事变后来就是由辛稼轩带兵到江西去扑灭了的；一一七八、一一七九两年内，以政府强制征购粮米过于苛暴为导火线，爆发了以连州的李晞、郴州的陈峒等人为首的武装暴动；一一七九年在湖南 广西交界处还爆发了以李接、陈子明为首的起义。这些事件反映了什么问题？爆发这些事件的基本原因何在？辛稼轩巡回往复于这些地区，察视询访为日既久之后，对于这两个问题得到了具体的答案。他在一一七九年任湖南转运副使时，上书给宋孝宗，对当时农民的疾苦之所在，亦即不断爆发小规模武装暴动的基本原因之所在，作了如下的描述和分析：
自臣到任之初，见百姓遮道自言嗷嗷困苦之状。臣以谓斯民无所愬，不去为盗，将安之乎？臣一一按奏，所谓诛之则不可胜诛。臣试为陛下言其略：陛下不许多取百姓斗面米，今有一岁所取反数倍于前者；陛下不许将百姓租米折纳见钱，今有一石折纳至三倍者。并耗言之，横敛可知。陛下不许科罚人户钱贯，今则有旬日之间追二三千户而科罚者；又有已纳足租税而复科纳者；有已纳足、复纳足，又诬以违限而科罚者。有违法科卖醋钱、写状纸、由子、户帖之属，其钱不可胜计者。军兴之际，又有非军行处所，公然分上中下户而科钱，每都保至数百千者。有以贱价抑买、贵价抑卖百姓之物，使之破荡家业，自缢而死者。有二、三月间便催夏税钱者。其他暴征苛敛，不可胜数。然此特官府聚敛之弊尔；流弊之极，又有甚者：州以趣办财赋为急，县有残民害物之政而州不敢问；县以并缘科敛为急，吏有残民害物之状而县不敢问；吏以取乞货赂为急，豪民大姓有残民害物之罪而吏不敢问。故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取乞害之，豪民大姓以兼并害之，而又盗贼以剽杀攘夺害之，臣以谓“不去为盗将安之乎”，正谓是耳。且近年以来，年谷屡丰，粒米狼戾，而盗贼不禁乃如此，一有水旱乘之，臣知其弊有不可胜言者。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扫荡，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臣不胜忧国之心，实有私忧过计者。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恃其有平盗之兵〔一〇〕。
辛稼轩是南宋统治阶级当中的一员，尽管他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南宋王朝的统治，但他毕竟还能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矛盾。这在当时的统治阶级当中，虽还不能说绝无而仅有，但也实在不是很多的。
辛稼轩任湖南转运副使不久，即改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一一八〇年春，他下令给湖南路的各州郡，动用官仓中所存粮食，大募民工，浚筑陂塘。这样做，一则可以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解决一部分饥民的问题；二则陂塘修成便可使一路农田大得灌溉之利〔一一〕。在同一年内，他还创置了一支二千五百人的飞虎军，战马铁甲，一应俱全。只是在修造营栅时候，适逢雨季，所需要的二十万片瓦无法烧造，辛稼轩下令给长沙城内外的居民，要每家供送二十片瓦，限两日内送往营房基地，当即付与瓦价一百文。所需瓦片在两天内便如数凑足。为了扩展道路，所需石块数量也很大，辛稼轩调发在押的囚徒到长沙城北驼嘴山去开凿，按照各人罪情轻重，规定其所应供送石块数目，作为赎罪代价。石块也在短期内如数凑〔一二〕。一一八一年，辛稼轩改知隆兴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其时江西各地正遭逢严重旱灾，他到任之后，立即在各州县的大街要道上张贴出八个大字的布告：“闭粜者配，强籴者斩。〔一三〕前一句是逼迫囤积粮米的人家必须把它粜卖出来，后一句则是严禁缺粮人家向囤粮户强行劫夺，反映了辛稼轩官僚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但这一简捷了当的措施，在当时也收到一定的效果，甚至到元、明、清诸代也还被流传为救荒史上的佳话。
辛稼轩从巩固南宋王朝的统治出发，揭露和批评了南宋小朝廷对外妥协求和、对内横征暴敛压榨人民的做法。一二〇三年，他六十四岁，被起用为知绍兴府兼浙江东路安抚使，他到任后就向宁宗皇帝奏陈本路害农最甚的六件事，请求明令停罢，并着各路的监司和朝内监察人员纠察，凡州县官吏犯有这类害农罪行的，即加弹劾罢免。其所举六事之一，便是：“输纳岁计有余，又为折变，高估趣纳，以饱私囊。〔一四〕
从上举事例，可以看出：辛稼轩的作风是，勇往直前，果决明快；在他作地方官的时期内，他比较关心下层人民在生活和生产等方面的问题，对他们的疾苦病痛根源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解，而且也曾经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措施。像他这样的一个地方官，在历史上应该给予一定的地位和适当的评价。
三、论稼轩词
辛稼轩一生所写作的歌词，为数很多，流传到现今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共还有六百二十多首，在现存两宋词人的作品当中，是数量最多的一家。就辛稼轩所写作的这些歌词的形式和它的内容来说，其题材之广阔，体裁之多种多样，用以抒情，用以咏物，用以铺陈事实或讲说道理，有的“委婉清丽”，有的“秾纤绵密”，有的“奋发激越”，有的“悲歌慷慨”，其丰富多彩也是两宋其他词人的作品所不能比拟的。
然而，辛稼轩之所以比两宋其他词人获得更高的声誉，其所以在我国文学史上应该占有崇高的地位，上述诸端虽也都是重要原因，而其最主要的原因却还别有所在。
摆在南宋人民面前的历史课题和斗争任务，主要的是以下两个：一个是，不但要能抵抗得住女真的兵马，使其不至再随时南侵，而且要更进一步，把女真贵族在中原和华北的统治根本推翻。这一历史使命，就是从南宋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来看，为求解除严重的军事威胁，也同样是绝对必要的。在辛稼轩的心目中，也只有统治阶级可能把全国的力量加以组织和引导，才可望把这一任务胜利完成。另一个是，对于南宋政权的专制淫威和苛暴剥削，必须给以强有力的打击、反抗，以求能把下层人民自身的生活和生产条件稍加改善。
假如我们承认，一个优秀的文艺作家，不会不关心其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不会不积极投身到时代的漩涡中去；假如我们承认，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必须能反映它那时代的主要社会矛盾及其他现实问题；那么，南宋一代的文人学士们所应加以揭发或暴露、描绘或歌颂的，便只应当以与上述问题有关的事项为其主题和主体，而不应当是此外的其他任何东西。然而，南宋一代的文人学士们，一部分则钻到“理学”的领域中去，虽也揭櫫出“民胞物与”的口号，却把与“民”与“物”最密切相关的一些事全不加以理会，甚至把理财、用兵等事也全鄙为俗务，不屑一顾，终日只是玩弄概念，故作玄虚，借口于修身养性、正心诚意，实际上只是以此作为逃避现实的桃花源。还有一部分，则又只把目光和心力全都贯注在猥琐庸俗的个人生活上面，吟风弄月，留连光景，在其作品中所描述、所表现的，只是社会生活当中一些次要的乃至全无重要意义的节目，例如良辰美景、离愁别恨之类。词藻虽或有巧拙美丑之不同，情致却大都颓废低沉，是只可供清客贵妇人们浅斟低唱、娱情解闷之用的，全然缺乏生命力的一些靡靡之音。虽是写在漫天烽火的紧张斗争年代，其中却显现不出丝毫的战斗紧张气氛。
真正能够集中表现当时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愿望和要求，因而也就成为南宋文坛上的中流砥柱的，是陆放翁和辛稼轩等人。
辛稼轩既然是当时民族斗争战线上的一员战士，是一个始终很英勇地参加这一火热斗争的人，平生又“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以这样的一个人而借歌词作为“陶写之具”，他的歌词就必然和那一时代的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联，在辛稼轩的作品当中具体表现为以下各种特点：
第一，辛稼轩对于侵占了中原和华北的女真统治者具有强烈的仇恨感，具有要复仇雪耻的强烈愿望，因而，充盈于他的各个时期和各种形式的作品之内的，是一种跃然纸上的壮健奋发的积极进取精神。他以报仇雪耻、整顿乾坤的事业自勉，也经常以此策励他的朋辈。例如，当他守滁州时，曾在一次登楼远眺时触景生情，因而写成一首声声慢以见意：
今年太平万里，罢长淮千骑临秋。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
对于做建康留守的史正志，他鼓励他说：
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
对于做宰相的叶衡，他鼓励他说：
好都取山河献君王，看父子貂蝉，玉京迎驾。（洞仙歌）
对于一个要到汉水流域赴任的人，他策勉他说：
汉水东流，都洗尽髭胡膏血。人尽说，君家飞将，旧时英烈：破敌金城雷过耳，谈兵玉帐冰生颊。想王郎结发赋从戎，传遗业。（满江红）
在饯送张坚去守汉中时，他首先想到汉中是西汉肇兴王业的地方，在当前，岂不也是进取关中的大好基地吗？他因而写成木兰花慢一首以示此意：
汉中开汉业，问此地，是耶非？想剑指三秦，君王得意，一战东归。
然而他所面对的现实情况，却又不能不使他有所感慨：
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
当郑汝谐在知信州任上被宋孝宗召见时，他赋词相送，加以鼓舞，说道：
闻道是：君王着意，太平长策。此老自当兵十万，长安正在天西北。（满江红）
对于具有高度爱国热情而却始终不得其用的陈亮，他更怀着无限敬爱和同情，特地“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
第二，南宋的统治集团中人，既大都是文恬武嬉，沉迷于醉梦腐朽的生活当中，而一般飘浮在社会上层的文人学士，又大都寄情于声色，或把时光消磨在玩弄虚玄概念上。对于这样的政风和士习，辛稼轩在其痛心和憎恨之余，便时常在其歌词当中给予一些泼辣尖锐的批评和抗议，冷讽和热嘲。例如，他的“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之句，寓意虽并不十分显露，然已使得宋孝宗大不高〔一五〕；为庆祝韩元吉的寿辰而作的水龙吟，则很明显地是借王衍作为南宋统治集团和社会上层人物的替身而痛加指斥了：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
一般“骚人墨客”只把离愁别恨、儿女情怀作为抒写的主题，而整个国家、民族所遭遇到的严重灾难和深仇大恨，却几乎在他们的作品内容中占不到地位，辛稼轩也在歌词中对此有所责问：
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鹧鸪天）
他自己，被南宋政府长时期投置闲散之地，有时虽也勉强找一些话语来开解自己，说什么：
万事到白发，日月几西东。羊肠九折歧路，老我惯经从。竹树前溪风月，鸡酒东家父老，一笑偶相逢。此乐竟谁觉？天外有冥鸿。（水调歌头）
而他的真情实况，却老是在殷切地系念着国家民族兴亡的大问题，他的愁和恨也全都集中在这里：
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 都将今古无穷事，放在愁边。放在愁边，却自移家向酒泉。（丑奴儿）
他对自己之壮志难伸、之被人随意摆布，也常常在歌词当中以讽刺、牢骚语句表示愤慨：
绿涨连云翠拂空，十分风月处，著衰翁。垂杨影断岸西东。君恩重：教且种芙蓉！（小重山）
还自笑，人今老。空有恨，萦怀抱。记江湖十载，厌持旌纛。瓠落我材无所用，易除殆类无根潦。（满江红）
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叹诗书万卷致君人，翻沉陆。（满江红）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䩮，汉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
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鹧鸪天）
难道此生将终于再得不到为国家、为民族、为生民而效命的机会了吗？在实在感到不能忍耐时，他便再借歌词来抒发这种郁闷情怀：
笑吾庐，门掩草，径封苔。未应两手无用，要把蟹螯杯。说剑论诗余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白发宁有种，一一醒时栽。（水调歌头）
老去浑身无著处，天教只住山林。百年光景百年心。更欢须叹息，无病也呻吟！（临江仙）
第三，辛稼轩不但在仕宦期内能注意下层人民的疾苦，采取一些为他们兴利除害的措施，在其歌词当中，也常常流露出对农民问题的关切。谷物的丰收或歉敛，农夫的愁眉或笑语，便常是他所注意的。例如，在他的一首浣溪沙词中就有这样的几句描述：
父老争言雨水匀。眉头不似去年颦。殷勤谢却甑中尘。
对于正在仕宦途中的友朋，辛稼轩也总是劝勉他们要关心国计民生，注意发展农业生产。例如，在饯送郑如崈去做衡州守的席上所赋水调歌头有句云：
文字起骚雅，刀剑化耕蚕。看使君，于此事，定不凡。莫信君门万里，但使民歌五袴，归诏凤凰衔。
有的朋友如果真地这样做到了，他便加以歌颂。例如，他在信州守王桂发离职时所赋水调歌头有句云：
我辈情钟休问，父老田头说尹，泪落独怜渠。秋水见毫发，千尺定无鱼。
在信州通判黄某离职时所赋玉楼春有句云：
往年巃嵸堂前路，路上人夸通判雨。去年拄杖过瓢泉，县吏垂头民叹语。
第四，这才应当谈到本节开端处所提及的那一特点：辛稼轩不但把词用来咏物、抒情，而且用以写景、叙事，用以寄感慨，发议论。唯其能够随歌咏和抒写对象之不同而随心所欲地运用各种曲调，故就稼轩词的体裁和形式而论，也都是脱落蹊径、不主故常的，其繁富多样也遂为南宋其他词人之所不能比拟。再则，他虽是在戎马仓皇之中成长起来的，但他阅读的书籍十分广博，记忆力也很强。特别是在闲居上饶、铅山期内，插架书籍甚多，可以经常地出则“搜罗万象”，入则“驰骋百家〔一六〕，胸中遂也贮有万卷之富。所以在他写作歌词时候，能把经史百家随心如意地驱策在他的笔下，因此，使用典故之多，也成为稼轩词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凡此诸处，都可以体现出稼轩词在艺术、技巧方面的卓越成就。
综括上述诸事，即：辛稼轩对国家和民族存亡的深切忧虑，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对沦陷在金人铁骑下中原地区的乡土和人民的缅怀和同情，对南宋政府腐朽统治、卖国行径的指责和讽刺，对自己壮志难酬的满腔悲愤，以及他的博学多闻，作品题材之广阔与体裁之多种多样，更通过他的圆熟精练的艺术手法表达出来，这种种条件合拢在一起，就使得稼轩词充满了生动深厚的现实内容，具有洪亮的声响和充沛的感染力量。从南宋以来，虽即有人以为稼轩词豪放雄浑，非词家正宗，但同时也就有人为之辩解，以为若不如此，而单在“风情婉娈”方面兜圈子，“则亦不足以启人意〔一七〕。我是完全同意后一种议论的。正是因为辛稼轩开拓了歌词的领域，才使他能够异军特起，“于剪红刻翠之外别立一宗〔一八〕的。也正因为如此，当辛稼轩在世之时，他的词就已成为一般具有爱国思想的文人写作歌词时争相摹拟的榜样，他的朋辈更直接受到他的影响，因而也写出了不少慷慨激越的篇章。在辛稼轩去世之后，涵蕴在他的作品中的这种振聋发聩、唤醒战斗精神的雄伟力量，对后代读者也继续起着启迪和鼓舞作用。
以上所论，是只指稼轩词中最具有特色、最富有代表性的一部分而言，是只指其中反映辛稼轩爱国思想的那一部分精华而言，而不是说全部稼轩词都是合于上举诸条件的。在稼轩词中，还有很多首是写得“情致缠绵、词意婉约”的。这一部分，正因其符合于词家之所谓正宗的作风，它们的好处，也就和当时一般词人的作品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了。历来谈及此事的，多举“晚春”的祝英台近一首为证，以为“此曲昵狎温柔，魂销意尽，才人伎俩真不可测”。实则属于这一类的单纯抒情作品，在稼轩词中是还可以举出许多首的，这在范开第一次编刊稼轩词时就已在序文中说，其中有许多是“清而丽、婉而妩媚”的了。这部分作品只足说明：所谓正宗词人的长技者，在以豪放雄浑著名的辛稼轩的笔下，不但并不短缺，较之别人且竟是更能优为之的。然而，不论怎样，稼轩词之所以可贵，却毕竟不在这一方面。另外，稼轩词中也有一些意兴颓唐、意境凡近的篇章，这些词历来不曾受到重视，不曾发生过多少影响，在我们，也姑且置之于存而不论之列吧。
最后，我要征引宋人的一段笔记，通过其中一件故事来看取辛稼轩的创作态度。岳珂 桯史中的稼轩论词条记一事说：
稼轩以词名。每燕，必命侍姬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座客何如，皆叹誉如出一口。既而又作一永遇乐，序北府事。首章曰：“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又曰：“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其寓感慨者则曰：“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特置酒，召数客，使妓迭歌，益自击节。遍问客，必使摘其疵，逊谢不可。客或措一二辞，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挥羽四视不止。余时年少，勇于言。偶坐于席侧，稼轩因诵启语，顾问再四，余率然对曰：“待制词句，脱去今古轸辙……童子何知，而敢有议？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严陵祠记一字之易，则晚进尚窃有疑也。”稼轩喜，促膝亟使毕其说。余曰：“前篇豪视一世，独首尾二腔警语差相似。新作微觉用事多耳。”于是大喜，酌酒而谓座中曰：“夫君实中予痼！”乃味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其刻意如此。
由此可见，辛稼轩的学识尽管博洽，才气尽管磅礴，而他的作品，却大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工夫才得完成，并不是灵感一到即率尔操笔、一挥而就的。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日，
改旧作于北京大学之朗润园
【注】
〔一〕美芹十论 观衅第三。
〔二〕刘克庄 后村大全集卷九十八辛稼轩集序。
〔四〕刘宰 漫塘文集卷十五贺辛待制弃疾知镇江启。
〔五〕李心传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八丙寅淮汉蜀口用兵事目。
〔七〕刘过 龙洲集呈稼轩诗有“精神此老健于虎，红颊白须双眼青”句。陆游 剑南诗稿卷八十寄赵昌甫诗亦有“君看幼安气如虎一，病遽已归荒墟”句。
〔九〕周孚 蠹斋铅刀编卷廿三滁州奠枕楼记。崔敦礼 宫教集卷六，代严子文作滁州奠枕楼记。
〔一〇〕辛稼轩诗文钞存，淳熙己亥论盗贼札子。
〔一一〕辑本宋会要稿水利四。
〔一二〕参据宋史辛弃疾传和罗大经 鹤林玉露卷十二临事之智条。
〔一三〕宋史 辛弃疾传。
〔一五〕罗大经 鹤林玉露卷四辛幼安词条。
〔一六〕刘宰 漫塘文集卷十五贺辛待制弃疾知镇江启。
〔一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词曲类稼轩词条。
【附记】
每当我重阅略论辛稼轩及其词一文时，对文末引录的那条岳珂 桯史的记载，总感觉颇有问题。原因是，岳珂在这条记事中一，则说稼轩“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云云；再则说“既而又作一永遇乐序北府事”云云。
我在熟读之后，越来越感到费解的是：稼轩既然认为岳珂的意见“实中予痼”（打中了“掉书袋”的要害），从而重加玩味，进行改写，天天琢磨，然而经过累月修改的刻意经营，这几句词究竟改成什么样的结果了呢？根据现在（应当说是从南宋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所能看到的不只一种版本的稼轩词来说，我们得出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其实是原封未动，连一个字也没有改。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岳珂此段记事完全是在扯谎吗？我在此不无遗憾地说，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岳珂确实是为了炫示自身如何受到辛稼轩的重视，而特地写此一段扯谎文字的。
岳珂的著作，除桯史外还有好几种，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他所编撰的金佗稡编和金佗续编。稡编中的鄂王行实编年和吁天辨诬录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他却不顾史实真相，只为发挥其孝子慈孙的用心，而为岳飞编造了许多嘉言懿行，采取了决非历史学者所应采取的态度与手法。准此而推论之，则他在桯史中的这段记载之不够真实，更决非出于我的武断了。
至于稼轩词之具有千锤百炼的工夫，从各种版本的稼轩词集中同一首词之间而多有不同的字句，即可得知一些消息，正无须用岳珂的这段记事来作证，特别是在我既已察知其确为谎言之后。然而我之所以不把前文的最后一段断然删去者，则是因为，不论在我发表前篇文字的前或以后，引用桯史这段记事而论述辛词者，都大有人在，可见误信岳珂此言者正复不少。因特不删去前文的尾巴，而就此论证其纯属岳珂捏造的谎言，借以袪除受误于岳珂者之惑云。
邓广铭
写于一九九一年三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