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历史学家大多倾向于按照中国史料传统，以朝代划分中国历史。然而，将宋朝——北宋和南宋——视为一个历史时期却可能是一个陷阱。千真万确，当女真人控制了北宋首都开封和令人魂牵梦萦的中原之后，继起于南方的王室和政府都将自己视为宋王朝的合法延续。然而，此际的中国却经历着巨变。就在北宋灭亡以前，经济重心已经在向长江三角洲转移，后来，南宋在那里建立了首都临安（今杭州）。[1]经济而外，还有文化和政治的转折，而后者正是本书的研究主题。毫无疑问，南宋初期发生了重要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使南宋呈现出与北宋迥然不同的面貌，而且塑造了此后若干世纪中中国的形象。
现代历史学家常常忽略两宋的差异，而更重视唐宋之际的巨大分野，即古代中国和晚近中国的分野。其中更有人在宋代观察到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洪流，因为宋代生活的许多特征都与几个世纪以后近代欧洲的发展相类似。[2]
举例而言，在政府方面，宋代继承并发展了唐代的官僚行政体制。[3]皇帝之下，是庞大的集权制行政机构，其成员为士大夫，其中的大多数通过公平的书面考试入仕，通过资历、德行评定和荐举循资迁转。他们遵循特定的律、令、格、式和编敕处理行政事务。这些官僚并非拥有封建领地的世袭贵族，因而需要在城市里置办永久性居所。在宋代中国，人口在10万以上的城市有两打之多。当威尼斯和巴黎还只有10万居民时[4]，北宋首都开封就已经拥有100万人口，而南宋首都临安的城市人口则达到150万。更重要的是，开封、临安以及其他大城市是活跃而开放的[5]，商业、手工业和娱乐业欣欣向荣，儒、释、道三教的活动和节日并存，纸币在流通[6]，印刷术（尽管还不是活字印刷）使书籍变得容易获得和相对便宜。生活优裕的士大夫与劳动阶层比邻而居，朝夕相对。官员、商人、香客和流浪艺人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旅行，将市民文化传播到乡村，返乡过节的工人则把最新的流行带回家乡。尽管只有少数商品已经形成全国性市场，多环节的供应渠道却已经使得大米、茶、丝等商品形成了地区间和地区性的贸易市场。
与市民生活同等重要的是农村生活，宋代经济的基础是农业，是当时世界上最高产、技术最发达的农业。[7]早熟水稻良种的推广使得同一地块上的一年两熟制成为可能，而与此同时，欧洲却仍然盛行着落后的二田制或三田制，每年都有一半或1/3的可耕地处于抛荒状态。灌溉用水车以及水动的给水、排水、脱粒、碾磨机械的发明使中国的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加之大约人均两英亩的可耕地，所有这些使得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农业国。制造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瓷器等优质商品的制造方面，许多工序是在拥有500名雇工的工厂里完成的，这些工人按照一定的劳动分工工作。[8]
所有这些关于宋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听起来的确相当“摩登”，因此，此期有时又被贴上中国近代初期的标签。[9]然而，这种观点却不无漏洞：宋代中国之后，既没有持续的近代化进程接踵而至，以后也没有出现近代化的发展。近代化的外表之下，却自相矛盾地生长出顽固的传统。那些可以被描述为近代特征的东西，凝结为一种顽固的文化类型，它们继续发展，但不是扩展成为新的思想和技术，而是不断地自我完善。举例言之，尽管出现了商业主义的抬头和经济的不断扩展，士大夫们却仍然瞧不起商业和制造业，而更愿意追求经典教育和仕途。首先是政府作为团体，其次是官僚作为个人，构成了商品的最基本消费者，而两者都无意推动商业的发展。11世纪中叶王安石变法之后，他们甚至对政府计划经济也兴趣全无。相反，当时势艰难时，他们强调节俭，重申儒家对于父系家族集团的重视，以此来促进人际互助。[10]族规家范重新强调祖先崇拜的礼仪和儒家关于家庭的实际责任，其理由正和数百年前这些观念被首度表述出来时相仿佛，那时处于贵族社会中的人们渴望通过建立人际纽带寻求安全感。[11]从以上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方面来看，宋代中国特别是南宋，是顾后的，是内向的。许多原本趋向洪阔的外向的进步，却转向了一连串混杂交织的、内向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强化，这中间必有缘故。那么，究竟应当怎样解释这一系列奇特的转变？
如果抛开二者表面上的相似性，不再生拉硬拽地将宋代中国的变化同近代欧洲相类比，那么，事情也许就不再那么令人困惑了。[12]造就宋代中国种种变化的，与促使欧洲最终迈入近代化的，是全然不同的环境和力量。宋代中国既有新的创造，也有对既定观念的革新；既有对新领域的开拓，也有对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建，所有这一切都以独一无二的中国道路行进。宋代以后的中国或可称为新传统主义的，因为它重新发展了中国文化，在旧的基础之上萌生新的变化，新的变化又融会为悠久传统的一部分。而这传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不断经历修正、更新、丰富、完善的有机体。
打个比方，宋代中国就像是一棵茂盛的老树，它爆发出令人称奇的生命力，长得比从前更高更大，新枝嫩叶覆盖着树身，树干下古老的根须在伸展。而后，一个风暴的季节损耗了它机体内部的活力。残存的生命力转变成自我保护的功能。老树尽可能顽强地继续生长，而它的大小和形状却保持不变。那么，什么是它机体内部的致命变化？
仔细考察两宋之际的中国，给历史学家们留下印象更为深刻的往往是11世纪即北宋中期的多姿多彩的发展进步，而不是这些进步在12世纪即南宋所发生的转变。然而，更深入的研究却将使我们的观察更为敏锐。事实上，就在12世纪持续发展的表象之下，质变已经出现。
抓住两个世纪之间质的区别的最便捷的办法，是强调彼此间的显著差异。这在方法论上是可行的，只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差异并非全部事实。它们只是我们从自己的角度观察所得的镜像，正如我们在特殊光线下透过放大镜所看到的那样。
11世纪是文化在精英中传播的时代。它开辟新的方向，开启新的、充满希望的道路，乐观而生机勃发。与之相比，在12世纪，精英文化将注意力转向巩固自身地位和在整个社会中扩展其影响。它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慎，有时甚至是悲观。一句话，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
延续、综合、提炼的趋势并不意味着12世纪的精英文化走向保守。“保守”一词的字面意思无法揭示12世纪文化的真实意涵，事实上，它从未停止发展。相反，它向着比过去更深刻、更纯正，有时甚至是更高明的境界发展。其影响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最重要的是，深深地植入了全体中国人的寻常日用之中。这一点，特别要归功于新的儒家哲学流派即通称新儒家的努力，他们致力于教育和社会的重建。新儒家兴功之巨，惠人之众，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是绝无仅有的。[13]但是，他们的努力绝大多数遵循固有轨道，极少试图探寻新的方向。简言之，精英文化在发展，但其发展限定在固有的范围之内，其创造力遭到了抑制。正是在此意义上，本书认为，从12世纪起，中国文化在整体上转向了内向化。当然，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又是为什么？
线索与方法
治史者多依兴趣之不同而偏重北宋或南宋。例如，研究北宋政治的论著多于南宋，而研究南宋经济和艺术的超过北宋。研究哲学的论著，大量集中于南宋的领军人物朱熹（1130—1200），有时还将这位正统新儒家的集大成者和开山鼻祖比拟为托玛斯·阿奎那。美中不足的是，这些论著很少明确注意到11、12世纪之交所发生的变化。对于变化的原因，一般论著的看法虽有欠深入，但却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线索，可以帮助我们寻根究底。[14]
第一个观点是政治地理学的：相对于大金，南宋版图萎缩，沦落为次等国家，士大夫的眼光和视野因而变得短浅低下。这理论看似合理但并不充分。北宋的领土比大唐要小得多，但其士大夫却从未受到类似的限制。事实上，南宋的地理面积也不容低估。它开发西南，拓展其内陆领土；它改善交通手段，成果几乎遍及全境，让人们可以更加方便地远行。人们可以通过旅行来扩展视野，但参与者中士大夫为数寥寥。同样，随着海上交通线的开辟，人们可以到越南、泰国经商、游览以至定居，但参与其事的士大夫屈指可数。事实如此——虽然南宋的军事和外交相对软弱，但其文化的优越地位和优越感并未受到挑战。
第二个观点与第一个相关联：为抵抗外族威胁所消耗的巨额军费，奢侈腐朽的统治，导致文化发展资源不足。军事耗竭了资源，这是事实。但是，可供资源这一因素在文化发展中究竟是否具有如此决定性的作用，仍然值得质疑。再说，还有一个问题也需要考虑：士大夫在自己的财产之外，是否还曾经力图从国家和地方集团中调动更多的资源用于他们所热衷的文化事业？
第三个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思路：财富集中在地主或土地所有者阶级手中，他们沉溺于舒适享乐和奢侈品，既不为经济发展进行再投资，也不支持文化进步。但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统治阶级兼文化精英是由作为经济集团的地主阶级和士大夫重叠而成的。因此，只能说：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统治阶级的利益与被统治阶级，甚至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相违背。如果是这样，那又怎么解释社会结构与南宋相同的北宋所取得的辉煌文化成就？
第四个观点来自典型的中国传统历史观：皇帝没能听从儒家的好建议，作了坏决定。当皇帝在其位而不亲其政，将权力托付给代理人时，后者蠹政祸国，情况会变得更糟。这个观点基本正确，但还不足以回答我们的问题。毫无疑问，代理人可以决定政策和政局。但是，坏的政策和政局是如何影响知识分子的文化取向的呢？这中间是否存在一个被忽略的环节？
上述观点是解决问题的有益线索，不可置之不理。比如，南宋士大夫的见识确实呈现出受地域限制的特点，但这不是因为帝国的范围比以前小，而是因为他们居住得彼此太过靠近。出于对政治利益的考量，他们希望尽可能久居首都临安地区。他们在邻近首都的地域购置私人住宅和地产，比如杭州湾沿岸、长江三角洲或浙江东部。事实上，同故都开封相比，杭州的景色和气候都更加宜人。[15]再说，长江三角洲和浙江的太湖流域早已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这一点可以从中国文化史比如绘画史中得到了解。因此，当开封不再是首都，构成大多数中国城市的最重要因素——官僚退场之后，开封便退化成为不起眼的地方性城市。相比之下，临安则不同，即使不再是政治上的首都，它的自然环境，它作为港口城市的商业便利，以及它处于两大文化走廊结合点的位置，都使临安得以继续它的繁荣。与之相矛盾的是，生活上的不假远求于门槛之外，却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南宋士大夫视野的狭窄。
强调资金耗于军事或者地主阶级奢侈生活的观点，启发我们联想到儒家内部的不同派别。王安石变法时期，北宋曾经采取激烈措施推进行政改革，寻求天下之财的生长之道，限制税收体制中的误收、滥收，大刀阔斧地推行各种机构改革。[16]改革措施的废除不只是一桩经济事件。正如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些用经济原因解释历史的理论通常所宣称的，它是一项关系到整个地主统治阶级的政治决策。当然，决策的制定还取决于官僚集团当权派的思想派别以及当时盛行的思想取向。
由此导向第四个即传统观点。除了判断皇帝或其代理人德行的善恶之外，现代政治学希望寻找进一步的解释：他们究竟握有多大权力，和别人分享的权力有多少。这就需要我们对权力结构加以检视。当宫廷和官僚能够有效地控制军队和各级地方政府，我们说中央控制（the central control）是坚强的；当皇帝或其代理人独立行使中央控制权——无论是出于个人意志还是制度使然，而官僚只能例行公事地从旁赞助，我们称之为宫廷的集权（concentration of power at court）；当决策由皇帝或其代理人独断或二者共谋，而官僚基本上无所折冲于其间时，我们称之为专制（autocracy）。专制是君主政体的一种独特运行模式。
在专制政体下，官僚分享行政权力但极少参与决策。当专制君主或其出身高官的代理人大权独揽，对反对意见采取不容忍甚至压制态度——不论这反对意见来自其他官僚、在野知识分子还是信仰坚诚的民间学者——专制便上升为独裁（absolutism）。独裁是君主政体的另一种运行模式，其本质，不仅意味着对决策权的任何分享都不复存在，还意味着对官方意识形态（例如儒家思想）权威的否定和游离。但独裁尚非暴政（despotic），因为它还颁布法律并有序运行。当然，权力构架的实际运行往往叠合了多种模式，中央控制、集权、专制、独裁等概念只可作为参照而已。
在宋朝，皇帝及其代理人之下是普通官僚层级。他们拥有自己的行政权限，可以通过官方或私人渠道表达个人观点，以此来扮演其政治角色。统治阶级中的这一群体，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士大夫”。有趣的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斥责他们，传统和现代的中国学者批评他们，但都没有具体分析其政治角色，更谈不上将其知识分子角色从政治中剥离出来独立分析，而忽略这一活跃的历史因素必将使我们错过大段的历史或曰事实。
那么，宋朝的士大夫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群体？他们是受过儒家经典及相关知识教育的无数个人，因此有时又被称为“士”。通过荐举或科举考试，他们成为文官集团中的终身成员或曰职业官僚。如此这般，他们构成统治阶级。他们拥有土地，但是一般而言，以中国社会结构的价值标准衡量，这一点对他们来说远不如权柄、官阶、学术声望来得重要。士大夫兼学者与官僚于一身，故此，下文将着重考察其学术和政治两方面的活动是如何交织结合在一起的。
在宋朝，随着财富的增长和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书籍付诸印刷，科举考试的吸引力大大提高，知名学者、成功士大夫的地位也在不断抬升。但是，本文无意对其全体作出研究，而要把注意力集中于几位最杰出的知识分子。
在这里，知识分子指的是什么？它不是诸如学者、作家、有学问的人、院士、教师，甚至有学问的官僚或明智的政治家等等宽泛名词的同义语。知识分子是具有精英地位的杰出学者，有着公认的学术成就，通常拥有官职或曾经在政府中供职；他关怀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利益，并能与他人分享其关怀，通过分享影响或试图影响思想和公共事务的发展趋势。这个定义将大多数普通文人，即“布衣”排除出外。丝织品是拥有官阶或功名的精英的社会标志，普通文人则无权穿用，故称“布衣”，其社会地位低于精英。的确，不少“布衣”以其卓越的学识成为杰出的民间学者，获得了一些显要士大夫的尊敬与庇护，并能在地方教育或其他社区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他们通常缺少权力，其社会地位与精英并不平等。因此，严格说来，此类民间学者，除非曾经影响一时之思想文化—政治走势，不可目为知识分子。同样标准适用于对功名持有者和士大夫的考量。其中的某些人确实比别人更有学问，并以其渊博的学识或其他成就受到侪辈的尊崇，又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把他们称为知识分子。
宋代知识分子共同珍视的价值观念集中在国家事务和社会福利两大领域[17]，他们通过对此类价值观念的探询追索寻求真理。真理即儒家所谓的“道”，其含义超越各种特定学术专业的狭隘范畴。[18]尽管一般而言，一个知识分子总要通过科举成为官员，但是，对“道”的最高追求始终要重于他对官僚生涯的渴望。[19]他是一个官员，却从不把自己局限在衙门的日常争讼中，而是保持着广泛的兴趣，关心国家政策、道德水准、精英行为、哲学倾向、社会福利和教育。一句话，他关怀儒家的理想生活之道。当与现行政策相忤时，不管在位还是遭罢免或主动辞职去位之后，他都会保持着同样的关怀而成为反对派精英的一分子。不管情势如何，他始终有一份同他人沟通的强烈欲望；因为他知道，单人独马绝不足以实现这些公共利益，必须说服其他人与自己朝着同一方向努力。简言之，知识分子是政治—思想文化舞台上的领衔主演。
这个定义不独适用于宋代中国。对国家事务的关怀和强烈的积极沟通意识对于其他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同样适用，比如法国大革命前夜（那是“知识分子”一词最早出现的时代）和俄国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当然，现代的革命语境与宋代无关，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儒家信仰从不主张用暴力改变社会秩序。[20]
资料与假设
观察两宋之际的转折，必须聚焦于从女真入侵到高宗（在位期间1127—1162）中兴、在南方再造宋朝的时期。此期既有表面上的大变动，其间所发生的一系列关键事件更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以往的研究却大多围绕着几个战争英雄以及南宋朝廷所接受的屈辱和平。事实上，古代的史学家为我们研究此期的朝廷政治和思想文化氛围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其主干包括《宋史》、《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以及相当数量的士大夫文集和各类笔记小说等。[21]
两位历史学家在事后迅速而敏锐地意识到，此期正是帝国的存亡之秋，他们各自完成一部有关此期历史的宝贵著作。第一部《三朝北盟会编》[22]，是一部资料汇编。经过筛选的资料按编年顺序附录在每一重大事件之下，此事与彼事之间的联系往往显得不甚清楚。汇编者既没有打算组织这些信息，也不打算评价它们，但却搜集了196件原始史料和其他散见的士大夫记载中透露出来的信息，我们应当为此感谢他。
第二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堪称典范，著者为史学名家李心传。[23]建炎是中兴之主的第一个年号，因此，该书又或可称为《南宋建立以来的要事编年》。举世公认，李心传是一位能以最小的偏见最大限度地传递信息的学者。这种品质施之于一段多事之秋的历史的写作，更显弥足珍贵。1800年左右，中国传统史学正处于实证研究的巅峰时期，几位著名历史学家通力合作著成不朽巨著《续资治通鉴》，其中大量引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而其著者只在其中少数记载中发现有细小的错误。[24]
然而，宋亡之后，在蒙古人统治时期，《系年要录》却从政府和大图书馆中消失了踪影。令人不免惊讶和遗憾的是，官修《宋史》的编辑者从未看到过这部书。还好，到了明朝初期，这部书又悄无声息地重现人世，与大批书籍一同被编入15世纪早期的巨型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而当时的历史学家还没有注意到它。只有到了1773年，它才被“重新发现”并整理恢复成为一部独立行世的著作。这就使我们比那些主要依靠正史的前辈研究者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实际上，本书的主要资料正来自这部《系年要录》。
仔细研究《系年要录》便会发现，在这个大转折的时期，存在着三个互有重叠而又各具主题的不同阶段。第一阶段，女真入侵和北宋悲剧性的灭亡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震荡与屈辱。最让知识分子们感到震惊的，是那些他们熟识或曾闻其名的众多士大夫的无耻行径。显然，已有的儒家学说，不管其内容多么丰富多彩，在那些令人震惊的恶行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这个粗暴的警示鞭策那些幻灭的知识分子要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他们相信儒家遗产亟须重建和加强。因此，第一阶段的主题便是震荡和反应。
第二阶段大致起于1132年杭州被选为朝廷的临时行在，止于1138年正式定都杭州，其主题是知识分子从关注制度转向道德关怀。南宋初期，不论是否出以公心，许多知识分子将帝国的衰亡归咎于1069—1085年间武断的变法，以及这场变法在1093—1125年的再版。中兴之主赞同这种观点，并由此关闭了通向全面改革或任何机构变革的大门。富于怀旧色彩的王朝复兴观念引发了保守思潮，人们梦想回到太祖皇帝的黄金时代或至少变法之前的美好旧时光。一些知识分子怀着对变法及其恶果的强烈反感，不仅支持保守主义，而且身体力行，在对儒家遗产的解读中极力强调道德，坚信道德的方法是惟一出路，主张国家和社会都必须遵守道德，本书因此将他们称为道德保守主义者（moralistic conservatives）。
第三阶段持续时间相当长，从1139年与女真人进行和平谈判开始，一直到1162年中兴之主选择退位。这一阶段见证了道德保守主义者的儒家理想被现实权力政治轧为齑粉的事实。与其愿望相左，知识分子们发现朝廷变得专制，有时甚至是独裁。出于战争的需要和国内国际双重的安全考虑，皇帝更倾向于大权独揽，在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头等大事上自己单独拍板定案。当务之急有两项，一是让女真人停止侵略，二是将权力从那些不够忠诚听话的大将手中收回来。1141年，他决定以屈辱的条件接受和平，并将权力托付给一位代理人以便平息反对意见。接着便出现了一连串反应，反对和议的知识分子，其中大多数是从道德标准出发的保守主义者，不断以非官方手段表达批评。在皇帝的支持授意下，其代理人、权相秦桧（1090—1155）将打击和议反对派的行动扩大成为压制不同思想、政见的一般性政策。[25]压制的后果便是专制上升为独裁。这位权相死于1155年，之后，皇帝改变了一些极端的做法，但无意放弃压制政策，更谈不上改弦更张了，令人窒息的氛围仍然存在。
在错综复杂的整个转变过程中，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几乎从未得到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生命力在消退，首先是从政治领域，然后是从思想文化领域，接下来，这种受压抑之后的谨小慎微的情绪向精英文化的其他领域弥散开去。知识分子首先发生变化，其他士大夫先是观望，而后跟进。整个统治阶级也随着精英的转向而转向，其影响逐渐波及到整个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由此发生了永久性的转变。
中兴之主统治的结束宣告了三个转型阶段的终结。其后，思想文化—政治氛围曾经出现显著改善，允许出现批评的声音和不同政见。开放的氛围持续了30年，直到1190年代。在12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中，出现了严重的皇位继承危机。第四任皇帝宁宗（在位期间1195—1224）基本不管事，又一个权相韩侂胄（1152—1207）崛起了。为了驱逐、压制批评者，这位危险好斗的权相正式禁绝了新儒家，而后者正是道德保守主义者的传人和朱熹的追随者。
对新儒家的迫害使政治和思想文化氛围更加黑暗。韩侂胄率军对女真人开战，战争以错误筹划肇始，以失败告终，韩被处死。此后，情形缓慢好转，一些新儒家的追随者在朝廷上取得显赫地位。但是，他们既未能打破因循，也没能扩大知识分子的眼界，却力图将自己的信仰奉为儒家正统，希望藉此将粗暴的独裁从专制政体中抹去。国家最终将他们所鼓吹的理论确认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然而，这胜利却得不偿失，因为专制政体从未真心诚意地要把新儒家理念转化为现实政策。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新正统本身反而成了专制政体的一种新的附和依从，压抑了成长的动力和多元化的发展。
好也罢，坏也罢，新儒家却持久地渗入了整个社会。直至1898年，在西方的冲击和日本战胜的影响下，中国方才出现近代化改革的迫切要求。在接连几代知识分子对变革的思考与辩争中，传统中国解体了。
为了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进行观察，有必要变换镜头和角度。以上，我们对儒家的不同派别作了一番笼统考察，并特别谈到了强调道德的保守派；下面，我们要把镜头转过来，看看保守主义者是如何随着专制皇帝和他所任命的宰相的关系的变化而发展的。为深入了解皇帝和宰相的关系，需要对一位宰相的政治生涯作显微式的观察；而后回归宏观视野，来观察其后果——国家正统思想的出现。最后，我们会再次换上望远镜头观察这一切与现代生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