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以速战速决主义为中心,反复痛陈久战之害。于粮食,主张“因敌”;于俘虏,主张收编;最后则强调将帅的重要性,以结束全篇,意味尤深长。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大凡用兵的法则,因时不同。仅就普通的战争说,驾四匹马的快速而用于攻击的战车千架,与附属而用于守御的皮革装甲车亦千架,合计配置佩戴甲胄的武装士兵十万人,这大批军队,其输送粮食于千里之远的费用,国内外的战事特别费,外交费(如游说家的怀柔费,对中立的使节所花的外交费,以及其他费用等),制造弓矢甲胄的胶漆原料费,以及兵车甲胄的修缮费,补充费,合计每日约需千金的巨款,然后方能出动这十万远征军。

军队的机械化

【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中国古代的布阵,类似荷马时代的古希腊,战车为重要的原动力,每架战车配以一定人数的步兵。在春秋时代驰车配七十五人,革车配二十五人,各一千架,合计十万名。张预说:“驰车即攻车也,革车即守车也。”曹操《孟德新书》载:“攻车一乘,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共七十五人。守车一乘,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说到这里,使我想起今日“军队的机械化”来,古代所谓驰车、革车、带甲,无疑约等于今日所谓“军队的机械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列强莫不努力于军队机械化,即配属战车、装甲汽车、天然气汽车等于军队,以充实军队攻击力、运动力、防护力,并增进其机动力,而使战术与战略上的急袭,得以实现。更进而创设“机械化兵团”,使其可以独立作战。其次,古代的驰车、革车是用牛马拖动的,但现代的战车、汽车等变为燃油驱动;石油是“地球的血液”,平时列强俱为争夺石油而战,因为到了战时,倘若石油发生缺乏,简直足以导致战争的失败。军用的最重要武器——战车、飞机等若没有石油使用,则变为死物;至于兵舰没有石油使用,则速度亦低,若使用石炭,则浓烟上升,易为敌人所发现。法国福煦元帅曾说过:“一滴石油比一滴血还宝贵。”又说:“协约国乘石油之浪而游到战捷的彼岸。”真是经验之言。

【千里,千金】是模糊的数字,一言其远,一言其多。金是货币的通称,中国古代并不以金为本位。

两次大战动员及战费数目

【举兵十万,日费千金】这是两千年前战争的一种状态,降及现代的战争,其规模的庞大,迥非古代可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动员3000余万人(直接、间接参战的兵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双方动员9000余万人,约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三倍多。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双方所用的战费则为第一次的四倍多,据瑞士国际票据兑换银行最近的报告:“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耗费用,计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四倍多,至去年夏季为止,世界各国国库所负担经费约达6800亿美元。将一九一三年币值折合为一九四五年币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费用约为1800亿美元。以上各数仅为直接战费;生命之牺牲,财产之毁损,生产之减少,战事救济费用以及中立国所受损失,俱未计算在内。”我想:这个天文数字,应为孙子当时所未梦想到的吧!

战争与经济

奥国战将莫德古古里说:“作战之第一要素曰金钱,第二要素曰金钱,第三要素亦曰金钱。”足见金钱的重要。在腓特烈的记录中,亦屡涉“军力”与“财政”的密切关系,他所导演的七年战争,倘若不得英国财政上的援助,绝不会维持得那么长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各国如无美国的借款和军需品供给,恐在美国参战前,早被德国打败,亦未可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英、苏、中、法等国亦靠美国物质的租借,才能继续战争,打败敌人。据美国总统杜鲁门最近宣布,美国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一日以前,根据租借法案,曾借予盟国物资,价值达460亿美元。数目之大可见。总之,现代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比古代更为密切,而其必须依赖外国,尤为古代所未见。即以物资丰富的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亦依赖于“反租借”——由各盟国租与美国的物资,亦达62亿5000万美元(根据杜鲁门总统的宣布)。所以时代进化了,我们研究《孙子兵法》也要知有所阐扬才可。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

战争以速胜而结束得愈快为愈佳,倘若迁延时日,则兵器钝敝,官兵的锐气受挫,渐次丧失战斗力,特别是攻城战,多耗时日,易演成兵力屈竭,死伤消耗过多。同时,暴师于战场的时间既久,必使国家的财政经济枯竭。

攻城战,以能避之为最上策,因为,一来牺牲太大,二来不能迅速解决。

古罗马时代,迦太基的猛将汉尼拔,带着十万雄兵,越过阿尔卑斯山,以破竹之势,粉碎敌军,于杀近敌国首都的所在地——罗马时,知道它是坚固的大要塞,攻之不利,乃出以别种巧妙的作战。要塞攻击顺利与否,影响战争的胜败甚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皇太子亲带了十五师兵(后增至六十师)攻击法国凡尔登要塞,结果浪费无数弹药,死伤50万人(法军为20万人),依然攻击不破。

德国每败于攻城

但是,德军因为受了这次攻城大创,在战争遂行上,发生一大漏洞,且引起国内的骚动,后为协约军所屈服,于此不能不谓为一因。至于此次德国之败于苏俄,亦可谓由于“攻城力屈”。攻莫斯科不下,攻列宁格勒亦不下,尤以攻斯大林格勒不下,更使战力消耗无算,遂为俄军乘此“力屈”,实行反攻,被打得一败涂地。德国军人今后如读及是书,当必后悔莫及,要奉《孙子兵法》为圭臬了。

军队久战,则经济必告破产。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到第三年,德国战线上的士兵要穿纸制的鞋子了,国内采用票券制度供给食物,也逐渐陷于不足了,刚发育的儿童得不到充分的食料,自然,母乳亦不足,其结果表现于后来德国青年的身上了(体弱)。战后德人曾慨叹道:“不到三十年,就不像从前的德国人了。”

久战的艰危

那时,德国各小学生搜集了纸屑、空罐、瓶塞、皮屑、玻璃片等物贡献于政府以变造军需品,人民则把贵金属大量地奉纳于政府以充军费,甚至有人募集女人的头发,用作制造火药的原料,结果,德国,仍因物质的不足而崩溃。

过去我国抗战,达八年之久,其间所发生的“国用不足”,实在严重,弄得士兵食不饱,穿不暖,远行无车,伤病无药。至于兵器,亦很落后。

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

这样绵亘长期的战争,在外则兵器钝敝,官兵的锐气受挫,战斗力屈竭;在内则财源枯竭,军费无着。内外均陷于疲弊之境,于是大难到来了,观望形势的中立国,乘我的疲弊而起,企图收获渔人之利,或袭击我,或干涉我,或压迫我签订不平等条约。

久战则国内革命起

久战是很不利的,尤其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革命易起于国内。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于一九一七年产生社会主义革命,德国于一九一八年爆发民主革命,鲁登道夫在其所著《总体战》一书中,曾说:“总之,世界大战之中,不以战斗定战争之胜败,而以革命定战争之胜败,革命既起(指德国),胜负随之而分矣。”

苏联与日本

一九四五年苏联在远东以中立国的地位,突然对日宣战,我们也可以解释为“诸侯乘弊而起”吧。原来日本对华之战已苦了八年,对英美之战也苦了四年,益以美国原子弹的投掷,更使其吃不消,于是苏联便“乘其弊”,遵照雅尔塔及波茨坦协定,进兵满洲之野,迫使日本从速作无条件投降。虽说日本早知苏联将“乘其弊而起”,故对苏联极尽拉拢亲善的能事,定有种种协约以维系关系,但因其罪恶滔天,已无可恕,且自己亦已危,故终难逃此厄运。

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到了这时,虽有绝顶聪明的元首与主将,都无从化解这种危机!

今日以前的历史不能避免战争,今日以后的历史(世界未大同前)大概也不能避免吧?列国之力的尖锐,均向着战争而跃动,战争随时有爆发的可能。然而开战易,收获战胜的成果难。老子说:“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不求善后的放弃责任之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媾和条约签订了不过二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虽已结束,而第三次大战又似在酝酿了。正如孟子说:“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基于上述的理由,战争(以及战斗)以大巧而做迅速的处理,迅速结束为最佳。反之,仅弄小巧,延长战争时间,我未见过得到善果的!

拙巧真义

【拙速】拙字,见解不一,据编者的研究,此非真拙——无谋无策,乃为老子所说“大巧若拙”意。按王弼注:“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为异端,故若拙也。”或“大智若愚”意。真拙是不成的,孙子不是把“智”列为将帅所应具的五大要素的第一位吗?足证此“拙”为“大巧”或“大智”。而“巧之久”的“巧”,乃为小巧。大巧与小巧不同,所谓小巧者,不顾将来,不管整个局势,仅是立异为高,醉心目前的利益,大巧反是。一八六六年普奥之役,普军大胜,若依毛奇的主张,乘势追击,可以击灭奥军,而陷其首都;但俾斯麦从政略上着眼,则制止追击,意在避免结成万世不解之仇,阻碍将来联合对付其大敌——法国。后来竟得结为同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便与英、法等协约国作战,便是一例证。

拙速论的根源

近代战争的观念是速战速决(即集中无比的武力,一举歼灭敌人,迅即结束战事,以免事久变生),这就是数千年前孙子所倡导的拙速主义。老子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这是说要果断地给敌以一大打击,不可延长战期。又说:“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战争不合乎自然之道,则早衰,所以在未衰中,非速制胜不可。这大概是拙速论的根源吧?——我想。

名将与迅速主义

古来名将的作战,莫不采取迅速主义。建设横跨欧亚大陆前古未有的大帝国者——亚历山大王即以不失时为战胜的原则。拿破仑曾简单地说过:“以一日当作十时而进军作战,而后休息。”这就是孙子所谓“其疾如风”的神速战略,同时也是孙子所谓不失时的“拙速”。又,古今无双之海军名将纳尔逊说:“时是我们最善的同志,其他的同志都嫌弃我们,所以我非尊重它不可,与战争有密切关系的时是万事之本,五分钟常决定胜败。”这样尊重用兵的神速。

上述名将的迅速与时的战略,换言之,是进而捕捉敌的虚隙而不踌躇地果敢断行,绝不是普通所谓无谋无策的拙速。

——大场弥平《孙子兵法》

“时”的原理

谋的巧拙,对于战争来说虽关系重大,但比谋的巧拙更重大而支配胜败结果的,是“时”的原理。在《孙子兵法》中有“拙速”“巧久”“迂直”“先后”等字眼,要而言之,即对“时”的研究,时的关键是“机”。

从大阪到东京的火车,分有慢、快、特快的等级,是照着等级的票价付钱。而特别快票,是把时间用金钱来缩短的最高速度的代价,所以时间越短,价格越高。

到了东京,寄宿旅馆,从一天而二天,二天而三天,时间越迟,住宿价格越高,照着与电车相反的时间换算法而付钱,为付钱而把着钱袋,这时,也许怀疑错了吧?

旅馆之迟而价昂是老子,电车之速而价高是孙子,介于两者之间,不误时之迟速是孔子。文明人比野蛮人对于时间的感念强,滥用天所赋予的时间而自疲,或为了生活而疲于无意义的劳动者,这不能说是贤人。倘若把那升于最高的阶段,达于如释迦一般的境界而超越时间,就是与天地同悠久。“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如果到了这里,仅有枯木寒岩,没有社会气味,忘却时间,忘却历日,自然战争也不会发生了。但人到底是不能脱离社会的。故,支配人的思想和战之胜败的怪物——时间究竟是怎样的呢?所谓时间,在哲学上说,是直观事物的持续关系的先验形式,一元地把一切现象表现于所谓数量上时,常导出的一种独立变量;但相对原理否认绝对时间的存在。

时间与计划互相奏效于战争。战争动员愈速,愈有利,行军也是一样。在军舰方面,速力即战斗力,炮弹以速而强;马速牛迟,所以有骑兵,没有牛兵。兵法上对于天时、地理及其他,虽是随手利用,但其中第一强调的是时间。

——北村佳逸《孙子解说》

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战争的时间延长,结局能够切实有利于国家的,过去尚无此例。总之,以速战速胜为有利于国。

但不能执此以论被压迫者对压迫者之战,因为被压迫者对压迫者作反抗之战,胜固战,败亦要战,虽不敢希望速战速胜,但能长期抗战而胜,由此得以再次独立,就算真正有利于国了。

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所以没有完全了解用兵的害处的主将,绝不会完全了解用兵的利处。

《九变》篇说:“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善于用兵的主将,仅一次动员必要的兵力以迅速压倒、歼灭敌人,而迅速结束战争,决不再动员,以免民劳怨生;并且粮食的输送,仅以二次为限,决不三次,免使国内空虚;弓箭甲胄等武器装备,供给补充自本国,粮食则征收自敌国。这样,军队的粮食就不会缺乏。

【役不再籍】役为兵役,籍为征集意,即不做第二次征兵,或第二次动员意,与“粮不三载”均是说良将的速战速决。【粮不三载】春秋时代,军队出征时,载粮送至国境。至凯旋时,则载粮以迎之于国境,仅此两次,没有第三次,因为到了敌国,必须“因粮于敌”。【取用于国】因各国兵器各有特点,制式相异的敌国兵器,不适于用,故须取自本国。【因粮于敌】有两点利处:一使国内的食料不致减少,二使敌国的粮食因而缺乏。

《作战纲要》

《作战纲要》说:“战地人马之给养,与兵器、弹药、燃料、器材、被服等各种补给,影响于作战甚大。其中给养、燃料、弹药尤不可缺。”这是指示给养补充的重要。又说:“为增进或保持军队之战斗力,须广泛利用敌国之工场设施,故军队对于已经占领者,应即讲求防止破坏及散失之处置,同时并迅速报告,务使尽量利用而无遗憾。”再说:“必要时得以虏获品,补充其所属部队之马匹、器材、燃料、粮秣等,但须讲求所要之(除)毒或防疫等处置。”这是说因粮(物)于敌应注意之点。

两次世界大战动员人数

日俄战争:日本人口4721万人,其中男子2400万,征集了110万人,其中43万出动于战线。俄国人口1亿4680万,其中男子7450万,征集了120万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意、德均征集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德国,可以说差不多举国参加战争了,男子的工作,代以妇人,电车的售票员,以至烟囱的打扫夫,也完全代以妇人。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在“全民参战”的口号之下,同盟国与轴心国双方动员之男女合计9300万人,其中同盟国超过6200万人,敌方占300万人(据美国马歇尔《致美国陆军部二年报告书》统计)。在同盟国中英国的动员更为彻底,无论海陆空军及交通界,均有妇女参加工作,伦敦郊外的高射炮手和海岸瞭望哨,亦有女子服役。总之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人的需求是没有限度的;机械战的时代虽已到来,但不用人的战争时代还未到来。“不用人的战争”,仅是一种幻想。所谓“机械的战争”,仅是战争的一种手段,过去的两次大战,已立下铁证了。

依然,人是战争的要素,仍未改变。人的需要愈多,附带的问题亦愈大,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曰粮食。

所以出征部队必须“因粮于敌”,日军过去进攻我国所采取“以战养战”策略,即为此法。但我却采取“焦土政策”及“空舍清野”以制之。

因粮及因燃料于敌

鲁登道夫在他所著的《总体战》中说:“世界大战中,海陆军燃料之供给,为政府极焦虑之事,所以侵入罗马尼亚而占据瓦拉几亚者,非但为粮食问题,同时亦为获得燃料。罗马尼亚有极多之油池,罗军退出时,先行破坏。而德军入罗后,尚能开采、取用多少煤油,可充自动车及飞机之燃料。”这是近代因粮并因燃料于敌的实事。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

国家出师远征,倘若不“因粮于敌”,而把大批粮秣远距离输送于国外,这不独使国贫——财政困难,而且使民贫——既被课以重税,又疲于劳役(运粮),必致生产减少。

管子说:“粟行于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积;粟行于四百里,则国无二年之积;粟行于五百里,则众有饥色。”所赍之物,耗于道路,农夫耕牛,俱失南亩,则百姓贫矣。足见远输的不利。

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

及至军队进入敌国,倘若不“因粮于敌”,则所经过的地方,尤其驻军的附近,当地人为求暴利,乃提高物价,并以需给失了平衡,物价又行暴涨,但军用的必需品是不能不买的,因此军费陷于不敷,即须向本国请求拨给补充,政府为应此要求,遂增税又增税,演成“百姓财竭”的局面。百姓财竭后,于是迫不得已,复按丘甸的役制,着手于粮食牛马等实物的征发。

【丘役】为丘甸的役制。据《周礼》: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出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

战争与物价

战争一起,国内物价必因之腾贵,古今同然。在过去抗战中,我国因受日军的封锁破坏,益以天灾的流行,商人的囤积居奇及通货的无限制发行,弄得物价日涨一日,于最后一年平均竟涨至三千倍,真是历史所未见,世界各国所未闻。

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

这样,国内(中原)的人民为运粮至力屈,为课税而至财殚,家家财力空虚,到了这时,人民的所得已被征收了十分之七了。

战时的工役及财政问题,均要从人民的身上来求解决,即人民“出钱出力”及“出物”,在过去抗战的过程中,我们对于孙子这个描写,真有不胜今昔之感!

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

就政府的消耗来看,由于战争的延长,这时,战车的破坏,军马的残废,以及甲胄、矢弩、戟楯、蔽橹、大牛、辎重大车等物的损废,已达十分之六了。

【楯】楯与盾通。【蔽橹】橹为大盾,蔽为障意,即为抵御敌人矢石的大盾。【丘牛大车】丘为形容词,丘牛即大牛。大车为重车,轻速车曳以马,重迟车牵以牛。中国的马小,非始于今,观殷墟的出土古物,便可了然。由于小而力弱,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周穆王的八骏,即是例证。

武器与重工业

古代的武器和近代的不同,近代的武器以重工业为基础,重工业是军需工业、国防工业。所以假设孙子生在近代,他在这里必力说重工业的重要性了。所谓重工业,即是钢铁、石炭、石油、机器、造船、电汽等工业,举凡国防用具,如车辆、飞机、兵舰、大炮、枪弹等均为重工业的产品。故先发展重工业,始有资格参与近代的战争。记得日本军事评论家平田晋策所著《一九三六年》一书评我国说:“中国虽拥有两百万的大军队,但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军需工业根据地,徒有庞大的陆军,于近代战争上难有独立作战的能力。”

大炮与机关枪数量

近代战,因其规模的庞大,便需要大量的兵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谓“近代战的恶魔”机关枪,与“战场的支配者”大炮,于初期与末期的比较如下:

德军:机关枪:从12000挺至104000挺

大炮:从7500门至25000门

法军:机关枪:从5000挺增至20万挺

大炮:从4800门增至17500门

——机关枪为重轻的合算,大炮为重炮、轻炮合算。

坦克数量

又,为运输而活跃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汽车总数,协约军有26万7000辆,俄军有15000辆,德、奥军有80000辆。出现于大战末期,号称“活城”的坦克车,英、法、美军有33000辆,德军有1000辆以上。

飞机数量

更至所谓“铁鸟”的飞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补给数目:

德军47637架,法军67982架,英军约5000架,美军11227架,合计13万1846架。

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间五大参战国的飞机生产数量:美国23万架,苏联12万架,德国8万架,英国79000架,日本53000架,合计562000架,约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倍强,这真是孙子所说“驰车千驷,革车千乘”的大发扬。

武器的消耗

且,近代战亦是兵器的大消耗者,例如普法战争,普军消耗了炮弹50万发。日俄战争期间,日军所发射的炮弹达百万发。第一次世界大战,马恩河战役的一周间,法军发射了百万发。凡尔登的攻防战,二周间为400万发。索姆河的会战,一日竟射至百万发(以上均指炮弹。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飞机的投弹殆已取大炮而代之,而英美空军对德日投弹数量之大,更为惊人,见《用间》篇)。又,坦克车为英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所发明的,据一九一八年的调查,约有3300辆,其中45%已无法继续使用。飞机的寿命,平均只有两三个月,至于其他步枪、机关枪、兵舰等的消耗,也是大量的,不问可知。总而言之,这是孙子所谓“十去其六”的大证明。

新式武器的出现

近代战是需要最新锐的兵器的,所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列强莫不争相改良兵器,发明新兵器,其已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为世人所周知的,有俯冲轰炸机,有磁性水雷,有火箭炮,有喷火坦克,有火焰喷射器,有巡航导弹,有雷达,有超级空中堡垒,有原子弹等,这都是科学的产品,所以现在世界各国莫不以全力从事于科学的研究与发明,相信将来还有新武器的出现。

恩格斯说:“依赖于经济的前提条件,没有甚于陆海军。兵器、编成、组织、战术及战略——特别依赖于其当时的生产程度与交通机关。”富勒将军说:“胜利的秘密,百分之九十九在兵器。”真有见地!

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 秆一石,当吾二十石。

粮食远输,对于本国的不利,已如上述。所以智将务要尽量夺取敌国的粮秣以给养本国人马。因为吃彼一钟兵粮,足以当我们运输的二十钟;用彼一石马秣,足以当我们远输的二十石。诚以“千里馈粮”,远输的费用,以及路上的损耗,是非常大的。

【一钟】为六斛四斗。【一石】为一百二十斤。【 秆】 为豆秸,秆为禾稿,均为牛马饲料。

古今的给养问题

在交通未机械化的古代,运输,既因道路的恶劣,复以所用的运具为牛车、马车、人力挑担,加以气候的影响,平均每日走路有限。这样,若作远距离的输送,则所带的粮秣岂不是于途中已用去大部分吗?再加上途中意外的损失,则所运到目的地的,岂不是所谓“所遗无几”吗?这便是孙子所以极力主张“食敌”。在孙子之后,《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有这样记载:“秦征匈奴,率三十钟,而致一石。”《史记·平准书》:“当是时(汉武建元中),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虽然,因粮于敌,战务食于敌,固属必要;但以近代国际战争,往往动员至数百万以上,远征敌国,据军事专家的观察,以这样庞大的军队,乃欲专靠敌地的给养,实在戛戛乎其难,根本仍在乎本国的供应。至于运输,在机械化交通的现代,大可省了古代那种弊病,不过却有敌机敌艇或敌军游击队截击破坏的危险。

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

所以,要使我的士卒争先地去歼灭敌人,须先激起他们的怒气——敌忾心;要使我的士卒勇敢地去夺取敌人的利益(如军需品、城市等),在于秉公分赏他们的功劳。

【怒】可解为敌忾心,即煽动士卒对敌的愤怒心——此为现代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或精神讲话。【货】为赏赐意。

上海之战

过去上海之战,我军英勇杀敌,即是愤怒日本帝国主义的结果。总之此为攻击精神问题,福煦元帅说:“必胜之意志,乃胜利之第一条件,兵卒应以此为第一要义,同时指挥官亦必须以最高之决心,贯注于每一个兵士之精神中。”

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例如车战,如果我的士卒俘获敌人的战车十架以上,则以厚利(或升级)奖赏其陷阵先得者的功劳,以资劝励余众;同时又将其所俘获的战车,拔去敌人的旌旗,插上我的旗号,而杂配于我的战车中,每车除降卒外,又杂入我的士卒而乘之,以防叛乱;降卒善待他,使他为我所用。这就是战胜敌人后,使我兵力更强大。

车战民族

【车战】中华民族是一个长于车战的民族,有着数千年车战的悠久历史,所以我们今日在这个军队机械化的大潮流中建军,应加强我们对于车战的自信心,发扬过去车战的精神,致力于建立现代化的战车部队才可。

俘虏处理问题

【卒善而养之】这是收编俘虏的问题。收编俘虏为我国内战常有的事,即在日本战国时代也是如此。但收编俘虏,在近代国际战争中则未见。诚以种族心理等的互异,势必发生叛乱,贻祸无穷。例如日俄之战,日军虽将所俘获大炮,编为战利重炮队或战利炮连(即“车杂而乘之”一套),但俘虏一概不用——或残杀或战终放还。但残杀俘虏或敌国非战斗人员,为国际法所不许,更为人道所不容。然而过去中日之战,日军不独残杀我战俘,且残杀我非战斗人员,其野蛮可见。又,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多用俘虏从事劳役(如修路、耕种、制造等事),尚无编组为军队使其独立作战的事。

故兵贵胜,不贵久。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依于上述,战争以迅速得胜为最佳,倘若拖延长久,那是最忌的。所以深知用兵之法的贤良主将,简直可以说是握着人民生命,关乎国家安危的良人。

【司命】是星名。一种司人之命运的星神。

主将应具的慎心

主将的责任是这样的重且大,所以吴子曾指出他要具有这五项慎心,原文是“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

名将所关的重大

名震古今的政治军事天才家诸葛亮,破出茅庐后,辅佐刘备、后主,建国蜀土,促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但“五丈原头,大星先殒”,诸葛亮逝世不久,蜀也就灭亡了。

马其顿之兵,统率于亚历山大王,常破十数倍的大敌,征服广大无边的土地。

迦太基军,统率于汉尼拔,远征罗马,虽与隔海的故国断绝联络,尤能孤军奋斗十余年,席卷罗马全土。不久,汉尼拔死,迦太基便如落日一般不再隆盛。

腓特烈大帝征战数年,精锐的军队虽损失了大半,犹能逐个击败欧洲诸国的军队,确立普鲁士帝国之基。

一七五七年十一月罗斯巴赫之战,为腓特烈大帝所击败的法兰西兵众,以拿破仑的出现而指挥之,于是昨日之羔羊,忽变为猛虎,蹂躏了欧洲全土。

震骇世界,如百雷同落般的蒙古军,自成吉思汗与其孙拔都殁后,便可怜地被驱逐了。

良将与军的强弱关乎国之安危,已如前述,在现代,因为国家的机构,国策的根本,与前不同,若以全盘“律古证今”,当是不对。但一八六六年普奥战争,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以毛奇将军一人的连战连胜,而建立德意志帝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霞飞、福煦将军等的努力,终救了沉于死渊的法兰西。

同时,在德军方面,倘若当初就起用名将兴登堡与其参谋长鲁登道夫在大本营中指挥,或者不至于失败,也未可知。

第二次世界大战,美有艾森豪威尔,英有蒙哥马利,苏有朱可夫诸将,终把希特勒打垮,博得大捷。