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到12世纪，中国历史长河中出现了一场令人瞩目的转折。这场波澜壮阔的文化转型携蓄着巨大的能量，看起来似乎将生生不息，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引发转变。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新的文化模式经过沉淀和自我充实后，转而趋向稳定、内向甚至是沉滞僵化，并在实际上渗透到整个国家，其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其原因何在？这场转折，不仅为中国历史之关节所在，而且是世界历史的重要个案。
一些教科书将这个时期即宋代中国（960—1279），描述为“近代初期”（early modern）——大城市的兴起、蓬勃的城市化、手工业技术的进步、贸易的发达，凡此种种，无不令人称奇，尤其是纸币的使用，更是其他文化所难以想像的。伴随着经济进步的，更有文官制度的成熟、文官地位达于巅峰、法律受到尊崇、教育得到普及、文学艺术的种种成就，以及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新儒家对古代遗产的重构。宋代中国因而具有了与近代欧洲相类似的某种表征，而且，它比欧洲要早得多。
本书却秉持一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其理论前提是：不同文化的演进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不是沿着单一的轨道、经过相同的特定步骤前进的。相反，不同的文化常常有着不同的发展重心。
可想而知，将宋代中国视为“近代初期”的东西方史家是在比较史学或者说全球历史的关照之下，将欧洲历史当做了度量衡。因此，对于宋代，他们同样强调经济因素。但是，无论这些因素本身是多么重要，却不一定能构成前近代中国文化的重心。在宋代中国占据中心地位的，应当是与文化学术潮流密切相关的政治，而它们并非经济利益的全部或直接反映。
或者可以这样说，宋代中国有着专制的头脑、官僚的躯干和平民的四肢。总体而言，官僚统治阶级为经济发展制定规则并从中受益。它不允许商人或商人利益在决策中发出强音。的确，一些商人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带来的纵向社会流动加入统治阶级，但是，他们从此也便被士大夫圈的文化所同化，不再代表其家族的经济背景。
不应当将宋代中国称为“近代初期”，因为近代后期并没有接踵而至，甚至直到近代西方来临之时也没有出现。宋代是中国演进道路上官僚社会最发达、最先进的模式，其中的某些成就在表面上类似欧洲人后来所谓的近代，仅此而已。
假如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在许多方面都发达和先进的宋代统治阶级，没有向更广阔的领域继续开拓，却反而转向了内向？这便是本书所要探究的核心问题。
对许多人和事，我都怀着无比的感激。对我的妻子刘王惠箴博士，我要感谢她从未间断的宽容和谅解；对中国燕京大学和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已故的洪业教授（William Hung），我要感谢他在学术上的多方垂范；对我的母校匹兹堡大学已故的Leland D.Baldwin教授和George B.Fowler教授，我要感谢他们时常提醒我要立论持平；对哈佛大学退休教授杨联陞先生，我要感谢他的博学多闻，在我做客坎特伯雷的数年中，他曾慷慨地给予我建议；对已故的Anatole Mazour教授和Albert E.Dien教授，我要感谢他们在斯坦福大学时给予我的鼓励；对杜维明教授，我要感谢他源源不断的激励，在他前往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和重返哈佛之前，我们曾在普林斯顿共同设计课程和从事编辑工作；我还要感谢普林斯顿的Willard J.Peterson教授，他参与我的讨论课程，对我的研究一直保持兴趣。
我从与多位海外学者的不断交流中获益良多。在台北，有宋晞和王德毅教授；在北京，有邓广铭、王曾瑜、陈智超以及其他多位教授；在东京，有已故的青山定雄教授和我特别要提到的斯波义信教授；最后但同样重要的，还有京都的宫崎市定、佐伯富、竺沙雅章、梅原郁、衣川强诸教授。当然，本书的错误一概由我个人负责。
最后，我要感谢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出版部的Katherine Keenum博士，她以最大的耐心编辑本书，促其面世。我在普林斯顿东亚研究系的同事James Geiss博士也曾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许多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