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到12世纪,中国历史长河中出现了一场令人瞩目的转折。这场波澜壮阔的文化转型携蓄着巨大的能量,看起来似乎将生生不息,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引发转变。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新的文化模式经过沉淀和自我充实后,转而趋向稳定、内向甚至是沉滞僵化,并在实际上渗透到整个国家,其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其原因何在?这场转折,不仅为中国历史之关节所在,而且是世界历史的重要个案。

一些教科书将这个时期即宋代中国(960—1279),描述为“近代初期”(early modern)——大城市的兴起、蓬勃的城市化、手工业技术的进步、贸易的发达,凡此种种,无不令人称奇,尤其是纸币的使用,更是其他文化所难以想像的。伴随着经济进步的,更有文官制度的成熟、文官地位达于巅峰、法律受到尊崇、教育得到普及、文学艺术的种种成就,以及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新儒家对古代遗产的重构。宋代中国因而具有了与近代欧洲相类似的某种表征,而且,它比欧洲要早得多。

本书却秉持一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其理论前提是:不同文化的演进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不是沿着单一的轨道、经过相同的特定步骤前进的。相反,不同的文化常常有着不同的发展重心。

可想而知,将宋代中国视为“近代初期”的东西方史家是在比较史学或者说全球历史的关照之下,将欧洲历史当做了度量衡。因此,对于宋代,他们同样强调经济因素。但是,无论这些因素本身是多么重要,却不一定能构成前近代中国文化的重心。在宋代中国占据中心地位的,应当是与文化学术潮流密切相关的政治,而它们并非经济利益的全部或直接反映。

或者可以这样说,宋代中国有着专制的头脑、官僚的躯干和平民的四肢。总体而言,官僚统治阶级为经济发展制定规则并从中受益。它不允许商人或商人利益在决策中发出强音。的确,一些商人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带来的纵向社会流动加入统治阶级,但是,他们从此也便被士大夫圈的文化所同化,不再代表其家族的经济背景。

不应当将宋代中国称为“近代初期”,因为近代后期并没有接踵而至,甚至直到近代西方来临之时也没有出现。宋代是中国演进道路上官僚社会最发达、最先进的模式,其中的某些成就在表面上类似欧洲人后来所谓的近代,仅此而已。

假如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在许多方面都发达和先进的宋代统治阶级,没有向更广阔的领域继续开拓,却反而转向了内向?这便是本书所要探究的核心问题。

对许多人和事,我都怀着无比的感激。对我的妻子刘王惠箴博士,我要感谢她从未间断的宽容和谅解;对中国燕京大学和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已故的洪业教授(William Hung),我要感谢他在学术上的多方垂范;对我的母校匹兹堡大学已故的Leland D.Baldwin教授和George B.Fowler教授,我要感谢他们时常提醒我要立论持平;对哈佛大学退休教授杨联陞先生,我要感谢他的博学多闻,在我做客坎特伯雷的数年中,他曾慷慨地给予我建议;对已故的Anatole Mazour教授和Albert E.Dien教授,我要感谢他们在斯坦福大学时给予我的鼓励;对杜维明教授,我要感谢他源源不断的激励,在他前往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和重返哈佛之前,我们曾在普林斯顿共同设计课程和从事编辑工作;我还要感谢普林斯顿的Willard J.Peterson教授,他参与我的讨论课程,对我的研究一直保持兴趣。

我从与多位海外学者的不断交流中获益良多。在台北,有宋晞和王德毅教授;在北京,有邓广铭、王曾瑜、陈智超以及其他多位教授;在东京,有已故的青山定雄教授和我特别要提到的斯波义信教授;最后但同样重要的,还有京都的宫崎市定、佐伯富、竺沙雅章、梅原郁、衣川强诸教授。当然,本书的错误一概由我个人负责。

最后,我要感谢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出版部的Katherine Keenum博士,她以最大的耐心编辑本书,促其面世。我在普林斯顿东亚研究系的同事James Geiss博士也曾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许多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