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是数之极，九变不限于九种变化，而是多种多样变化的意义，与“七变八化”“千变万化”的意义相同。利害为战争的指针，先述为将者遇利害应知所变通，次述对敌运用利害，最后则指出为将者五种有害的性格，而促其省察。首尾一致，天衣无缝。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
这与前篇的发端相同，想是孙子用以起下文。解释见前。
圮地无舍，
圮地，即湿地，不卫生之地，这种地带不可宿营。
这里所说的“圮地”与《九地》篇的“圮地”，一为指示我们以“无舍”，一为“则行”，意同词异。
衢地合交，
衢地，即介于我、敌及他国之间的中立国，彼之向背，影响战争至巨，故应好好地和他结交，以便我军通过，更进而使其切实援助我，或参加我方对敌作战。
外交的重要
在近代战争上，中立国更为重要，因为一国对外作战，绝不能样样依赖本国，如军费、粮食、燃料、武器等免不了要仰给于中立国（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英苏各国皆租借于美国），且空军之通过其领空，及其飞行根据地的借用；海军的通过其领海，及其军港的借用、燃料的补给等，亦所必需，然这都是取决于外交的。孙子于两千多年前，早已注意到中立国与外交的重要性，他的眼光，真是远大！
绝地无留，
对于水草缺乏、粮食困难与交通不便的绝地，应迅速通过，不可停留或久留。
这是一种常识，无须详解。
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陷于被包围之地时，则宜速出奇谋以解脱之，详见《九地》篇。又，陷于难以生还的死地时，则宜出以死战，以图于死中求活。
途有所不由，
军队的行进，有时对正大的道路也会舍而不走，例如拿破仑征奥地利时越阿尔卑斯山，邓艾征蜀时绕道阴平。又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竟采取非常手段，破坏国际法，取道中立国比利时以攻击英法协约军。过去日军进攻我国时，在中国南部各役中，往往走小路而不走大路。
军有所不击，
有些敌军也不必攻击的，如果在整个作战上没有什么影响，也有仅予以监视牵制，而不进击的情况。
城有所不攻，
有些敌城也不必进攻，也有仅行包围——以炮击或封锁，而不作肉弹的强袭。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于一九一四年八月侵入比利时，为了速调主力军侵入法国，对于列日、那慕尔两城，仅以预备军监视之，而待其自灭。
地有所不争，
有些敌地（或中立地）也不必争夺的。这里的地字，依编者的研究，具有两种意义：（一）可供战斗上用的土地，如城塞、要隘等；（二）有财富之地，如都市、乡村等。
美军行动合乎孙子原理
上面所说“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这三个原则，至今还是不变的。像美军此次在太平洋上的反攻，当攻下菲律宾、硫磺岛之后，下一行动应为我台湾，或小笠原，甚至同时登陆中国大陆。他却不然，仍本其“越岛攻击”的战法，登陆冲绳，以冲绳为基地，进攻日本本土。因为在这广大的战场上，如果“军有所必击”“城有所必攻”“地有所必争”，一来既分散兵力，增加消耗，二来还要延长战胜的时间。所以美军此举合乎孙子的原理。
君命有所不受。
在战场上，元首的命令有时也可以不服从，而采取临机应变的处置。
春秋时，元首（君侯）是文官，不是武人，所以服从不谙军事的元首之命，而致偾事是不行的，孙子大概有感于斯而发吧！孙子是言，实与“军不可从中御”及“军中不闻天子诏”两格言，皇然成为历代主将的口号。
“自‘圮地无舍’至‘死地则战’为常法。自‘途有所不由’至这项为九变。先常法，次及变通。老子说：‘不知常，妄作凶。’”
——北村佳逸
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所以将帅能够通晓这九变之利，那算是用兵的能手了；倘若不通晓这九变之利，纵是熟悉地形，也不会得地利。又，在指挥统率上，不知这九变之术，纵见熟悉如何取得地利，也不会发挥用兵的微妙，而博得胜利。
【九变】为多样变化、变通意。不限于九种变化。【得人之用】是说善于用兵。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
基于上述，所以智将的思虑，必常顾到利害的两面；因为利中必有害，害中亦有利。利害是相错综的，没有绝对的利，也没有绝对的害，好像形之有影，影之随形。
凡事皆有利害两面
《作战》篇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前后相随。”于此，可见老子与孙子的话，实合乎今之相对论、辩证法。
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于害中，杂入利以考虑，乃竭力抓着干去，则任务可以完成；于利中，杂入害以考虑，而巧避之，则祸患亦可免除。
【信】是相信，或把握，或完成意。
自“智者之虑”至此，尚有人作这样稍具体的解说：即智者对于敌军的企图、地形等情势的考察，必并以利害的两面，其结果，虽判断为对我军有利的，但有利必有害，其所杂入的害，如能设法除去，则我就可战胜敌人。结果虽判断为对我军有害（如上述的圮地、绝地至受君命等），但有害必有利，其所杂入的利，倘能把握（如上述的无留、将在军不受君命等），则在战争上便可避免覆军杀将的祸患。
老子说：“勇于敢者则杀，勇于不敢者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
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
因此，欲使诸侯屈服于我，听我指挥，在于捉住他的弱点而示之以害；欲使诸侯为我奔走，在于委托其以事业；欲使诸侯奔附于我，在于诱之以利。
为达到本节各项的目的，当然是采取外交手段。至关于“役诸侯者以业”亦有解为：怂恿诸侯大兴土木，或唆使其与他国交战，以荡尽人力、财力，而失去战斗力，免为我患。
“有时讨之，有时诱之，有时利之——德川家康是其标本。今日的友，明日的敌；昨日的敌，今日的友；好恶由己，生杀随意——这是家康的狡狯。弄得诸侯一日不安，互相猜忌，天下汹汹。”
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用兵之法，不可侥幸敌人不来，要恃我常有足以抵抗的国防力；也不可侥幸敌人不来攻，要恃我常有攻而不破的防御力，或常保持着没有为敌可乘的虚隙。（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凡尔登要塞，为德军多次猛攻，屹然不陷。）
本节是孙子劝人“厚于求己”，与《军形》篇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意思照应。
充实国防
战争是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是一种动的东西。看之似爆发，却不爆发；看之似不爆发，却又爆发。这爆发的时间，是超乎一切理论，为任何人所不易断定的。故一国为应对不时的战争，最好预先充实国防力、国防力充实，便可“恃吾有以待也”，与“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像今日各国的普及军训，扩充军备及奖励科学发明，即属此意。孙子在春秋时代，目睹群雄对峙，一国时有被侵略的危险，所以在《孙子兵法》中，力说充实国防力的重要性，其原理至今，益见正确。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
就将帅的性格说，约有五种危险性应戒除。其一，是必死。本来决死而战的果敢，是军人的本分，也是最高尚的行为，但由于缺乏智谋，暴虎冯河，必致为敌诱杀。
老子说：“坚强者死之徒。”又说：“勇于敢者则杀。”
《司马法》说：“上死不胜。”岳武穆将军说：“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
必生，可虏也；
有智谋者，往往没有必死之勇。及至身临战场，畏怯多疑，只想生还，必为果敢之敌所生擒。
于此，亦可这样解释：“富有智勇，欲以小兵当敌的大军，以最少的损失想收最大的战果，固是良将之器。但毕竟因为兵力寡弱，变为‘以卵投碬’，则不难为优势之敌击破，俘虏而去，例如李陵被擒于匈奴。”
老子说：“而民生生，动皆之于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也？以其生生也。”
《司马法》说：“上生多疑。”
忿速，可侮也；
容易受刺激而轻躁的人，是可以侮辱的。他遇受侮辱时，则失自制心，变为轻躁，易堕入敌人的诡计中。
“忿速”对任何事情，仅是用感情，使意气，缺乏镇静与理智。
老子说：“轻则失本，躁则失君。”
仲尼说：“小不忍，则乱大谋。”
廉洁，可辱也；
廉洁本是可贵的德行，但失之急于洁已，喜矫饰，好名誉，便易为敌利用其短以污辱之，而乘其隙。
爱民，可烦也。
爱惜士卒，本是善德，但因溺于爱惜，便不能采取果断的行动，易为敌人所烦——“劳之”，疲于奔命。亦有解为：对于扼守险阻的敌人，我乃分兵骚扰其人民，这时，有仁心的敌将，不忍坐视，仓皇赴援，势必坠我术中，而吃大亏。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作战纲要》
《作战纲要》说：“欲使完成战胜之效果，须行猛烈果敢之追击。然当战胜之后，一般多以目前之成功为满足，而踌躇于果敢之追击，常致功亏一篑。故各级指挥官应以极坚固之意志，断行追击。战斗后，胜者之疲劳固大，而败者之体力与气力更属困惫，故胜者慎勿为部队之损伤整顿等因素所拘束，尤须克服疲劳与补给之困难等，一意决行追击，以完成最后之胜利。此际各级指挥官不惜对部下为过剧之要求，否则仍须更大之牺牲，而再攻击敌人也。”
这是关于追击战斗的记述，可作为本节的注解。
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以上所说的五种危险性格，或偏倚性格，是为将者最大的缺点，用兵上最大的灾殃。足以造成全军的覆灭，自己被杀的悲惨，必以这五种为原因，这是为将者不可不深深地审察的。
五危与五德
原来利中有害，害中有利；长处即短处，短处即长处。然所以能弃短留长，则在于修养有素；取利避害，则在杂于利害而考虑。此孙子最后所以督促我们说：“不可不察也。”但这样的解释还是不够的，为将者欲避免此五危，一定要具备《始计》篇所说的五德——智、信、仁、勇、严，然此固关乎先天的禀赋，尤关乎后天的修养，为将者能就此不断地修养，自可兼备五德而避免五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